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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WTO第五次部长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宣告失败时，很多人对WTO新一轮谈判的未来更加悲观。剖析坎昆会议失败的原因，对比西雅图会议曾经的破裂——
坎昆会议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实际协议的坎昆会议，却将成为多哈回合成功结束的基石。
失败之后
坎昆会议在这样的讽刺中垮掉了：它既是成功又是失败。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糟糕的新闻报道中，事实上这次会议的确没有达成任何实际的协议。但是这些会议也预示着未来的成功：坎昆会议将成为自2001年11月以来的多哈贸易谈判回合成功结束的踏脚石。
去年9月14日，当墨西哥外长德贝斯（Luis Ernesto Derbez）紧随着异常激烈的争论突然中止会议，坎昆会议猛然崩溃。非政府组织（NGOs）立刻开始庆祝，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都闪现着杰出的菲律宾社会学家贝隆（Walden Bello）及其志同道合的积极分子一起欢快跳舞的场景。
美国和欧盟，此次会议上的两位重要角色，显然不太高兴，它们对会议破裂的反应是让指责之声到处响起。两个代表团的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Robert Zollick）和欧盟的贸易委员拉米（Pascal Lamy）—曾希望在坎昆达成的协议能导致多哈回合在2005年1月及时结束，届时他们还将留在目前的职位上。当没有如此的协议达成，他们都急促地把牢骚变为书面文字。佐立克在《金融时报》上威胁，将把华盛顿的关注从多边协议转向与有意愿的国家间的双边协定。这种威胁听起来让人觉得他是贸易政治中的拉姆斯费尔德（Donald Rumsfeld）——一放弃多边机制而倾向于与有意愿国家间的特别联合。佐立克把坎昆会议的破裂归咎于在此次会议中出现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2国集团，谴责他们把WTO变成了政治抗议的论坛。
同时，拉米对坎昆谈判结束的反应是黯淡地表示，欧盟不会在近期的任何时间重回贸易谈判。六周后《金融时报》报道说，拉米警告反对“急于重新开始谈判”并表明WTO的谈判过程有着深刻的缺陷。由于两大主要角色谴责多边主义和众多非政府组织庆祝坎昆的崩溃，与1999年下半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举行的那次灾难性的WTO会议的比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些对比是完全不合适的。坎昆会议绝对不是西雅图会议。后者是WTO和自由贸易历史上的一次失败，相反，坎昆的崩溃将被迅速忘却，并将被即将来到的成功所掩盖。
坎昆会议绝对不是西雅图会议，它与西雅图会议相比，有着巨大的反差。坎昆会议失败属于比较良性的挫折——是多哈进程的一个短暂停顿而不是永久的结束。
三项反差
在西雅图会议和坎昆会议的破裂之间可以找出三个主要的不同点。与坎昆会议不同，从一开始，西雅图就被抗议搞得瘫痪了。公正地说，众多观察者（包括我自己）曾害怕坎昆会像西雅图一样在满街的抗议中陷入困境。现在进行的谈判回合在卡塔尔的多哈发起，毕竟坎昆不像多哈而更像西雅图，因为煽动抗议者容易到达此地。墨西哥也有学生和农民采取激进行动的长久传统；事实上，早期的报告就表明萨帕塔主义者会到达坎昆。并且，墨西哥的总统福克斯（Vicente Fox）在步入政界前，曾经营该国的可口可乐公司，这个职业给他招致了他是国际大商业工具的讽刺。使事情更糟的是，它的左派外长卡斯塔尼亚（Jorge Castaneda）恰恰在会议开始前辞职。
在墨西哥，伊拉克战争极不受公众欢迎，许多人也预测反战鼓动所留下的巨大愤怒将被重新导向这场贸易谈判。在坎昆之前，反战运动已经开始建立和反全球化组织的沟通。甚至美国主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迪安（Howard Dean）已经对两者间不断增长的联系做出反应，采取了大量的连众议员盖普哈特（Dick Gephardt）都会脸红的反WTO、反自由贸易的立场。
然而，最后在坎昆并未出现像扰乱西雅图会议那样的狂乱场面。最富戏剧性的事件是韩国农民的自杀。更加令人欢愉的画面是出现在海滩上的裸体者以及设立在牛津的乐施会（Oxfam）游行示威者表演的街道戏剧，他们带着面具来代表7个最主要工业化国家集团的首脑。
在坎昆的抗议之所以比不上西雅图抗议的规模和强烈程度，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更加尖刻的反全球化团体，如经济学家所称的那样，已经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最初，他们的策略是英明的。游击队员传统上在他们最不被预料的地方发起攻击，然而在坎昆，这些抗议者已准备出现在被预料的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在大型的国际会议上，成千的传媒界人士聚集于此来寻找丰富多彩的故事以供存赏。最初，与会议中心内的那些灰暗的代表们不同，这些抗议者受到了欢迎。但是到坎昆时，这些在西雅图的新奇感已经消逝。第二，在坎昆前，最精力充沛的反全球化组织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运动场：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巴西南部港市），世界社会论坛正在此举行（与通常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相对应）。
西雅图会议与坎昆会议的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利害关系更高。西雅图会议是一次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努力。拟议中的谈判是在WTO下举行的首轮谈判。WTO已经在1995年乌拉圭回合结束后代替并包含了关贸总协定（GATT）。由于这些原因，西雅图会议的流产比坎昆会议的崩溃影响更大、更深远和更具有象征意义。在西雅图未能适当地启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比在坎昆正在进行中的一轮谈判没有达成协议更加使人受到精神上的创伤。毕竟，先前的乌拉圭回合花费了7年才完成，1988年在蒙特利尔和1990年在布鲁塞尔的会议都遭到崩溃。坎昆会议失败属于这一类比较良性的挫折——是多哈进程的一个短暂停顿而不是永久的结束。
最后，坎昆会议的政治活动远不同于西雅图会议的政治活动。在西雅图，美国领导层没有起到典范的作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已经经过英勇斗争赢得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通过和支持了乌拉圭回合谈判，他不情愿再努力地推动在西雅图的新的WTO会议。为NAFTA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已经使得克林顿精疲力竭。并且，民主党在贸易上有分歧，它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是组织起来的劳工——已被克林顿支持NAFTA的行为所深深地冒犯。
而且，当时克林顿还在努力工作以确保中国的正常贸易地位并且为中国加入WTO铺平道路；事实上，巴舍夫斯基（Chailene Barshefsky），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USTR），刚刚结束在北京的马拉松式贸易谈判的两周后，气喘吁吁地抵达西雅图。她和克林顿看起来更加关注中国的事而不是在华盛顿州的会议。并且，克林顿没有成功地做必要的、艰苦的筹备工作以使重要的国家为西雅图会议做好准备，只是在已经太晚的时候才超速前进。有一个故事：他的行政部门未能为外国首脑在西雅图找到旅馆房间；结果他们不得不采取紧急的办法，如告诉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在早晨乘机飞到达，然后在当晚飞回渥太华。
克林顿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恰恰在他抵达西雅图前，他告诉一名采访者为了使新的贸易协议能够保证市场准入，要使高水平的劳动标准最终成为强制性的规定。这个声明激怒了发展中国家。这些措施看起来是为保护在富国的工作岗位而设计的，而来自富国的积极分子却宣称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穷国的工人，发展中国家已经对此痛恨不已。
相反，对美国而言，坎昆的情况非常不同。在布什总统的强力支持下，佐立克聪明地利用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使得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多哈发起。但是，布什政府当时却正在通过采取为数众多的保护主义行动破坏这个奋斗目标。例如，在2002年3月，布什政府屈服于钢铁产业界的保护要求，援引WTO的保障条款制定了钢铁关税。两个月后，它还在美国农业法案下，增加了对美国农场主的政策支持。华盛顿宣称这两项措施都在它的权力之内并符合WTO规则。但是即使如此（钢铁关税被WTO宣布非法），象征意义是不好的：一方不能启动谈判来降低别国的保护水平，却紧接着提高自己的补贴和贸易壁垒。
然而，勿庸置疑，布什政府承认，外国政府对其保护主义行为怀有敌意的反应，损害了它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信誉。如果不重新建立这种信誉，多哈回合将受到危害。如果美国坚持呼吁自由贸易，同时却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许多国家将退到自己的贸易壁垒后面而不是努力取消这些壁垒。
因此，当危险渗入时，华盛顿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转变它的政策。布什政府没有意识到它传播到别处的早期错误会是多么糟糕，一旦它意识到，华盛顿迅速地避开了这些措施中最具破坏力的——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措施。佐立克和美国农业部长威尼曼（Ann Veneman） 一道确保在政治上支持在2002年6月提出的降低农业补贴和贸易保护的实质性出价，把球踢给了欧盟。那个夏季，佐立克还设法使总统的“快车道”谈判权力重新启动，这是克林顿虽曾两次尝试但没有成功取得的权力。
在有争议的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领域，坎昆和西雅图会议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西雅图，制药业和美国政府因为把TRIPs加入到结束乌拉圭回合的WTO协定中，而遭到非政府组织的攻击。这种批评是公正的：毕竟，知识产权保护是收集版税的事情，把版税列入一个贸易机构如WTO则会严重扭曲这个组织的功能。但是在坎昆，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批评。华盛顿已经设法使制药业在坎昆会议前同意放松专利保护权，这不仅仅是拿掉了一个有争议的议题，而且还使美国处于有利的境地。
坎昆会议失败最可能的解释是所有成员所犯的大量错误的集合：美国的战略性错误，发展中成员中存在的谬见，非政府组织的破坏……
失败解析
为什么在坎昆的会议失败了？失败如同成功一样，有许多前因，已经有了太多的关于什么地方做错了的官方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讲是抱怨。佐立克和拉米的牢骚前面已经提到过。其他的评论也被公开地提出来了，包括巴西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阿姆龙（Celso Amorim），他把他的看法发表在《华尔街杂志》上，南非贸易部长、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任WTO总干事的埃文（Alec Erwin）把他的观点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然而，这些角色因为离这个场面太近，而不能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价。
事实上，坎昆失败最可能的解释是在于所有成员所犯的大量错误。一开始，佐立克和美国犯了两个明显的错误。首先，尽管在坎昆的议程上最有争议的项目是TRIPs和农业，在会议开始前，美国在TRIPs上做出让步。它大概希望此举会显示出华盛顿渴望在坎昆取得一致协议。但是做出的让步却没有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巴西、南非等国虽然已经从美国在TRIPs问题上的让步中获益，但是在农业问题上却保持强硬——这令佐立克感到吃惊和懊恼。
至于农业本身，华盛顿已经准备在坎昆做出重大让步。但美国企业协会（并不与现在的布什政府敌对）的Claude Barfield和James Glassman指出，佐立克为了与欧盟提出的缺少雄心的让步保持一致，而犯了在坎昆让步出价的错误。这个举动使得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齐心协力，但却使得17个农业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和22国集团感到极大的不满和失望，特别是美国最初的充满雄心的出价曾使他们希望大增。Barfield和Glassman认为，一个更好的战略是“美国孤立欧洲”，在农业问题上独自与22国集团谈判。这个战略会起作用吗？欧洲能不顾传统的法国式的不妥协而在威胁下做出让步吗？可能。尽管农业议题异常的困难，但是拉米在坎昆会议上的确在其他一些议题上作出了妥协。
如果说美国犯了战略性错误，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所领导的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2国集团也犯了战略性错误。佐立克正确地责怪他们不愿意提出降低自己的农业贸易壁垒。但毕竟佐立克自身不能在农业上提出重大出价或者提高美国在坎昆会议上的地位，除非他能使欧盟和22国集团信服而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采取行动。美国代表农业利益的农场游说团体和议员们在农业上坚持不让步，而是要求在他们同意放弃国内保护之前必须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那么，为什么当时的22国集团如此地坚定呢？ 答案看起来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受到两个谬见的影响，一是如何描述，二是解决方法。第一个谬见是富国比穷国的保护严重，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在错误地奉行双重标准，在本土实施保护主义却在海外推行自由贸易。如此的论调特别盛行，不仅限于如乐施会（Oxfam）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一些本应对多边组织有更好了解的领导人也持有此观点。即使如杰出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的高级副总裁Nicholas Stern也认为：“一些富国是如此的伪善，在屈服于本国内的寻求永保自我狭隘利益的强势集团的同时，却在鼓励穷国对贸易自由化。”
这种评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看一下富国较穷国而言的平均贸易保护，事实表明，穷国比富国的贸易保护要多，不仅是工业产品，还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和农业。富国的工业关税现在平均接近3％，而穷国的数目是13％。至于农业关税，印度的平均值是112％，巴西是37％，而美国只是12％。
当然，农业补贴是不同的事情，今天少有中等发展中国家在给农场主提供资金上能比得上富国的平均每年3000亿美元的支出。但是，给予农场主的补贴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并非很少，它们通过国有供应商低价提供电力、灌溉、化肥，从而大大减低农场主在这些领域的开支。
尽管这可能是没有根据的，描述上的谬误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更觉得可以天经地义地忽视他们自身的保护主义，同时拒绝富国对贸易自由化互惠的要求。第二个谬见，即方法上的谬见可以加强这种心态：完全可以在谴责富国的保护主义的同时对自己的贸易壁垒置之不理。这个谬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流行的旧观点相关联：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件好事，因为贸易的自由化将是不切实际的或者对它们的发展是彻底致命的。按照这个逻辑，任何水平的自由贸易都将会危害发展，穷国因此有正当的理由拒绝它。
然而，事实证明了与此不同的情形。过去30年中的无数研究表明，无论富国还是穷国，贸易保护将使它们更加难以获得繁荣。并且，互惠的开放是有用的工具，不论发展中国家是否承认这个事实。毕竟，互惠的开放给予了出口产业一个贸易自由化的筹码，因此，在面对国内希望保持贸易壁垒的行业时，意图打破壁垒的领导人难以由此获得一个强大的平衡力量。并且，除非是纯粹的援助，鲜有国家愿意付出却一无所获，至少在贸易事务中它们极少这样做。
在坎昆这个场合，如Oxfam这样的非政府组织鼓励发展中国家保持它们的贸易保护，事实表明，这些组织尽管有它们的良好愿望，却不知道它们是在多么大程度上制造破坏——特别是当它们闯入只有极少经验领域的时候。世界银行也是如此，尽管有出色的技术人员，但偶尔也在这个问题上沉溺于无助的平民主义方式的评论。这些团体的逐渐出现不是一件好事。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帮助缺乏资金的WTO发展与世界贸易体系相关问题方面的专业知识。毕竟，WTO是一个被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很难想象它的总干事（不像世界银行的总干事）会忘记互惠的使命。即使他这么做，他的那些熟悉货物贸易文献资料和贸易自由化历史的职员们也必然会提醒他。
在坎昆会议上引起分歧的棉花问题和“新加坡议题”尽管都做过了头，但是它们并不是坎昆会议真正的破坏者。
错误指控
其他在坎昆会议上引起分歧的事件包括著名的棉花问题和欧盟加上韩国和日本一再坚持把所谓的“新加坡议题”放入坎昆文件中。这两件事情都做得过了头，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交易破坏者。
“新加坡议题”把与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和透明度等众多事情混在一起。自从WTO1996年在新加坡的部长级会议起，欧盟就把这些事情列入一揽子议题。拉米从他的前任布里坦（Sir Leon Brittan）那里继承了这些事情。欧盟和日本对投资条款特别的热衷，尽管它们的商业游说团体没有推动这个议程——至少不如非政府组织那样在努力地推动。形成对比的是，它们的非政府组织反对这些措施并且在几年前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上使得一项多边投资协定破裂。
在竞争政策上，美国和欧盟有几点分歧，比尔·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部门反对在WTO下寻求竞争政策，而欧盟希望将此事在WTO下解决。有些穷国则发现为了实施更好的行政管理体制可能会耗尽它们的资源，贸易便利化（海关方面）和透明度（采购方面）是受到反对最少的议题。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
最终，尽管韩国继续坚持把这四个“新加坡议题”一揽子解决，拉米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退让了，表示他愿意放弃投资和竞争政策。因此正如一些人已经指出的，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症结。拉米因为在作出妥协前让别国等了太久而受到责备。但那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指控：事实上，远在坎昆会议结束前，他就屈服了。
至于棉花问题，事实上非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坎昆会议上的退出是和4个棉花出口国（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团结一致的行动。此次退出被宣称引起了会议的崩溃。棉花补贴和糖的关税一直受到贸易经济学家的指责，认为是对穷国有害的。非洲四国要求，它们应该及时得到每年2.5 亿和10亿美元之间的补偿，但这个要求实在是不现实、不合适的。极少有国家因为它们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的效果而补偿别的国家。如果这样做，将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世界银行和别的援助机构来重新分配资金帮助有困难的国家。这个问题应当得到解决，佐立克承诺将致力于在一个总的一揽子协议内消除对美国棉花的生产补贴，该一揽子协议将会是多哈回合结束的一部分。
如果佐立克开始就致力于某种形式的对这四个产棉国的支持，并且努力把减少棉花补贴列入多哈回合总的农业一揽子协议，这些国家将会重新回到谈判桌。这将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因为，这样伤口比较小而不至于让它化脓，直到让它破坏了一个健康的机体。
多哈回合重新开始谈判的可能性很大，一旦重新开始，一个成功的结果将会达成。但是多哈回合原定的2005年1月1日完成的期限，却是过于雄心勃勃。
重开谈判
墨西哥外长德贝斯（Luis Derbez）作为坎昆会议的主席因为没有经验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特别是他在没有较大范围内同贸易部长们咨询的情况下结束了这个会议。但是，难以相信Derbez没有事先向佐立克咨询。毕竟，尽管墨西哥与布什政府有些问题，它还是NAFTA的一部分并且是美国强有力的联盟。而且，在会议结束后佐立克愤怒的声明表明，即使不是他提议的，那么他也是赞成结束会议的。他说，“当Derbez……结束了这个会议，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们最终猛冲向前说他们想继续进行……但是太晚了”。佐立克显然是遇到僵局而如此地生气、沮丧，以至于他也赞成突然停止会议。
但是伴随着美国将转向双边贸易谈判的威胁，佐立克可能相信，采取如此强硬的策略将会强迫不顺从的国家返回多边谈判桌。他不是真正计划离开这场扑克游戏；他只是希望别的玩家带着更多的筹码，以便大家重返时就能重新开始这场游戏。
他很可能被证实是正确的。重新开始谈判的可能性很大，一旦重新开始，一个成功的结果将会达成。既然他们花费了激情，没有一个玩家会对一个失败的多哈回合兴趣盎然。诚然，也存在着悲观的理由。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大选期，并且民主党的候选人强烈地提出了不负责任的反贸易立场。布什总统将会很可能把这看成是阐述贸易自由化理由的机会，指责民主党人把政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布什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活动中几乎从未充分利用“公平贸易”这个理由，很少有证据表明他由于这个原因失掉选票，因此他不太可能再一次反对自由贸易的议题。当然，衰弱的经济会减弱对重大贸易自由化协议的支持，并使贸易自由化在政治上遇到困难。但美国在2003年三季度超过7％的经济增长，提升了布什当选的希望并抑止了他的对手们的希望。
即使在这些方面的情况恶化，多哈回合不会在它原定的2005年1月的最后期限前完成，那也不会是致命的；这个最后期限尽管从未被公开承认，但一直在私下里被认为是过于雄心勃勃的。毕竟，东京回合花了5年多才完成，接下来的乌拉圭回合用了7年多。如果在3年内完成多哈回合，那将会是一个英雄式的成就。
最要紧的是，如果必须的话，在超过原有的最后期限外，谈判人员应当继续谈判。并且他们这样做的积极性可能很高，至少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如果22国集团和凯恩斯集团真的想实现农业自由化，除非在多边协定的框架下，否则它们不大可能成功。双边安排实在完不成这项任务。今天多数双边安排把农业排除在外，在存在着农业竞争关系的国家间很少存在双边安排。此外，削减生产补贴不能偏袒那些受宠的国家。所以，22国集团、美国、日本只有一个真正的选择：多边主义。 (部分小标题为本刊编辑所加)（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及ANDRE WEYER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坎昆会议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实际协议的坎昆会议，却将成为多哈回合成功结束的基石。
失败之后
坎昆会议在这样的讽刺中垮掉了：它既是成功又是失败。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糟糕的新闻报道中，事实上这次会议的确没有达成任何实际的协议。但是这些会议也预示着未来的成功：坎昆会议将成为自2001年11月以来的多哈贸易谈判回合成功结束的踏脚石。
去年9月14日，当墨西哥外长德贝斯（Luis Ernesto Derbez）紧随着异常激烈的争论突然中止会议，坎昆会议猛然崩溃。非政府组织（NGOs）立刻开始庆祝，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都闪现着杰出的菲律宾社会学家贝隆（Walden Bello）及其志同道合的积极分子一起欢快跳舞的场景。
美国和欧盟，此次会议上的两位重要角色，显然不太高兴，它们对会议破裂的反应是让指责之声到处响起。两个代表团的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Robert Zollick）和欧盟的贸易委员拉米（Pascal Lamy）—曾希望在坎昆达成的协议能导致多哈回合在2005年1月及时结束，届时他们还将留在目前的职位上。当没有如此的协议达成，他们都急促地把牢骚变为书面文字。佐立克在《金融时报》上威胁，将把华盛顿的关注从多边协议转向与有意愿的国家间的双边协定。这种威胁听起来让人觉得他是贸易政治中的拉姆斯费尔德（Donald Rumsfeld）——一放弃多边机制而倾向于与有意愿国家间的特别联合。佐立克把坎昆会议的破裂归咎于在此次会议中出现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2国集团，谴责他们把WTO变成了政治抗议的论坛。
同时，拉米对坎昆谈判结束的反应是黯淡地表示，欧盟不会在近期的任何时间重回贸易谈判。六周后《金融时报》报道说，拉米警告反对“急于重新开始谈判”并表明WTO的谈判过程有着深刻的缺陷。由于两大主要角色谴责多边主义和众多非政府组织庆祝坎昆的崩溃，与1999年下半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举行的那次灾难性的WTO会议的比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些对比是完全不合适的。坎昆会议绝对不是西雅图会议。后者是WTO和自由贸易历史上的一次失败，相反，坎昆的崩溃将被迅速忘却，并将被即将来到的成功所掩盖。
坎昆会议绝对不是西雅图会议，它与西雅图会议相比，有着巨大的反差。坎昆会议失败属于比较良性的挫折——是多哈进程的一个短暂停顿而不是永久的结束。
三项反差
在西雅图会议和坎昆会议的破裂之间可以找出三个主要的不同点。与坎昆会议不同，从一开始，西雅图就被抗议搞得瘫痪了。公正地说，众多观察者（包括我自己）曾害怕坎昆会像西雅图一样在满街的抗议中陷入困境。现在进行的谈判回合在卡塔尔的多哈发起，毕竟坎昆不像多哈而更像西雅图，因为煽动抗议者容易到达此地。墨西哥也有学生和农民采取激进行动的长久传统；事实上，早期的报告就表明萨帕塔主义者会到达坎昆。并且，墨西哥的总统福克斯（Vicente Fox）在步入政界前，曾经营该国的可口可乐公司，这个职业给他招致了他是国际大商业工具的讽刺。使事情更糟的是，它的左派外长卡斯塔尼亚（Jorge Castaneda）恰恰在会议开始前辞职。
在墨西哥，伊拉克战争极不受公众欢迎，许多人也预测反战鼓动所留下的巨大愤怒将被重新导向这场贸易谈判。在坎昆之前，反战运动已经开始建立和反全球化组织的沟通。甚至美国主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迪安（Howard Dean）已经对两者间不断增长的联系做出反应，采取了大量的连众议员盖普哈特（Dick Gephardt）都会脸红的反WTO、反自由贸易的立场。
然而，最后在坎昆并未出现像扰乱西雅图会议那样的狂乱场面。最富戏剧性的事件是韩国农民的自杀。更加令人欢愉的画面是出现在海滩上的裸体者以及设立在牛津的乐施会（Oxfam）游行示威者表演的街道戏剧，他们带着面具来代表7个最主要工业化国家集团的首脑。
在坎昆的抗议之所以比不上西雅图抗议的规模和强烈程度，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更加尖刻的反全球化团体，如经济学家所称的那样，已经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最初，他们的策略是英明的。游击队员传统上在他们最不被预料的地方发起攻击，然而在坎昆，这些抗议者已准备出现在被预料的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在大型的国际会议上，成千的传媒界人士聚集于此来寻找丰富多彩的故事以供存赏。最初，与会议中心内的那些灰暗的代表们不同，这些抗议者受到了欢迎。但是到坎昆时，这些在西雅图的新奇感已经消逝。第二，在坎昆前，最精力充沛的反全球化组织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运动场：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巴西南部港市），世界社会论坛正在此举行（与通常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相对应）。
西雅图会议与坎昆会议的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利害关系更高。西雅图会议是一次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努力。拟议中的谈判是在WTO下举行的首轮谈判。WTO已经在1995年乌拉圭回合结束后代替并包含了关贸总协定（GATT）。由于这些原因，西雅图会议的流产比坎昆会议的崩溃影响更大、更深远和更具有象征意义。在西雅图未能适当地启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比在坎昆正在进行中的一轮谈判没有达成协议更加使人受到精神上的创伤。毕竟，先前的乌拉圭回合花费了7年才完成，1988年在蒙特利尔和1990年在布鲁塞尔的会议都遭到崩溃。坎昆会议失败属于这一类比较良性的挫折——是多哈进程的一个短暂停顿而不是永久的结束。
最后，坎昆会议的政治活动远不同于西雅图会议的政治活动。在西雅图，美国领导层没有起到典范的作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已经经过英勇斗争赢得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通过和支持了乌拉圭回合谈判，他不情愿再努力地推动在西雅图的新的WTO会议。为NAFTA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已经使得克林顿精疲力竭。并且，民主党在贸易上有分歧，它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是组织起来的劳工——已被克林顿支持NAFTA的行为所深深地冒犯。
而且，当时克林顿还在努力工作以确保中国的正常贸易地位并且为中国加入WTO铺平道路；事实上，巴舍夫斯基（Chailene Barshefsky），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USTR），刚刚结束在北京的马拉松式贸易谈判的两周后，气喘吁吁地抵达西雅图。她和克林顿看起来更加关注中国的事而不是在华盛顿州的会议。并且，克林顿没有成功地做必要的、艰苦的筹备工作以使重要的国家为西雅图会议做好准备，只是在已经太晚的时候才超速前进。有一个故事：他的行政部门未能为外国首脑在西雅图找到旅馆房间；结果他们不得不采取紧急的办法，如告诉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在早晨乘机飞到达，然后在当晚飞回渥太华。
克林顿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恰恰在他抵达西雅图前，他告诉一名采访者为了使新的贸易协议能够保证市场准入，要使高水平的劳动标准最终成为强制性的规定。这个声明激怒了发展中国家。这些措施看起来是为保护在富国的工作岗位而设计的，而来自富国的积极分子却宣称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穷国的工人，发展中国家已经对此痛恨不已。
相反，对美国而言，坎昆的情况非常不同。在布什总统的强力支持下，佐立克聪明地利用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使得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多哈发起。但是，布什政府当时却正在通过采取为数众多的保护主义行动破坏这个奋斗目标。例如，在2002年3月，布什政府屈服于钢铁产业界的保护要求，援引WTO的保障条款制定了钢铁关税。两个月后，它还在美国农业法案下，增加了对美国农场主的政策支持。华盛顿宣称这两项措施都在它的权力之内并符合WTO规则。但是即使如此（钢铁关税被WTO宣布非法），象征意义是不好的：一方不能启动谈判来降低别国的保护水平，却紧接着提高自己的补贴和贸易壁垒。
然而，勿庸置疑，布什政府承认，外国政府对其保护主义行为怀有敌意的反应，损害了它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信誉。如果不重新建立这种信誉，多哈回合将受到危害。如果美国坚持呼吁自由贸易，同时却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许多国家将退到自己的贸易壁垒后面而不是努力取消这些壁垒。
因此，当危险渗入时，华盛顿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转变它的政策。布什政府没有意识到它传播到别处的早期错误会是多么糟糕，一旦它意识到，华盛顿迅速地避开了这些措施中最具破坏力的——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措施。佐立克和美国农业部长威尼曼（Ann Veneman） 一道确保在政治上支持在2002年6月提出的降低农业补贴和贸易保护的实质性出价，把球踢给了欧盟。那个夏季，佐立克还设法使总统的“快车道”谈判权力重新启动，这是克林顿虽曾两次尝试但没有成功取得的权力。
在有争议的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领域，坎昆和西雅图会议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西雅图，制药业和美国政府因为把TRIPs加入到结束乌拉圭回合的WTO协定中，而遭到非政府组织的攻击。这种批评是公正的：毕竟，知识产权保护是收集版税的事情，把版税列入一个贸易机构如WTO则会严重扭曲这个组织的功能。但是在坎昆，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批评。华盛顿已经设法使制药业在坎昆会议前同意放松专利保护权，这不仅仅是拿掉了一个有争议的议题，而且还使美国处于有利的境地。
坎昆会议失败最可能的解释是所有成员所犯的大量错误的集合：美国的战略性错误，发展中成员中存在的谬见，非政府组织的破坏……
失败解析
为什么在坎昆的会议失败了？失败如同成功一样，有许多前因，已经有了太多的关于什么地方做错了的官方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讲是抱怨。佐立克和拉米的牢骚前面已经提到过。其他的评论也被公开地提出来了，包括巴西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阿姆龙（Celso Amorim），他把他的看法发表在《华尔街杂志》上，南非贸易部长、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任WTO总干事的埃文（Alec Erwin）把他的观点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然而，这些角色因为离这个场面太近，而不能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价。
事实上，坎昆失败最可能的解释是在于所有成员所犯的大量错误。一开始，佐立克和美国犯了两个明显的错误。首先，尽管在坎昆的议程上最有争议的项目是TRIPs和农业，在会议开始前，美国在TRIPs上做出让步。它大概希望此举会显示出华盛顿渴望在坎昆取得一致协议。但是做出的让步却没有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巴西、南非等国虽然已经从美国在TRIPs问题上的让步中获益，但是在农业问题上却保持强硬——这令佐立克感到吃惊和懊恼。
至于农业本身，华盛顿已经准备在坎昆做出重大让步。但美国企业协会（并不与现在的布什政府敌对）的Claude Barfield和James Glassman指出，佐立克为了与欧盟提出的缺少雄心的让步保持一致，而犯了在坎昆让步出价的错误。这个举动使得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齐心协力，但却使得17个农业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和22国集团感到极大的不满和失望，特别是美国最初的充满雄心的出价曾使他们希望大增。Barfield和Glassman认为，一个更好的战略是“美国孤立欧洲”，在农业问题上独自与22国集团谈判。这个战略会起作用吗？欧洲能不顾传统的法国式的不妥协而在威胁下做出让步吗？可能。尽管农业议题异常的困难，但是拉米在坎昆会议上的确在其他一些议题上作出了妥协。
如果说美国犯了战略性错误，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所领导的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2国集团也犯了战略性错误。佐立克正确地责怪他们不愿意提出降低自己的农业贸易壁垒。但毕竟佐立克自身不能在农业上提出重大出价或者提高美国在坎昆会议上的地位，除非他能使欧盟和22国集团信服而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采取行动。美国代表农业利益的农场游说团体和议员们在农业上坚持不让步，而是要求在他们同意放弃国内保护之前必须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那么，为什么当时的22国集团如此地坚定呢？ 答案看起来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受到两个谬见的影响，一是如何描述，二是解决方法。第一个谬见是富国比穷国的保护严重，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在错误地奉行双重标准，在本土实施保护主义却在海外推行自由贸易。如此的论调特别盛行，不仅限于如乐施会（Oxfam）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一些本应对多边组织有更好了解的领导人也持有此观点。即使如杰出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的高级副总裁Nicholas Stern也认为：“一些富国是如此的伪善，在屈服于本国内的寻求永保自我狭隘利益的强势集团的同时，却在鼓励穷国对贸易自由化。”
这种评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看一下富国较穷国而言的平均贸易保护，事实表明，穷国比富国的贸易保护要多，不仅是工业产品，还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和农业。富国的工业关税现在平均接近3％，而穷国的数目是13％。至于农业关税，印度的平均值是112％，巴西是37％，而美国只是12％。
当然，农业补贴是不同的事情，今天少有中等发展中国家在给农场主提供资金上能比得上富国的平均每年3000亿美元的支出。但是，给予农场主的补贴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并非很少，它们通过国有供应商低价提供电力、灌溉、化肥，从而大大减低农场主在这些领域的开支。
尽管这可能是没有根据的，描述上的谬误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更觉得可以天经地义地忽视他们自身的保护主义，同时拒绝富国对贸易自由化互惠的要求。第二个谬见，即方法上的谬见可以加强这种心态：完全可以在谴责富国的保护主义的同时对自己的贸易壁垒置之不理。这个谬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流行的旧观点相关联：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件好事，因为贸易的自由化将是不切实际的或者对它们的发展是彻底致命的。按照这个逻辑，任何水平的自由贸易都将会危害发展，穷国因此有正当的理由拒绝它。
然而，事实证明了与此不同的情形。过去30年中的无数研究表明，无论富国还是穷国，贸易保护将使它们更加难以获得繁荣。并且，互惠的开放是有用的工具，不论发展中国家是否承认这个事实。毕竟，互惠的开放给予了出口产业一个贸易自由化的筹码，因此，在面对国内希望保持贸易壁垒的行业时，意图打破壁垒的领导人难以由此获得一个强大的平衡力量。并且，除非是纯粹的援助，鲜有国家愿意付出却一无所获，至少在贸易事务中它们极少这样做。
在坎昆这个场合，如Oxfam这样的非政府组织鼓励发展中国家保持它们的贸易保护，事实表明，这些组织尽管有它们的良好愿望，却不知道它们是在多么大程度上制造破坏——特别是当它们闯入只有极少经验领域的时候。世界银行也是如此，尽管有出色的技术人员，但偶尔也在这个问题上沉溺于无助的平民主义方式的评论。这些团体的逐渐出现不是一件好事。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帮助缺乏资金的WTO发展与世界贸易体系相关问题方面的专业知识。毕竟，WTO是一个被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很难想象它的总干事（不像世界银行的总干事）会忘记互惠的使命。即使他这么做，他的那些熟悉货物贸易文献资料和贸易自由化历史的职员们也必然会提醒他。
在坎昆会议上引起分歧的棉花问题和“新加坡议题”尽管都做过了头，但是它们并不是坎昆会议真正的破坏者。
错误指控
其他在坎昆会议上引起分歧的事件包括著名的棉花问题和欧盟加上韩国和日本一再坚持把所谓的“新加坡议题”放入坎昆文件中。这两件事情都做得过了头，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交易破坏者。
“新加坡议题”把与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和透明度等众多事情混在一起。自从WTO1996年在新加坡的部长级会议起，欧盟就把这些事情列入一揽子议题。拉米从他的前任布里坦（Sir Leon Brittan）那里继承了这些事情。欧盟和日本对投资条款特别的热衷，尽管它们的商业游说团体没有推动这个议程——至少不如非政府组织那样在努力地推动。形成对比的是，它们的非政府组织反对这些措施并且在几年前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上使得一项多边投资协定破裂。
在竞争政策上，美国和欧盟有几点分歧，比尔·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部门反对在WTO下寻求竞争政策，而欧盟希望将此事在WTO下解决。有些穷国则发现为了实施更好的行政管理体制可能会耗尽它们的资源，贸易便利化（海关方面）和透明度（采购方面）是受到反对最少的议题。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
最终，尽管韩国继续坚持把这四个“新加坡议题”一揽子解决，拉米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退让了，表示他愿意放弃投资和竞争政策。因此正如一些人已经指出的，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症结。拉米因为在作出妥协前让别国等了太久而受到责备。但那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指控：事实上，远在坎昆会议结束前，他就屈服了。
至于棉花问题，事实上非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坎昆会议上的退出是和4个棉花出口国（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团结一致的行动。此次退出被宣称引起了会议的崩溃。棉花补贴和糖的关税一直受到贸易经济学家的指责，认为是对穷国有害的。非洲四国要求，它们应该及时得到每年2.5 亿和10亿美元之间的补偿，但这个要求实在是不现实、不合适的。极少有国家因为它们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的效果而补偿别的国家。如果这样做，将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世界银行和别的援助机构来重新分配资金帮助有困难的国家。这个问题应当得到解决，佐立克承诺将致力于在一个总的一揽子协议内消除对美国棉花的生产补贴，该一揽子协议将会是多哈回合结束的一部分。
如果佐立克开始就致力于某种形式的对这四个产棉国的支持，并且努力把减少棉花补贴列入多哈回合总的农业一揽子协议，这些国家将会重新回到谈判桌。这将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因为，这样伤口比较小而不至于让它化脓，直到让它破坏了一个健康的机体。
多哈回合重新开始谈判的可能性很大，一旦重新开始，一个成功的结果将会达成。但是多哈回合原定的2005年1月1日完成的期限，却是过于雄心勃勃。
重开谈判
墨西哥外长德贝斯（Luis Derbez）作为坎昆会议的主席因为没有经验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特别是他在没有较大范围内同贸易部长们咨询的情况下结束了这个会议。但是，难以相信Derbez没有事先向佐立克咨询。毕竟，尽管墨西哥与布什政府有些问题，它还是NAFTA的一部分并且是美国强有力的联盟。而且，在会议结束后佐立克愤怒的声明表明，即使不是他提议的，那么他也是赞成结束会议的。他说，“当Derbez……结束了这个会议，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们最终猛冲向前说他们想继续进行……但是太晚了”。佐立克显然是遇到僵局而如此地生气、沮丧，以至于他也赞成突然停止会议。
但是伴随着美国将转向双边贸易谈判的威胁，佐立克可能相信，采取如此强硬的策略将会强迫不顺从的国家返回多边谈判桌。他不是真正计划离开这场扑克游戏；他只是希望别的玩家带着更多的筹码，以便大家重返时就能重新开始这场游戏。
他很可能被证实是正确的。重新开始谈判的可能性很大，一旦重新开始，一个成功的结果将会达成。既然他们花费了激情，没有一个玩家会对一个失败的多哈回合兴趣盎然。诚然，也存在着悲观的理由。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大选期，并且民主党的候选人强烈地提出了不负责任的反贸易立场。布什总统将会很可能把这看成是阐述贸易自由化理由的机会，指责民主党人把政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布什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活动中几乎从未充分利用“公平贸易”这个理由，很少有证据表明他由于这个原因失掉选票，因此他不太可能再一次反对自由贸易的议题。当然，衰弱的经济会减弱对重大贸易自由化协议的支持，并使贸易自由化在政治上遇到困难。但美国在2003年三季度超过7％的经济增长，提升了布什当选的希望并抑止了他的对手们的希望。
即使在这些方面的情况恶化，多哈回合不会在它原定的2005年1月的最后期限前完成，那也不会是致命的；这个最后期限尽管从未被公开承认，但一直在私下里被认为是过于雄心勃勃的。毕竟，东京回合花了5年多才完成，接下来的乌拉圭回合用了7年多。如果在3年内完成多哈回合，那将会是一个英雄式的成就。
最要紧的是，如果必须的话，在超过原有的最后期限外，谈判人员应当继续谈判。并且他们这样做的积极性可能很高，至少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如果22国集团和凯恩斯集团真的想实现农业自由化，除非在多边协定的框架下，否则它们不大可能成功。双边安排实在完不成这项任务。今天多数双边安排把农业排除在外，在存在着农业竞争关系的国家间很少存在双边安排。此外，削减生产补贴不能偏袒那些受宠的国家。所以，22国集团、美国、日本只有一个真正的选择：多边主义。 (部分小标题为本刊编辑所加)（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及ANDRE WEYER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