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位双目失明的人，那是她三岁时得天花的后遗症。
　　当年，全家六口人，靠父亲的茅匠手艺糊口。后来农村盖草房的人越来越少，家庭越来越困难，父亲被照顾安排到生产队养猪。为多挣工分，母亲和父亲一起养猪，拿五成工分。
　　生产队养了一百多头猪。除了切猪草、煮猪食，她还要提着桶到每个猪圈一天三顿地喂食。没有人引路，就靠自己一步一步地摸着走。每逢猪生病，她就给猪开小灶。母猪要产崽，她就坐在猪圈门口听着，生怕产崽时出意外。猪生病死亡，她会伤心而泣。她对猪的那份感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她说做事要对得起拿的工分。
　　为了把猪喂好，多挣工分，母亲和父亲商议，与生产队一名姓吕的社员合伙办起豆腐坊。豆腐供应社员，豆渣喂猪。泡豆子、磨豆子、吊浆、煮浆、打卤、舀浆等等，起早贪黑，一“作”豆腐做下来，五六个小时，得二三个工分。一周做三“作”，有时晚了，就住在猪场不回来。
　　从我家到生产队场部，必须经过一条河，河上是用木头搭的简易桥。我们兄妹不上学时，就搀着母亲过桥送她到猪场；我们上学，母亲就一个人用一根木棍探着过桥上工。一天放学回来，听父亲讲，母亲过桥时，一脚踩空掉下去，好在落在河边，没有大碍。母亲说：“今天你们差点见不到我了。”
　　那天，我和弟弟妹妹们哭了一个晚上。我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把母亲的眼睛治好。
　　母亲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到河边淘米、洗衣服，家中做饭、烧菜，家务活一样不落下。为了给我们缝补衣服，她用两根针穿线。家里她是主心骨。我七岁那年的一天下午，一阵龙卷风把我家三间草房刮掉了两间。面对这种情况，母亲哭了一天。后在公社、大队的救助下，盖起了三间瓦房，也欠下了许多债务，家境更是雪上加霜。1978年夏天，我考进了县里一所重点中学，高中毕业后又考上大学。外出上学，自然增加了许多费用，每次都是母亲拄着拐棍摸到大队，厚着脸皮找干部批救济、借钱，供我上学。
　　母亲是个宽容的人。外公在抗美援朝时牺牲，外婆改嫁，将我三岁的母亲交给叔外公抚养。母亲讲：“外婆不改嫁，我不会瞎。”看得出，她心里有怨恨。但我学会骑自行车后，母亲又经常让我骑车带她去看外婆。
　　1985年，我毕业分配到县城工作。就在我可以拿工资养家，我们家庭的光明到来之时，第二年，一直没病的母亲，却突然生病。为了不影响我工作，父亲没有立即告诉我，待我听到消息回家时，母亲已卧床三天了，不能讲话，没有知觉。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说是全身综合征。我到家立即将母亲转到公社医院，诊断为脑溢血。医生讲，不要去县城医院了，没救了。第二天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只有48岁。既没来得及把母亲的眼睛治好，更没让她过上好日子，我痛心至今。
　　梦魂不惮天堂远，几度乘风问母安。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的形象仍如电影般活在我心中。她的勤劳和不屈、善良和宽厚，似不灭的火炬影响着我。因为她是个盲人，小时候，我不愿在别人面前提起母亲，怕小朋友笑话我。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告诉天下人，我的母亲是一个盲人，她没有因为眼睛看不见而比人家的母亲逊色，反而因为她的失明，讓我感悟到她不同寻常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