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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被改编成影片《英雄儿女》。2016年，《我的战争》上映，创作方称影片取材自《团圆》。由此，小说《团圆》和两部影片成为有亲缘关系的三个文本，这三个文本身处不同的时代语境，有各自的创作目标，呈现出迥异的艺术风貌，但又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关系。
今天，我们比较这三个文本，并非以概括它们之间的差异为论述目标，而是要在这些差异中考察各自的意识形态编码方式，洞察叙事文本如何通过人物、情节的设置，以隐晦或直白的方式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进而见证不同时代的政治气候、接受者的结构，如何影响意识形态的出场方式和语义指向，并从新的角度探讨叙事文本的艺术评价标准。
一、小说《团圆》的意识形态编码方式
小说《团圆》 a发表于《上海文学》1961年8月號，距离巴金赴朝鲜战场采访已经过了七八年。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的故事，虽然也涉及几位战斗英雄，但置于前景的却是一对父女的久别团圆。而且小说的主人公王芳，是一名文工团员，虽然顽强、乐观、热情、善良，但毕竟不是一线的战斗人员，与大众默认的“最可爱的人”有一定距离。这种创作方式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比较冒险，因为突出了个人亲情，多少淡化了战场上那些顶天立地的战斗英雄。
当然，《团圆》与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些离乱重逢的故事仍然是形似而质异的。《团圆》在犹豫不决中，并不想讲述一个单纯的伦理故事，而是要将故事涂抹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意愿。
小说中的王主任，在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亲人的离丧（妻子牺牲、女儿失散），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集体化的背景下，个体不能沉浸于这种私人意义上的伦理伤痛之中，而应将这些伤痛作为革命事业的必要代价，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正如王芳在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后说：“说实话，我当初得到消息还偷偷哭过一场，哭得真伤心。……我真不中用。人家朝鲜妇女死了多少亲人，从来不哭一声，她们反倒把头抬得更高，脚步也更坚定，一天价照样地唱歌跳舞，有说有笑。”可见，小说将个人的伦理感受与革命事业、集体利益进行映照，进而以一种更宽广的胸怀、更恢宏的思想境界、更乐观的战斗精神，来消弭个人身体上的痛感（伤病、死亡）。
同时，这套意识形态话语也不鼓励过多地渲染亲人重逢的喜悦。因为，革命者的子女是革命后代，是革命接班人，并不是私人财富。换言之，王芳是谁的女儿并不重要，她身份上的正统远胜于对血缘上父亲的确认。王主任曾对“我”说：“我看见她唱歌受欢迎，看见她工作积极、态度好、心情舒畅，我只有高兴。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后来，王复标托人宣布了真相之后，王主任对王芳说：“你对他（王复标）决不能改变称呼。至于我，你叫我五号，叫我爸爸，都是一样。你早就是我的女儿。”王芳愉快地回应：“爸爸，你放心，我一向都听你的话，你还是我的上级啊！”可见，小说表面上是一个伦理故事，其实对于个人情感是极力遮蔽并压制的。小说中王芳与亲生父亲相认，主要不是一次父女之间的团聚，更像是对王芳血统的一次确证（王芳的养父是工人阶级，生父是革命者，犹言她身上流淌着革命者与工人阶级的血液，血统纯正，革命意志坚定）。
在刻画王芳的过程中，小说多次使用了侧面描写的方式，由他人讲述王芳的事迹。“我”不了解王芳时，通讯员小刘告诉“我”：“王芳跳舞唱歌样样好，同志们哪个不夸奖她多才多艺。”在小刘的多次讲述中，读者知道了王芳亲赴坑道进行慰问演出，在敌人的炮火中镇定自若，身体受伤后仍然关心战友等细节，并在头脑中慢慢勾勒出一个光辉的形象：一个有着高度革命觉悟的战士，对于革命战友满怀热忱，对于革命事业无限热爱。
当然，正因为小说主要突出王芳作为“革命战士”的身份，对于她作为“人”的特点是有所疏忽的。王芳凭借着饱满的战斗热情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无所畏惧，从不犹豫，一往无前，面对哥哥的牺牲能很快释然，对于亲人的团圆能够泰然处之，这是一种理想化甚至简化的人物塑造方式，可能并不符合一个人物应有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但迎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期待。显然，这是小说为了向“正统”靠拢而在艺术上做出的让步。
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在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尤其在王芳身上所受到的感染与鼓舞。因此，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教育知识分子，让他们担任时代英雄的见证者、学习者和记录者。这段采访经历，也确实让“我”在众人身上感受到一种集体的磅礴力量。在志愿军司令部送别祖国慰问团的舞会上，众人拥抱在一起，一起转圈，“我只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同祖国在一起，我的心紧紧地挨着祖国。我感到莫大的幸福。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我甚至觉得我跟大家合在一起分不开了”。“我”的这种感觉无疑是真诚的，这也是小说创作的初衷——将这个父女团圆的故事融入意识形态的大合唱中去，并在这个故事中书写个人与祖国的关系。只是，由于叙事逻辑上的绵弱，这种情绪的表达并不自然，尤其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其牵强与生硬之处显而易见。
巴金长期浸染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待置身于“十七年”文艺创作的思潮中，其困惑乃至无所适从是难免的。这就可以理解，小说《团圆》迟迟难以下笔，经历了七八年的犹豫之后，才勉强成文。饶是如此，“叙事嵌套结构和‘离乱重逢母题’都给小说文本带来了些许与革命乐观主义相反的‘杂音’，虽然它属于巴金关于‘抗美援朝’题材的创作，但与其他作品形成了风格上的细微差异”b。 而且，巴金在试图缝合家庭伦理叙事与政治意识形态表达时，显得力不从心，造成了诸多叙事上的断裂与牵强。因而，《团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在巴金的小说创作中更是毫不起眼。
二、影片《英雄儿女》的意识形态编码方式
小说《团圆》的接受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叙事上可以迂回，笔致上可以舒缓抒情，但《英雄儿女》的观众主体则是“工农兵”。这两个群体的知识水平、欣赏习惯、审美趣味都有重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影片必须以更通俗、更直白的方式实现“思想教育”的功能。 小说《团圆》也提到了王芳的哥哥王成，但只是一笔带过。王主任有一次在团政委那里，遇到了王成，王成说王芳也在朝鲜，“王成的话没有讲完，我们就分开了。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它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英雄儿女》的编剧则将父女团圆推至后景，前景突出英雄的诞生和颂扬。影片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王成独守阵地的英勇与顽强，以及军党委对王成事迹的大力褒奖。那首著名的插曲《英雄赞歌》，成为影片的情感基调和主题定位。因此，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更为高大、完美，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也更为突出。王芳也在哥哥的影响下慢慢成长，不断成熟。在小说中，王芳负伤的原因是捡一面滚下山的鼓，这无论如何与“英雄壮举”有距离。影片中的她则是在敌机轰炸时，奋不顾身地救炊事员老李而摔下山。这个细节的改动，使人物更加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预期，折射出时代性的内涵。
小说《团圆》中的王芳性格活泼、热情爽朗、坚强乐观、待人真诚，所到之处让人如沐春风。而且王芳创作才华突出，自己写大鼓词，写诗歌，水平不俗。“我”作为一位真正的文艺工作者，认真看了王芳的诗歌之后，居然挑不出什么毛病，“她看见我还是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再加上王芳对战友炽热的关爱、对于工作无限的投入、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位出色的文艺战士。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形象被弱化，主动性和独立性都被削弱，需要在王主任的教导、启发下一点点完成成长，“王芳从原著中快乐勇敢的女孩转变为电影中被教导、被保护的女儿和妹妹，在电影中，她是战斗英雄的妹妹、政委的亲生女儿、善良工人领养的孩子，却偏偏不是她自己”c。 同时，影片的情节重心调整成了王芳如何在王主任的帮助下，完成宣传王成的重任。
王芳起初写完歌词之后，王主任并不满意，认为立意不够高，基调有些感伤。注意影片中王主任、通讯员小刘、王芳关于歌词的讨论：
小刘：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来。
王芳：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小刘：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王芳：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王主任：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在王主任看来，王芳应该写出王成牺牲的意义，要把个人性的悲伤变成豪迈雄壮的缅怀、歌颂、致敬、激励、鼓舞。甚至，王主任还建议，不仅要写王成的牺牲，更要写出王成为什么可以“舍生忘死保和平”，要强调王成是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光荣战士，他对朝鲜人民有无限的爱，对侵略者有切齿的恨。
和小说《团圆》一样，影片《英雄儿女》没有陶醉在个人性的伦理满足中，也没有深陷在伦理伤痛中不可自拔。影片中的王复标，对于儿子的牺牲没有流露出哀伤之情，而是以一种豪迈乐观的心态来接受革命事业中的损失。影片也通过强势的宣传工作，为王成的牺牲在一个更大的范畴获得意义的提升，进而冲淡个人性的伦理伤痛。影片中，王复标来到王成生前所在的团时，看到队伍中有一面红旗，上面写着“王成排”。这意味着，王成的牺牲是有价值的，而且化作一种精神代代相传，激励着其他战友。
影片《英雄儿女》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消失了，创作者不再聚焦于父女团圆，更不关注知识分子的成长，而是关注朝鲜战场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包括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战斗，包括中朝人民血浓于水的情谊。在这个战场上，私人情感或者伦理感受不值一提。
影片《英雄儿女》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传声筒，需要考虑如何通过特定的故事完成意识形态的传播。正因为如此，影片强调了王成战斗、牺牲的细节，并多次渲染了“英雄受难与加封仪式”，奠定了一种激昂慷慨的情感基调。影片的艺术风格和主题表达方式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影片中人物的感情虽然高拔，但仍然是真诚的，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淳朴和自然。只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影片的历史价值可能会远远大于其艺术价值，其中的人物会让今天的观众觉得可敬而不可亲，部分情节或许会在观众眼里失去其合理性和可信性。
三、影片《我的战争》的意识形态编码方式
《我的战争》严格来说与小说《团圆》没有什么关系，“除了潜在的‘团圆’主题以及文工团、父子情、高地战、将军女儿等关键词还能依稀触摸到一些影子外，整个主体情节已经与原作毫无关系，这也是如今的公映版片头字幕并未按照惯常署名‘ 改编’，而标识为‘取材’的原因所在”d。 具体而言，《我的战争》对小说《团圆》 的“取材”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革命英雄的战斗经历（孙北川对应王成），父女同在战场但却一直没有公开关系（首长与文工团员王文珺），知识分子对革命英雄以及文工团员的观察、帮助（小神仙张洛东）。
影片之所以不愿大规模地借用原作小说的情节，可能是因为它需要确立意识形态新的编码方式，这从片名由“英雄儿女”变成“我的战争”也可见一斑。只是，影片中这个“我”极其模糊，未能提供明确的人物视角。或许，创作者认为这个“我”可以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但这是解读上的自由联想，却不能成为叙事文本中的逻辑依据。影片必须先提供一个明确的“我”，把这个“我”塑造得立体生动，其命运具有某种普遍性，观众才会认为这个“我”可以指称任何一个志愿军战士。
《我的战争》在情节框架上借鉴或者说抄袭了好萊坞影片《珍珠港》（2001）。《珍珠港》中，置于前景的是一对情同手足的战友，都爱上了一位护士，其中一位男主人公牺牲之后，护士和另一位男人主人公终成眷属。《我的战争》也通过一个三角恋，以及王文珺与刘诗文之间的热恋，向观众展示了战场上的情感形态以及超越战争背景的爱情共通性，希望以一种真挚的情感力量打动观众。
《我的战争》为了吸引观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意识形态表达的强度，而是将爱情置于前景。为了将爱情复杂化，甚至浪漫化，影片的核心情节变成了一个三角恋：孙北川和张洛东都爱上了孟三夏，但孟三夏却犹豫不决，因为她发现两个男人身上都有光芒，有各自的魅力（孙北川粗犷直率，张洛东斯文细腻）。最后，随着孙北川的牺牲，孟三夏与小神仙在战后“团圆”。可以说，随着影片用“讨巧”的方式解决了人物情感上的难题，却失落了对战争真实地呈现与有力度的反思。 《我的战争》在孟三夏和孙北川之间，设置了多个刺激事件：两人在火车站初次相遇时，彼此看不上眼，但认了老乡之后瞬间变得亲近起来；初到朝鲜，孙北川指挥战斗时，有勇有谋，让孟三夏刮目相看；在表彰会上，孙北川豪迈乐观，感染了孟三夏；孙北川喝醉之后，无意中表达了对于孟三夏的爱慕，令孟三夏欣喜又恼怒；孟三夏踩到地雷时，孙北川舍命相救，并在排雷时完成了对孟三夏的表白；在攻占敵师部的战斗前夕，孙北川嘱托孟三夏记得去看望他母亲，并交给她一封信……有这么多事件的铺垫，两人之间的情感变化合乎情理，情感持续升温。再加上孟三夏与张洛东之间的心意相通，文工团员刘诗文与王文珺之间有情人却难成眷属，影片中的情感戏码比较充足。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战争戏在影片中虽然比重不算低，视觉特效也不俗，却因爱情主线的存在而显得分散而随意，缺乏一种情节的统一性和悬念的凝聚力。而且这些战争场面中，部队之间的配合、指挥者的智慧与勇气、因地制宜的战术打法，全部是缺席的。甚至，这些战争戏对于人物刻画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像是为了提供必要的视听震撼而存在，或者是为了调剂爱情节奏而强行塞入的动作场面。
这就不难理解，《我的战争》评价不高，在豆瓣网上评分只有4.9分。也许，有研究者会认为，“ 《我的战争》将极限环境中个体对私人情感的渴求作为前进的动力，重新肯定了个体自我情感的价值” e。但实际上，这种剧情的处理方式，用战争充当一场三角恋的点缀和调剂品，不仅亵渎了战争，也亵渎了爱情。
从艺术上看，《我的战争》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对于战争残酷的表现、战争本身的思考，基本上是搁置的，反而在战场上不适当地夸大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但是，影片仍然以独特的面貌折射了时代的烙印，将战争进行了私人化书写（“我的战争”），将战争中的个人情感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
《我的战争》显然知晓如今观众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文化水平层次（观影的主力军是二十岁上下的城镇青年），知道如何把握观众的观影心态，即用一种浪漫曲折的情感来打动观众，希望在更为私人的层面与观众快速产生共鸣。这就可以理解，《我的战争》没有重复《英雄儿女》那种直白的意识形态表达策略，也拒绝《团圆》那种略带传奇色彩的亲人重逢戏码，而是借助一个女文工团员在朝鲜战场的经历，向观众展示战场上爱情的浪漫与传奇，并凸显这段经历对于“我”的意义以及影响。
四、结语
“基于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两部电影《英雄儿女》和《我的战争》……体现出老一代电影人与新生代导演对历史与当下、英雄与普通人、战争与和平的不同观点，体现了时代在价值观认同、主体认同、情感认同等方面的进化和变迁”f。 在这三个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对于同一场战争的书写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编码方式的不同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编码方式的变迁，我们通过考察三个文本对于核心冲突的处理可以得到直观的佐证。《团圆》的核心冲突发生在王芳身上，即她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献身精神与身体伤痛之间的不平衡。在《英雄儿女》中，影片要解决的主要是私人情感与革命事业之间的冲撞。在《我的战争》中，其核心冲突来自于爱情上的波折与两难：孙北川爱上了孟三夏，却因表达方式不当而造成诸多误会；张洛东也爱上了孟三夏，却碍于孙北川而羞于表白；对于孟三夏来说，她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却难以抉择。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起作用’或‘发挥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我称之为传唤或呼唤的那种非常明确的作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的个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的个人）”g。这意味着，三个文本有各自的“传唤”对象和“传唤”方式。《团圆》通过王芳的故事，对知识分子进行“感召”；《英雄儿女》用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对革命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我的战争》则用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感染年轻人，同时又勾起年长者的青春记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文艺作品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呼应这种时代思潮，但是，这种呼应不应该是被动或牵强的，也不能过于直白而走向空洞，而应基于故事本身的逻辑，由接受者自然而然地感知。我们在评判这些文艺作品时，并不会以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作为依据，去讨论各自思想境界的高下，而是以意识形态的编码方式和包装策略来立论，如人物是否鲜活、是否真实可信，人物是否有可靠的动机和主动的行为能力，人物解决核心冲突的方式是否自然，主题的表达是否克制而顺畅。以此作为参照，小说《团圆》、电影《英雄儿女》、电影《我的战争》各自的成就与局限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a 本文所据《团圆》，来自于：赵丽宏、陈思和主编《团圆：〈上海文学〉50年经典·中篇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bc 赵洁：《知识分子在场和回归传统母题——评巴金小说〈团圆〉的异质性》，《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5期。
d 刘新鑫：《〈我的战争〉：割裂的视角与摇摆的类型》，《电影艺术》2016年第6期。
e 吴爱红：《〈我的战争〉：后革命语境下的战争叙事与英雄影像》，《电影文学》2019年第13期。
f 杨永国：《从〈英雄儿女〉到〈我的战争〉看同一题材战争电影的差异性表述》，《电影评介》2017年第6期。
g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作 者： 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今天，我们比较这三个文本，并非以概括它们之间的差异为论述目标，而是要在这些差异中考察各自的意识形态编码方式，洞察叙事文本如何通过人物、情节的设置，以隐晦或直白的方式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进而见证不同时代的政治气候、接受者的结构，如何影响意识形态的出场方式和语义指向，并从新的角度探讨叙事文本的艺术评价标准。
一、小说《团圆》的意识形态编码方式
小说《团圆》 a发表于《上海文学》1961年8月號，距离巴金赴朝鲜战场采访已经过了七八年。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的故事，虽然也涉及几位战斗英雄，但置于前景的却是一对父女的久别团圆。而且小说的主人公王芳，是一名文工团员，虽然顽强、乐观、热情、善良，但毕竟不是一线的战斗人员，与大众默认的“最可爱的人”有一定距离。这种创作方式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比较冒险，因为突出了个人亲情，多少淡化了战场上那些顶天立地的战斗英雄。
当然，《团圆》与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些离乱重逢的故事仍然是形似而质异的。《团圆》在犹豫不决中，并不想讲述一个单纯的伦理故事，而是要将故事涂抹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意愿。
小说中的王主任，在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亲人的离丧（妻子牺牲、女儿失散），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集体化的背景下，个体不能沉浸于这种私人意义上的伦理伤痛之中，而应将这些伤痛作为革命事业的必要代价，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正如王芳在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后说：“说实话，我当初得到消息还偷偷哭过一场，哭得真伤心。……我真不中用。人家朝鲜妇女死了多少亲人，从来不哭一声，她们反倒把头抬得更高，脚步也更坚定，一天价照样地唱歌跳舞，有说有笑。”可见，小说将个人的伦理感受与革命事业、集体利益进行映照，进而以一种更宽广的胸怀、更恢宏的思想境界、更乐观的战斗精神，来消弭个人身体上的痛感（伤病、死亡）。
同时，这套意识形态话语也不鼓励过多地渲染亲人重逢的喜悦。因为，革命者的子女是革命后代，是革命接班人，并不是私人财富。换言之，王芳是谁的女儿并不重要，她身份上的正统远胜于对血缘上父亲的确认。王主任曾对“我”说：“我看见她唱歌受欢迎，看见她工作积极、态度好、心情舒畅，我只有高兴。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后来，王复标托人宣布了真相之后，王主任对王芳说：“你对他（王复标）决不能改变称呼。至于我，你叫我五号，叫我爸爸，都是一样。你早就是我的女儿。”王芳愉快地回应：“爸爸，你放心，我一向都听你的话，你还是我的上级啊！”可见，小说表面上是一个伦理故事，其实对于个人情感是极力遮蔽并压制的。小说中王芳与亲生父亲相认，主要不是一次父女之间的团聚，更像是对王芳血统的一次确证（王芳的养父是工人阶级，生父是革命者，犹言她身上流淌着革命者与工人阶级的血液，血统纯正，革命意志坚定）。
在刻画王芳的过程中，小说多次使用了侧面描写的方式，由他人讲述王芳的事迹。“我”不了解王芳时，通讯员小刘告诉“我”：“王芳跳舞唱歌样样好，同志们哪个不夸奖她多才多艺。”在小刘的多次讲述中，读者知道了王芳亲赴坑道进行慰问演出，在敌人的炮火中镇定自若，身体受伤后仍然关心战友等细节，并在头脑中慢慢勾勒出一个光辉的形象：一个有着高度革命觉悟的战士，对于革命战友满怀热忱，对于革命事业无限热爱。
当然，正因为小说主要突出王芳作为“革命战士”的身份，对于她作为“人”的特点是有所疏忽的。王芳凭借着饱满的战斗热情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无所畏惧，从不犹豫，一往无前，面对哥哥的牺牲能很快释然，对于亲人的团圆能够泰然处之，这是一种理想化甚至简化的人物塑造方式，可能并不符合一个人物应有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但迎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期待。显然，这是小说为了向“正统”靠拢而在艺术上做出的让步。
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在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尤其在王芳身上所受到的感染与鼓舞。因此，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教育知识分子，让他们担任时代英雄的见证者、学习者和记录者。这段采访经历，也确实让“我”在众人身上感受到一种集体的磅礴力量。在志愿军司令部送别祖国慰问团的舞会上，众人拥抱在一起，一起转圈，“我只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同祖国在一起，我的心紧紧地挨着祖国。我感到莫大的幸福。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我甚至觉得我跟大家合在一起分不开了”。“我”的这种感觉无疑是真诚的，这也是小说创作的初衷——将这个父女团圆的故事融入意识形态的大合唱中去，并在这个故事中书写个人与祖国的关系。只是，由于叙事逻辑上的绵弱，这种情绪的表达并不自然，尤其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其牵强与生硬之处显而易见。
巴金长期浸染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待置身于“十七年”文艺创作的思潮中，其困惑乃至无所适从是难免的。这就可以理解，小说《团圆》迟迟难以下笔，经历了七八年的犹豫之后，才勉强成文。饶是如此，“叙事嵌套结构和‘离乱重逢母题’都给小说文本带来了些许与革命乐观主义相反的‘杂音’，虽然它属于巴金关于‘抗美援朝’题材的创作，但与其他作品形成了风格上的细微差异”b。 而且，巴金在试图缝合家庭伦理叙事与政治意识形态表达时，显得力不从心，造成了诸多叙事上的断裂与牵强。因而，《团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在巴金的小说创作中更是毫不起眼。
二、影片《英雄儿女》的意识形态编码方式
小说《团圆》的接受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叙事上可以迂回，笔致上可以舒缓抒情，但《英雄儿女》的观众主体则是“工农兵”。这两个群体的知识水平、欣赏习惯、审美趣味都有重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影片必须以更通俗、更直白的方式实现“思想教育”的功能。 小说《团圆》也提到了王芳的哥哥王成，但只是一笔带过。王主任有一次在团政委那里，遇到了王成，王成说王芳也在朝鲜，“王成的话没有讲完，我们就分开了。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它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英雄儿女》的编剧则将父女团圆推至后景，前景突出英雄的诞生和颂扬。影片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王成独守阵地的英勇与顽强，以及军党委对王成事迹的大力褒奖。那首著名的插曲《英雄赞歌》，成为影片的情感基调和主题定位。因此，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更为高大、完美，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也更为突出。王芳也在哥哥的影响下慢慢成长，不断成熟。在小说中，王芳负伤的原因是捡一面滚下山的鼓，这无论如何与“英雄壮举”有距离。影片中的她则是在敌机轰炸时，奋不顾身地救炊事员老李而摔下山。这个细节的改动，使人物更加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预期，折射出时代性的内涵。
小说《团圆》中的王芳性格活泼、热情爽朗、坚强乐观、待人真诚，所到之处让人如沐春风。而且王芳创作才华突出，自己写大鼓词，写诗歌，水平不俗。“我”作为一位真正的文艺工作者，认真看了王芳的诗歌之后，居然挑不出什么毛病，“她看见我还是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再加上王芳对战友炽热的关爱、对于工作无限的投入、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位出色的文艺战士。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形象被弱化，主动性和独立性都被削弱，需要在王主任的教导、启发下一点点完成成长，“王芳从原著中快乐勇敢的女孩转变为电影中被教导、被保护的女儿和妹妹，在电影中，她是战斗英雄的妹妹、政委的亲生女儿、善良工人领养的孩子，却偏偏不是她自己”c。 同时，影片的情节重心调整成了王芳如何在王主任的帮助下，完成宣传王成的重任。
王芳起初写完歌词之后，王主任并不满意，认为立意不够高，基调有些感伤。注意影片中王主任、通讯员小刘、王芳关于歌词的讨论：
小刘：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来。
王芳：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小刘：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王芳：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王主任：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在王主任看来，王芳应该写出王成牺牲的意义，要把个人性的悲伤变成豪迈雄壮的缅怀、歌颂、致敬、激励、鼓舞。甚至，王主任还建议，不仅要写王成的牺牲，更要写出王成为什么可以“舍生忘死保和平”，要强调王成是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光荣战士，他对朝鲜人民有无限的爱，对侵略者有切齿的恨。
和小说《团圆》一样，影片《英雄儿女》没有陶醉在个人性的伦理满足中，也没有深陷在伦理伤痛中不可自拔。影片中的王复标，对于儿子的牺牲没有流露出哀伤之情，而是以一种豪迈乐观的心态来接受革命事业中的损失。影片也通过强势的宣传工作，为王成的牺牲在一个更大的范畴获得意义的提升，进而冲淡个人性的伦理伤痛。影片中，王复标来到王成生前所在的团时，看到队伍中有一面红旗，上面写着“王成排”。这意味着，王成的牺牲是有价值的，而且化作一种精神代代相传，激励着其他战友。
影片《英雄儿女》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消失了，创作者不再聚焦于父女团圆，更不关注知识分子的成长，而是关注朝鲜战场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包括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战斗，包括中朝人民血浓于水的情谊。在这个战场上，私人情感或者伦理感受不值一提。
影片《英雄儿女》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传声筒，需要考虑如何通过特定的故事完成意识形态的传播。正因为如此，影片强调了王成战斗、牺牲的细节，并多次渲染了“英雄受难与加封仪式”，奠定了一种激昂慷慨的情感基调。影片的艺术风格和主题表达方式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影片中人物的感情虽然高拔，但仍然是真诚的，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淳朴和自然。只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影片的历史价值可能会远远大于其艺术价值，其中的人物会让今天的观众觉得可敬而不可亲，部分情节或许会在观众眼里失去其合理性和可信性。
三、影片《我的战争》的意识形态编码方式
《我的战争》严格来说与小说《团圆》没有什么关系，“除了潜在的‘团圆’主题以及文工团、父子情、高地战、将军女儿等关键词还能依稀触摸到一些影子外，整个主体情节已经与原作毫无关系，这也是如今的公映版片头字幕并未按照惯常署名‘ 改编’，而标识为‘取材’的原因所在”d。 具体而言，《我的战争》对小说《团圆》 的“取材”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革命英雄的战斗经历（孙北川对应王成），父女同在战场但却一直没有公开关系（首长与文工团员王文珺），知识分子对革命英雄以及文工团员的观察、帮助（小神仙张洛东）。
影片之所以不愿大规模地借用原作小说的情节，可能是因为它需要确立意识形态新的编码方式，这从片名由“英雄儿女”变成“我的战争”也可见一斑。只是，影片中这个“我”极其模糊，未能提供明确的人物视角。或许，创作者认为这个“我”可以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但这是解读上的自由联想，却不能成为叙事文本中的逻辑依据。影片必须先提供一个明确的“我”，把这个“我”塑造得立体生动，其命运具有某种普遍性，观众才会认为这个“我”可以指称任何一个志愿军战士。
《我的战争》在情节框架上借鉴或者说抄袭了好萊坞影片《珍珠港》（2001）。《珍珠港》中，置于前景的是一对情同手足的战友，都爱上了一位护士，其中一位男主人公牺牲之后，护士和另一位男人主人公终成眷属。《我的战争》也通过一个三角恋，以及王文珺与刘诗文之间的热恋，向观众展示了战场上的情感形态以及超越战争背景的爱情共通性，希望以一种真挚的情感力量打动观众。
《我的战争》为了吸引观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意识形态表达的强度，而是将爱情置于前景。为了将爱情复杂化，甚至浪漫化，影片的核心情节变成了一个三角恋：孙北川和张洛东都爱上了孟三夏，但孟三夏却犹豫不决，因为她发现两个男人身上都有光芒，有各自的魅力（孙北川粗犷直率，张洛东斯文细腻）。最后，随着孙北川的牺牲，孟三夏与小神仙在战后“团圆”。可以说，随着影片用“讨巧”的方式解决了人物情感上的难题，却失落了对战争真实地呈现与有力度的反思。 《我的战争》在孟三夏和孙北川之间，设置了多个刺激事件：两人在火车站初次相遇时，彼此看不上眼，但认了老乡之后瞬间变得亲近起来；初到朝鲜，孙北川指挥战斗时，有勇有谋，让孟三夏刮目相看；在表彰会上，孙北川豪迈乐观，感染了孟三夏；孙北川喝醉之后，无意中表达了对于孟三夏的爱慕，令孟三夏欣喜又恼怒；孟三夏踩到地雷时，孙北川舍命相救，并在排雷时完成了对孟三夏的表白；在攻占敵师部的战斗前夕，孙北川嘱托孟三夏记得去看望他母亲，并交给她一封信……有这么多事件的铺垫，两人之间的情感变化合乎情理，情感持续升温。再加上孟三夏与张洛东之间的心意相通，文工团员刘诗文与王文珺之间有情人却难成眷属，影片中的情感戏码比较充足。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战争戏在影片中虽然比重不算低，视觉特效也不俗，却因爱情主线的存在而显得分散而随意，缺乏一种情节的统一性和悬念的凝聚力。而且这些战争场面中，部队之间的配合、指挥者的智慧与勇气、因地制宜的战术打法，全部是缺席的。甚至，这些战争戏对于人物刻画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像是为了提供必要的视听震撼而存在，或者是为了调剂爱情节奏而强行塞入的动作场面。
这就不难理解，《我的战争》评价不高，在豆瓣网上评分只有4.9分。也许，有研究者会认为，“ 《我的战争》将极限环境中个体对私人情感的渴求作为前进的动力，重新肯定了个体自我情感的价值” e。但实际上，这种剧情的处理方式，用战争充当一场三角恋的点缀和调剂品，不仅亵渎了战争，也亵渎了爱情。
从艺术上看，《我的战争》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对于战争残酷的表现、战争本身的思考，基本上是搁置的，反而在战场上不适当地夸大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但是，影片仍然以独特的面貌折射了时代的烙印，将战争进行了私人化书写（“我的战争”），将战争中的个人情感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
《我的战争》显然知晓如今观众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文化水平层次（观影的主力军是二十岁上下的城镇青年），知道如何把握观众的观影心态，即用一种浪漫曲折的情感来打动观众，希望在更为私人的层面与观众快速产生共鸣。这就可以理解，《我的战争》没有重复《英雄儿女》那种直白的意识形态表达策略，也拒绝《团圆》那种略带传奇色彩的亲人重逢戏码，而是借助一个女文工团员在朝鲜战场的经历，向观众展示战场上爱情的浪漫与传奇，并凸显这段经历对于“我”的意义以及影响。
四、结语
“基于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两部电影《英雄儿女》和《我的战争》……体现出老一代电影人与新生代导演对历史与当下、英雄与普通人、战争与和平的不同观点，体现了时代在价值观认同、主体认同、情感认同等方面的进化和变迁”f。 在这三个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对于同一场战争的书写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编码方式的不同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编码方式的变迁，我们通过考察三个文本对于核心冲突的处理可以得到直观的佐证。《团圆》的核心冲突发生在王芳身上，即她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献身精神与身体伤痛之间的不平衡。在《英雄儿女》中，影片要解决的主要是私人情感与革命事业之间的冲撞。在《我的战争》中，其核心冲突来自于爱情上的波折与两难：孙北川爱上了孟三夏，却因表达方式不当而造成诸多误会；张洛东也爱上了孟三夏，却碍于孙北川而羞于表白；对于孟三夏来说，她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却难以抉择。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起作用’或‘发挥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我称之为传唤或呼唤的那种非常明确的作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的个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的个人）”g。这意味着，三个文本有各自的“传唤”对象和“传唤”方式。《团圆》通过王芳的故事，对知识分子进行“感召”；《英雄儿女》用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对革命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我的战争》则用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感染年轻人，同时又勾起年长者的青春记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文艺作品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呼应这种时代思潮，但是，这种呼应不应该是被动或牵强的，也不能过于直白而走向空洞，而应基于故事本身的逻辑，由接受者自然而然地感知。我们在评判这些文艺作品时，并不会以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作为依据，去讨论各自思想境界的高下，而是以意识形态的编码方式和包装策略来立论，如人物是否鲜活、是否真实可信，人物是否有可靠的动机和主动的行为能力，人物解决核心冲突的方式是否自然，主题的表达是否克制而顺畅。以此作为参照，小说《团圆》、电影《英雄儿女》、电影《我的战争》各自的成就与局限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a 本文所据《团圆》，来自于：赵丽宏、陈思和主编《团圆：〈上海文学〉50年经典·中篇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bc 赵洁：《知识分子在场和回归传统母题——评巴金小说〈团圆〉的异质性》，《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5期。
d 刘新鑫：《〈我的战争〉：割裂的视角与摇摆的类型》，《电影艺术》2016年第6期。
e 吴爱红：《〈我的战争〉：后革命语境下的战争叙事与英雄影像》，《电影文学》2019年第13期。
f 杨永国：《从〈英雄儿女〉到〈我的战争〉看同一题材战争电影的差异性表述》，《电影评介》2017年第6期。
g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作 者： 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