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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出生的人们生活在PC、互联网、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代，被称为“数字原生代”。他们生存在虚拟社区与现实空间中，切换于各种媒介与设备之间，同时做两到三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再自然不过了——听着歌儿、写东西还和朋友聊着天。他们权利意识更强、价值多元化，以至于性别色彩的界限感不像前辈人那么清晰，“伪娘”、“腐女”渐渐进入青少年主流文化。他们伴随技术长大并对此十分适应。老一辈的人总在担心，“数字原生代”到底会创造出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社会来？
当他打开网络浏览器时，Google是他收藏的主页。于是，他键入关键字以便寻找他所关心的凯尔特文化和旅行服务信息。同时，他可以浏览一些主要的网络新闻媒体，关注爱尔兰正在发生着什么。
他有几个特别喜欢讨论凯尔特文化的部落或者QQ群，几乎每天都要去报到。在那里，他有幸找到了生活在爱尔兰的留学生朋友，说好了到时成为他的地陪。而受到线上同伴的影响，他开始接触有着宏大的凯尔特文化背景的网络游戏《洛奇》，并在部落洋洋洒洒写下对这种文化的思考。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文化，他在随身携带的电子书阅读器里下载了《指环王》，一面重新温习，一面听着iPhone手机里由网友共享的爱尔兰音乐。爱尔兰与他现实世界的距离毫无缩短的可能，但他却早已完完全全进入了凯尔特文化的世界，没有任何间隙。
这大概就是约翰·帕尔弗里里，这位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笔下的数字一代。
他们大多是80、90后一代，他们的成长过程有了网络相伴，他们改变了自身受教育与工作的模式，而这种改变，可能同样在迫使网络技术本身加速与人类的融合。
当然，数字一代的生活不都是快乐。美国加州一个11岁男孩用母亲的信用卡在App store购买了近千元软件的类似事情，似乎并不少见。在大人的眼中，这些孩子或许是“问题少年”。
而认识和了解他们，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破译数字时代的密码，扫除对未知的偏见。
印刷品对他们而言，很少使用
历史证明，技术的变革总是最先带来人类行为模式的转变。区别于上一代人，约翰·帕尔弗里里眼中的年轻人是依靠互相联系的虚拟空间中的信息生活的一代。
过去，搜索意味着去图书馆翻阅书卡目录，而现在，搜索指的是Google、百度，访问一下维基或是百度百科就可以解决问题。数字一代只需轻松地点击浏览器、搜索词条，就可以找到他们想要了解的内容，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数字一代不是不看新闻，只是他们利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来获取新闻。印刷制品虽然没有过时，但对他们而言，却很少使用。
而身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在网络时代非常容易进行社交活动。
“数字时代对于青少年的社交欲望的满足是前所未有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说。尤其对于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来说，跟父母的情感交流隔绝，转而面向更广阔的网络同龄人。
在社交媒体中，个体通过发布即时信息，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共享大量的生活细节与心情，这种共享会令个体的社交圈不断地扩大、重叠，形成“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交媒体所交流的并非只是吃喝玩乐，他们还在一些发明创造和时事问题方面通力合作，进而表达他们的诉求。
他们更多选择活跃在贴吧或者私密的小圈子，而这些圈子对成年人来说门槛是比较高的。“尽管他们没有很多的生活体验，但在这些很强的小部落化倾向的虚拟空间中，他们对于社会解构的能力、调侃的能力、讽刺的能力，可能会大大出乎成年人的意料，对复杂社会的远观式的理解会强于同龄的上一代人。”沈阳说。
更关注自我，权利意识更强
“信息时代让互联网成为了一个互动式的媒体平台，一个自我展示的中心，在这里集体主义的观念在逐渐消解。”中山大学心理系程乐华博士告诉记者。
如果说，上一代人展现自我的内在需求被长时间压抑着，那么这一代人，各种自拍和卖萌，正是在告诉别人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让人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差异化。
在这里，人们可以抛开现实的束缚, 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人们很难去说服或者被说服，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意见也是多元的。
比如，这一代人对于性别色彩的界限感不像前辈人那么清晰。“伪娘”、“腐女”这些曾经难登大雅之堂的名词，现在甚至已经慢慢进入青少年的主流文化中。在沈阳看来，尽管这可能是一种调侃性的文化，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年轻一代的性别取向也更加多元，而这也正是这一代人个体价值观多元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上一代人，数字一代更关注自我，权利意识更强。”程乐华强调。
今年4月，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一名高二学生在国旗下发表讲话，将之前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悄悄换成另外一篇抨击教育制度的文章。此后，文章内容迅速在网络转载。尽管该学校认为这名同学的演讲“言论不当，用词过激”，但是，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反思孩子在演讲稿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去年5月，广州16中的高一学生陈逸华在地铁一号线东山口站和烈士陵园站举牌，反对花9000多万元进行地铁“统一化”改造。当有网友将他举横幅收集签名的照片发上微博，短短几天，就被转发超过万次，公众对一号线改造的质疑也纷至沓来。最终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地铁公司三度作出回应，并改变了初衷。
这些年轻人的种种作为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新生代人的公民意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但是，程乐华坦言，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一个历来偏重集体主义的国度，很可能逐渐走向西方个体主义的道路。尽管，这符合当前主流的一种价值观。但当面对巨大灾难或者变故，人类需要抱团的时候，集体意识会比个体意识更有优势。
新型文化的创造者
2006年10月，《纽约客》杂志详细讲述了一名影星获“奥斯卡”奖的故事。她不是海伦·米伦，不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她只是YouTube网站上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22岁演员——史蒂维·瑞安。当然，她所获得的“奥斯卡”奖也是在YouTube网站上。史蒂维·瑞安塑造了一系列网络角色，这些只有短短几分钟的视频被播放次数甚至超过了100万次。
约翰·帕尔弗里里看来，史蒂维·瑞安并不孤单。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文化变革创新，成千上万种新的表现形式风起云涌。数字一代在网络环境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创造信息、知识和娱乐活动中来。
有统计显示，美国有64%的上网青少年在互联网上做了一些内容的创新。而约翰·帕尔弗里里在《网络原住民》中指出，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
在中国，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对这一代人的全面培养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琴、棋、书、画、奥数、外语等等都是孩子们课余生活的内容，因此，这一代人拥有的技能比上一辈显然多得多。沈阳认为，如果说这一定程度弥补了年轻人在网络上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性忽视，那么当他们把传统文化和网络结合起来时，势必可以创造出达到率和接受率更高的新型文化。
2005年，电子音乐和视频作者胡戈拿严肃的电影作品开涮，《无极》恶搞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风靡网络，他本人也成为众人追捧的网络红人，但同时也引发文化人士对网络俗文化的担忧。
“任何俗文化都有雅化的过程，我们不要用太短的时间来衡量俗文化的价值。”沈阳认为，“更何况，当一个作品拥有通俗化的能力，被更多的受众所关注时，就会有更多来自雅文化的人士参与、帮助提升俗文化。”
事实上，随着视频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原创的、严肃题材的视频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中。如果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看成是网络微视频的开山之作，那么，随着制作技术的雅化，话题的精选，网络视频正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品位和价值。
再如微博的出现，已经从单纯的40字大白话，掀起了论语式创作的高潮。2011年甚至被称为是微小说、微言论的文化元年。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多样性是重要的。但是，约翰·帕尔弗里里也提到，许多家长和教师都会担心互联网会取代其他有价值的文化创作形式，比如用笔在纸上写一篇小说，或者用水彩画一幅画。
“互联网并不会取代传统的创作形式，只是增加了一些有用的形式而已。”约翰·帕尔弗里里认为，“虽然，那些网民自己制作的视频或是图片第一眼看上去毫无价值，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非凡的数字艺术作品代表着我们的未来。那些网虫很可能是闯进我们生活的艺术家，引领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创业者角色
短短几年，脸谱网站（Facebook）名声大振。网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他来自哈佛大学的朋友们，在技术企业家的创业史中已经成为了传奇式人物。其影响力被人们认为已逼近Web2.0运动的中心。
通过Facebook的例子，约翰·帕尔弗里里想要表达的是，数字一代正在改变着商业模式。数字一代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的创业精神，这是被马克的脸谱公司证明了的。“当创业的条件使费用更加低廉和手续更加简便时，网虫就会成为企业家。”
在中国，人人网、开心网、世纪佳缘，以及各个在线游戏的开发团队的出现，也印证了数字一代的创业者模式。
这些网虫企业家之所以在任何领域都取得了成功，是因为他们对混合的模拟数字世界太了解了。他们知道在模拟数字世界如何茁壮成长，知道自己的同龄人是如何以数字媒体方式生活的，并想方设法利用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
数字一代对于企业的经营方式明显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在撰写维基百科词条或者创作YouTube视频时，就表现出了高度的通力协作精神。因此，创业过程中容易通力协作，即使彼此距离远、工作步调不一致。同时，Facebook的高层管理表明，多数情况下，数字一代更多是根据反馈来采取决策。
2006年，脸谱公司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叫新闻伺服器。不用登录朋友的主页，有关朋友的新闻就会自动出现在自己的主页。
这似乎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但脸谱用户马上起来反对。他们认为，它看起来不像一个功能，倒像一个窃听器，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在这项新功能推出的几个小时内，脸谱族群在其内部开展了批评活动，引发了数十万用户签订抗议协议。而牵头人只是一个21岁的学生。
而脸谱公司董事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可社区内的这个暴动。马克给族群写信说：“静下来、深呼吸，我们听到你的呼声了。”思考片刻后，马克在社区中写的另一个博客的第一行字是“我们确实把这事搞糟了”。
事实上，网虫也可能是有进取心的顾客。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批评是无所顾忌的。当反馈意见得到鼓励，并且有建设性时，它可以帮助强化产品质量，建立长期客户关系。
当他打开网络浏览器时，Google是他收藏的主页。于是，他键入关键字以便寻找他所关心的凯尔特文化和旅行服务信息。同时，他可以浏览一些主要的网络新闻媒体，关注爱尔兰正在发生着什么。
他有几个特别喜欢讨论凯尔特文化的部落或者QQ群，几乎每天都要去报到。在那里，他有幸找到了生活在爱尔兰的留学生朋友，说好了到时成为他的地陪。而受到线上同伴的影响，他开始接触有着宏大的凯尔特文化背景的网络游戏《洛奇》，并在部落洋洋洒洒写下对这种文化的思考。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文化，他在随身携带的电子书阅读器里下载了《指环王》，一面重新温习，一面听着iPhone手机里由网友共享的爱尔兰音乐。爱尔兰与他现实世界的距离毫无缩短的可能，但他却早已完完全全进入了凯尔特文化的世界，没有任何间隙。
这大概就是约翰·帕尔弗里里，这位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笔下的数字一代。
他们大多是80、90后一代，他们的成长过程有了网络相伴，他们改变了自身受教育与工作的模式，而这种改变，可能同样在迫使网络技术本身加速与人类的融合。
当然，数字一代的生活不都是快乐。美国加州一个11岁男孩用母亲的信用卡在App store购买了近千元软件的类似事情，似乎并不少见。在大人的眼中，这些孩子或许是“问题少年”。
而认识和了解他们，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破译数字时代的密码，扫除对未知的偏见。
印刷品对他们而言，很少使用
历史证明，技术的变革总是最先带来人类行为模式的转变。区别于上一代人，约翰·帕尔弗里里眼中的年轻人是依靠互相联系的虚拟空间中的信息生活的一代。
过去，搜索意味着去图书馆翻阅书卡目录，而现在，搜索指的是Google、百度，访问一下维基或是百度百科就可以解决问题。数字一代只需轻松地点击浏览器、搜索词条，就可以找到他们想要了解的内容，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数字一代不是不看新闻，只是他们利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来获取新闻。印刷制品虽然没有过时，但对他们而言，却很少使用。
而身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在网络时代非常容易进行社交活动。
“数字时代对于青少年的社交欲望的满足是前所未有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说。尤其对于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来说，跟父母的情感交流隔绝，转而面向更广阔的网络同龄人。
在社交媒体中，个体通过发布即时信息，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共享大量的生活细节与心情，这种共享会令个体的社交圈不断地扩大、重叠，形成“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交媒体所交流的并非只是吃喝玩乐，他们还在一些发明创造和时事问题方面通力合作，进而表达他们的诉求。
他们更多选择活跃在贴吧或者私密的小圈子，而这些圈子对成年人来说门槛是比较高的。“尽管他们没有很多的生活体验，但在这些很强的小部落化倾向的虚拟空间中，他们对于社会解构的能力、调侃的能力、讽刺的能力，可能会大大出乎成年人的意料，对复杂社会的远观式的理解会强于同龄的上一代人。”沈阳说。
更关注自我，权利意识更强
“信息时代让互联网成为了一个互动式的媒体平台，一个自我展示的中心，在这里集体主义的观念在逐渐消解。”中山大学心理系程乐华博士告诉记者。
如果说，上一代人展现自我的内在需求被长时间压抑着，那么这一代人，各种自拍和卖萌，正是在告诉别人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让人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差异化。
在这里，人们可以抛开现实的束缚, 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人们很难去说服或者被说服，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意见也是多元的。
比如，这一代人对于性别色彩的界限感不像前辈人那么清晰。“伪娘”、“腐女”这些曾经难登大雅之堂的名词，现在甚至已经慢慢进入青少年的主流文化中。在沈阳看来，尽管这可能是一种调侃性的文化，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年轻一代的性别取向也更加多元，而这也正是这一代人个体价值观多元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上一代人，数字一代更关注自我，权利意识更强。”程乐华强调。
今年4月，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一名高二学生在国旗下发表讲话，将之前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悄悄换成另外一篇抨击教育制度的文章。此后，文章内容迅速在网络转载。尽管该学校认为这名同学的演讲“言论不当，用词过激”，但是，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反思孩子在演讲稿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去年5月，广州16中的高一学生陈逸华在地铁一号线东山口站和烈士陵园站举牌，反对花9000多万元进行地铁“统一化”改造。当有网友将他举横幅收集签名的照片发上微博，短短几天，就被转发超过万次，公众对一号线改造的质疑也纷至沓来。最终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地铁公司三度作出回应，并改变了初衷。
这些年轻人的种种作为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新生代人的公民意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但是，程乐华坦言，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一个历来偏重集体主义的国度，很可能逐渐走向西方个体主义的道路。尽管，这符合当前主流的一种价值观。但当面对巨大灾难或者变故，人类需要抱团的时候，集体意识会比个体意识更有优势。
新型文化的创造者
2006年10月，《纽约客》杂志详细讲述了一名影星获“奥斯卡”奖的故事。她不是海伦·米伦，不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她只是YouTube网站上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22岁演员——史蒂维·瑞安。当然，她所获得的“奥斯卡”奖也是在YouTube网站上。史蒂维·瑞安塑造了一系列网络角色，这些只有短短几分钟的视频被播放次数甚至超过了100万次。
约翰·帕尔弗里里看来，史蒂维·瑞安并不孤单。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文化变革创新，成千上万种新的表现形式风起云涌。数字一代在网络环境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创造信息、知识和娱乐活动中来。
有统计显示，美国有64%的上网青少年在互联网上做了一些内容的创新。而约翰·帕尔弗里里在《网络原住民》中指出，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
在中国，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对这一代人的全面培养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琴、棋、书、画、奥数、外语等等都是孩子们课余生活的内容，因此，这一代人拥有的技能比上一辈显然多得多。沈阳认为，如果说这一定程度弥补了年轻人在网络上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性忽视，那么当他们把传统文化和网络结合起来时，势必可以创造出达到率和接受率更高的新型文化。
2005年，电子音乐和视频作者胡戈拿严肃的电影作品开涮，《无极》恶搞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风靡网络，他本人也成为众人追捧的网络红人，但同时也引发文化人士对网络俗文化的担忧。
“任何俗文化都有雅化的过程，我们不要用太短的时间来衡量俗文化的价值。”沈阳认为，“更何况，当一个作品拥有通俗化的能力，被更多的受众所关注时，就会有更多来自雅文化的人士参与、帮助提升俗文化。”
事实上，随着视频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原创的、严肃题材的视频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中。如果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看成是网络微视频的开山之作，那么，随着制作技术的雅化，话题的精选，网络视频正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品位和价值。
再如微博的出现，已经从单纯的40字大白话，掀起了论语式创作的高潮。2011年甚至被称为是微小说、微言论的文化元年。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多样性是重要的。但是，约翰·帕尔弗里里也提到，许多家长和教师都会担心互联网会取代其他有价值的文化创作形式，比如用笔在纸上写一篇小说，或者用水彩画一幅画。
“互联网并不会取代传统的创作形式，只是增加了一些有用的形式而已。”约翰·帕尔弗里里认为，“虽然，那些网民自己制作的视频或是图片第一眼看上去毫无价值，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非凡的数字艺术作品代表着我们的未来。那些网虫很可能是闯进我们生活的艺术家，引领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创业者角色
短短几年，脸谱网站（Facebook）名声大振。网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他来自哈佛大学的朋友们，在技术企业家的创业史中已经成为了传奇式人物。其影响力被人们认为已逼近Web2.0运动的中心。
通过Facebook的例子，约翰·帕尔弗里里想要表达的是，数字一代正在改变着商业模式。数字一代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的创业精神，这是被马克的脸谱公司证明了的。“当创业的条件使费用更加低廉和手续更加简便时，网虫就会成为企业家。”
在中国，人人网、开心网、世纪佳缘，以及各个在线游戏的开发团队的出现，也印证了数字一代的创业者模式。
这些网虫企业家之所以在任何领域都取得了成功，是因为他们对混合的模拟数字世界太了解了。他们知道在模拟数字世界如何茁壮成长，知道自己的同龄人是如何以数字媒体方式生活的，并想方设法利用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
数字一代对于企业的经营方式明显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在撰写维基百科词条或者创作YouTube视频时，就表现出了高度的通力协作精神。因此，创业过程中容易通力协作，即使彼此距离远、工作步调不一致。同时，Facebook的高层管理表明，多数情况下，数字一代更多是根据反馈来采取决策。
2006年，脸谱公司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叫新闻伺服器。不用登录朋友的主页，有关朋友的新闻就会自动出现在自己的主页。
这似乎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但脸谱用户马上起来反对。他们认为，它看起来不像一个功能，倒像一个窃听器，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在这项新功能推出的几个小时内，脸谱族群在其内部开展了批评活动，引发了数十万用户签订抗议协议。而牵头人只是一个21岁的学生。
而脸谱公司董事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可社区内的这个暴动。马克给族群写信说：“静下来、深呼吸，我们听到你的呼声了。”思考片刻后，马克在社区中写的另一个博客的第一行字是“我们确实把这事搞糟了”。
事实上，网虫也可能是有进取心的顾客。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批评是无所顾忌的。当反馈意见得到鼓励，并且有建设性时，它可以帮助强化产品质量，建立长期客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