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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泊地之一。连江县五代时期开辟的“甘棠港”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朝成为闽省海上丝绸之路起碇点，不仅发挥着中外经济贸易通道的历史作用，还促进了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
一
闽王王审知为了向中原政权顺利进贡，于后梁开平三年（909）改海路，“自登莱朝贡于梁”（《新五代史·闽世家》）。
登莱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市和莱州市。福州到登莱的海路，即福州——温州——台州——明州——登莱的海上远航路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朝贡路线。王审知在确保进贡海路畅通的同时，扩展海外贸易，将其收入用以支撑闽地政权。王审知鼓励海商经营东海航线，与日本、琉球、高丽、新罗及南洋诸岛国等通商，并通过朝贡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把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此，王审知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任命精明强干的刘山甫为节度判官，负责开辟福州外埠出海交通贸易航道，使过往商船直接到达当时八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福州城下。航道开辟工程始于唐光化元年（898），到天祐元年（904）才完成，历时6年之久。这条航道被唐昭宗赐号“甘棠港”，江海通泮，繁荣了当时的福建经济。
《康熙字典》引证《唐韵》《集韵》《韵会》《正韵》等古字书，指出“港乃‘水中行舟道’”，而非固定的码头、道头之类。“甘棠港”实际上是一条航道。不少学者考证认为，“甘棠港”即今闽江入海口（闽江与东海接壤处）的外海——连江黄岐半岛与马祖列岛之间航道。
黄岐半岛航道、西连敖江航道、南通闽江口琯头港航道，与福州港相连，自古以来是外海交通的重要航道。古代由福州港外航北上浙江或日本、朝鲜等国的船舶，大多要经过黄岐半岛水域。宋代连江境内浦口、魁岐等地盛产陶瓷，由敖江口经黄岐半岛航道，运往古琉球国（时为中国属国，今日本冲绳县）等地。黄岐半岛的定海湾，就是著名的历史古港和番舶地之一。元代定海设有巡检司。湾内水域宽阔，湾口向南，潮差小，避风浪，锚地好。其四母屿锚地水深10—20米，外国巨轮多在此候潮进入福州港。定海附近的沙滩长约500米，距岸400米，水深3米，半潮以上可供中型船只抢滩作业，有不少渔船、商船云集于此。明代琉球与福州贸易频繁，琉球向明朝进贡请求册封，明礼部派册封使前往琉球，都在福州举行迎送仪式。舟船往返亦多经黄岐半岛水道。马祖列岛则是航路上的指标，船只进出福州和连江在马祖列岛等候潮水。清末陈寿彭编译的《中国沿海险要图志》中写道：“定海与马祖停泊甚稳，以避烈风候潮而后入江。”
明万历十四年（1613）刊印的《福建运司志》，有定海港、北茭奇达港、壶江港、连江港等图版。从这些图版中可以知道：舟船往返亦多经黄岐半岛航道，这就是“甘棠港”遗址。
黄岐半岛航道周围大陆性岛礁发育，地形较复杂。《重纂福建通志》载：“黄岐岸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往来，多触覆。”古代缺乏导航设施，因而有不少商船在此触礁沉没。这跟唐天祐三年（906）敕建王审知生祠时由侍郎于兢所撰《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说的“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相符合。永泰《张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张睦（曾为王审知外贸官员）事迹时写道：“先是郡之黄崎港，有巨石最恶，为舟楫害，番船患之，贸易罕至，国用日蹙，及公莅政，多方设法去之，忽一夕巨雷击为港，人皆为闽王与公德政所至，号曰甘棠港。”这是民间谱牒佐证资料。
二
黄岐半岛航道历代船运往返频繁，沉入海底的遗物非常丰富，在定海湾至黄岐湾约120平方公里的海底水域均有发现，遗物品种多，分布范围广，实属罕见。
定海沉船遗址，位于筱埕镇定海村东南1公里海底。仅定海渔民在海上扒壳作业中就发现9处沉船点。1981年初，定海渔民在近海扒壳时就打捞大批古代沉船遗物，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和连江县博物馆等先后从渔民那里征集到1500多件。在这些沉船点中打捞到的船片及古代陶瓷器、石器、锡器、铜器和铁器等珍贵文物就有数千件，其中以宋、元时期的陶瓷器皿为最多，瓷器多为连江浦口窑、闽侯南屿窑产品。此外，还有宋代铲形石砚、石洗、铝合金高脚壶，元代铜权、瓷碗，明永乐福州屯铸造的铁权、郑成功时期的铜铳等。众多文物中不乏珍品。如：元铜权正面阳刻“至元三年造”，时为公元1343年，也是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可见，在元朝统一南方之前，福建与北方就已经有了商贸往来。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曾多次亲临现场考察研究，对这一海区的海底考古工作作了很高评价。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学者曾先后于1990年和1995年，联合对“白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海底调查与发掘，共出土文物2000多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0年，国家水下考古研究室协同省、市水下考古队，再次对定海湾水下进行全程考古发掘和调查。从1号遗址又收集到一批宋元时期的黑釉盏和几块凝结物，以及压舱石、石磨、绳索等一些船上用品。
长沙沉船遗址，位于黄岐镇长沙村西南约1200米海域，遗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1980年，长沙村渔民在打捞贝壳时挖掘到木船残板、碗、壶、钵、铁权等文物1000多件，经鉴定为东晋、元、明等时代沉船遗物。
蛤沙沉船遗址，位于筱埕镇蛤沙村东南约3000—3500米的海域。1984年8月，蛤沙村渔民在这个海域打捞贝壳，先后从贝壳层中捞出许多黑釉划花碗、盏、罐等文物和一门长1.2米铁炮残品，经鉴定系宋、元、清代沉船遗物。
东洛岛沉船遗址，位于苔菉镇东洛岛附近的海域。2005年9月，连江、宁德两地边防官兵查扣渔民在此海域私捞的古代瓷器3000多件，经专家鉴定为元代青釉瓷碗。目前已确定东洛岛海域有古代沉船，沉船上装载大量古瓷。
历史时期的遗物，经考古专家鉴定，出土的陶瓷片年代从唐末五代至宋元明清时期都有，出自福州的怀安、洪塘，泉州的曾竹山和闽清以及闽北等地，也有部分属于越窑系列。贝壳经碳十四测定，得到的数据为：1270±40 B.P.，经树轮校正后为：1042—1231 B.P.;另一塊木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870 40 B.P.，经树轮校正后为：1042—1255 B.P.。这样的数据与专家的推断相去不远。
一
闽王王审知为了向中原政权顺利进贡，于后梁开平三年（909）改海路，“自登莱朝贡于梁”（《新五代史·闽世家》）。
登莱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市和莱州市。福州到登莱的海路，即福州——温州——台州——明州——登莱的海上远航路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朝贡路线。王审知在确保进贡海路畅通的同时，扩展海外贸易，将其收入用以支撑闽地政权。王审知鼓励海商经营东海航线，与日本、琉球、高丽、新罗及南洋诸岛国等通商，并通过朝贡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把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此，王审知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任命精明强干的刘山甫为节度判官，负责开辟福州外埠出海交通贸易航道，使过往商船直接到达当时八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福州城下。航道开辟工程始于唐光化元年（898），到天祐元年（904）才完成，历时6年之久。这条航道被唐昭宗赐号“甘棠港”，江海通泮，繁荣了当时的福建经济。
《康熙字典》引证《唐韵》《集韵》《韵会》《正韵》等古字书，指出“港乃‘水中行舟道’”，而非固定的码头、道头之类。“甘棠港”实际上是一条航道。不少学者考证认为，“甘棠港”即今闽江入海口（闽江与东海接壤处）的外海——连江黄岐半岛与马祖列岛之间航道。
黄岐半岛航道、西连敖江航道、南通闽江口琯头港航道，与福州港相连，自古以来是外海交通的重要航道。古代由福州港外航北上浙江或日本、朝鲜等国的船舶，大多要经过黄岐半岛水域。宋代连江境内浦口、魁岐等地盛产陶瓷，由敖江口经黄岐半岛航道，运往古琉球国（时为中国属国，今日本冲绳县）等地。黄岐半岛的定海湾，就是著名的历史古港和番舶地之一。元代定海设有巡检司。湾内水域宽阔，湾口向南，潮差小，避风浪，锚地好。其四母屿锚地水深10—20米，外国巨轮多在此候潮进入福州港。定海附近的沙滩长约500米，距岸400米，水深3米，半潮以上可供中型船只抢滩作业，有不少渔船、商船云集于此。明代琉球与福州贸易频繁，琉球向明朝进贡请求册封，明礼部派册封使前往琉球，都在福州举行迎送仪式。舟船往返亦多经黄岐半岛水道。马祖列岛则是航路上的指标，船只进出福州和连江在马祖列岛等候潮水。清末陈寿彭编译的《中国沿海险要图志》中写道：“定海与马祖停泊甚稳，以避烈风候潮而后入江。”
明万历十四年（1613）刊印的《福建运司志》，有定海港、北茭奇达港、壶江港、连江港等图版。从这些图版中可以知道：舟船往返亦多经黄岐半岛航道，这就是“甘棠港”遗址。
黄岐半岛航道周围大陆性岛礁发育，地形较复杂。《重纂福建通志》载：“黄岐岸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往来，多触覆。”古代缺乏导航设施，因而有不少商船在此触礁沉没。这跟唐天祐三年（906）敕建王审知生祠时由侍郎于兢所撰《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说的“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相符合。永泰《张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张睦（曾为王审知外贸官员）事迹时写道：“先是郡之黄崎港，有巨石最恶，为舟楫害，番船患之，贸易罕至，国用日蹙，及公莅政，多方设法去之，忽一夕巨雷击为港，人皆为闽王与公德政所至，号曰甘棠港。”这是民间谱牒佐证资料。
二
黄岐半岛航道历代船运往返频繁，沉入海底的遗物非常丰富，在定海湾至黄岐湾约120平方公里的海底水域均有发现，遗物品种多，分布范围广，实属罕见。
定海沉船遗址，位于筱埕镇定海村东南1公里海底。仅定海渔民在海上扒壳作业中就发现9处沉船点。1981年初，定海渔民在近海扒壳时就打捞大批古代沉船遗物，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和连江县博物馆等先后从渔民那里征集到1500多件。在这些沉船点中打捞到的船片及古代陶瓷器、石器、锡器、铜器和铁器等珍贵文物就有数千件，其中以宋、元时期的陶瓷器皿为最多，瓷器多为连江浦口窑、闽侯南屿窑产品。此外，还有宋代铲形石砚、石洗、铝合金高脚壶，元代铜权、瓷碗，明永乐福州屯铸造的铁权、郑成功时期的铜铳等。众多文物中不乏珍品。如：元铜权正面阳刻“至元三年造”，时为公元1343年，也是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可见，在元朝统一南方之前，福建与北方就已经有了商贸往来。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曾多次亲临现场考察研究，对这一海区的海底考古工作作了很高评价。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学者曾先后于1990年和1995年，联合对“白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海底调查与发掘，共出土文物2000多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0年，国家水下考古研究室协同省、市水下考古队，再次对定海湾水下进行全程考古发掘和调查。从1号遗址又收集到一批宋元时期的黑釉盏和几块凝结物，以及压舱石、石磨、绳索等一些船上用品。
长沙沉船遗址，位于黄岐镇长沙村西南约1200米海域，遗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1980年，长沙村渔民在打捞贝壳时挖掘到木船残板、碗、壶、钵、铁权等文物1000多件，经鉴定为东晋、元、明等时代沉船遗物。
蛤沙沉船遗址，位于筱埕镇蛤沙村东南约3000—3500米的海域。1984年8月，蛤沙村渔民在这个海域打捞贝壳，先后从贝壳层中捞出许多黑釉划花碗、盏、罐等文物和一门长1.2米铁炮残品，经鉴定系宋、元、清代沉船遗物。
东洛岛沉船遗址，位于苔菉镇东洛岛附近的海域。2005年9月，连江、宁德两地边防官兵查扣渔民在此海域私捞的古代瓷器3000多件，经专家鉴定为元代青釉瓷碗。目前已确定东洛岛海域有古代沉船，沉船上装载大量古瓷。
历史时期的遗物，经考古专家鉴定，出土的陶瓷片年代从唐末五代至宋元明清时期都有，出自福州的怀安、洪塘，泉州的曾竹山和闽清以及闽北等地，也有部分属于越窑系列。贝壳经碳十四测定，得到的数据为：1270±40 B.P.，经树轮校正后为：1042—1231 B.P.;另一塊木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870 40 B.P.，经树轮校正后为：1042—1255 B.P.。这样的数据与专家的推断相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