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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乐大佬的浮沉生涯，折射出的正是数字化浪潮下，这个行业的疼痛命运。
理想主义的消亡
宋柯自认是一个商人。但对音乐的情结，早已刻在了他骨子里。早在清华读书时，他得过高校歌唱比赛的亚军，冠军是个胖子，名叫刘欢。
2012年6月，宋柯宣布复出担任恒大音乐董事总经理。
仅仅半年前，高喊“唱片已死”，的他，挥别承载16年青春与梦想的音乐行业，转身当起烤鸭店老板。这一退一进，引来外界一片喧哗。
他是真的受了伤。“我认真做好一只鸭子，消费者吃完第一件事儿是付钱，而且现结，我做得好，人家还夸我。”可是“大家宁愿花3块钱买冰棍，也不愿意花3块钱买音乐。”
16年前，宋柯与高晓松一起成立麦田音乐，4年发行4张唱片，包括高晓松的《青春无悔》、朴树的《我去2000年》，大都卖得不错，可惜盗版猖獗。宋柯称当时的盗版率大概在90％，加上唱片公司分成比例过低——一张卡带10元，唱片公司只能拿到八毛到一块二，麦田难以为继。最困难时三个月发不下工资，全靠宋柯打麻将赢来的钱度日。
后来经高晓松牵线，麦田与巨头华纳唱片携手合并为华纳麦田，宋柯出任副总经理。站在国际唱片巨头的平台上，宋柯逐渐成长为内地音乐圈的大佬，而同时他也为华纳打下了中国内地市场。
比如朴树的《生如夏花》。这张唱片一共发行超过100万张——如果没有盗版影响，宋柯相信它可以销售到500万张。可是它却没有带来他预期中的巨大收益，“一张也就拿个一块多钱，也就是100多万元，但营销和制作成本都不止100多万元，最后还要靠演出和广告收入来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华纳台湾公司投入1000万元，制作发行专辑《孙燕姿》，销售仅80万张就带来4000万元收入。这在内地几乎不可想象，亦让宋柯感到失落。
多年后，坐在自己的烤鸭店中反思，宋柯将其原因归结为“两个40％”：一是唱片内容制作方的收入分成比例远远低于40％，在卡带和CD时代基本是在8％～15％之间，这让唱片工业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内地的唱片制作公司过于分散，没有一家公司或一个联合体能够占据40％的市场份额，这就削弱了内容方在同渠道谈判时的话语权与反盗版的打击力。
数字化的悖论
人生就是踩着一个又一个浪头往上攀，但你永远无法确定，风浪会将你抛起来，还是将你打下去。曾经_度，宋柯将行业转机寄托在了数字音乐的浪潮上。
2003年，中国移动找到宋柯，希望得到华纳中国的授权，以供无线增值服务。排斥数字音乐的华纳，拒绝了中国移动，但宋柯却用自己在麦田时期的50首歌做了试验。结果他发现：一来中国移动作为数字音乐的垄断型渠道商，有消灭盗版的能力，二来中国移动提出的分配比例为15％比85％，sP即无线增值业务运营商能拿到85％的收入，和内容提供商对半分成。也就是说，内容提供商能拿到42.5％的收入，远高于销售唱片100％左右的收入。
于是2004年，宋柯离开华纳，引入太合传媒3000万元的投资，成立太合唛田，不受制约地拥抱了正在崛起的数字音乐。
彼时的宋柯雄心勃勃，他远赴新疆找到当时还未走红的刀郎，请他喝酒谈数字版权合作。当时很少有人把数字版权当回事，刀郎自己还挺内疚：“大哥你跑这么一趟，就聊这点事儿……”宋柯却趁着酒劲说：“刀郎，我能给你在新疆挣一套别墅。”结果三年后，刀郎的数字版权授权为太合麦田带来2000万元收入，“刀郎这个事情冲破了我们在概念上的障碍。很多同行一下子觉得，啊，老宋真这么干了，而且还干得不错!”
太合麦田俨然成了本土唱片公司中的+标杆。2005年，太合麦田签约李宇春。当李宇春发布第一首单曲《冬天快乐》时，付费下载其数字音乐的粉丝们，挤爆了太合麦田的网站。
那是宋柯最意气风发的时期，太合麦田受到软银赛富等资本的追捧，估值超过2个亿。然而好景不长，SP开始借助用户下载音乐所形成的通道，推送大量令人反感的服务，搅乱了原本健康的产业环境。
更严峻的是，sP隐瞒下载数字，极大地侵害了内容供应商利益。按照宋柯估算，如果SP不隐瞒下载数字，刀郎的数字版权应该分到一个亿。也就是说，本来让宋柯颇为振奋的内容方42.5％分成，被sP隐瞒下载数量的做法拉低到了悲惨的10％。
最让宋柯感到忿恨的，还是互联网。“我们被互联网给忽悠了。”他认为，互联网剥夺了音乐的产品属性，让大家习惯性地认为，不必为音乐付费。对于承受着制作成本的唱片公司，这无异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重装上阵的玩法
在传统唱片业界，第一个吃“数字音乐”这只螃蟹的宋柯，一直被视为激进分子。但当他举起反对互联网的大旗时，又被诸多互联网拥趸抨击为保守。
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所想的，其实是在版权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崭新的音乐产品及其商业模式。为了轻装上阵地对其进行探索，2011年4月他宣布太合麦田从此不签歌手，转型做版权公司。他更为激进地称，如今歌手不再需要专业的唱片公司，传统唱片公司通过签艺人赚钱的方式已经濒临死亡。
真的吗?事实上，不仅仅是在渠道与载体上，数字化与新媒体的浪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行业的生态系统。
首先，音乐制作门槛大大降低了，过去必须在唱片公司通过专业录音棚与制作人才能出专辑，现在只需要使用各种音乐软件就能轻松制作专辑，“歌手录好歌，一上传就行了；歌迷要听歌，一下载就行了。”
其次，歌手的营销门槛也降低了。传统唱片公司为了包装和推广一个歌手投资巨大，例如打榜、做活动等，但如今的网络就很容易让人一夜爆红。诸如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这种草根歌手，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也没有专业包装营销，但却一步登天地唱上了春晚。
最后，过去的歌手是通过唱片销售获取利润，但现在的歌手只要红了就开始靠商演赚钱。因为网络神曲《爱情买卖》走红的慕容晓晓，走红前在酒吧唱歌每月收入3000元，走红后参加商演，月收入最高超过60万元。
宋柯在太合麦田的变革最终不了了之，而后他选择了归隐卖烤鸭。其实，在宋柯心中，烤鸭店只是卧龙岗上的一座小茅庐。他本来打算休息个两三年，把一些行业问题想清楚再回来。然而甫一归隐，哥们高晓松就带来了恒大音乐的机会。“许总很有诚意，恒大平台也不错，我们自己也拿了家当砸进来。”
如今，江湖已非以前那个江湖了。归来的宋柯，还是从前那个大佬吗?
归隐期间，他曾见过陈天桥，陈跟他讲起盛大如何改变网络游戏利用点卡收费的传统模式，转而变成零成本进入游戏，但通过销售道具和器材来盈利的新模式，进而使得网络游戏的收入摆脱了早先的时间限制。
这激发了宋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思考百病丛生的音乐产业。恒大音乐就是一种思考的结果。这将是一个给整个音乐行业服务的平台公司，业务暂时以演唱会和版权这两块为主。其中，演唱会是音乐产业受数字化浪潮冲击最小的部分，恒大要打造一个“恒大星光”的演唱会品牌，汇集汪峰、高晓松等国内顶尖创作歌手。
更多的憧憬，还是在版权上。恒大音乐已经买下3000首经典华语歌曲的版权，宋柯继续着自己的期望—创造一种继MP3之后的、前所未有的数字音乐产品。它在音频上要比CD更加清晰，还可以边听边看MV，甚至还拥有互动功能……
“如果真有一个很牛的新产品，行业认同、消费者认可，商业模式成熟，可能就会回到当年音乐的黄金时代。”音乐大佬宋柯瞳憬着。
理想主义的消亡
宋柯自认是一个商人。但对音乐的情结，早已刻在了他骨子里。早在清华读书时，他得过高校歌唱比赛的亚军，冠军是个胖子，名叫刘欢。
2012年6月，宋柯宣布复出担任恒大音乐董事总经理。
仅仅半年前，高喊“唱片已死”，的他，挥别承载16年青春与梦想的音乐行业，转身当起烤鸭店老板。这一退一进，引来外界一片喧哗。
他是真的受了伤。“我认真做好一只鸭子，消费者吃完第一件事儿是付钱，而且现结，我做得好，人家还夸我。”可是“大家宁愿花3块钱买冰棍，也不愿意花3块钱买音乐。”
16年前，宋柯与高晓松一起成立麦田音乐，4年发行4张唱片，包括高晓松的《青春无悔》、朴树的《我去2000年》，大都卖得不错，可惜盗版猖獗。宋柯称当时的盗版率大概在90％，加上唱片公司分成比例过低——一张卡带10元，唱片公司只能拿到八毛到一块二，麦田难以为继。最困难时三个月发不下工资，全靠宋柯打麻将赢来的钱度日。
后来经高晓松牵线，麦田与巨头华纳唱片携手合并为华纳麦田，宋柯出任副总经理。站在国际唱片巨头的平台上，宋柯逐渐成长为内地音乐圈的大佬，而同时他也为华纳打下了中国内地市场。
比如朴树的《生如夏花》。这张唱片一共发行超过100万张——如果没有盗版影响，宋柯相信它可以销售到500万张。可是它却没有带来他预期中的巨大收益，“一张也就拿个一块多钱，也就是100多万元，但营销和制作成本都不止100多万元，最后还要靠演出和广告收入来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华纳台湾公司投入1000万元，制作发行专辑《孙燕姿》，销售仅80万张就带来4000万元收入。这在内地几乎不可想象，亦让宋柯感到失落。
多年后，坐在自己的烤鸭店中反思，宋柯将其原因归结为“两个40％”：一是唱片内容制作方的收入分成比例远远低于40％，在卡带和CD时代基本是在8％～15％之间，这让唱片工业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内地的唱片制作公司过于分散，没有一家公司或一个联合体能够占据40％的市场份额，这就削弱了内容方在同渠道谈判时的话语权与反盗版的打击力。
数字化的悖论
人生就是踩着一个又一个浪头往上攀，但你永远无法确定，风浪会将你抛起来，还是将你打下去。曾经_度，宋柯将行业转机寄托在了数字音乐的浪潮上。
2003年，中国移动找到宋柯，希望得到华纳中国的授权，以供无线增值服务。排斥数字音乐的华纳，拒绝了中国移动，但宋柯却用自己在麦田时期的50首歌做了试验。结果他发现：一来中国移动作为数字音乐的垄断型渠道商，有消灭盗版的能力，二来中国移动提出的分配比例为15％比85％，sP即无线增值业务运营商能拿到85％的收入，和内容提供商对半分成。也就是说，内容提供商能拿到42.5％的收入，远高于销售唱片100％左右的收入。
于是2004年，宋柯离开华纳，引入太合传媒3000万元的投资，成立太合唛田，不受制约地拥抱了正在崛起的数字音乐。
彼时的宋柯雄心勃勃，他远赴新疆找到当时还未走红的刀郎，请他喝酒谈数字版权合作。当时很少有人把数字版权当回事，刀郎自己还挺内疚：“大哥你跑这么一趟，就聊这点事儿……”宋柯却趁着酒劲说：“刀郎，我能给你在新疆挣一套别墅。”结果三年后，刀郎的数字版权授权为太合麦田带来2000万元收入，“刀郎这个事情冲破了我们在概念上的障碍。很多同行一下子觉得，啊，老宋真这么干了，而且还干得不错!”
太合麦田俨然成了本土唱片公司中的+标杆。2005年，太合麦田签约李宇春。当李宇春发布第一首单曲《冬天快乐》时，付费下载其数字音乐的粉丝们，挤爆了太合麦田的网站。
那是宋柯最意气风发的时期，太合麦田受到软银赛富等资本的追捧，估值超过2个亿。然而好景不长，SP开始借助用户下载音乐所形成的通道，推送大量令人反感的服务，搅乱了原本健康的产业环境。
更严峻的是，sP隐瞒下载数字，极大地侵害了内容供应商利益。按照宋柯估算，如果SP不隐瞒下载数字，刀郎的数字版权应该分到一个亿。也就是说，本来让宋柯颇为振奋的内容方42.5％分成，被sP隐瞒下载数量的做法拉低到了悲惨的10％。
最让宋柯感到忿恨的，还是互联网。“我们被互联网给忽悠了。”他认为，互联网剥夺了音乐的产品属性，让大家习惯性地认为，不必为音乐付费。对于承受着制作成本的唱片公司，这无异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重装上阵的玩法
在传统唱片业界，第一个吃“数字音乐”这只螃蟹的宋柯，一直被视为激进分子。但当他举起反对互联网的大旗时，又被诸多互联网拥趸抨击为保守。
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所想的，其实是在版权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崭新的音乐产品及其商业模式。为了轻装上阵地对其进行探索，2011年4月他宣布太合麦田从此不签歌手，转型做版权公司。他更为激进地称，如今歌手不再需要专业的唱片公司，传统唱片公司通过签艺人赚钱的方式已经濒临死亡。
真的吗?事实上，不仅仅是在渠道与载体上，数字化与新媒体的浪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行业的生态系统。
首先，音乐制作门槛大大降低了，过去必须在唱片公司通过专业录音棚与制作人才能出专辑，现在只需要使用各种音乐软件就能轻松制作专辑，“歌手录好歌，一上传就行了；歌迷要听歌，一下载就行了。”
其次，歌手的营销门槛也降低了。传统唱片公司为了包装和推广一个歌手投资巨大，例如打榜、做活动等，但如今的网络就很容易让人一夜爆红。诸如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这种草根歌手，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也没有专业包装营销，但却一步登天地唱上了春晚。
最后，过去的歌手是通过唱片销售获取利润，但现在的歌手只要红了就开始靠商演赚钱。因为网络神曲《爱情买卖》走红的慕容晓晓，走红前在酒吧唱歌每月收入3000元，走红后参加商演，月收入最高超过60万元。
宋柯在太合麦田的变革最终不了了之，而后他选择了归隐卖烤鸭。其实，在宋柯心中，烤鸭店只是卧龙岗上的一座小茅庐。他本来打算休息个两三年，把一些行业问题想清楚再回来。然而甫一归隐，哥们高晓松就带来了恒大音乐的机会。“许总很有诚意，恒大平台也不错，我们自己也拿了家当砸进来。”
如今，江湖已非以前那个江湖了。归来的宋柯，还是从前那个大佬吗?
归隐期间，他曾见过陈天桥，陈跟他讲起盛大如何改变网络游戏利用点卡收费的传统模式，转而变成零成本进入游戏，但通过销售道具和器材来盈利的新模式，进而使得网络游戏的收入摆脱了早先的时间限制。
这激发了宋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思考百病丛生的音乐产业。恒大音乐就是一种思考的结果。这将是一个给整个音乐行业服务的平台公司，业务暂时以演唱会和版权这两块为主。其中，演唱会是音乐产业受数字化浪潮冲击最小的部分，恒大要打造一个“恒大星光”的演唱会品牌，汇集汪峰、高晓松等国内顶尖创作歌手。
更多的憧憬，还是在版权上。恒大音乐已经买下3000首经典华语歌曲的版权，宋柯继续着自己的期望—创造一种继MP3之后的、前所未有的数字音乐产品。它在音频上要比CD更加清晰，还可以边听边看MV，甚至还拥有互动功能……
“如果真有一个很牛的新产品，行业认同、消费者认可，商业模式成熟，可能就会回到当年音乐的黄金时代。”音乐大佬宋柯瞳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