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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日籍齿科老师日野文雄约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友好交往,其中直接交往不到两年,间接书信来往约20余年。回想起那些初识的时光,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是河南林州人,1930年出生,1946年参军后奉命学医,在太行军区医院担任看护员、护理。太原解放后,我随我军医务干部接管了太原的原阎锡山的三六医院,当时由晋绥、太行、太岳、三六医院等4家医院合并而成,最初全院仅有内科、外科和五官科三个科室,更名为山西省军区直属,医院,我被晋升为外科护士长。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医院分配一批来自东北的原日本关东军医院的留用医务工作者,共有21名,扩建了一些新的科室,更名为山西省军区分科医院。
不久,医院组织上安排我改行,把我调到新增设的口腔科,跟随一名叫日野文雄的日籍齿科医生学习口腔科医术。从此,日野成了我该医学专业的启蒙老师。
解放初期,太原的医院普遍设备简陋,医疗水平低,我们这所军队医院也是不例外。自从这批日籍医务人员到来以后,大大加强了本院的医疗骨干力量。领导上特别强调,让我们这些青年医务人员要虚心拜日籍医生为师,踏踏实实地学习和掌握医疗技术,为新中国人民军队服务。
日子久了,我对口腔科的主治医生日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当时有30多岁,日本东京齿科大学毕业,还是在华进步组织——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之一。我当时主要是跟日野学习口腔牙疾的治疗和修复技术。在此期间,日野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除白天繁忙工作外,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阅读技术书籍,制作牙雕模型。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们科的中国同行也主动增加课时,遇有不懂的问题,虚心向日野请教,日野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直到我们听明白为止。
跟随日野不到两年的学习和实践,我的口腔医术有了很大提高,已经可以独立工作了。然而,离别的日子也匆匆而至。1952年秋,接到上级指示,在华的日籍医护人员就要遣返回国了。日野和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同志临别时恋恋不舍,他赠送了我新买的一本《工作与学习》笔记本,在扉页上写道:
魏纯久同志: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1953年2月21日
国际友人 日野文雄
这个笔记本,我作为珍贵友谊的纪念品,至今珍藏着。
期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准备回国的日籍医护人员在太原市人民医院集中,恰好军区分科医院来了一名牙疾病人,因病情较重,本院医生处置不了。无奈,我骑自行车到人民医院去请日野医生。记得当时已经深夜了,日野夫妇俩已经睡下了,日野闻讯后,忙起身穿好衣服,坐在我的自行车后边,来到军区分科医院,当即对病人进行了急救。
自从1953年夏天,日籍医生遣返回国后,我就与日野中断了联系。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日渐浓厚,我不仅不敢有与日本友人联络的念头,甚至连曾经有过这段交往的经历也未敢再提,更不敢写进履历,深怕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招来横祸。然而,拜日野为师的不到两年的学习经历,却使我的人生历史改写,受益无穷,以至影响了我的一生。日野走后不久,我即被提拔为本院口腔科医生。1954年,因工作积极,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我转业至天津口腔医院进修,后又到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山西省人民医院工作,先后担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口腔修复科主任等职,成为省城太原著名的口腔科医学专家。1994年离休后,被医院返聘为该科技术顾问兼医师。
1978年,进入知天命岁月的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应该寻找一下当年的日野先生,联络一下师生情谊。我通过省外事办等机构,几经周折,终于通过一个日本友人打听到日野先生的住址和近况。这才获悉,日野回国后,开了一家私人齿科诊所,为人治病行医。于是,我给日野先生去了第一封书信:在回顾了寻找日野先生的艰辛经过后,表达了自己的亲切问候和思念之情。我知道,日野先生在山西期间,很爱吃山西老区的红枣,而日本不产红枣。于是在寄信的同时,还给日野先生寄去了一包红枣。不久,我收到了日野寄来的第一封信:
魏纯久先生:
收到你的厚礼(枣子),谢谢,谢谢你的关心!
我虽已高龄,但托你的福,身体还很健康,每天上午出诊。请放心。从野口彰治那里,得知太原近况和您的情况,我非常高兴。
日本山西省友好协商会,正在进行“日本的樱花送给山西,我为将来友好树林”这件事,我也为寄赠集锦的募捐出了一点力。
8月份,计划“日本山西樱花友谊团访问中国”,本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会面.但又很遗憾,我想对于现在的我,进行长途旅行是勉强的。我相信,凭魏先生的身体状况,来日本旅行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来日旅行,我欢迎你。
祝你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再见!
收到日野先生的来信不久,我回了一封更加情意深挚的信件。特摘录如下:
日野文雄先生:
40年前,我们是同志和朋友,尤其不能忘怀的,你是我初学口腔专业的启蒙老师,我刚转口腔科时什么也不懂,在您的精心帮助指导下,我才有了一定的工作能力,为今后漫长岁月从事(本)专业打下了基础。在以后长期工作中,联想起你的工作精神,毫无保留的进行技术传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相隔大海千山,但友谊的情感在心灵深处仍是非常深刻。
很快,收到了日野先生的再次来信:
魏纯久先生:
长期思念的信已经拜读.40年前的情景犹如昨日主事,清楚地再现。当时,对我这个才疏学浅的人来说,受到大家众多的指导和帮助,真是非常惭愧。
(近来)我为了能用中国语说话写信,开始利用收音机播放的中国语进行学习,但年纪大了,一点进步也没有。……
前些时候日本天皇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各界热烈欢迎,非常感谢!
(记得)在归国的时候,妇产科秦桂花护士(你知道吗,医院政委的爱人,身体较胖)曾说:“自己的双亲和幼小的弟妹对日本人很憎恨,但在一起工作,互相增进了感情。在这个医院工作的日本人,和我们成为同志,是真正的国际友人。”
我当时表示,回到日本后,我将以亲身经历,向日本人宣传谈论,还说过我们将为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努力,努力创造一个和平世界的话。顺信寄来(有关)资料。
以后,我和日野之间不时进行书信来往,叙旧谈今,交流口腔专业最新科技成果和技术资料。前几年,我的妻子去日本进修访问时,还委托她专门探访了日野先生,表达了诚挚的问候。
2004年,我又一次收到了日野的来信。日野在来信中指出,自己已经84岁,身体还算不错,就是眼睛有点白内障,看东西不是很方便。他的齿科病院,主要院务由儿子文颜打理着。
日野还提及我在信中提到自己心脏不好,要我多注意身体。
他特别指出:自己与我通信的翻译工作,全是由一位中国留学生李晶帮助翻译的。如她回国,一定委托她来探望我。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和日野先生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频繁的跨国鸿雁传书,留下一段中日医务工作者友谊的佳话。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责编 水又)
我是河南林州人,1930年出生,1946年参军后奉命学医,在太行军区医院担任看护员、护理。太原解放后,我随我军医务干部接管了太原的原阎锡山的三六医院,当时由晋绥、太行、太岳、三六医院等4家医院合并而成,最初全院仅有内科、外科和五官科三个科室,更名为山西省军区直属,医院,我被晋升为外科护士长。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医院分配一批来自东北的原日本关东军医院的留用医务工作者,共有21名,扩建了一些新的科室,更名为山西省军区分科医院。
不久,医院组织上安排我改行,把我调到新增设的口腔科,跟随一名叫日野文雄的日籍齿科医生学习口腔科医术。从此,日野成了我该医学专业的启蒙老师。
解放初期,太原的医院普遍设备简陋,医疗水平低,我们这所军队医院也是不例外。自从这批日籍医务人员到来以后,大大加强了本院的医疗骨干力量。领导上特别强调,让我们这些青年医务人员要虚心拜日籍医生为师,踏踏实实地学习和掌握医疗技术,为新中国人民军队服务。
日子久了,我对口腔科的主治医生日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当时有30多岁,日本东京齿科大学毕业,还是在华进步组织——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之一。我当时主要是跟日野学习口腔牙疾的治疗和修复技术。在此期间,日野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除白天繁忙工作外,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阅读技术书籍,制作牙雕模型。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们科的中国同行也主动增加课时,遇有不懂的问题,虚心向日野请教,日野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直到我们听明白为止。
跟随日野不到两年的学习和实践,我的口腔医术有了很大提高,已经可以独立工作了。然而,离别的日子也匆匆而至。1952年秋,接到上级指示,在华的日籍医护人员就要遣返回国了。日野和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同志临别时恋恋不舍,他赠送了我新买的一本《工作与学习》笔记本,在扉页上写道:
魏纯久同志: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1953年2月21日
国际友人 日野文雄
这个笔记本,我作为珍贵友谊的纪念品,至今珍藏着。
期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准备回国的日籍医护人员在太原市人民医院集中,恰好军区分科医院来了一名牙疾病人,因病情较重,本院医生处置不了。无奈,我骑自行车到人民医院去请日野医生。记得当时已经深夜了,日野夫妇俩已经睡下了,日野闻讯后,忙起身穿好衣服,坐在我的自行车后边,来到军区分科医院,当即对病人进行了急救。
自从1953年夏天,日籍医生遣返回国后,我就与日野中断了联系。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日渐浓厚,我不仅不敢有与日本友人联络的念头,甚至连曾经有过这段交往的经历也未敢再提,更不敢写进履历,深怕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招来横祸。然而,拜日野为师的不到两年的学习经历,却使我的人生历史改写,受益无穷,以至影响了我的一生。日野走后不久,我即被提拔为本院口腔科医生。1954年,因工作积极,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我转业至天津口腔医院进修,后又到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山西省人民医院工作,先后担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口腔修复科主任等职,成为省城太原著名的口腔科医学专家。1994年离休后,被医院返聘为该科技术顾问兼医师。
1978年,进入知天命岁月的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应该寻找一下当年的日野先生,联络一下师生情谊。我通过省外事办等机构,几经周折,终于通过一个日本友人打听到日野先生的住址和近况。这才获悉,日野回国后,开了一家私人齿科诊所,为人治病行医。于是,我给日野先生去了第一封书信:在回顾了寻找日野先生的艰辛经过后,表达了自己的亲切问候和思念之情。我知道,日野先生在山西期间,很爱吃山西老区的红枣,而日本不产红枣。于是在寄信的同时,还给日野先生寄去了一包红枣。不久,我收到了日野寄来的第一封信:
魏纯久先生:
收到你的厚礼(枣子),谢谢,谢谢你的关心!
我虽已高龄,但托你的福,身体还很健康,每天上午出诊。请放心。从野口彰治那里,得知太原近况和您的情况,我非常高兴。
日本山西省友好协商会,正在进行“日本的樱花送给山西,我为将来友好树林”这件事,我也为寄赠集锦的募捐出了一点力。
8月份,计划“日本山西樱花友谊团访问中国”,本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会面.但又很遗憾,我想对于现在的我,进行长途旅行是勉强的。我相信,凭魏先生的身体状况,来日本旅行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来日旅行,我欢迎你。
祝你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再见!
收到日野先生的来信不久,我回了一封更加情意深挚的信件。特摘录如下:
日野文雄先生:
40年前,我们是同志和朋友,尤其不能忘怀的,你是我初学口腔专业的启蒙老师,我刚转口腔科时什么也不懂,在您的精心帮助指导下,我才有了一定的工作能力,为今后漫长岁月从事(本)专业打下了基础。在以后长期工作中,联想起你的工作精神,毫无保留的进行技术传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相隔大海千山,但友谊的情感在心灵深处仍是非常深刻。
很快,收到了日野先生的再次来信:
魏纯久先生:
长期思念的信已经拜读.40年前的情景犹如昨日主事,清楚地再现。当时,对我这个才疏学浅的人来说,受到大家众多的指导和帮助,真是非常惭愧。
(近来)我为了能用中国语说话写信,开始利用收音机播放的中国语进行学习,但年纪大了,一点进步也没有。……
前些时候日本天皇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各界热烈欢迎,非常感谢!
(记得)在归国的时候,妇产科秦桂花护士(你知道吗,医院政委的爱人,身体较胖)曾说:“自己的双亲和幼小的弟妹对日本人很憎恨,但在一起工作,互相增进了感情。在这个医院工作的日本人,和我们成为同志,是真正的国际友人。”
我当时表示,回到日本后,我将以亲身经历,向日本人宣传谈论,还说过我们将为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努力,努力创造一个和平世界的话。顺信寄来(有关)资料。
以后,我和日野之间不时进行书信来往,叙旧谈今,交流口腔专业最新科技成果和技术资料。前几年,我的妻子去日本进修访问时,还委托她专门探访了日野先生,表达了诚挚的问候。
2004年,我又一次收到了日野的来信。日野在来信中指出,自己已经84岁,身体还算不错,就是眼睛有点白内障,看东西不是很方便。他的齿科病院,主要院务由儿子文颜打理着。
日野还提及我在信中提到自己心脏不好,要我多注意身体。
他特别指出:自己与我通信的翻译工作,全是由一位中国留学生李晶帮助翻译的。如她回国,一定委托她来探望我。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和日野先生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频繁的跨国鸿雁传书,留下一段中日医务工作者友谊的佳话。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责编 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