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即位之初，就有一个年号，例如唐代的贞观、开元，宋代的宣和、绍兴，明代的洪武、永乐，等等。年号是封建皇帝用以纪年的，这是事实。但是，由于历史的积淀，这些年号一方面记载着当时宫廷内外所发生的较大事件，另一方面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我们读王羲之《兰亭序》的“永和九年”，确实没有多注意那位姓司马的皇帝如何如何，而是更多地关注那些文人在“曲水流觞”中所流露的飘逸的神采和他们的潇洒风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展示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使我们知道，由于战事频仍，人们在向往实际并不存在的乌托邦。
　　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这位皇帝把全部精力放在书画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瘦金体书法，另有一功，成为独特的流派。他的花卉翎毛更是精致无比，充满生机。但他治国却是一筹莫展，最终成了金人的俘虏。他在宣和年间留下的书画作品和理论，是中国宝贵的艺术财富。他的儿子赵桓，年号靖康，只做了一年皇帝，就和父亲一起被俘了。被俘同时，长江以北的土地几乎全部沦陷，所以岳飞在《满江红》中怒吼，“靖康耻，犹未雪”!
　　当然，年号也不仅关系政治或战争，更多的是和文化的内在联系。明代朱棣，也就是明成祖，年号永乐。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船队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现在的坦桑尼亚，基本上是在永乐年间进行的，带往太平洋、印度洋沿岸诸国的，不仅有瓷器和茶叶，而且还广泛地传播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尤其是东南亚诸国的史籍，都记载了当年郑和船队访问的盛况，而卷帙浩繁的大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也是在那个年代完成的。
　　又如宣德炉、景泰蓝等器物，也都是以年号命名的。乾嘉学派则是学者戴震在乾隆年间首创的、主要从考据入手研究学术的学派，对后世具有十分重大影响。乾者乾隆，嘉者嘉庆，戴震、段玉裁等学者都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学术领导人物，所以也就如此命名了。
　　我们在青年时代对年号不太重视，甚至有抵触情绪。外国人一开始对年代也有点格格不入。真正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后，会逐步端正看法，不致被偏激的情绪牵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