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和痛苦——焦晃印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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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在戏剧学院遇到任广智,我们是相识50多年的朋友了,见了面自然会说起文艺界的一些事情。我问起焦晃的近况,他说焦晃前几天邀他一起排一个朗诵节目,正在忙。说到这里,我很感慨,快80岁了,还是闲不住,一个人的脾气真是改不了的。
  一提起焦晃,他的形象立刻在我眼前活动起来:挺拔,头发略长,微风吹来,会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人们常会把他与浪漫联系起来,其实,焦晃并不浪漫,他倒是个很现实很顶真的人。他执着,有什么就会说什么。欺负弱小,说谎害人,很为他所不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青浦,我参加过民盟举办的一个学习班。两个礼拜,集中在一起学习。焦晃与我都是学习班的成员。有一回,大家三三两两地在田梗边走着,忽然,一只大且美丽的蝴蝶向我们的方向飞来,我当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顺手用手中拿的报纸朝蝴蝶一拍,它受了这一击,便歪歪扭扭地,边飞边挣扎了起来。
  这时,焦晃立刻严肃起来,他正色地指责我:它又没有影响你,你为何对它下手!听到焦晃严厉的话语,我一时语失,感到脸红:是呀,天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残害一个美好的生命呢!此后,我再没有去做过这一类缺德的事情。
  我认识焦晃是在1959年,那年暑天,他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而我,也是在同一年的春天进了上海儿艺表演班学习。说起来也算是同行。儿艺的对门就是戏剧学院,彼此很熟,常有往来。现在,过了一个甲子,岁月悠悠,忆及焦晃,他的成绩与特色,尤使我印象深刻。
  焦晃求学的那个表演系,在全国所有的学表演艺术的班级中,很有些特殊,特殊在哪里呢?这个班级日后在表演艺术上有造诣的人才特别多。焦晃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个班在学习期间遇上了好老师。上戏的朱端钧、胡导都是表演艺术的专家。另外,有一位专门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创造体系,叫叶·康·列普科夫斯基的女教授,也是这个班级的授课老师,这几位老师运用的现实主义的教学方法,使焦晃他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掌握了表演艺术的真谛。
  这批年轻的学子在老师的教导下非常努力。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相当注重实践,有时候几乎每天要排小品,而且是夜以继日。当时戏剧学院的学生宿舍安排在学校外面,学校一到晚上就要关大门,而学生和老师经常是一起排小品至深夜,然后爬墙翻过校门,再回到宿舍。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焦晃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愉悦,他一面认真研读斯坦尼关于表演艺术的学说,一面努力在实践中体会这种学说的真正涵义。毕业后他正式分配到上海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更是铸躇满志。
  焦晃在戏剧学习时演过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进了青年话剧团,他参加的第一个话剧是俄国讽刺剧作家果戈里的代表作《钦差大臣》。这台戏整整排了两年,结果给否定了。当时的文艺界,众多演职员辛辛苦苦排出一台戏,只要某个领导一句话,就会全功尽弃,这是常有的事。当时儿艺排成的一出美国戏《哈克佩里历险记》遭受的也是同样的命运。
  焦晃是个视戏如命的人。在文革中,像焦晃这样的年轻人也会遭到批斗。戏剧,更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忆及这段恶梦般的年月,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对它深恶痛绝。
  这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了,那次焦晃也在。一回几个朋友在随便议论时,有个出版社的郑先生谈到他父亲,说他父亲因胡风问题而坐了牢,始终没有流过眼泪,而等到他父亲的冤案由胡耀邦同志批示而被平反时,却激动得痛哭了一场。当时在场的同志充满了对耀邦同志的感激与尊敬之情,议论了开来。旋即,这位先生又说了另外几个人的遭遇,说到某个人时——在牢里,他挺过来了,但是一回到家里,目睹眼前的惨象,他不禁万念俱灰,竟上吊死了。片刻之间,大家都愣了,每人都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鸦雀无声。此时,焦晃以朗诵的声调,轻声而低沉地念起了一段话,表达了此时的心声。念毕,人们沉思良久。
  阴暗的日子过去,焦晃的激情得以爆发。他已经有整整九年没有上舞台了。从80年代开始,他一发而不可收。30年的时光,他和他的同事、友人,在舞台与银幕屏幕上频频闪光。昔日学的斯坦尼表演艺术体系学说,他即便在九年脱离舞台时,也是一直未曾忘却;而在新的时光,更为他原先学到的技巧,增添了厚度与深度。算了一下,到现今为至,他参加的话剧演出,约有50台;还有多部电视剧;尤其是饰演的三个皇帝,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有一件事情很可以见得全国观众对他喜爱的程度。演了三个皇帝之后,2013年,焦晃在《北平无战事》扮演校长一角。按惯例,一般在影片制作过程中,人物的配音,是由专业配音演员来完成的。然而,这次出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在影片放映后大量艱众责问制片方:为什么没有让焦晃本人来配音,而让焦晃“被配音”?观众对焦晃热爱到这种程度,这实在是让制片方始料未及的。结果,制片人只能向观众道歉,说明原因,并对焦晃表示歉意。
  焦晃饰演三个皇帝,费了大量心血。他受斯坦尼学说的影响很深,他塑造艺术形象的方法,许多方面是同斯坦尼一致的。但是,他又有自身的创造,又有自己思考问题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更能够理解。
  比如,在接触到三个皇帝的时候,他曾多次作了这样的描述:康熙有魄力,能控制全局,他只要一站,就能压住整个乾坤。乾隆则艺术家的性情浓一点。而汉景帝,却是一生多起伏,命运飘忽不定。焦晃对这三个皇帝特殊性格的描述,很自然地使我们想起斯坦尼关于“内心的调子”“情感的种子”的有关论述。我觉得,他们对戏剧的观念,一脉相成,抓住了人物的主要特征,还需要运用一切手段使人物活起来。
  戏剧有了骨架,若要血肉丰满,必定离不开细节;而对戏剧来说,出于形象的直观性,细节的运用尤为要紧。一个绝妙的细节,往往会使观众一辈子难望。而焦晃扮演的三个皇帝,就恰当地运用了大量细节。他在屏幕上一站,头一动,一个转身,都可以成为刻画人物的手段,他可以使人物更自然,更鲜活,自然也能增强观众的欣赏趣味。比如《汉武大帝》中有场景帝杀晁错的戏,这在整个剧中是重头戏。从景帝起念要杀昔日的恩师晁错,焦晃设计了“十道门”,也就十个层次。每个层次有关联,有发展,显得动人心魂。这样精彩的细节,在全剧中对刻画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数细节贯串在一起,能使艰众具体体会到景帝性格和命运的多重性和曲折性。职业演员都会知道细节的重要,因为这是“把演员创作天性的一切元素引入角色创造的实际手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曾有一位主持人,向焦晃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觉得演戏在您的生活中占有百分之几的比例?”焦晃愣了一下,说,“是全部”。这是真话。他把生命交给了演戏。他的整个生命状态,带有宗教的性质。接受一个角色,总是全力以赴;而作为身份相当的特殊演员,他既是内容,又是形式;一个优秀的演员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努力在形体和心灵上向角色靠拢。这种情况在演员生涯中经常会发生。
  焦晃演皇帝,对他来说是极其艰苦的。唯其用心,聪敏,有智慧,才会深刻地感受到苦痛。这大概是一般人不大能理解的,但是好的演员就常常会出现这种状态。椐冯小刚说,拍《一地鸡毛》时陈道明扮演的男主角是个被人瞧不起的人物,拍戏过程中,在剧组里,陈道明也是一副对人低三下四的样子,甚至每天为大家去泡开水。但是戏拍完,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马上就回来了。
  像焦晃这样的演员,内心的烦恼也许会更加深广。塑造人物过程中,有时会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这往往是角色的塑造碰到矛盾又在设法解决而又要努力解决的时候。这一类例子不少。我认识一位优秀的女导演,一次她在北京的寓所对我说:我当导演,每次在导演构思过程中,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和烦闷,过了这一关,会好一些。然而就这样,我把老公给赔掉了。
  焦晃搞戏,实在认真,他容不得半点马虎。他一次谈到某些剧目不如人意,且这种潮流也许会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说:“这样搞,我要给他们活活气死。”另一次,剧场在演戏,他听到有啃瓜子的声音,立刻冲上舞台,要那个观众离开剧场。他曾说,在后台如果听到啃瓜子的声音,在哪一排,哪一座,我都会清清楚楚地知道。有同行说,干吗这样认真呢?但是,在焦晃看来,这不能容忍。
  如今,像焦晃这样的演员大概不会很多,但是,总还是会有。智慧与痛苦是可以合为一体的,这原本可以让焦晃们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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