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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8年4月，达赖集团的代表Khen Rinpoche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演讲，当地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与其进行了直接对话。此事在当地引发了较大反响，《纽约时报》也刊登了题为《在美中国留学生为他们祖国的形象而战》(Chinese Students in U.S.P1ght View of TheirHome)的相关文章。在这次对话中表现活跃的中国留学生徐实，以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的视角，撰文讲述了在2008这不平凡的一年中，他对中国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的观察与思考。
行将过去的2008年里有很多值得铭记的事情。年初百年不遇的雪灾，五月举国同悲的汶川大地震，盛夏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这些重大事件让中国人民感慨良多，也在国外激起了较大反响，使得外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我时刻关注着祖国发生的一切，也关注着外国民众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与达赖代表直接对话的经历更是引发了我对公共外交、国家形象等问题的思考。我们如何以更有效的交流方式与西方社会民众沟通，使他们真正了解我们?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其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以下几点想法。
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表现
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 拉萨事件唤醒了海外的爱国同胞。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国留学人员都自发组织起来，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宣讲活动，向民众诠释真实的中国、真实的西藏。这是海外同胞们第一次自发地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为维护国家形象而共同奋斗。
拉萨“3·14”事件是“藏独”势力有预谋的行动。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从一开始就将拉萨事件精心策划为一起宣传攻势：先在拉萨街头煽风点火，然后在西方开足马力抨击中国政府“灭绝藏文化”和对西藏“殖民化”，将拉萨事件的影响迅速放大。CNN等西方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制造出歪曲性报道，与“藏独”势力一唱一和，短时间内在西方造成了对中国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而海外华侨华人的努力使得西方民众初步认识到西藏问题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简单，流亡的喇嘛更不是简单的，“无辜受害者”，这堪称“危机公关”的成功范例。
沟通技巧至关紧要 跨文化交流最基本的原则是根据交往对象的特点决定采取何种交往手段，最忌讳的就是用自己的思维去套别人的思维。正如卡耐基所说：“想吃鱼，就先问问鱼想吃什么。”你传递的信息切合交往对象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引起共鸣，达到宣传自己主张的目的。倘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即使在宣传上下很大功夫也不见得收到实效。
我国媒体在对外宣传中时常强调“西藏从元朝起就是中国领土”，却得不到西方民众的认同，这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关。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统一状态，文化中蕴含着包容天下的“大一统”意识，再加上多年来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广大中国人民都将分裂祖国的行径视为不可容忍的背叛。而西方民众认为每个个体都应当获得充分的选择权，别人不可以为它做决定。“分裂主义者”在汉语中带有一定贬义，而在英语中却被看作中性词，因为“分裂”也是一种选择。仅仅强调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反而可能使西方民众从同情弱者的角度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有强权倾向。如果有人反问：“爱沙尼亚也曾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现在成了独立国家。为什么西藏不可以独立呢?”我们解释起来可就非常麻烦了。
套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说服西方民众并非上策，但如果从他们的价值观出发来解释问题，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他们看重个人能够享受到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达赖从前在西藏搞的是神权统治，从来没有进行自由选举或开设法院；贵族对下层民众生杀予夺，人与人的地位高度不平等；社会资源完全由上层支配。而今天西藏人民可以在民族自治的框架下选举代议机构，有现代政府机构来保障民众权利和提供公共物品。藏民的求学费用由国家支付，牧民享受国家医疗补贴。这种解释方法更能让看重社会正义的西方民众认同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领导能力。
今年4月达赖代表来南加州大学演讲，在自由提问环节，有几个同学提出了尖锐的政治性问题，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美国观众留下了心胸狭窄、带有偏见和泛政治化的印象。这时我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达赖’是‘海洋’的意思，‘喇嘛’是‘上师’的意思，这个尊号是中国皇帝册封的。如果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为何不放弃这个尊号啊?达赖喇嘛在1955至1959年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果他认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接受中国中央政府的职务，而且在这期间还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美国人最厌恶的就是“诈”，言行不一在美国社会被认为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我点出了达赖喇嘛自相矛盾的言行，所以当时美国的观众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他们不得不去思考达赖的虚伪和政治野心。
不加控制的爱国情绪有害无利 同样是在达赖代表发表演讲的过程中，一位中国留学生对其虚伪的话语忍无可忍，举起一瓶矿泉水砸在了讲台前的黑板上。事后得知，这位同学的一位朋友是成都某医院的医生，曾亲眼目睹一个喇嘛嚣张地在医院门口殴打行人泄愤，直至警察赶来制止，那位流了很多血的行人才被送进医院抢救。想到嚣张的喇嘛，想到3月拉萨的暴行，他一时未能控制住情绪，使本来转为优势的局面出现逆转。
这件事情的教训是：我们在公众场合一定要保持冷静，即便与对方存在分歧也要摆出对话的姿态来，千万不要让别人认为你是非理性的激进分子，否则即使你表达的是有道理的见解，别人也不会认真倾听。有组织有节制的集体行动，效果要比自由开火好得多。
一些西方民众的确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带有偏见，但我们绝不能以无知和偏见作为反击的方式，只有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西方社会讲究平等话语权：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粗暴的言论不但不能有力地打击对手，反而暴露出自己不够冷静，也不够理智，并让人误认为你对事物缺乏深层次的了解。尽管某些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中国带有误解和偏见，但切勿在中国民众与西方民众之间制造严重的对立情绪，更不能在爱国的激情下使自己的民族情绪失控，因为这样非但不能让西方社会和民众了解真相，反而容易助长他们的偏见，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从中获得的启示
不断扩大的开放与交流是国家形象改善的源泉 国家形象的改善从根本上源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越是把东西捂起来不给别人看，越会激起人们想要了解它的欲望。人们若无法了解实情便会自发加以猜测，产生的往往是扭曲的看法。一个国家因为不开放而被视为“神秘国度”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只要这个国家真实的社会状况不被外部了解，它的对手便可以通过妖魔化的政治宣传，轻易制造出民众对该国的对立情绪。
我们不能被动地等着国外媒体来宣传中国，而要以开放的胸怀主动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世人。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被外来强权欺压，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度形成一种对外界的防范思维：不希望外界深入了解中国，特别是一些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已逐渐走出这种防范思维，以更为自信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出场。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新近修改新闻采访规定，外国记者在国內采访不再需要国内单位陪同。这种改变是非常明智和必要的。一旦外界有了充足的了解中国的途径，反华势力有意杜撰的谣言都会在真相面前不攻自破；而我们的对手一旦被证明为谎言制造者，便会迅速失去社会影响力。
公共外交应得到更多重视 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是几十年一贯的宣传效应积累所致，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融冰客观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政府开明的外交政策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以民众为主导、以文化交流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是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其作用无可替代。
公共外交中的较量与战场上的较量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今日的公共外交是一种和平的斗争形式，既要团结民众、结交盟友，又要传播真相、孤立对手。所以，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深入了解西方民众的价值观，然后通过他们认可的、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我们的理念。这样既可以通过公共外交渠道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又可以通过有效传播方式来维护中国的良好形象。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在岁末年初回想这一年来在海外的所见所闻，我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努力掌握舆论的引导权。随着海外华侨华人数量的增多，以及跨文化交流技能的提高，这个特殊的群体在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美国南加州大学药学院制药科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编：周效里
行将过去的2008年里有很多值得铭记的事情。年初百年不遇的雪灾，五月举国同悲的汶川大地震，盛夏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这些重大事件让中国人民感慨良多，也在国外激起了较大反响，使得外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我时刻关注着祖国发生的一切，也关注着外国民众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与达赖代表直接对话的经历更是引发了我对公共外交、国家形象等问题的思考。我们如何以更有效的交流方式与西方社会民众沟通，使他们真正了解我们?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其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以下几点想法。
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表现
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 拉萨事件唤醒了海外的爱国同胞。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国留学人员都自发组织起来，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宣讲活动，向民众诠释真实的中国、真实的西藏。这是海外同胞们第一次自发地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为维护国家形象而共同奋斗。
拉萨“3·14”事件是“藏独”势力有预谋的行动。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从一开始就将拉萨事件精心策划为一起宣传攻势：先在拉萨街头煽风点火，然后在西方开足马力抨击中国政府“灭绝藏文化”和对西藏“殖民化”，将拉萨事件的影响迅速放大。CNN等西方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制造出歪曲性报道，与“藏独”势力一唱一和，短时间内在西方造成了对中国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而海外华侨华人的努力使得西方民众初步认识到西藏问题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简单，流亡的喇嘛更不是简单的，“无辜受害者”，这堪称“危机公关”的成功范例。
沟通技巧至关紧要 跨文化交流最基本的原则是根据交往对象的特点决定采取何种交往手段，最忌讳的就是用自己的思维去套别人的思维。正如卡耐基所说：“想吃鱼，就先问问鱼想吃什么。”你传递的信息切合交往对象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引起共鸣，达到宣传自己主张的目的。倘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即使在宣传上下很大功夫也不见得收到实效。
我国媒体在对外宣传中时常强调“西藏从元朝起就是中国领土”，却得不到西方民众的认同，这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关。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统一状态，文化中蕴含着包容天下的“大一统”意识，再加上多年来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广大中国人民都将分裂祖国的行径视为不可容忍的背叛。而西方民众认为每个个体都应当获得充分的选择权，别人不可以为它做决定。“分裂主义者”在汉语中带有一定贬义，而在英语中却被看作中性词，因为“分裂”也是一种选择。仅仅强调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反而可能使西方民众从同情弱者的角度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有强权倾向。如果有人反问：“爱沙尼亚也曾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现在成了独立国家。为什么西藏不可以独立呢?”我们解释起来可就非常麻烦了。
套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说服西方民众并非上策，但如果从他们的价值观出发来解释问题，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他们看重个人能够享受到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达赖从前在西藏搞的是神权统治，从来没有进行自由选举或开设法院；贵族对下层民众生杀予夺，人与人的地位高度不平等；社会资源完全由上层支配。而今天西藏人民可以在民族自治的框架下选举代议机构，有现代政府机构来保障民众权利和提供公共物品。藏民的求学费用由国家支付，牧民享受国家医疗补贴。这种解释方法更能让看重社会正义的西方民众认同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领导能力。
今年4月达赖代表来南加州大学演讲，在自由提问环节，有几个同学提出了尖锐的政治性问题，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美国观众留下了心胸狭窄、带有偏见和泛政治化的印象。这时我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达赖’是‘海洋’的意思，‘喇嘛’是‘上师’的意思，这个尊号是中国皇帝册封的。如果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为何不放弃这个尊号啊?达赖喇嘛在1955至1959年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果他认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接受中国中央政府的职务，而且在这期间还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美国人最厌恶的就是“诈”，言行不一在美国社会被认为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我点出了达赖喇嘛自相矛盾的言行，所以当时美国的观众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他们不得不去思考达赖的虚伪和政治野心。
不加控制的爱国情绪有害无利 同样是在达赖代表发表演讲的过程中，一位中国留学生对其虚伪的话语忍无可忍，举起一瓶矿泉水砸在了讲台前的黑板上。事后得知，这位同学的一位朋友是成都某医院的医生，曾亲眼目睹一个喇嘛嚣张地在医院门口殴打行人泄愤，直至警察赶来制止，那位流了很多血的行人才被送进医院抢救。想到嚣张的喇嘛，想到3月拉萨的暴行，他一时未能控制住情绪，使本来转为优势的局面出现逆转。
这件事情的教训是：我们在公众场合一定要保持冷静，即便与对方存在分歧也要摆出对话的姿态来，千万不要让别人认为你是非理性的激进分子，否则即使你表达的是有道理的见解，别人也不会认真倾听。有组织有节制的集体行动，效果要比自由开火好得多。
一些西方民众的确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带有偏见，但我们绝不能以无知和偏见作为反击的方式，只有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西方社会讲究平等话语权：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粗暴的言论不但不能有力地打击对手，反而暴露出自己不够冷静，也不够理智，并让人误认为你对事物缺乏深层次的了解。尽管某些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中国带有误解和偏见，但切勿在中国民众与西方民众之间制造严重的对立情绪，更不能在爱国的激情下使自己的民族情绪失控，因为这样非但不能让西方社会和民众了解真相，反而容易助长他们的偏见，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从中获得的启示
不断扩大的开放与交流是国家形象改善的源泉 国家形象的改善从根本上源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越是把东西捂起来不给别人看，越会激起人们想要了解它的欲望。人们若无法了解实情便会自发加以猜测，产生的往往是扭曲的看法。一个国家因为不开放而被视为“神秘国度”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只要这个国家真实的社会状况不被外部了解，它的对手便可以通过妖魔化的政治宣传，轻易制造出民众对该国的对立情绪。
我们不能被动地等着国外媒体来宣传中国，而要以开放的胸怀主动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世人。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被外来强权欺压，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度形成一种对外界的防范思维：不希望外界深入了解中国，特别是一些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已逐渐走出这种防范思维，以更为自信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出场。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新近修改新闻采访规定，外国记者在国內采访不再需要国内单位陪同。这种改变是非常明智和必要的。一旦外界有了充足的了解中国的途径，反华势力有意杜撰的谣言都会在真相面前不攻自破；而我们的对手一旦被证明为谎言制造者，便会迅速失去社会影响力。
公共外交应得到更多重视 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是几十年一贯的宣传效应积累所致，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融冰客观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政府开明的外交政策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以民众为主导、以文化交流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是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其作用无可替代。
公共外交中的较量与战场上的较量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今日的公共外交是一种和平的斗争形式，既要团结民众、结交盟友，又要传播真相、孤立对手。所以，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深入了解西方民众的价值观，然后通过他们认可的、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我们的理念。这样既可以通过公共外交渠道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又可以通过有效传播方式来维护中国的良好形象。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在岁末年初回想这一年来在海外的所见所闻，我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努力掌握舆论的引导权。随着海外华侨华人数量的增多，以及跨文化交流技能的提高，这个特殊的群体在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美国南加州大学药学院制药科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编：周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