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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社会组织犯罪不是一般的犯罪，它是具有职业性、系统性的高级犯罪形态。黑社会组织存在既有其特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也有人类社会意识局限性的原因。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完善民主体制、健全法律制度，切断其与政治的种种联系，摧毁其存在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黑社会组织 社会意识 局限性
社会意识的局限性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日趋丰富，人类的社会意识会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创造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于是，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成为既与政府对抗、又与政府相通，参与社会组织运行甚至社会管理的一种邪恶力量。
首先，人类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上层建筑无法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诉求。与动物群体的本能性秩序不同，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按照某种意识形态所确立的价值理念构建的。价值理念是一种选择，因而具有方向性；确立某种价值理念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价值取向；没有取向的价值就是没有价值。在充满矛盾的世界中，价值的取向性就意味着局限性，因为它排斥了相反的价值取向—政府不能做与其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事情，相应的法律规则也会对这些行为作出禁止规定。然而，社会中总有某些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发生矛盾。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等社会条件下处于潜伏状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显露出来。政府和法律无法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诉求和需要，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也无法调节所有的社会关系，法律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暴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这样的价值取向必然会给那些恶意欠债者留下规避法律的机会。
社会意识的这种局限性给黑社会组织留下了生存空间。作为高级的职业性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不仅从事反社会性的违法犯罪活动，还从事政府不能提供或法律禁止的服务行业，确实补充了政府不具备的某些社会功能，如经营赌博业、色情业，从事帮助讨债、提供保护之类的私力救济活动等。黑社会组织满足了社会部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者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黑社会也对法律无法处理的矛盾进行协调和平衡，而采取的手段多是胁迫和暴力，而这正是法律所禁止的。
第二，社会意识局限性还体现在其自身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上。任何社会意识所宣扬的价值理念作为目的，都是理想化的，它的实现需要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和规则技术手段。然而，人们很难实现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从而留下很多让人违规的漏洞。这既有文化理念本身的缺陷，也有具体手段不足的原因。这其中最严重的违规是政治腐败。腐败是立法者和执法者带头违规的行为，它动摇了整个社会诚信的根基，是导致其它违法犯罪现象增加、公共安全和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根源性犯罪。这时，黑社会组织趁虚而入，既满足一些人安全保护的需要，又能肆无忌惮满足某些人的非法需要。另一方面，黑社会借助政府官员的腐败，获得政治权力的庇护。意大利的黑手党即诞生于西西里地方政府的“全面腐败”中，“由于缺乏维护公共安全的力量，这里犯罪行为频繁发生，而老百姓只好与罪犯们达成妥协……许多有势力者都认為与其成为被压迫者不如抢先成为压迫者，于是他们加入各种类型的党，而许多高官则百般庇护他们。”①此时的黑社会组织事实上在代替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职能。
最后，社会意识局限性还体现为社会意识相对于社会存在的滞后性。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性能动的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能够被区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仅是因为意识产生于物质，还在于二者发展的不同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很多非理性因素（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很难被人类的意识所察觉，往往在既成事实后才被人类意识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不同步造成二者的矛盾，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存在当然地处于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虽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更多是处于被动调整、适应的状态。
工业革命以来，垄断资本、政治、黑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联合使西方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可怕的黑帮资本主义的特征，人类文明面临始料不及的严重威胁。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在新的经济基础条件下，民主理念、政治体制与法制建设等上层建筑远远落后于时代、制度设计漏洞百出的必然结果。
创新社会意识，降低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危害性
黑社会犯罪破坏社会正常的经济活动，系统地腐蚀人类的政治文明，必须采用各种手段予以打击和防范。我们应当通过社会意识的不断创新与进步把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限度。追求民主、平等、自由，建设完善的法制社会是当前以及未来世界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当前情况下，我们除了发展、更新我们的民主政治理念，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完善法律体系，切断黑社会和政治、经济的联系，别无它途。
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切断黑社会与政治、经济的联系。建设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项迫切而又宏大的社会工程，学者们在理论上进行了重要的探索。例如，西方政治理论界提出了用“协商民主”代替目前间接的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协商民主”理论认为社会管理过程应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和官员之间应就公共政策和法律问题进行直接的讨论和协商；各种民间组织应被允许和政府一起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等。②协商民主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和当代民主的核心。从防控黑社会犯罪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治理最终是通过少数的精英阶层来进行的。很多事实证明，精英阶层在获得选票后往往不按照民众的意志治理国家，而是维护权贵和资本家的利益，也就无法完全避免利用黑社会手段进行统治的可能；而且少数的精英阶层更容易被垄断资本和黑社会收买，而协商民主制也许能够有效地对此进行防范。
对于黑社会组织成员犯罪，西方很多国家往往从个人犯罪的角度予以惩治，而不深究其背后的黑社会背景（很多国家甚至没有“黑社会组织”的概念），加上黑社会组织的秘密性，导致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打击严重不力，这与当前很多国家奉行“自由式民主”的政治理念有关。事实上，民主和自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过于强调个人自由（包括结社自由）将削弱民主的力量。民主政治改革需要重新思考民主和自由的关系，需要民主参与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问题不能借口“公民自由”予以回避和抵制。协商式民主也可以视为侧重于民主一方而对二者关系的重新协调。当前我们面临着垄断资本与黑恶势力联合起来对政治的绑架，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绑架的严重威胁，这需要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才能打破这种局面。民主和法制是腐败的死敌，也是黑社会的死敌。 弘扬法律文化，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完善法律制度。社会意识中的价值理念最终通过法律规则体系体现出来，并通过法律规则得以技术化实施。在民主和法制社会，弘扬法律文化、培养公民清醒的法律意识非常重要。只有理性的法律才能让人们明白社会正义和公平存在的合理性根据，也只有法律才能给予正义公平以清晰明确的指引和界定，从而揭露黑帮文化鼓吹的基于个人情谊和小集团利益的所谓“传统正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同时，对于黑社会的打击与防范也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而不是阵风式的政治运动和刑事政策；后者的机会主义弊端必然使黑社会组织不断卷土重来。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技术打击腐败现象，切断黑社会与政治、经济的种種关系，才能彻底摧毁黑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庇护。
社会文化价值日益多元化趋势要求主流文化和法律理念更加重视自身的平衡性和宽容度。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为了实现某种公共生活必然要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进行充分的协调和平衡。在当前自由、开放、社会文化价值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我们不可能为了消灭黑社会犯罪而限制甚至禁止诸如帮会文化等各种亚文化的存在。相反，我们只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胸襟和姿态，尊重个体的多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和价值观群体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各种亚文化的偏激性和对抗性毒素，把各种矛盾冲突纳入法律解决的轨道，从而避免这些亚文化被黑社会组织所利用。
宽容是民主的基本内涵。政治民主化进程日益要求国家、政府减少对社会的干预和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人们有权利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只要这种生存方式不危害到别人和社会的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和法律的宽容将大大压缩黑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因为黑社会组织攫取超额利益的重要途径就是提供非法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利用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进行敲诈勒索。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强制力社会规范的法律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度干涉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生活方式必然受到抵制；四处出击的法律反而漏洞百出、作茧自缚，丧失其威严性，从而为黑社会组织犯罪留下空间。
（作者单位：四川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
注释
①［意］朱塞佩·马里诺：《黑手党史》，曹金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②俞可平：“协商民主：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学习时报》，2006年11月6日。
【关键词】黑社会组织 社会意识 局限性
社会意识的局限性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日趋丰富，人类的社会意识会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创造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于是，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成为既与政府对抗、又与政府相通，参与社会组织运行甚至社会管理的一种邪恶力量。
首先，人类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上层建筑无法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诉求。与动物群体的本能性秩序不同，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按照某种意识形态所确立的价值理念构建的。价值理念是一种选择，因而具有方向性；确立某种价值理念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价值取向；没有取向的价值就是没有价值。在充满矛盾的世界中，价值的取向性就意味着局限性，因为它排斥了相反的价值取向—政府不能做与其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事情，相应的法律规则也会对这些行为作出禁止规定。然而，社会中总有某些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发生矛盾。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等社会条件下处于潜伏状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显露出来。政府和法律无法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诉求和需要，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也无法调节所有的社会关系，法律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暴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这样的价值取向必然会给那些恶意欠债者留下规避法律的机会。
社会意识的这种局限性给黑社会组织留下了生存空间。作为高级的职业性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不仅从事反社会性的违法犯罪活动，还从事政府不能提供或法律禁止的服务行业，确实补充了政府不具备的某些社会功能，如经营赌博业、色情业，从事帮助讨债、提供保护之类的私力救济活动等。黑社会组织满足了社会部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者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黑社会也对法律无法处理的矛盾进行协调和平衡，而采取的手段多是胁迫和暴力，而这正是法律所禁止的。
第二，社会意识局限性还体现在其自身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上。任何社会意识所宣扬的价值理念作为目的，都是理想化的，它的实现需要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和规则技术手段。然而，人们很难实现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从而留下很多让人违规的漏洞。这既有文化理念本身的缺陷，也有具体手段不足的原因。这其中最严重的违规是政治腐败。腐败是立法者和执法者带头违规的行为，它动摇了整个社会诚信的根基，是导致其它违法犯罪现象增加、公共安全和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根源性犯罪。这时，黑社会组织趁虚而入，既满足一些人安全保护的需要，又能肆无忌惮满足某些人的非法需要。另一方面，黑社会借助政府官员的腐败，获得政治权力的庇护。意大利的黑手党即诞生于西西里地方政府的“全面腐败”中，“由于缺乏维护公共安全的力量，这里犯罪行为频繁发生，而老百姓只好与罪犯们达成妥协……许多有势力者都认為与其成为被压迫者不如抢先成为压迫者，于是他们加入各种类型的党，而许多高官则百般庇护他们。”①此时的黑社会组织事实上在代替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职能。
最后，社会意识局限性还体现为社会意识相对于社会存在的滞后性。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性能动的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能够被区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仅是因为意识产生于物质，还在于二者发展的不同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很多非理性因素（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很难被人类的意识所察觉，往往在既成事实后才被人类意识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不同步造成二者的矛盾，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存在当然地处于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虽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更多是处于被动调整、适应的状态。
工业革命以来，垄断资本、政治、黑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联合使西方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可怕的黑帮资本主义的特征，人类文明面临始料不及的严重威胁。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在新的经济基础条件下，民主理念、政治体制与法制建设等上层建筑远远落后于时代、制度设计漏洞百出的必然结果。
创新社会意识，降低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危害性
黑社会犯罪破坏社会正常的经济活动，系统地腐蚀人类的政治文明，必须采用各种手段予以打击和防范。我们应当通过社会意识的不断创新与进步把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限度。追求民主、平等、自由，建设完善的法制社会是当前以及未来世界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当前情况下，我们除了发展、更新我们的民主政治理念，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完善法律体系，切断黑社会和政治、经济的联系，别无它途。
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切断黑社会与政治、经济的联系。建设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项迫切而又宏大的社会工程，学者们在理论上进行了重要的探索。例如，西方政治理论界提出了用“协商民主”代替目前间接的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协商民主”理论认为社会管理过程应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和官员之间应就公共政策和法律问题进行直接的讨论和协商；各种民间组织应被允许和政府一起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等。②协商民主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和当代民主的核心。从防控黑社会犯罪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治理最终是通过少数的精英阶层来进行的。很多事实证明，精英阶层在获得选票后往往不按照民众的意志治理国家，而是维护权贵和资本家的利益，也就无法完全避免利用黑社会手段进行统治的可能；而且少数的精英阶层更容易被垄断资本和黑社会收买，而协商民主制也许能够有效地对此进行防范。
对于黑社会组织成员犯罪，西方很多国家往往从个人犯罪的角度予以惩治，而不深究其背后的黑社会背景（很多国家甚至没有“黑社会组织”的概念），加上黑社会组织的秘密性，导致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打击严重不力，这与当前很多国家奉行“自由式民主”的政治理念有关。事实上，民主和自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过于强调个人自由（包括结社自由）将削弱民主的力量。民主政治改革需要重新思考民主和自由的关系，需要民主参与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问题不能借口“公民自由”予以回避和抵制。协商式民主也可以视为侧重于民主一方而对二者关系的重新协调。当前我们面临着垄断资本与黑恶势力联合起来对政治的绑架，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绑架的严重威胁，这需要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才能打破这种局面。民主和法制是腐败的死敌，也是黑社会的死敌。 弘扬法律文化，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完善法律制度。社会意识中的价值理念最终通过法律规则体系体现出来，并通过法律规则得以技术化实施。在民主和法制社会，弘扬法律文化、培养公民清醒的法律意识非常重要。只有理性的法律才能让人们明白社会正义和公平存在的合理性根据，也只有法律才能给予正义公平以清晰明确的指引和界定，从而揭露黑帮文化鼓吹的基于个人情谊和小集团利益的所谓“传统正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同时，对于黑社会的打击与防范也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而不是阵风式的政治运动和刑事政策；后者的机会主义弊端必然使黑社会组织不断卷土重来。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技术打击腐败现象，切断黑社会与政治、经济的种種关系，才能彻底摧毁黑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庇护。
社会文化价值日益多元化趋势要求主流文化和法律理念更加重视自身的平衡性和宽容度。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为了实现某种公共生活必然要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进行充分的协调和平衡。在当前自由、开放、社会文化价值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我们不可能为了消灭黑社会犯罪而限制甚至禁止诸如帮会文化等各种亚文化的存在。相反，我们只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胸襟和姿态，尊重个体的多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和价值观群体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各种亚文化的偏激性和对抗性毒素，把各种矛盾冲突纳入法律解决的轨道，从而避免这些亚文化被黑社会组织所利用。
宽容是民主的基本内涵。政治民主化进程日益要求国家、政府减少对社会的干预和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人们有权利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只要这种生存方式不危害到别人和社会的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和法律的宽容将大大压缩黑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因为黑社会组织攫取超额利益的重要途径就是提供非法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利用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进行敲诈勒索。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强制力社会规范的法律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度干涉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生活方式必然受到抵制；四处出击的法律反而漏洞百出、作茧自缚，丧失其威严性，从而为黑社会组织犯罪留下空间。
（作者单位：四川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
注释
①［意］朱塞佩·马里诺：《黑手党史》，曹金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②俞可平：“协商民主：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学习时报》，200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