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家世
彭翼仲，原籍苏州，在北京长大。名诒孙，取“燕翼诒谋”之义，字翼仲。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的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做过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领班。他曾下过七次考场，做过通判一类的小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他生活无着，被迫流落在社会底层，“卖过白面，自己赶车拉过水，扛过面口袋，还在果子巷摆过挂货摊子”，因而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同情他们的疾苦，并因此也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放弃仕途。八国联军撤退后，他开始致力于办报，先后创办过《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其中《京话日报》是三家报纸当中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为什么要办《京话日报》
1904年8月16日，《京话日报》在北京创刊，是一份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时事性政治报刊。每日出铅印一小张，售价三文。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的目的有二：一是“开发民智”，以报纸为手段，扩大人民的见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二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当时的北京各报多数为外国人所掌握，他对此深感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争回这说话的权柄”。《京话日报》的发行数量一度超过一万份，成为当时北京销路最大、影响最广、声誉最隆的一份报纸。
办报之初 举步维艰
彭翼仲的祖父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几乎没有分到什么遗产。父亲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并没有做过官。家中没有太多的积蓄。办报资本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由于经费不足，《启蒙画报》开办不到半年已开始赔钱。因彭谷孙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立支撑，备尝艰苦，无奈之下，出售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支撑。后来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除夕时，各家债主前来追债，家中值钱的物件仅有父亲留下的一块钻石表，本打算以此作为抵押向吴幼舲借钱，但此物又不在自己手里，不得已写信给吴幼舲凭空借贷。他一面遣人送信，一面作殉报的准备。倘若吴不答应，决计一死。当晚，他用裁纸刀刻下八个字：子子孙孙，莫忘今夕。
世风日下 阻力重重
办报的艰难，不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也很大。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甚至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家中老人拒收。报纸定价虽不高，但谁家都不想增多一项开支。《京话日报》在当时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报上无论是新闻、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例如：“……可哭，……更可哭”。而且其字体特别用了大号铅字，格外触目。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旁加圈加点，甚至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是一般报纸所少见的。
“作完全国民的报”
《京话日报》自创刊起，就标榜自己是中国人办的报，特地在报头上端印上“华商”两个字，并且声明：“机器、铅字、纸张、油墨，样样咱们不会做，都得到外洋去买”，但“作报的心是中国的！”又一再声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本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为了实践以上的这些诺言，它对某些王公、贵族、军阀、官僚们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种种丑闻和暴行，作了不少揭露性的评论和报道，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
支持者与反对者
《京话日报》的支持者不在少数，有的人开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不识字的人，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有一位自号“醉郭”的老人，原来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砸毁，最多一次损毁达25处之多。《京话日报》出版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彭翼仲在纪念演说文末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
热心读者 来稿不断
《京话日报》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和读者始终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它经常接到读者的来稿。这些稿件既为报社通报了情况，也为报社提供了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之类的稿件，成为报纸的部分稿源。从已发表的读者来稿看，积极供稿的，除了识文断字的职员、蒙师、书办、学生外，还有识字不多的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家奴、差役、士兵、家庭妇女、优伶，甚至一部分堕落风尘的妓女。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报纸和社会中下层群众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来稿，《京话日报》的处理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它设有“来稿题名”专栏，每天公布准备刊用的稿件题目，以免投稿者悬念。直到后来来稿渐多，不能备载，又把不准备用的稿件题目和作者姓名在报末公布，“免负诸君热心”。《京话日报》逐渐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报纸查封 落难发配
由于大量揭露时弊，触痛了某些权贵，《京话日报》终于在1906年9月28日和它的姐妹报纸《中华报》一道，被北京警察当局查封，彭亦被逮捕。其实在巡警部命令外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传给他，其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第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中午前回到报馆。足以显现出彭翼仲的气概、节操与定力。
1907年4月12日，当彭翼仲被押送离开北京前往新疆戍所，“由大佛寺起程，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那位外号“醉郭”的义务讲报人，竟自愿陪同彭一道去新疆。这也是中国报刊史上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动人场景。
1921年，享年58岁的彭翼仲病逝。辛亥革命先驱张耀曾为他撰写了这样的挽联：不悔孤寡，不畏强御；平民之友，社会之师。
彭翼仲，原籍苏州，在北京长大。名诒孙，取“燕翼诒谋”之义，字翼仲。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的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做过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领班。他曾下过七次考场，做过通判一类的小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他生活无着，被迫流落在社会底层，“卖过白面，自己赶车拉过水，扛过面口袋，还在果子巷摆过挂货摊子”，因而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同情他们的疾苦，并因此也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放弃仕途。八国联军撤退后，他开始致力于办报，先后创办过《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其中《京话日报》是三家报纸当中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为什么要办《京话日报》
1904年8月16日，《京话日报》在北京创刊，是一份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时事性政治报刊。每日出铅印一小张，售价三文。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的目的有二：一是“开发民智”，以报纸为手段，扩大人民的见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二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当时的北京各报多数为外国人所掌握，他对此深感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争回这说话的权柄”。《京话日报》的发行数量一度超过一万份，成为当时北京销路最大、影响最广、声誉最隆的一份报纸。
办报之初 举步维艰
彭翼仲的祖父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几乎没有分到什么遗产。父亲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并没有做过官。家中没有太多的积蓄。办报资本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由于经费不足，《启蒙画报》开办不到半年已开始赔钱。因彭谷孙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立支撑，备尝艰苦，无奈之下，出售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支撑。后来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除夕时，各家债主前来追债，家中值钱的物件仅有父亲留下的一块钻石表，本打算以此作为抵押向吴幼舲借钱，但此物又不在自己手里，不得已写信给吴幼舲凭空借贷。他一面遣人送信，一面作殉报的准备。倘若吴不答应，决计一死。当晚，他用裁纸刀刻下八个字：子子孙孙，莫忘今夕。
世风日下 阻力重重
办报的艰难，不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也很大。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甚至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家中老人拒收。报纸定价虽不高，但谁家都不想增多一项开支。《京话日报》在当时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报上无论是新闻、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例如：“……可哭，……更可哭”。而且其字体特别用了大号铅字，格外触目。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旁加圈加点，甚至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是一般报纸所少见的。
“作完全国民的报”
《京话日报》自创刊起，就标榜自己是中国人办的报，特地在报头上端印上“华商”两个字，并且声明：“机器、铅字、纸张、油墨，样样咱们不会做，都得到外洋去买”，但“作报的心是中国的！”又一再声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本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为了实践以上的这些诺言，它对某些王公、贵族、军阀、官僚们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种种丑闻和暴行，作了不少揭露性的评论和报道，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
支持者与反对者
《京话日报》的支持者不在少数，有的人开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不识字的人，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有一位自号“醉郭”的老人，原来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砸毁，最多一次损毁达25处之多。《京话日报》出版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彭翼仲在纪念演说文末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
热心读者 来稿不断
《京话日报》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和读者始终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它经常接到读者的来稿。这些稿件既为报社通报了情况，也为报社提供了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之类的稿件，成为报纸的部分稿源。从已发表的读者来稿看，积极供稿的，除了识文断字的职员、蒙师、书办、学生外，还有识字不多的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家奴、差役、士兵、家庭妇女、优伶，甚至一部分堕落风尘的妓女。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报纸和社会中下层群众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来稿，《京话日报》的处理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它设有“来稿题名”专栏，每天公布准备刊用的稿件题目，以免投稿者悬念。直到后来来稿渐多，不能备载，又把不准备用的稿件题目和作者姓名在报末公布，“免负诸君热心”。《京话日报》逐渐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报纸查封 落难发配
由于大量揭露时弊，触痛了某些权贵，《京话日报》终于在1906年9月28日和它的姐妹报纸《中华报》一道，被北京警察当局查封，彭亦被逮捕。其实在巡警部命令外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传给他，其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第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中午前回到报馆。足以显现出彭翼仲的气概、节操与定力。
1907年4月12日，当彭翼仲被押送离开北京前往新疆戍所，“由大佛寺起程，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那位外号“醉郭”的义务讲报人，竟自愿陪同彭一道去新疆。这也是中国报刊史上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动人场景。
1921年，享年58岁的彭翼仲病逝。辛亥革命先驱张耀曾为他撰写了这样的挽联：不悔孤寡，不畏强御；平民之友，社会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