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在不同时期的许多领导人，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论家。胡耀邦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胡耀邦很重视思想和理论问题。
理论活动是胡耀邦政治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远的不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就很注意从思想上理论上思考和提出许多重大问题。
早在1977年5月，胡耀邦就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响亮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并着手筹办《理论动态》。在修改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时，他加上了“把理论推向前进”这样的话。他在同我们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胡耀邦一贯的立场和态度。
在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他创立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胡耀邦也做出了重要的独特的贡献。
胡耀邦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又勤于思考，思维活跃。他的著作都是他勤奋劳动的结晶。尤其是在历史新时期,他对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外交、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民族、宗教、青年工作等多方面的问题。他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精辟的见解。以下略举几点。
（一）关于实践标准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胡耀邦从总结十年“文革”的需要出发，他强调指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1977年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会上的讲话）这里，胡耀邦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观点深化了：第一，他排除了“文革”中盛行的权力标准和语录标准（所谓“最高指示”），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他不是一般地讲真理，而是强调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这十几年的历史”，即“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在他指导撰写的文件中，表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6日，他审阅批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后，又批准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又进一步提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他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抽象的哲学观点,同社会实践、同我们的各项实际工作挂起钩来，从而成为很实在很具体的锐利思想武器。通过大讨论，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普遍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最后，在十二大修改的党章中，将这个观点写进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在 “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这是胡耀邦同志发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成果。
（二）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的一点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片面追求高指标，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为生产而生产，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与改善人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人民受益很少。许多人长期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不自觉。1979年9月，胡耀邦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样一个理论命题，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指导理论动态撰写文章，发动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必然要求。把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就要求下一步解决怎样搞经济建设的问题，首先要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场讨论的现实意义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端正了指导思想。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当时，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形象的说法是，“骨头” 太多，“肉”太少，由于重生产建设，轻非生产建设；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致使市场上作为消费品的商品严重短缺，人民物质文化最起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这样的局面，从指导思想上来说，就是为生产而生产。通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开启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经济调整。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是一个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的深刻命题。实质上，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大为开窍，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但端正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鲜明提出清理“左”的思想
我们党长期犯“左”的错误，“左”的思想在党内根深蒂固，长期陷入“左”的泥淖而不觉“左”。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是反“左”，而是批右，批“极右”，拨乱反正不得要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但《公报》还没有点出“左”的问题。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明确反“左”。
胡耀邦是党内较早认识“左”的错误的领导人之一。但明确指出“左”的错误，很不容易，需要有一个过程。
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而且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见《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第254页〕与会者一致同意陈云同志的这个判断。
胡耀邦抓住这一契机，因势利导，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左”。
1981年1月29日和30日，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发挥了中央工作会议反“左”的精神。这个讲话稿经整理后，作为中央工作会议学习文件发到全党。
1981年2月，胡耀邦又布置理论动态组为《人民日报》撰写反“左”的社论。这篇社论经胡耀邦审阅定稿，题目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首先在第263期《理论动态》刊登（1981年3月5日）。《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作为社论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地方报纸普遍转载，声势很大。
这篇社论，实际上是转述了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反“左”的思想，比较直率尖锐地讲了多年来“左”的表现和严重危害。社论指出：“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工作方面，而且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上，因而是全局性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和错误影响了全党。由于经常在 “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一般说来，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社论进一步指出：二十年来的“左”，其范围之广，破坏之大，流毒之深，都是空前的。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身历其境，身受其苦。事实证明，“左”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反“左”，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实际早已有了广泛的共识，但这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了“左”是主体错误，《人民日报》又发了社论，鲜明提出清“左”，一下就引起大家的重视。各报刊发表大量清“左”的文章，很快形成了大讨论的态势。
胡耀邦发动的这次清理“左”的思想的讨论，对清除多年来的“左”，对拨乱反正，是有力的推动。
以上几点表明，胡耀邦同志理论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提出重大的理论命题，并同大家一起，结合实践，加以展开，把务虚与务实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提高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的思想理论水平，又有力地推进了实践的发展。这是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活动，更是高超的领导艺术。
（四）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
胡耀邦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广为人知。早在1975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搞《汇报提纲》时，胡耀邦就钻研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的论断，得到邓小平的首肯。1977年6月22日，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曾对我们讲过此事（那时我们几个人正在耀邦同志指导下筹办《理论动态》）。他说：“想当年，我们查明科技是生产力，问了好多老师，都说有这个意思。在哪里？都说大概在那里。经过一年半，查出了许多，说明一年半还是有成绩的。”胡耀邦同志是如何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刻苦钻研理论问题的，由此可见一斑。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断的提出，是对蔑视科学技术、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拨乱反正，对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条战略方针，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胡耀邦《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1982年1月14日）等文章，深刻地阐述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是指导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全面发展的文献。
他在这篇文章中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高度阐明：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种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个论断，是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战略地位的很好概括。胡耀邦提出，一定要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
这篇文章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精辟论述，特别是关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本领的论断，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关于党内两种矛盾的概括
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这是胡耀邦思考和研究最多的一个问题。胡耀邦有多篇专论党建的文章，在党建理论方面, 他的建树颇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新时期的党建总目标。
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党建理论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始终是党建理论要回答的最根本的问题。在十年“文革”中，有一个“五十字”的党建纲领，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建上的必然逻辑。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党建目标，从根本上纠正了党建问题上“左”的错误。这是对“历史新时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党建根本问题，所作的精确、简明、科学的回答，适应了历史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特点和需要。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需要遵循的指针。
胡耀邦在党建理论上，有些观点是独到的。他在《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1986年4月9日）一文中，将我们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他指出，研究这两种矛盾，这是我党建设的一大课题。他对党内这两种矛盾作了具体剖析，尖锐指出：“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他还指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是尖锐对抗的矛盾。
胡耀邦同志对新时期党内矛盾的新概括，完全符合新时期的党情，对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败斗争，很有现实的意义。
（七）关于全面改革问题
十二大闭幕不久，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他担任总书记以后所作的第一个长篇讲话，除了参加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的九百人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听了这个讲话。
这个讲话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论述为指导，站在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实际，很好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在四化建设中要坚持改革的思想，提出并阐明了全面改革的方针、内容、方法和步骤等问题。
胡耀邦在阐明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后提出：“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强调，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着重提出，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定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胡耀邦提出，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同志的这个重要讲话，是历史新时期改革的第一个宣言书。
1988年秋，在山东烟台，胡耀邦同在中央党校的秘书陈维仁曾谈到他的论著。陈维仁说：“您的报告、讲话和文章等文字资料，恐怕有一两千万字吧。”耀邦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出版，一个字也不要改，因为那是历史。”
胡耀邦的著作颇丰，他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树是多方面的。胡耀邦同志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已经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不但有历史的价值，对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加强党的建设，都有启迪或指导意义，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胡耀邦的理论著作，梳理和归纳他的理论观点，必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胡耀邦很重视思想和理论问题。
理论活动是胡耀邦政治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远的不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就很注意从思想上理论上思考和提出许多重大问题。
早在1977年5月，胡耀邦就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响亮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并着手筹办《理论动态》。在修改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时，他加上了“把理论推向前进”这样的话。他在同我们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胡耀邦一贯的立场和态度。
在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他创立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胡耀邦也做出了重要的独特的贡献。
胡耀邦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又勤于思考，思维活跃。他的著作都是他勤奋劳动的结晶。尤其是在历史新时期,他对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外交、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民族、宗教、青年工作等多方面的问题。他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精辟的见解。以下略举几点。
（一）关于实践标准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胡耀邦从总结十年“文革”的需要出发，他强调指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1977年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会上的讲话）这里，胡耀邦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观点深化了：第一，他排除了“文革”中盛行的权力标准和语录标准（所谓“最高指示”），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他不是一般地讲真理，而是强调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这十几年的历史”，即“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在他指导撰写的文件中，表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6日，他审阅批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后，又批准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又进一步提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他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抽象的哲学观点,同社会实践、同我们的各项实际工作挂起钩来，从而成为很实在很具体的锐利思想武器。通过大讨论，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普遍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最后，在十二大修改的党章中，将这个观点写进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在 “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这是胡耀邦同志发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成果。
（二）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的一点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片面追求高指标，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为生产而生产，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与改善人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人民受益很少。许多人长期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不自觉。1979年9月，胡耀邦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样一个理论命题，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指导理论动态撰写文章，发动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必然要求。把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就要求下一步解决怎样搞经济建设的问题，首先要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场讨论的现实意义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端正了指导思想。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当时，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形象的说法是，“骨头” 太多，“肉”太少，由于重生产建设，轻非生产建设；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致使市场上作为消费品的商品严重短缺，人民物质文化最起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这样的局面，从指导思想上来说，就是为生产而生产。通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开启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经济调整。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是一个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的深刻命题。实质上，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大为开窍，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但端正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鲜明提出清理“左”的思想
我们党长期犯“左”的错误，“左”的思想在党内根深蒂固，长期陷入“左”的泥淖而不觉“左”。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是反“左”，而是批右，批“极右”，拨乱反正不得要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但《公报》还没有点出“左”的问题。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明确反“左”。
胡耀邦是党内较早认识“左”的错误的领导人之一。但明确指出“左”的错误，很不容易，需要有一个过程。
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而且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见《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第254页〕与会者一致同意陈云同志的这个判断。
胡耀邦抓住这一契机，因势利导，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左”。
1981年1月29日和30日，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发挥了中央工作会议反“左”的精神。这个讲话稿经整理后，作为中央工作会议学习文件发到全党。
1981年2月，胡耀邦又布置理论动态组为《人民日报》撰写反“左”的社论。这篇社论经胡耀邦审阅定稿，题目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首先在第263期《理论动态》刊登（1981年3月5日）。《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作为社论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地方报纸普遍转载，声势很大。
这篇社论，实际上是转述了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反“左”的思想，比较直率尖锐地讲了多年来“左”的表现和严重危害。社论指出：“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工作方面，而且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上，因而是全局性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和错误影响了全党。由于经常在 “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一般说来，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社论进一步指出：二十年来的“左”，其范围之广，破坏之大，流毒之深，都是空前的。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身历其境，身受其苦。事实证明，“左”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反“左”，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实际早已有了广泛的共识，但这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了“左”是主体错误，《人民日报》又发了社论，鲜明提出清“左”，一下就引起大家的重视。各报刊发表大量清“左”的文章，很快形成了大讨论的态势。
胡耀邦发动的这次清理“左”的思想的讨论，对清除多年来的“左”，对拨乱反正，是有力的推动。
以上几点表明，胡耀邦同志理论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提出重大的理论命题，并同大家一起，结合实践，加以展开，把务虚与务实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提高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的思想理论水平，又有力地推进了实践的发展。这是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活动，更是高超的领导艺术。
（四）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
胡耀邦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广为人知。早在1975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搞《汇报提纲》时，胡耀邦就钻研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的论断，得到邓小平的首肯。1977年6月22日，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曾对我们讲过此事（那时我们几个人正在耀邦同志指导下筹办《理论动态》）。他说：“想当年，我们查明科技是生产力，问了好多老师，都说有这个意思。在哪里？都说大概在那里。经过一年半，查出了许多，说明一年半还是有成绩的。”胡耀邦同志是如何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刻苦钻研理论问题的，由此可见一斑。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断的提出，是对蔑视科学技术、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拨乱反正，对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条战略方针，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胡耀邦《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1982年1月14日）等文章，深刻地阐述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是指导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全面发展的文献。
他在这篇文章中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高度阐明：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种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个论断，是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战略地位的很好概括。胡耀邦提出，一定要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
这篇文章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精辟论述，特别是关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本领的论断，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关于党内两种矛盾的概括
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这是胡耀邦思考和研究最多的一个问题。胡耀邦有多篇专论党建的文章，在党建理论方面, 他的建树颇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新时期的党建总目标。
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党建理论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始终是党建理论要回答的最根本的问题。在十年“文革”中，有一个“五十字”的党建纲领，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建上的必然逻辑。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党建目标，从根本上纠正了党建问题上“左”的错误。这是对“历史新时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党建根本问题，所作的精确、简明、科学的回答，适应了历史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特点和需要。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需要遵循的指针。
胡耀邦在党建理论上，有些观点是独到的。他在《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1986年4月9日）一文中，将我们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他指出，研究这两种矛盾，这是我党建设的一大课题。他对党内这两种矛盾作了具体剖析，尖锐指出：“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他还指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是尖锐对抗的矛盾。
胡耀邦同志对新时期党内矛盾的新概括，完全符合新时期的党情，对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败斗争，很有现实的意义。
（七）关于全面改革问题
十二大闭幕不久，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他担任总书记以后所作的第一个长篇讲话，除了参加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的九百人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听了这个讲话。
这个讲话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论述为指导，站在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实际，很好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在四化建设中要坚持改革的思想，提出并阐明了全面改革的方针、内容、方法和步骤等问题。
胡耀邦在阐明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后提出：“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强调，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着重提出，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定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胡耀邦提出，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同志的这个重要讲话，是历史新时期改革的第一个宣言书。
1988年秋，在山东烟台，胡耀邦同在中央党校的秘书陈维仁曾谈到他的论著。陈维仁说：“您的报告、讲话和文章等文字资料，恐怕有一两千万字吧。”耀邦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出版，一个字也不要改，因为那是历史。”
胡耀邦的著作颇丰，他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树是多方面的。胡耀邦同志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已经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不但有历史的价值，对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加强党的建设，都有启迪或指导意义，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胡耀邦的理论著作，梳理和归纳他的理论观点，必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