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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NGO的现实处境，也决定了我国内地公民社会的未来命运。
2008年年初的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让中国人看到TNGO(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活跃的NGO是一个国家形成公民社会的前奏，也是判断政府开放程度的信号。但在我国目前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分配格局中，政府仍占据主导地位，NGO还没有赢得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这意味着，NGO的生存和发展与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NGO与政府的关系，决定TNGO的现实处境，也决定了我国内地公民社会的未来命运。
“身份危机”
在中国滋根北京总部的办公室里，武方(化名)侃侃而谈，这个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的25岁女孩，有着超出同龄人的冷静和淡然。虽然在滋根工作不到2年，但她从大一就开始接触NGO方面的工作，用她的话说，毕业后投身NGO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中国，滋根算是“入行”最早的NGO之一。1996年，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就在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国内对NGO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先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在民政部注册中国滋根就“挂靠”在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下。现在，想成为这样“名正言顺”的NGO已非常难了武方说，中国滋根虽然没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的“官方背景”，但是“国家承认”的，与如今众多的“草根NGO”比起来，至少没有“身份危机”，是一种“中间状态”的NGO。有数据统计，目前中国的NGO只有10％是经过正式注册的。
有学者建议对NGO的管理要由注册登记制向备案制转变，并在申请手续、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美国，申请登记非政府组织只要填写一份有关基本信息的申请表和缴纳手续费即可，90％的申请都会得到批准。在澳大利亚，合法的非政府组织的所有收入，包括商业性收入都可以免税。
钱从哪里来
合法的身份与NGO的经费来源是紧密相连的。草根NGO很难从政府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基本上靠组织者的个人资金或社会捐赠来维持运转。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政府对NGO提供的资源支持不到30％。那些已经注册的NGO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除了统一的年检之外，政府对NGO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几乎没有任何必要的评估和督导，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持。
在当前的财政管理体制下，NGO要从政府部门获得资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NGO在政府的财政账户里没有“户头”，所以NGO接受财政体系的拨款没有顺畅的渠道。国际上，很多国家采取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方式，对NGO的拨款有的占50％以上。
中国滋根与国内大多数NGO一样需要自负盈亏，在每年五六百万元的活动经费中，来自美国滋根的援助占了80％，国内主要靠个人捐款，普通工薪阶层比较多，来源庞杂。为了将不必要的费用降到最低，中国滋根将办公地点定在了北六环的一个小区里，100平方米的套间，除了几台电脑和一排书架外，几乎没有别的设施。
武方告诉我们，2000元的工资也仅够她每月的花销，像朋友聚会等场合她也较少参加了。滋根要求对每一笔花销都做到清晰可控，但很多时候，在农村开张正规发票是很难的，这一点上，员工们不免有些抱怨。
在现实的经济压力下，滋根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武方说，现在很多NGO从业者30岁以后就转行去做其他工作了，国内NGO的工作人员中女性居多，也是这个原因。现实的困境常常给理想主义的热情泼一瓢冷水，如果不能吸引专业的高素质人才长期工作，将影响到国内NGO的可持续发展。
合作与博弈
在中国，政府既是NGO的管理者，又是NGO所需资源的供给者，还是NGO的影响对象。有专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应重视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政府掌握着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建立和保持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可以获得组织发展所必需的政策支持、思想指导、技术和资金。但另一方面，在与政府接触的过程中，又不免出现需要迎合政府需求的时候，使NGO从他们起初计划的目标和使命中转移。
中国滋根总共只有十五六个工作^员，在山西、河北等省的重点项目县，滋根会派驻一两个常驻工作人员，还会发展一些当地退休人员或热心人士做基层联络员。负责打工子弟学校和农民工活动中心项目的小高告诉记者，很多村民和农民工在被问到需要什么时，常常脱口而出“需要钱”。这种直接的方式一开始让小高很不适应，因为滋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扶贫组织，它致力于理念和精神的传播，而改变人的固有印象总是困难和缓慢的。
实际工作中的阻碍并不只是这些，武方告诉记者，地方官员的政绩思想是更大的障碍，他们往往希望滋根能“给大钱、办简单的事”，最好是能出成果的事，像修个操场、建个教学楼等，但滋根希望从当地村民最基本的需求出发，花钱少、受益面广。“当他们不认同滋根的理念的时候，合作就变得很困难，沟通成本也会很高”，武方说，2008年在北方某个县做文体器材项目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当地希望滋根给10万元，“把一个重点学校武装起来，足篮排都有，建成跟城里学校一样”，但滋根觉得这样太奢侈，希望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更多的学校和教学点上。多次谈判交涉之后，双方都做了妥协。武方说，“滋根在当地毕竟是个外界资源和力量，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办事也不现实。”
在NGO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想法比较单纯，而一些地方官员对当地的情况更了解，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也很精明即使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NGO也不想被牵着鼻子走。从2007年起，该县就一直想让滋根资助修建一个小水库，但滋根经过评估后认为，修建山地水窖更实惠经济。该县起初拒绝接受这个提案，经过一番长期的博弈，2008年12月，该县最终接受了滋根的建议，2009年开春，山地水窖项目就会开工。
政府的担心
NGO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对从业人员的自觉性要求很高。武方告诉记者，在2007年10月的一个项目中，她和小孙负责为北方几个项目点采购15万元的体育器材，商家按“行规”要给他们10％的回扣，武方和小孙最后把这笔钱用在了采购更多的体育器材上。武方说：“这是回答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
但武方他们也常常陷入困惑之中。NGO的工作很难量化，而且滋根致力于办实事、做小项目，不搞华而不实的“秀”，这样员工的工作量很大，又不易见诸成果。小高说，有时候做了很多，很辛苦，到头来没有人了解；来自外界的一些不配合和质疑更让他们觉得委屈，“和大家想象得不同，在NGO工作成就感很小，来自别人的肯定也不多。”小高说，特别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心气比较高，很容易感到失落。“在NGO工作了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矛盾中寻求到了和谐”，武方淡淡地说。
另一方面，国内NGO组织之间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甚至指责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中国滋根最先进入的几个贫困县，后来陆续有其他NG0组织进入，为了避免资源消耗，滋根撤出了最初的几个“阵地”。
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是国内NGO发展的元年，十几年来，国内NGO的发展突飞猛进，但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一些NGO存在较浓的政绩思想，“做秀”成分比较多，或是急功近利，过多地着眼于短期目标，没有长期的组织战略管理。还有一些草根NGO内部组织建设很不规范，很多都是“一人堂”的局面，一个人的独断专行使得整个组织丧失了民主的气氛，如果财务监管不力，很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很多草根NGO仍处于自发、松散的状态，缺乏良好的决策程序。
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之所以对NGO的管理一直偏严主要是担心民间活动失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指出，政府的规制能力不强，加上NGO自身的公信度不高，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目前NGO的管理如果放开，难免陷入混乱。更有少数人打着NGO的旗号招摇撞骗，也使政府在放开管制的措施上更加谨慎。
2008年年初的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让中国人看到TNGO(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活跃的NGO是一个国家形成公民社会的前奏，也是判断政府开放程度的信号。但在我国目前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分配格局中，政府仍占据主导地位，NGO还没有赢得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这意味着，NGO的生存和发展与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NGO与政府的关系，决定TNGO的现实处境，也决定了我国内地公民社会的未来命运。
“身份危机”
在中国滋根北京总部的办公室里，武方(化名)侃侃而谈，这个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的25岁女孩，有着超出同龄人的冷静和淡然。虽然在滋根工作不到2年，但她从大一就开始接触NGO方面的工作，用她的话说，毕业后投身NGO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中国，滋根算是“入行”最早的NGO之一。1996年，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就在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国内对NGO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先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在民政部注册中国滋根就“挂靠”在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下。现在，想成为这样“名正言顺”的NGO已非常难了武方说，中国滋根虽然没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的“官方背景”，但是“国家承认”的，与如今众多的“草根NGO”比起来，至少没有“身份危机”，是一种“中间状态”的NGO。有数据统计，目前中国的NGO只有10％是经过正式注册的。
有学者建议对NGO的管理要由注册登记制向备案制转变，并在申请手续、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美国，申请登记非政府组织只要填写一份有关基本信息的申请表和缴纳手续费即可，90％的申请都会得到批准。在澳大利亚，合法的非政府组织的所有收入，包括商业性收入都可以免税。
钱从哪里来
合法的身份与NGO的经费来源是紧密相连的。草根NGO很难从政府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基本上靠组织者的个人资金或社会捐赠来维持运转。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政府对NGO提供的资源支持不到30％。那些已经注册的NGO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除了统一的年检之外，政府对NGO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几乎没有任何必要的评估和督导，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持。
在当前的财政管理体制下，NGO要从政府部门获得资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NGO在政府的财政账户里没有“户头”，所以NGO接受财政体系的拨款没有顺畅的渠道。国际上，很多国家采取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方式，对NGO的拨款有的占50％以上。
中国滋根与国内大多数NGO一样需要自负盈亏，在每年五六百万元的活动经费中，来自美国滋根的援助占了80％，国内主要靠个人捐款，普通工薪阶层比较多，来源庞杂。为了将不必要的费用降到最低，中国滋根将办公地点定在了北六环的一个小区里，100平方米的套间，除了几台电脑和一排书架外，几乎没有别的设施。
武方告诉我们，2000元的工资也仅够她每月的花销，像朋友聚会等场合她也较少参加了。滋根要求对每一笔花销都做到清晰可控，但很多时候，在农村开张正规发票是很难的，这一点上，员工们不免有些抱怨。
在现实的经济压力下，滋根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武方说，现在很多NGO从业者30岁以后就转行去做其他工作了，国内NGO的工作人员中女性居多，也是这个原因。现实的困境常常给理想主义的热情泼一瓢冷水，如果不能吸引专业的高素质人才长期工作，将影响到国内NGO的可持续发展。
合作与博弈
在中国，政府既是NGO的管理者，又是NGO所需资源的供给者，还是NGO的影响对象。有专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应重视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政府掌握着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建立和保持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可以获得组织发展所必需的政策支持、思想指导、技术和资金。但另一方面，在与政府接触的过程中，又不免出现需要迎合政府需求的时候，使NGO从他们起初计划的目标和使命中转移。
中国滋根总共只有十五六个工作^员，在山西、河北等省的重点项目县，滋根会派驻一两个常驻工作人员，还会发展一些当地退休人员或热心人士做基层联络员。负责打工子弟学校和农民工活动中心项目的小高告诉记者，很多村民和农民工在被问到需要什么时，常常脱口而出“需要钱”。这种直接的方式一开始让小高很不适应，因为滋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扶贫组织，它致力于理念和精神的传播，而改变人的固有印象总是困难和缓慢的。
实际工作中的阻碍并不只是这些，武方告诉记者，地方官员的政绩思想是更大的障碍，他们往往希望滋根能“给大钱、办简单的事”，最好是能出成果的事，像修个操场、建个教学楼等，但滋根希望从当地村民最基本的需求出发，花钱少、受益面广。“当他们不认同滋根的理念的时候，合作就变得很困难，沟通成本也会很高”，武方说，2008年在北方某个县做文体器材项目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当地希望滋根给10万元，“把一个重点学校武装起来，足篮排都有，建成跟城里学校一样”，但滋根觉得这样太奢侈，希望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更多的学校和教学点上。多次谈判交涉之后，双方都做了妥协。武方说，“滋根在当地毕竟是个外界资源和力量，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办事也不现实。”
在NGO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想法比较单纯，而一些地方官员对当地的情况更了解，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也很精明即使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NGO也不想被牵着鼻子走。从2007年起，该县就一直想让滋根资助修建一个小水库，但滋根经过评估后认为，修建山地水窖更实惠经济。该县起初拒绝接受这个提案，经过一番长期的博弈，2008年12月，该县最终接受了滋根的建议，2009年开春，山地水窖项目就会开工。
政府的担心
NGO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对从业人员的自觉性要求很高。武方告诉记者，在2007年10月的一个项目中，她和小孙负责为北方几个项目点采购15万元的体育器材，商家按“行规”要给他们10％的回扣，武方和小孙最后把这笔钱用在了采购更多的体育器材上。武方说：“这是回答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
但武方他们也常常陷入困惑之中。NGO的工作很难量化，而且滋根致力于办实事、做小项目，不搞华而不实的“秀”，这样员工的工作量很大，又不易见诸成果。小高说，有时候做了很多，很辛苦，到头来没有人了解；来自外界的一些不配合和质疑更让他们觉得委屈，“和大家想象得不同，在NGO工作成就感很小，来自别人的肯定也不多。”小高说，特别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心气比较高，很容易感到失落。“在NGO工作了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矛盾中寻求到了和谐”，武方淡淡地说。
另一方面，国内NGO组织之间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甚至指责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中国滋根最先进入的几个贫困县，后来陆续有其他NG0组织进入，为了避免资源消耗，滋根撤出了最初的几个“阵地”。
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是国内NGO发展的元年，十几年来，国内NGO的发展突飞猛进，但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一些NGO存在较浓的政绩思想，“做秀”成分比较多，或是急功近利，过多地着眼于短期目标，没有长期的组织战略管理。还有一些草根NGO内部组织建设很不规范，很多都是“一人堂”的局面，一个人的独断专行使得整个组织丧失了民主的气氛，如果财务监管不力，很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很多草根NGO仍处于自发、松散的状态，缺乏良好的决策程序。
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之所以对NGO的管理一直偏严主要是担心民间活动失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指出，政府的规制能力不强，加上NGO自身的公信度不高，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目前NGO的管理如果放开，难免陷入混乱。更有少数人打着NGO的旗号招摇撞骗，也使政府在放开管制的措施上更加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