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广西企业公司组建的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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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广西企业公司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主要的省营企业公司之一,该公司是在抗战前新桂系建立的一系列省营工厂合并重组的基础上建立的大中型企业。缘于当时流行的统制经济和国家资本理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形势,其它省营公司的开办示范、广西省政府主观的经济速成政策诉求等因素综合促成了广西企业公司的组建。
  关键词:广西企业公司;大后方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速成
  中图分类号:F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37-02
  一、理论来源和政策依据
  (一)统制经济的风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美、英、法、德、日等国陷入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中,中国也难以幸免。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利用凯恩斯主义走上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道路;以德、日为代表的国家则走向了经济军事化的道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运用国家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工业大国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统制,统制经济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取代风靡百年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外源性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的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 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12]面对经济危机,发达工业国家尚且如此依靠国家力量干预经济。中国作为后发展的国家,其弱小的民族工业和起步较晚的工业化更需要国家政权力量的扶持和干预。统制经济便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在抗战特殊时期,统制经济更加发挥其制度优越性,为大后方建设事业所运用。广西企业公司便是在统制经济理论指导下、广西省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综合性省营企业公司。
  (二)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理论。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被国民党奉为最高的精神信仰,北伐后的“三民主义”犹如一个法统符号,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论是蒋介石中央政府,还是新桂系广西地方政府,在大小政策纲领中无不高举“三民主义”旗帜,以完成总理遗嘱为己任。新桂系于1934年颁发的《广西建设纲领》在“基本认识”开篇便将“三民主义”奉为革命唯一原则和最高无上的使命:“总理所创之三民主义,乃中国革命唯一适当原则,广西全体党政军同志及全体民众之无上使命”[14],在1941年颁布的《广西建设计划大纲》开篇又提到:“依遗教所示,三民主义之建设理想,分为二阶段逐步完成之……”[11]
  孙中山的思想可以说是民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其“发达国家资本”理论自然被纳入到民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思想中。孙中山在《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中指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10]实业计划的重点显然是要发展国家资本。基于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加之国父个人的号召力,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国家资本、利用国家力量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赶超这一类经济思想还是有相当广泛的认可度,在政府、知识界与民间均有较大的吸引力。“民族危机情势下一致抗日的需要,不仅使国民政府赢得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知识精英的青睐,而且使国民政府加强经济统制的措施在“发达国家资本”的理论庇护以及世界性“統制经济”浪潮的裹挟之下得到普遍认同,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得以实现。”[9]发达国家资本理论与统制经济措施的结合基本上适应了抗战大后方建设,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了共鸣合力的积极作用。
  (三)广西省政府力求经济速成的政策推动。
  40年代初,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大后方持久抗战迫切需要大规模集中生产的物质供应。抗战建国是时代的主旋律,实现的关键依赖于大后方的经济建设。1941年8月,广西建设计划大纲公布,省政府将经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统一经营的广西企业公司便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诞生了。“广西省政府为求经济建设的迅速成功,吸收了各省办单位企业的经验教训,在计划中更确定了重要及大规模企业,由政府及地方团体公营,但得奖励有经营经验之私人参加,并保障其利益,以促进公营企业之成功。紧跟着这一政策的确立,广西企业公司于三十年九月创立了。”[8]
  二、大后方省营事业组织卓有成效的成功经验
  为从国防经济上抵御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后方省营企业公司纷纷组建。1939年6月贵州企业公司率先成立,成为抗战爆发后后方第一个采用现代公司组织的省营企业,随后云南滇西企业公司成立,1940年陕西企业公司成立,1941年处甘肃开发公司成立。“各省继贵州企业公司之后而设立类似组织者大有风起云涌之势。”[7]时任广西企业公司董事长的陈雄对此现象评价:“省单位企业之兴起,使抗战中经济建设上放一异彩。”[6]
  相对其它后方省营企业公司的组建步伐,广西省比较晚。因而结合本省的具体情况效仿其他省营公司,快马加鞭,跟紧时代脉搏,组建企业公司。“本省企业公司之创立,虽较各省为迟到,但正可吸收各省办理之经验与教训,免蹈覆辙。”[5]大后方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是成功有效的。第一,因为有政治领导,可以克服后方兴办实业的人才难得,资金不足和环境应付不易等困难。第二,新式的工业组织能有计划地从事生产,以矫正各省原有生产事业之散漫、零落、盲目等弊端。第三,企业经营的集中采购与专业商业机构的建立,既可保证原料的供给和成品的推销,又可减省开支,增加利润。以上诸多优势及成功先例成为广西企业公司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三、适应战时大后方持久抗战建设的需要
  (一)筹集资金,复兴工业的需要。
  从1938年夏天开始,广西遭受战事波及,原本基础薄弱的省营工厂在日军战机轰炸破坏下,不得已停顿拆卸转移,对生产设备造成极大的破坏。“民国廿七年夏,遭战事波及,梧州硫酸厂贵县糖厂,首被敌机轰炸停业,民廿十八年冬,桂南战事爆发后,所有各厂均遭轰炸停顿,军事吃紧时,悉数将各厂机器拆卸,昼夜向上游抢运,辗转迁徙,资产器材之损失,至为重大。民廿九年冬,邕宁收复,在困穷中从事规复,上年抢运各厂机器,先后抵柳,乃将制革、机械、织染三厂转移柳州,印刷、仕敏土二厂移设桂林,宾阳瓷厂照旧复业,贵县制糖厂机器不能复用,另置小械,改为糖业指导所,梧州硫酸厂机器坏损最甚,不能规复。”[4]战争对广西工业造成的极大创伤和损失,这无疑需要一笔巨额的资金来支持工厂的重建。抗战进入40年代后,更加艰苦,战争耗费巨大,广西子弟兵大量投入抗日战场,原来与港澳南洋的进出口贸易又受战争影响几乎切断,省府财政也是困难重重。“复因上述省营工厂,重建复工,需欵浩大,而省库支绌,无法恢复,三十年,地方人士,乃另发起组织”,[3]广西企业公司便承担起筹措资金重建工业、发展广西经济事业的重任。   (二)分散弱小的省营各厂无法适应战时大环境。
  首先,企业规模与统一整合度不够。有关统计显示,在1941年广西企业公司成立以前,广西省符合工厂登记法的工厂约有500多家,但是其中具有规模的现代工厂总共不到20家。这种状况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极不相称,迫使广西省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在后方地区建设必要的工业基础。
  其次,以往省营事业,衙门气息太重,缺乏企业精神。战前广西省政府兴办过数十家省营工厂,但由于完全是政府经营管理,按照行政体制那一套去经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僵化,陷入亏损倒闭的境地。“过去若干官营事业机关,往往由于盈亏由政府负责,从业人员即漠不关心,以致治事敷衍,不负责任,发生种种浪费、腐败、贪污现象,故生产鲜有发展之望。”[2]过于依赖政府扶植和投入,这样的省营工厂既不能自负盈亏也无法“断奶长大”,缺乏企业的活力,在市场竞争中难以生存和发展。
  再次,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发生变化。站前广西相对安定的环境已不复存在,抗战时期大批沿海企业及居民迁入广西,广西作为抗战大后方建设基地之一,担负着抗战建国的建设重任,在军需民用物质需求量猛增的情况下,经济建设被推倒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增加生产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战争威胁、市场波动、原料涨价、管理经营僵化等原因,广西原本弱小分散的省营工矿企业陷入亏损、停产、倒闭的境地。比如广西酒精厂在广西企业公司接收前,“职员甚少,薪资有限,经费方面,虽尚节省,惟业务迄无发展。”“二十二年秋,又在本厂附近囤地千余亩为附属农场,广植杂粮,以期增加原料,卒以办理不善,收效甚微。”[1]
  1941年8月,《广西建设计划大纲》公布,标志着广西省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将经济建设摆在首要地位。“际此抗战建国之严重时期,本省人士有鉴于此,为响应广西建设计划之号召,爰发起组织广西企业股份公司,期以统一生产组织方式,集中人力物力,促进本省农工礦业生产,调节市场盈虚,而于达成本省建设计划,克服抗战物质之困难上,有所贡献。”[13]
  综合以上因素,40年代初的广西省营工业到了不得不改组的地步,广西省营工业必须有效地整合重组,建立统一的企业公司集中管理方能适应战时大后方环境。组建广西企业公司是当时的经济现实和社会需求的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85页.
  [2]广西省政府编:《广西建设纲领》[M]广西省政府出版 ,1934,第2页.
  [3]广西省政府编:《广西建设计划大纲》[M]广西省政府出版,1941,第6页.
  [4]三民公司编:《孙中山全集》(上)[M]上海 :1927, 第726页.
  [5]郭红娟:《资源委员会经济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0页.
  [6]麦树楠:《成长中的广西企业公司》,《中国工业》,1943,(13) ,第26页.
  [7]彭湖:《论省营单位企业》,《贵州企业公司成立三周年纪念特刊·特载》[J]1942,(6),第1页.
  [8][9][12]陈雄:《广西企业公司概况》,《建设研究》[J]1942,(2),第52、53页.
  [10][11]何海筹:《创业二年之广西企业公司》,《广西企业季刊》[J]1943,(4) ,第28页.
  [13]刘伯文:《广西企业公司酒精厂实况》,《广西企业季刊》[J]1943,(2),第59页.
  [14]赵可任:《一年来本公司业务概况》,《广西企业季刊》[J]1942,(1),第85页.
  作者简介:光新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1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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