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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儒家的治国思想有德治、仁治、礼治、孝治等，注重以德感化人，讲究人的内在修为。而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其政治实践中有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但是整个北宋一直国力不强，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又说明儒家治国思想有其局限性。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他开创的儒家学说有一套自己的治国安邦思想，主张仁治，礼治、德治、强调上下等级秩序。而在孔子之后一千多年后的北宋，其治国之道最符合儒家的治国思想。
一 、德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又如，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恥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人心归服。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以德来感化人心，道德是第一位的。对于为政者,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很难治理好国家。因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篇》)可见孔子对君主以及朝廷百官道德修养的重视。
综观整个北宋，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靖康之变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相对于其他朝代，北宋政治总体上还是很稳定的，它既没有出现东汉的戚宦之争，也没有重蹈李唐藩镇割据的覆辙，统治集团自身基本没有什么动乱，君臣关系也算相对缓和。而且整个北宋没有出现一位暴君，这些与君主在人格修养方面尤其在“德”方面的修养是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北宋应该说比所有朝代都强。
二、仁治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篇》）意思是善人上台教导老百姓七年，百姓也可以为他们上阵作战了。
在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君臣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史无前例的，宋太祖开国之初的“杯酒释兵权”被传为处理君臣关系的典范。我们知道，这一举措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在于皇帝要使自己的江山不失，并不是纯粹为了让自己的臣子衣食无忧，更谈不上什么高尚的动机。但是，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和之前的汉高祖刘邦及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那种兔死狗烹的做法相比，同为开国皇帝，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里面终归还算有些人性的色彩。我们知道，北宋的包拯以刚正不阿被人誉为“包青天”，他数次当面指出宋仁宗的过失，给人一种敢于直言犯上的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是宋仁宗的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宋仁宗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几位仁君，因此他才会对包拯的直言不讳有所包容。而且，“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北宋一朝，尽管有不少文臣，如苏轼王安石遭贬谪、被流放，但是几乎没有出现大臣被杀的事情，这是别的朝代都没能做到的。因此，我们且不提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是否真的出自赵匡胤之口，宋朝在这一点上的确做得不错。这不能不说是仁治的结果。这一点是与儒家治国思想最吻合的一处了。
三、重学
学习是修身的基础,孔子倡导“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 意思是学习优秀的人才可以走上仕途。其实孔子自身就是一个好学的人,如他所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篇》) 就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赶不上我的喜欢学问罢了。
北宋重文轻武，自宋太宗开始，不断扩大科举取仕的数量，使得大量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文人一掌握政坛，那么儒家的治国思想理所当然就是治国之术了，于是就有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重学这一点是与之前的德治、仁治相互促进的。因为重学提高了读书人的地位，使他们进入政坛，才能够使德治、仁治发扬光大。同样，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治又会吸引大量读书人去选择入仕这一条道路。此外，北宋的重学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在北宋建立之初，就有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这四大类书的问世。之后的司马光耗时十九年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一系列的官方活动表明北宋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化的朝代。
如果仅仅从文学、哲学的角度评价北宋，北宋的确堪称成果辉煌。这也可以说是宋代实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这一阶段的成就的确可以称得上传统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但是，众所周知，拥有发达文明的北宋，最后却是亡于在经济、文化上落后于自己的金政权，这确实给人留下许多遗憾。
北宋科举取士，吸收大量文人参与政治，提高文臣地位，就连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其最高长官亦是文人担任，这些举措尽管使国家内部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内部官僚机构臃肿、对外关系上直处于保守内敛的形势，它最后的的败亡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它顷刻间灰飞烟灭仅仅归咎于徽宗和徽宗一朝，导致北宋的灭亡的许多因素在其立国之初就存在着。尽管经历过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但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儒家治国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其实任何一种理论思想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被检验出有疏漏的地方，这需要实施者及时修正，北宋一朝将儒家治国思想发挥到极致，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照本宣科，尽管发现诸多问题，但终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最后导致自身的覆亡。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2]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
(作者简介：李杰白，男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他开创的儒家学说有一套自己的治国安邦思想，主张仁治，礼治、德治、强调上下等级秩序。而在孔子之后一千多年后的北宋，其治国之道最符合儒家的治国思想。
一 、德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又如，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恥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人心归服。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以德来感化人心，道德是第一位的。对于为政者,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很难治理好国家。因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篇》)可见孔子对君主以及朝廷百官道德修养的重视。
综观整个北宋，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靖康之变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相对于其他朝代，北宋政治总体上还是很稳定的，它既没有出现东汉的戚宦之争，也没有重蹈李唐藩镇割据的覆辙，统治集团自身基本没有什么动乱，君臣关系也算相对缓和。而且整个北宋没有出现一位暴君，这些与君主在人格修养方面尤其在“德”方面的修养是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北宋应该说比所有朝代都强。
二、仁治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篇》）意思是善人上台教导老百姓七年，百姓也可以为他们上阵作战了。
在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君臣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史无前例的，宋太祖开国之初的“杯酒释兵权”被传为处理君臣关系的典范。我们知道，这一举措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在于皇帝要使自己的江山不失，并不是纯粹为了让自己的臣子衣食无忧，更谈不上什么高尚的动机。但是，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和之前的汉高祖刘邦及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那种兔死狗烹的做法相比，同为开国皇帝，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里面终归还算有些人性的色彩。我们知道，北宋的包拯以刚正不阿被人誉为“包青天”，他数次当面指出宋仁宗的过失，给人一种敢于直言犯上的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是宋仁宗的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宋仁宗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几位仁君，因此他才会对包拯的直言不讳有所包容。而且，“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北宋一朝，尽管有不少文臣，如苏轼王安石遭贬谪、被流放，但是几乎没有出现大臣被杀的事情，这是别的朝代都没能做到的。因此，我们且不提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是否真的出自赵匡胤之口，宋朝在这一点上的确做得不错。这不能不说是仁治的结果。这一点是与儒家治国思想最吻合的一处了。
三、重学
学习是修身的基础,孔子倡导“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 意思是学习优秀的人才可以走上仕途。其实孔子自身就是一个好学的人,如他所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篇》) 就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赶不上我的喜欢学问罢了。
北宋重文轻武，自宋太宗开始，不断扩大科举取仕的数量，使得大量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文人一掌握政坛，那么儒家的治国思想理所当然就是治国之术了，于是就有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重学这一点是与之前的德治、仁治相互促进的。因为重学提高了读书人的地位，使他们进入政坛，才能够使德治、仁治发扬光大。同样，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治又会吸引大量读书人去选择入仕这一条道路。此外，北宋的重学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在北宋建立之初，就有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这四大类书的问世。之后的司马光耗时十九年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一系列的官方活动表明北宋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化的朝代。
如果仅仅从文学、哲学的角度评价北宋，北宋的确堪称成果辉煌。这也可以说是宋代实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这一阶段的成就的确可以称得上传统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但是，众所周知，拥有发达文明的北宋，最后却是亡于在经济、文化上落后于自己的金政权，这确实给人留下许多遗憾。
北宋科举取士，吸收大量文人参与政治，提高文臣地位，就连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其最高长官亦是文人担任，这些举措尽管使国家内部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内部官僚机构臃肿、对外关系上直处于保守内敛的形势，它最后的的败亡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它顷刻间灰飞烟灭仅仅归咎于徽宗和徽宗一朝，导致北宋的灭亡的许多因素在其立国之初就存在着。尽管经历过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但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儒家治国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其实任何一种理论思想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被检验出有疏漏的地方，这需要实施者及时修正，北宋一朝将儒家治国思想发挥到极致，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照本宣科，尽管发现诸多问题，但终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最后导致自身的覆亡。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2]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
(作者简介：李杰白，男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