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有点儿“混搭”，一方面他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深得皇帝信任，史书亦对其有好评；另一方面，他又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用反对者的话来说，“屡贬言者，或谪千里，或抑数年……以逐忠良，以泄己怒”，“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过，无论是喜欢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不会否定两点：一是吕夷简有才华；二是吕夷简敢说真话。
　　任滨州知州时，吕夷简沿河修筑堤坊，开渠分导水势，使滨州这个濒临黄河、渤海，历史上水患频发的地方“岁无淹涝”。做宰相时，西夏与辽国在边境兴风作浪，老百姓痛苦不堪，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吕夷简任用政敌范仲淹主持对西夏用兵，派得力官员出使辽邦，与两国达成和议，虽然损失了金银财宝，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稳定了边疆。
　　“圣上该近儒臣”，荆王子被放出宫
　　吕夷简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敢于直言。做滨州知州时，吕夷简发现老百姓使用的农具都要交所谓的“农器税”，他觉得不对劲，“农器有算（税），非所以劝力本也”，上书朝廷，请求取消，得到了宋真宗的首肯。做礼部员外郎时，他批评真宗建筑宫观劳民伤财，请罢冬天河运木石。在真宗附庙大典上，刘太后提出要把真宗活着时的全部物品都供奉在太庙，还要用银罩覆盖真宗神位，并说不这样做就是对真宗不敬。
　　别的大臣不敢反对，唯有吕夷简敢发表个人见解，吕夷简说，对先帝最好的怀念是辅助幼主治理好天下，浪费和铺张不是先帝所喜欢的，坚决制止了刘太后的做法。荆王的儿子一直养在宫中，刘太后很喜欢他，孩子长大了也不放他出宫，大臣多次提出意见，刘太后置之不理，推说要让这个孩子给仁宗陪读。吕夷简说：“圣上应该亲近儒臣，方能便于圣德的养成。”见吕夷简将话说到这个程度，刘太后只好将荆王的儿子放出宫。
　　逼迫刘太后为李宸妃正式发丧
　　明道元年（1032年）二月，仁宗生母李宸妃去世。刘太后没有给她治丧，而是派宦官将其随便埋在洪福院的西北角。吕夷简深知，此事处理不当，日后朝政必无宁日。趁着上朝之机，他问刘太后：“听说最近皇宫有宫人去世？”刘太后大吃一惊，反问他：“难道后宫的事也要宰相来过问？你是不是想离间我们母子？”吕夷简毫不示弱：“太后百年之后，还想不想保全刘家？”原来刘太后并不是仁宗的母亲，李宸妃才是皇帝生母，刘太后一直冒称皇帝母亲，别人不敢拆穿，吕夷简是知情人之一。
　　刘太后听懂了吕夷简的意思，勉强答应在后宫为李宸妃发哀，并给李宸妃的三代祖赠官。吕夷简又提出：李宸妃的装殓必须按皇后仪制，穿皇后衣服，棺下铺水银，口中含宝珠，刘太后也拉长脸答应了。谁知几天之后，宫里传出刘太后懿旨，命宦官凿宫墙将李宸妃抬出去埋掉。吕夷简立即跑到刘太后跟前，请刘太后吹吹打打地将李宸妃从东华门送出去。刘太后火了：你怎么没完没了地逼迫本宫？吕夷简回答：“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当廷争。太后不许，臣终不退。”两人眼对眼瞪了很久，刘太后不肯让步。吕夷简正色道：“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刘太后不得不答应他的强谏。
　　直言要有底气
　　吕夷简的直言，与其内心的底气有关。吕夷简虽然是个“官三代”，祖父吕龟祥曾任安徽寿州知州，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伯父吕蒙正更是牛皮兮兮，为宋真宗时的宰相，但他没有靠长辈的庇荫，而是自己一步步走了过来，考进士、做知州、宰相，凭的都是自己的本事。如果他也像某些人一样只能靠皇家人的恩宠上位，说话肯定不会这样理直气壮。
　　当然，在皇权时代，臣子再多的底气也比不过皇家人的一张所谓的“圣旨”，一个人要保持自己的正直，要敢于向当权者提不同意见，还得有一种殒身不恤的精神才行。吕夷简有没不有这种精神？有。无论是做知州时的为民请命，还是做宰相时对刘太后的诸多廷争，无不贯穿一种精神：话我已经说到这种程度了，要贬要放，要杀要剐，由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吕夷简为政虽有过失，依然赢得了后世的尊敬。
　　历史终究是要在关键处论是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