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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民哲”往往容易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种“宗教化”的东西来做。他们自称所发现、创造的理论，在表述时很少看到科学和哲学所讲究的那种理性，更像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他们，在心理上“入戏”太深，很难走出来。
前段时间，因为美国科学家宣布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引力波”这个词火了，并且带动了一位“民科”（“民间科学家”）郭英森的火。他在5年前参加职场招聘类节目《非你莫属》引用“引力波”相关“理论”却被讽刺的情节，重新被人翻了出来，并号称“大家欠他一个道歉”，要尊重他的“梦想”。
中国社会其实存在很多“民科”。这个庞杂的群体，可能更容易出天才或人民群众所说的“神经病”。但这个词还是暗含了贬义。在“科学研究”早已体制化、需要具备较高文凭作为科学体制“资格证”，并且需要复杂的技术设备的今天，“民科”似乎更多地代表一种“臆想”。另外，他们社会价值排序很低，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他们“不配”研究科学这么高档的东西的看法。
关于“民科”，媒体同行已经有了一些报道。我不打算在这里重复，而是想记录一下跟“民科”有很多共同特点的群体—民哲，传说中的“民间哲学家”。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并且跟他们有过深入的交流。
“民科”和“民哲”不仅在思维、心理上高度相似，就像是同一个心理物种，而且甚至可以相互转化，成为相同的社会物种。
让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18年前。1998年秋，我出现在一辆奔驰在湘黔线的火车上，很经典的绿皮火车。
车上并不挤。在我的斜对面坐着几个讲重庆口音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
“你是研究哲学的噻……”在“哲学”二字的刺激下，我注意到了坐在我对面的人。说这句话的是一个约30岁左右年纪的妇女，从穿着打扮上看，可以判断是打工的农民工。她的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说不清是恭维还是讽刺。
与她对谈的是一个年纪可能在26岁至30岁之间的男人，戴着一副眼镜。眼镜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外在形象包装，一种象征符号，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迷惑。其中，老百姓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以为凡戴眼镜者必是“有文化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农民工”。
但经过仔细观察，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是农民工。让我坚信我的判断没有錯的是这一点：他的手非常粗糙，这是一双干粗活的手。
我还特别注意到那个女人说了“哲学”二字后，他所涌现出来的表情。那是一种有如婴儿般陶醉的表情。它出现在一个成年人，特别是还有点沧桑之感的成年人脸上，显得并不自然。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一点点“哲学”了，但还是个“小白”，所以很想听听他哲学似的高谈阔论。但结果让我失望。我没有听到他就“哲学”说些什么，也没有听那个妇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他们转而聊到了一些当时我不感兴趣的打工琐事上。也许当我听到这句话时，这已是他们这个话题的终曲。当然更有可能，这句话只是他们整个聊天话题不经意的插曲。
这次火车经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过去，我一直感觉到“哲学”只是学院派人玩的东西，而没有想到它对于一个灰头土脸的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但直到2002年，我在跟很多在学院和“民间”的朋友讨论“哲学”时，才意识到，我可能遇到了传说中的“民哲”。而也是在这一年，我在网上发现了很多“民间哲学家”。
又十几年过去了，他们还在做“民哲”，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无法出版，同样对这个社会毫无影响;他们的命运同样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同样自认为比苏格拉底、休谟、老子、康德还牛，研究创造出了什么伟大的理论，可以完美地一举解决困扰人类多少年的问题。而除了他们，还有新的“民哲”不断地出现。
这些“民哲”的身份可谓形形色色，有国企工人，有中小学教师，有自由职业者，有农民，有农民工，有公务员，有医生……从阶层上，基本上都是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
他们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从人类的历史来讲，在一开始，大家其实都是“民科”。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最典型的是如此。即使是18世纪的拉瓦锡、19世纪的爱迪生、20世纪的莱特兄弟，也只是“民科”。
但至少在二战后，现代科学就不是某个人冥思苦想，运用简陋的仪器设备进行单打独斗所能胜任的了，毕竟已不是在简单地鼓捣坛坛罐罐。这个在科学的萌发期所发生的现象遭到了现代性的终结。而现代性的加速导致了科学的体制化，它变成了一帮通过学术体制训练的人所从事的“专业”。
“专业”的一个意思，就是暗示“外行”似乎并不具备从事这一研究探索的身份和能力上的“资格”。
于是，没有在科学体制内而又自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因为整体上社会价值排序低和知识水平低的原因，就很有可能被视为“民科”。科学体制内有身份地位的人当然对他们不屑，而人民群众也很可能认为他们“脑子进水了”。
和科学一样，它同样代表了人类的一种理性，对世界和自身的好奇，因此从一开始，所有的哲学家其实都是“民哲”，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是，孔子也是，老子更是。即使是到了近代，学术体制已经成熟了，像笛卡尔、休谟等大哲学家，在身份上其实都还是“民哲”。休谟绞尽脑汁也没有弄到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职位，而得到了这个职位的那位，如果不是因为休谟，我们在历史上根本不会知道他的名字。
和科学不一样，在今天做一个“民哲”，好像更自然和合理一些。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爱智慧”活动，哲学就是生活，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干的，无论是在身份还是能力上，都不意味着一定要去学术体制才可以干、才有能力干。相反，学术体制的那一套“哲学”，很可能还远离了生活，变成了跟生活没太大关系的“学术”的知识生产，而那些“学术”只是“行内人”自己玩，跟人民群众无关。另外，要“研究”哲学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不需要仪器设备，不需要去接受这个那个的知识训练，一个人凭自己的大脑就可以干了，就看这个大脑是不是有天赋，如果没有天赋，即使在学术体制里，也弄不出什么有创造性的东西。 这就为“民哲”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沃土，至少“民哲”们会这样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但和“民科”一样，“民哲”这个词也暗含了贬义。他们的遭遇是一样的。
原因之一，同样是社会价值排序很低，同样是没有进入学术体制。这个社会很势利，这一点我们都清楚。这个原因，坦白说不是“民科”、“民哲”的过错。
但第二个原因，就跟他们的思维、知识水平有关了。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并不遵循或接受基本的学术规范。
其实，“民哲”的对立面，并不是“学院派”，并不是身份上的对立，而是“学术规范”。“民哲”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不按学术规范出牌，所以很多学院中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双方根本就无法对话，导致了学院派中有本事的人，甚至也不屑于去听他们在说什么，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创造力只是学术体制食客的人的反应了。从这个标准衡量，即使有些从事哲学思考的人，并不在学院里，也不会被人视为“民哲”。
还有第三个原因，普遍存在于“民科”、“民哲”身上，一般人不太愿意说出，但这个原因相当相当重要，我要把它说出来。
从“引力波”事件的郭英森先生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伟大的抱负，而且自信满满，宣称他们已经发现、创造出了非常了不得的真理体系，更不用说已经一举解决了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哲学问题，已经推翻了某个重大的科学理论、哲学理论，人类社会只要采用他们的理论，就会如何如何了。而在这样表达时，他们的语句毫无逻辑性，更像是一种心理语言。
他们似乎还停留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似乎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们的灵魂附体，充满了各种独断论。但这些属于“自然哲学”的东西，早已被苏格拉底终结，更不用说被后来的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科学实证主义所终结了。
郭英森曾经跑到北大、清华、中科院去“挑战”。在清华东门，他说自己遭到了警方的驱逐，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门口，他跟一名博士后辩论后，断定对方缺少“科学探索精神”。
而北大的雷奕安出来“应战”了，最终发现是“我说的他不明白，他说的我也不理解”。
但郭英森收获了“北大教授不过如此”、“其他大学可想而知”的结论。
“民科”、“民哲”其实都需要这样的结论。
2012年3月下旬，有28位“民哲”向著名哲学家赵汀阳、陈嘉映发出了邀请，专门在北京开了3天的会，邀请他们进行“对话”。赵汀阳、陈嘉映去对话了。会议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但像这类“对话”，极少发生。能发生的原因是，赵老师、陈老师作为哲学牛人，都没有受到“学院派-民间哲学”二元区分的影响。
事后回忆，雷奕安明显感觉到郭英森更多的是一种执着，一种追求，一种信仰类的东西。他们很大的问题是对别人做的东西不了解，听不进别人的话。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民科”、“民哲”往往容易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种“宗教化”的东西来做。他们自称所发现、创造的理论，在表述时很少看到科学和哲学所讲究的那种理性，更像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他们，在心理上“入戏”太深，很难走出来。
如果我们还原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心理上不得不如此。
必须要向所有的“民科”、“民哲”表达一下敬意，在一个浅薄而鄙俗的时代，他们仍然在坚持形而上思考，这足以让人尊敬。
但坚定也有两种：一为理性的固守，一为非理性的偏执。在心理上，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理由说“民科”、“民哲”都是一些偏执狂。不过，我的确发现，一些“民哲”往往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弄成了一种信仰。而他们就是自己世界的教徒兼教主。在心理上，他们往往很难保持一种自然的心态，把哲学当成生活，而是用“哲学”来对抗自己在这个世界所感受到的排斥、伤害，“哲学”变成了对他们的一种庇护，一种心理上的药物。他们必须用“哲学”来给自己造魅，“哲学”厉害，才能支撑他们的生活。
所以，从心理上，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发现或掌握了真理。他们绝不能承认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了不得的真理，甚至都没有从事这方面思考的能力的。这不仅无法阻止一个势利、俗气的社会对自己的打击，甚至会导致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崩溃。
我来抄一段“民哲”关于物质和精神的论述，看你是否能够理解：
“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是物质世界……内力是主动力，外力是约束力，外力也是它物的主动力。内力或者说主动力是第一性的，外力或者说约束力是第二性的。没有第一性的主动力就没有第二性的约束力。精神是约束和规范我们行为的内在约束力，是由外向内的，藏得再深也属于外力的范畴。”
这些语言，或者是废话，或者，犯了很多语法和逻辑上的错误，比如，把“精神”看成“力”。而且，直观上，你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哦，原来是中学时哲学课本的改编版。
这段话是2014年说的，说这段话的作者是一位“民哲”。我认识他已经十多年了，而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的哲学思考。
哲学尤其讲究天赋，天才是不受学历和各种条件限制的。但那么多年过去了，他還没有证明这一点。
他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干过很多工作，建筑工地、血汗工厂、送水、摆小摊摊卖东西、开过淘宝，等等。但生活一直没有太大改善。他和这个社会中很多人也不一样，很孤独，也不善于去处理各种关系。他还受到各种俗人的嘲笑和排斥。总之，一个嵌在社会底层中谋生的人，还要思考“哲学”，我们不用了解，都可以想象到他会遭遇些什么。
对于他，我的感情相当复杂，一方面尊敬和佩服，另一方面，又感到有些悲哀。我感觉到他陷入到了一种自我强迫，一开始也许只是对哲学的世界感到好奇，于是喜欢思考，但慢慢地，生活和别人的打击，让他把“哲学”看成了一种获得价值感、抵御外界伤害的武器，再接着，认定自己已经发现、创造出了什么哲学的真理，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久而久之，他已经习惯于活在自我世界了。他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反思一下，这个“哲学”牢固吗？哲学所讲究的理性和怀疑，可以适用在自己的“水平”上面吗？
在和他的交流，以及对他的“哲学”的考察中，我发现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许最基本的哲学史（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都没有看过，并不知道前人都在说些什么，就凭中学阶段的一些哲学与物理学的名词，来进行自己哲学大厦的建造。很多人早已发现，“真理只凭心臆想，原来民哲不读书”。
一些人眼中，“民科”和“民哲”多多少少都有“偏执狂”、“臆想狂”的嫌疑。但如果去理解他们，在心理上他们真的不得不如此。他们最适合生活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但生活在了这个时代，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哲学研究”当成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让他们充满了想要被社会承认的焦虑，但仍然是幸福的。
只要幸福就好。
前段时间，因为美国科学家宣布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引力波”这个词火了，并且带动了一位“民科”（“民间科学家”）郭英森的火。他在5年前参加职场招聘类节目《非你莫属》引用“引力波”相关“理论”却被讽刺的情节，重新被人翻了出来，并号称“大家欠他一个道歉”，要尊重他的“梦想”。
中国社会其实存在很多“民科”。这个庞杂的群体，可能更容易出天才或人民群众所说的“神经病”。但这个词还是暗含了贬义。在“科学研究”早已体制化、需要具备较高文凭作为科学体制“资格证”，并且需要复杂的技术设备的今天，“民科”似乎更多地代表一种“臆想”。另外，他们社会价值排序很低，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他们“不配”研究科学这么高档的东西的看法。
关于“民科”，媒体同行已经有了一些报道。我不打算在这里重复，而是想记录一下跟“民科”有很多共同特点的群体—民哲，传说中的“民间哲学家”。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并且跟他们有过深入的交流。
“民科”和“民哲”不仅在思维、心理上高度相似，就像是同一个心理物种，而且甚至可以相互转化，成为相同的社会物种。
形形色色的“民哲”
让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18年前。1998年秋，我出现在一辆奔驰在湘黔线的火车上，很经典的绿皮火车。
车上并不挤。在我的斜对面坐着几个讲重庆口音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
“你是研究哲学的噻……”在“哲学”二字的刺激下，我注意到了坐在我对面的人。说这句话的是一个约30岁左右年纪的妇女，从穿着打扮上看，可以判断是打工的农民工。她的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说不清是恭维还是讽刺。
与她对谈的是一个年纪可能在26岁至30岁之间的男人，戴着一副眼镜。眼镜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外在形象包装，一种象征符号，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迷惑。其中，老百姓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以为凡戴眼镜者必是“有文化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农民工”。
但经过仔细观察，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是农民工。让我坚信我的判断没有錯的是这一点：他的手非常粗糙，这是一双干粗活的手。
我还特别注意到那个女人说了“哲学”二字后，他所涌现出来的表情。那是一种有如婴儿般陶醉的表情。它出现在一个成年人，特别是还有点沧桑之感的成年人脸上，显得并不自然。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一点点“哲学”了，但还是个“小白”，所以很想听听他哲学似的高谈阔论。但结果让我失望。我没有听到他就“哲学”说些什么，也没有听那个妇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他们转而聊到了一些当时我不感兴趣的打工琐事上。也许当我听到这句话时，这已是他们这个话题的终曲。当然更有可能，这句话只是他们整个聊天话题不经意的插曲。
这次火车经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过去，我一直感觉到“哲学”只是学院派人玩的东西，而没有想到它对于一个灰头土脸的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但直到2002年，我在跟很多在学院和“民间”的朋友讨论“哲学”时，才意识到，我可能遇到了传说中的“民哲”。而也是在这一年，我在网上发现了很多“民间哲学家”。
又十几年过去了，他们还在做“民哲”，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无法出版，同样对这个社会毫无影响;他们的命运同样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同样自认为比苏格拉底、休谟、老子、康德还牛，研究创造出了什么伟大的理论，可以完美地一举解决困扰人类多少年的问题。而除了他们，还有新的“民哲”不断地出现。
这些“民哲”的身份可谓形形色色，有国企工人，有中小学教师，有自由职业者，有农民，有农民工，有公务员，有医生……从阶层上，基本上都是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
他们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那一片哲学思考的沃土
从人类的历史来讲，在一开始，大家其实都是“民科”。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最典型的是如此。即使是18世纪的拉瓦锡、19世纪的爱迪生、20世纪的莱特兄弟，也只是“民科”。
但至少在二战后，现代科学就不是某个人冥思苦想，运用简陋的仪器设备进行单打独斗所能胜任的了，毕竟已不是在简单地鼓捣坛坛罐罐。这个在科学的萌发期所发生的现象遭到了现代性的终结。而现代性的加速导致了科学的体制化，它变成了一帮通过学术体制训练的人所从事的“专业”。
“专业”的一个意思，就是暗示“外行”似乎并不具备从事这一研究探索的身份和能力上的“资格”。
于是，没有在科学体制内而又自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因为整体上社会价值排序低和知识水平低的原因，就很有可能被视为“民科”。科学体制内有身份地位的人当然对他们不屑，而人民群众也很可能认为他们“脑子进水了”。
哲学呢？
和科学一样，它同样代表了人类的一种理性，对世界和自身的好奇，因此从一开始，所有的哲学家其实都是“民哲”，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是，孔子也是，老子更是。即使是到了近代，学术体制已经成熟了，像笛卡尔、休谟等大哲学家，在身份上其实都还是“民哲”。休谟绞尽脑汁也没有弄到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职位，而得到了这个职位的那位，如果不是因为休谟，我们在历史上根本不会知道他的名字。
和科学不一样，在今天做一个“民哲”，好像更自然和合理一些。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爱智慧”活动，哲学就是生活，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干的，无论是在身份还是能力上，都不意味着一定要去学术体制才可以干、才有能力干。相反，学术体制的那一套“哲学”，很可能还远离了生活，变成了跟生活没太大关系的“学术”的知识生产，而那些“学术”只是“行内人”自己玩，跟人民群众无关。另外，要“研究”哲学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不需要仪器设备，不需要去接受这个那个的知识训练，一个人凭自己的大脑就可以干了，就看这个大脑是不是有天赋，如果没有天赋，即使在学术体制里，也弄不出什么有创造性的东西。 这就为“民哲”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沃土，至少“民哲”们会这样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民哲”为何是“民哲”
但和“民科”一样，“民哲”这个词也暗含了贬义。他们的遭遇是一样的。
原因之一，同样是社会价值排序很低，同样是没有进入学术体制。这个社会很势利，这一点我们都清楚。这个原因，坦白说不是“民科”、“民哲”的过错。
但第二个原因，就跟他们的思维、知识水平有关了。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并不遵循或接受基本的学术规范。
其实，“民哲”的对立面，并不是“学院派”，并不是身份上的对立，而是“学术规范”。“民哲”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不按学术规范出牌，所以很多学院中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双方根本就无法对话，导致了学院派中有本事的人，甚至也不屑于去听他们在说什么，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创造力只是学术体制食客的人的反应了。从这个标准衡量，即使有些从事哲学思考的人，并不在学院里，也不会被人视为“民哲”。
还有第三个原因，普遍存在于“民科”、“民哲”身上，一般人不太愿意说出，但这个原因相当相当重要，我要把它说出来。
从“引力波”事件的郭英森先生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伟大的抱负，而且自信满满，宣称他们已经发现、创造出了非常了不得的真理体系，更不用说已经一举解决了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哲学问题，已经推翻了某个重大的科学理论、哲学理论，人类社会只要采用他们的理论，就会如何如何了。而在这样表达时，他们的语句毫无逻辑性，更像是一种心理语言。
他们似乎还停留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似乎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们的灵魂附体，充满了各种独断论。但这些属于“自然哲学”的东西，早已被苏格拉底终结，更不用说被后来的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科学实证主义所终结了。
郭英森曾经跑到北大、清华、中科院去“挑战”。在清华东门，他说自己遭到了警方的驱逐，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门口，他跟一名博士后辩论后，断定对方缺少“科学探索精神”。
而北大的雷奕安出来“应战”了，最终发现是“我说的他不明白，他说的我也不理解”。
但郭英森收获了“北大教授不过如此”、“其他大学可想而知”的结论。
“民科”、“民哲”其实都需要这样的结论。
2012年3月下旬，有28位“民哲”向著名哲学家赵汀阳、陈嘉映发出了邀请，专门在北京开了3天的会，邀请他们进行“对话”。赵汀阳、陈嘉映去对话了。会议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但像这类“对话”，极少发生。能发生的原因是，赵老师、陈老师作为哲学牛人，都没有受到“学院派-民间哲学”二元区分的影响。
事后回忆，雷奕安明显感觉到郭英森更多的是一种执着，一种追求，一种信仰类的东西。他们很大的问题是对别人做的东西不了解，听不进别人的话。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民科”、“民哲”往往容易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种“宗教化”的东西来做。他们自称所发现、创造的理论，在表述时很少看到科学和哲学所讲究的那种理性，更像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他们，在心理上“入戏”太深，很难走出来。
如果我们还原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心理上不得不如此。
他们的幸福和焦虑
必须要向所有的“民科”、“民哲”表达一下敬意，在一个浅薄而鄙俗的时代，他们仍然在坚持形而上思考，这足以让人尊敬。
但坚定也有两种：一为理性的固守，一为非理性的偏执。在心理上，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理由说“民科”、“民哲”都是一些偏执狂。不过，我的确发现，一些“民哲”往往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弄成了一种信仰。而他们就是自己世界的教徒兼教主。在心理上，他们往往很难保持一种自然的心态，把哲学当成生活，而是用“哲学”来对抗自己在这个世界所感受到的排斥、伤害，“哲学”变成了对他们的一种庇护，一种心理上的药物。他们必须用“哲学”来给自己造魅，“哲学”厉害，才能支撑他们的生活。
所以，从心理上，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发现或掌握了真理。他们绝不能承认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了不得的真理，甚至都没有从事这方面思考的能力的。这不仅无法阻止一个势利、俗气的社会对自己的打击，甚至会导致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崩溃。
我来抄一段“民哲”关于物质和精神的论述，看你是否能够理解：
“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是物质世界……内力是主动力，外力是约束力，外力也是它物的主动力。内力或者说主动力是第一性的，外力或者说约束力是第二性的。没有第一性的主动力就没有第二性的约束力。精神是约束和规范我们行为的内在约束力，是由外向内的，藏得再深也属于外力的范畴。”
读下来有什么感觉？
这些语言，或者是废话，或者，犯了很多语法和逻辑上的错误，比如，把“精神”看成“力”。而且，直观上，你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哦，原来是中学时哲学课本的改编版。
这段话是2014年说的，说这段话的作者是一位“民哲”。我认识他已经十多年了，而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的哲学思考。
哲学尤其讲究天赋，天才是不受学历和各种条件限制的。但那么多年过去了，他還没有证明这一点。
他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干过很多工作，建筑工地、血汗工厂、送水、摆小摊摊卖东西、开过淘宝，等等。但生活一直没有太大改善。他和这个社会中很多人也不一样，很孤独，也不善于去处理各种关系。他还受到各种俗人的嘲笑和排斥。总之，一个嵌在社会底层中谋生的人，还要思考“哲学”，我们不用了解，都可以想象到他会遭遇些什么。
对于他，我的感情相当复杂，一方面尊敬和佩服，另一方面，又感到有些悲哀。我感觉到他陷入到了一种自我强迫，一开始也许只是对哲学的世界感到好奇，于是喜欢思考，但慢慢地，生活和别人的打击，让他把“哲学”看成了一种获得价值感、抵御外界伤害的武器，再接着，认定自己已经发现、创造出了什么哲学的真理，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久而久之，他已经习惯于活在自我世界了。他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反思一下，这个“哲学”牢固吗？哲学所讲究的理性和怀疑，可以适用在自己的“水平”上面吗？
在和他的交流，以及对他的“哲学”的考察中，我发现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许最基本的哲学史（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都没有看过，并不知道前人都在说些什么，就凭中学阶段的一些哲学与物理学的名词，来进行自己哲学大厦的建造。很多人早已发现，“真理只凭心臆想，原来民哲不读书”。
一些人眼中，“民科”和“民哲”多多少少都有“偏执狂”、“臆想狂”的嫌疑。但如果去理解他们，在心理上他们真的不得不如此。他们最适合生活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但生活在了这个时代，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哲学研究”当成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让他们充满了想要被社会承认的焦虑，但仍然是幸福的。
只要幸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