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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崔永元(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公益基金创始人)
W=王旭明(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5月初,崔永元公益基金志愿者董峰打电话给湖南省教育厅,称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想在湖南培训乡村教师。湖南省教育厅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请对方来一个公函,将有关情况说清楚。经多次电话沟通,5月18日,湖南省教育厅收到对方发来的电子邮件。
湖南省教育厅研究认为,以政府机构的身份不适合参与,于是有了“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表态。
应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邀请,崔永元和王旭明展开了一场关于公益和慈善的对谈。
对于目前还需要表彰慈善的中国而言,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做慈善?
“我们只是想让湖南教育厅公示一下,不让地方政府出一分钱”
Q:为什么会跟湖南省教育厅有争执?
C:这次争执其实就是关于公示。我们在湖南选出110名乡村教师要到北京来培训,并想让湖南教育厅帮我们公示一下,增加透明度。如果我们不通过当地的教育局,不通过湖南省教育厅,会不会跟他们的日程有冲突?或者教育厅认为我们找的不是乡村教师,而是村干部或者当地供销社主任怎么办?
W:他们就是不给你们公示?
C:对。前五期做得太顺利了,这次突然遇到了这个困难,我们自己也像乡村孩子一样遇到一个沉重的打击。
Q:“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的缘由是什么?
C:2006年我组织了一次“我的长征”行动,我们看了236所乡村学校,触目惊心。我们看到一位校长有一个办公室兼家,两间屋子都没有房顶;我们看到三个年级的孩子居然在同一个教室上课。我坐到了教室里听乡村教师讲课,他们讲课各种不着调。乡村教师知道的也很少,我去的那所乡村小学,从老师到孩子,从没见过一个真的足球。我们拿一个足球比划给他们踢的时候,踢到了牛粪里,他们洗洗还要再踢,每踢一脚还要再洗一遍,他们以为这也是足球规则。
我们培训一位乡村教师可以改变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孩子的命运。最早的乡村教师培训的念头就是从这儿来的。
W:那教师名单是怎么得来的呢?
C:开始我们认为跟教育厅说我们需要110名乡村教师,他就会给你找到,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才用志愿者,跑到当地一个一个找。
我们培训前都当面见过,看过教师证,和他们聊天,然后选出理解能力、传播能力特别强而且又热爱教师职业的人。
有限的10天教学技巧培训可能无效,但教育技巧是可以提高的,比如说如何激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留守儿童,如何尽早地发现孩子的焦虑、早恋倾向,又应该在第一时间用什么方法应对。那么我们就很顺利地做起了乡村教师培训,得到了很多支持,爱心基金也源源不断。
W:但是我跟您说,慈善机构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正在慢慢地变化,我们捐的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你们没有这问题吧?
C:我不敢说,但是我们都在网上做了公示,我们的培训报告在网上都贴出来了。
我们在学习一种新的公益理念--全民慈善。比如说我们的开幕式在鸟巢,有人质疑干吗要到那么豪华的地方?因为它不要钱,它是公益的行为。我们的乡村教师在北京吉利大学免费吃、住。我们带乡村教师去参观故宫,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亲自给做讲解员。
很多单位都想把10年的乡村教师的培训放在他们那儿,但我们的一个纪律就是不管你再有钱,你只能捐一样;你再有钱你只能捐一个人,因为我们要给110个人献爱心的机会。
还有一项“市民日”的活动,110个乡村教师会去110个北京人的家庭,跟他们生活一天,一起买菜、做饭、参观景点……去年我们毕业典礼,乡村教师就讲了几句感谢我们的盛情的话,轮到爱心家庭,讲了20分钟还没说完呢!其实他们受到的感染更大,这才是培训的真正意义。
“慈善不是挑刺、不是揭丑,是解决实际问题”
Q: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政府和公益组织都在努力,双方是否一定要合作?怎么合作?
W:其实合作与不合作不是强行规定的,也不必强求千篇一律。第一,主要看社会公益组织和NGO的需求,当然作为政府应该主动地利用或者是挖掘这方面的力量,但主导和主体应该还是公益组织和NGO,如果主导和主体变成政府,又成了政府行政这一套了。第二,我们要由“官管民”变成“官服务民”。这个转变很难,“城管”不叫“城服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应该是“城服务队”而不是“城管队”。
你们作为具体的操办者,有很多的事情一定要非常非常清醒和理智,不要把这个事情变成媒体和舆论的“盛宴”和狂欢,不能把这110个人变成“道具”。
有些人特别愿意搞这个,捐助你们这个活动就获得了荣誉,这就变了味儿了。当下浮躁的社会里,作秀是一大风景,我希望你们这个培训计划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C:有人认为我们是作秀,我们这个计划什么时候被人知道的?是在第五届的时候,因为第五届的培训名单中混进了五个官员,被我们除名了,这被媒体知道了。当时记者来采访我,问的都是“你怎么想起来要办乡村教师培训?”我说:“这都第五期了。兄弟我前四期因为没出事所以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第五期出事了你们知道了。”
不少媒体对慈善出事儿才有兴趣,对真正的慈善没那么大的兴趣。
Q:您觉得做慈善应该抱着什么心态?
C:慈善不是挑刺,不是揭丑,不是“钻空子”,就是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的志愿者把“给孩子加双鞋”做到了很细的程度,要给孩子量脚,要大出一个码这样我们才把这个鞋写上每个人的名字运到那个地方,我去云南给孩子送鞋,两个月之前量的尺码,鞋到了脚又大了些,但鞋穿不上了,那个孩子就哇哇大哭。
Q:那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C:帮忙。
W:说的透一点,行政力量干预的慈善组织和政府分开才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那一天。
它们是两辆车道上的车,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两辆车的运作方式不一样,但最后达到共赢,不是说谁要占谁的便宜,谁坑谁。以后你们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没找到合适的顾问前,我可以义务当顾问。
C:我们不能做到滴水不漏,但我们能做到公开透明,让大家监督,就像“给孩子加菜”,每个黄瓜和西红柿的钱都可以报帐。
我们想用民间慈善的方式给慈善长长脸。我不想把慈善塑造成“高大全”、“高富帅”,我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把慈善变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吃饭、喝水、崇尚名牌、爱抽雪茄一样,随手公益、随手慈善。
W=王旭明(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5月初,崔永元公益基金志愿者董峰打电话给湖南省教育厅,称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想在湖南培训乡村教师。湖南省教育厅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请对方来一个公函,将有关情况说清楚。经多次电话沟通,5月18日,湖南省教育厅收到对方发来的电子邮件。
湖南省教育厅研究认为,以政府机构的身份不适合参与,于是有了“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表态。
应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邀请,崔永元和王旭明展开了一场关于公益和慈善的对谈。
对于目前还需要表彰慈善的中国而言,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做慈善?
“我们只是想让湖南教育厅公示一下,不让地方政府出一分钱”
Q:为什么会跟湖南省教育厅有争执?
C:这次争执其实就是关于公示。我们在湖南选出110名乡村教师要到北京来培训,并想让湖南教育厅帮我们公示一下,增加透明度。如果我们不通过当地的教育局,不通过湖南省教育厅,会不会跟他们的日程有冲突?或者教育厅认为我们找的不是乡村教师,而是村干部或者当地供销社主任怎么办?
W:他们就是不给你们公示?
C:对。前五期做得太顺利了,这次突然遇到了这个困难,我们自己也像乡村孩子一样遇到一个沉重的打击。
Q:“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的缘由是什么?
C:2006年我组织了一次“我的长征”行动,我们看了236所乡村学校,触目惊心。我们看到一位校长有一个办公室兼家,两间屋子都没有房顶;我们看到三个年级的孩子居然在同一个教室上课。我坐到了教室里听乡村教师讲课,他们讲课各种不着调。乡村教师知道的也很少,我去的那所乡村小学,从老师到孩子,从没见过一个真的足球。我们拿一个足球比划给他们踢的时候,踢到了牛粪里,他们洗洗还要再踢,每踢一脚还要再洗一遍,他们以为这也是足球规则。
我们培训一位乡村教师可以改变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孩子的命运。最早的乡村教师培训的念头就是从这儿来的。
W:那教师名单是怎么得来的呢?
C:开始我们认为跟教育厅说我们需要110名乡村教师,他就会给你找到,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才用志愿者,跑到当地一个一个找。
我们培训前都当面见过,看过教师证,和他们聊天,然后选出理解能力、传播能力特别强而且又热爱教师职业的人。
有限的10天教学技巧培训可能无效,但教育技巧是可以提高的,比如说如何激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留守儿童,如何尽早地发现孩子的焦虑、早恋倾向,又应该在第一时间用什么方法应对。那么我们就很顺利地做起了乡村教师培训,得到了很多支持,爱心基金也源源不断。
W:但是我跟您说,慈善机构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正在慢慢地变化,我们捐的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你们没有这问题吧?
C:我不敢说,但是我们都在网上做了公示,我们的培训报告在网上都贴出来了。
我们在学习一种新的公益理念--全民慈善。比如说我们的开幕式在鸟巢,有人质疑干吗要到那么豪华的地方?因为它不要钱,它是公益的行为。我们的乡村教师在北京吉利大学免费吃、住。我们带乡村教师去参观故宫,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亲自给做讲解员。
很多单位都想把10年的乡村教师的培训放在他们那儿,但我们的一个纪律就是不管你再有钱,你只能捐一样;你再有钱你只能捐一个人,因为我们要给110个人献爱心的机会。
还有一项“市民日”的活动,110个乡村教师会去110个北京人的家庭,跟他们生活一天,一起买菜、做饭、参观景点……去年我们毕业典礼,乡村教师就讲了几句感谢我们的盛情的话,轮到爱心家庭,讲了20分钟还没说完呢!其实他们受到的感染更大,这才是培训的真正意义。
“慈善不是挑刺、不是揭丑,是解决实际问题”
Q: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政府和公益组织都在努力,双方是否一定要合作?怎么合作?
W:其实合作与不合作不是强行规定的,也不必强求千篇一律。第一,主要看社会公益组织和NGO的需求,当然作为政府应该主动地利用或者是挖掘这方面的力量,但主导和主体应该还是公益组织和NGO,如果主导和主体变成政府,又成了政府行政这一套了。第二,我们要由“官管民”变成“官服务民”。这个转变很难,“城管”不叫“城服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应该是“城服务队”而不是“城管队”。
你们作为具体的操办者,有很多的事情一定要非常非常清醒和理智,不要把这个事情变成媒体和舆论的“盛宴”和狂欢,不能把这110个人变成“道具”。
有些人特别愿意搞这个,捐助你们这个活动就获得了荣誉,这就变了味儿了。当下浮躁的社会里,作秀是一大风景,我希望你们这个培训计划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C:有人认为我们是作秀,我们这个计划什么时候被人知道的?是在第五届的时候,因为第五届的培训名单中混进了五个官员,被我们除名了,这被媒体知道了。当时记者来采访我,问的都是“你怎么想起来要办乡村教师培训?”我说:“这都第五期了。兄弟我前四期因为没出事所以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第五期出事了你们知道了。”
不少媒体对慈善出事儿才有兴趣,对真正的慈善没那么大的兴趣。
Q:您觉得做慈善应该抱着什么心态?
C:慈善不是挑刺,不是揭丑,不是“钻空子”,就是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的志愿者把“给孩子加双鞋”做到了很细的程度,要给孩子量脚,要大出一个码这样我们才把这个鞋写上每个人的名字运到那个地方,我去云南给孩子送鞋,两个月之前量的尺码,鞋到了脚又大了些,但鞋穿不上了,那个孩子就哇哇大哭。
Q:那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C:帮忙。
W:说的透一点,行政力量干预的慈善组织和政府分开才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那一天。
它们是两辆车道上的车,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两辆车的运作方式不一样,但最后达到共赢,不是说谁要占谁的便宜,谁坑谁。以后你们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没找到合适的顾问前,我可以义务当顾问。
C:我们不能做到滴水不漏,但我们能做到公开透明,让大家监督,就像“给孩子加菜”,每个黄瓜和西红柿的钱都可以报帐。
我们想用民间慈善的方式给慈善长长脸。我不想把慈善塑造成“高大全”、“高富帅”,我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把慈善变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吃饭、喝水、崇尚名牌、爱抽雪茄一样,随手公益、随手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