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权问题的社会层面，我几乎堪称专家，因为我以微不足道的方式参与了1914年的人权运动。1943年，我们搬去了洛杉矶，之后没多久，我和迈克尔·戴维一起组织了一次民权运动，我们称之为“相互依存宣言”，主张国家、种族和宗派必须学会相互合作，否则就会在周期性的冲突中消耗自己。我相信我用满怀热忱的笔写下了原则宣言：
　　通过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尊重，人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有必要重申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种族、肤色和教派之间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不同的群体、制度和观念是人类发展的激励因素;
　　推进和而不同是宗教和政治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证明不宽容是暴力、残酷和专制的大门;
　　实现人类互相依存和团结，这才是守护文明的最佳方式。
　　通过互相体谅和互相尊重，维持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捍卫人类的尊严和体面，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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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组织了一次晚宴，进行了筹款，有了这笔钱，我们租下了好莱坞露天剧场，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我们高兴地把1945年7月4日這一天称为“相互依存日”。
　　一位天主教大主教、一位新教牧师、一位犹太教教士和一位黑人神职人员分别发表了讲话。新教、天主教、犹太人和黑人唱诗班进行了独唱和合唱;我带领1.8万名白人、黑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观众背诵我们的《宣言》，作为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面前宣誓的誓言。对于这次活动的成功和精彩的演讲，我们十分骄傲，暂时松懈了下来，而此时，种族骚乱从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我和迈克尔自然都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从未注意到种族问题有多严重。我们以为每年一次的布道和唱诗能够在我们遇到奇怪和危险的事情之际，冷却我们沸腾的血液。我们一直住在北方，从未感受到经济奴役、政治剥夺和社会欺辱。黑人的势力在北方越来越大。我们从未生活在一个房地产价值因少数民族渗透而下跌的地区。但我们见过很多成功的黑人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和公职人员，并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和发展迅速而欢欣鼓舞，可我们从未感受过私刑的恐怖，不晓得被耻辱地拒之酒店和餐馆门外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哈莱姆和沃茨黑人居住区里绝望的贫穷。
　　在南方，黑人随时都可能被白人杀害。如果黑人想要注册成为选民，肯定会被众多歧视性要求搞得泄气不已;如果黑人真的得到并且行使选举权，十有八九会失去工作和谋生的权利。住在黑人占多数居住区的白人，宁愿应对各种暴力，也不愿让黑人来管理城镇;一想到被黑人强壮的手臂抓住，白人女性就会瑟瑟发抖。所以，在有了足够的体力劳动者之后，南方鼓励黑人前往北方。
　　于是黑人来到了北方，梦想着公平和富足。有那么一段时间，黑人找了份体力活儿，卑躬屈膝地给人打工;或者在一段时间内靠公共援助过活，其强大的生育能力让白人担心不已。数千名波多黎各人涌进纽约，使纽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姿多彩。很快，在曼哈顿的公立学校，白人孩子成了少数。白人家庭举家迁出了纽约、波士顿、费城、克利夫兰和芝加哥，搬去了郊区。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剥夺了大多数黑人男性在工业中的位置，他们只能依赖救济和慈善度日，或是靠他们的妻子养活——她们为白人打扫房子，从而支付她们全家住在棚屋的费用。在拥挤的财富飞地中，贫穷沾染上了种族色彩和种族意识，并把人们驱使到一种疯狂的敌对状态……
　　这一代人无法解决做粗活的工人因科技进步而失业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为受害者提供食物和居所，对那些可教育的人进行再培训，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因此，我再次为我的灵丹妙药呐喊：请普及教育。
　　愤世嫉俗者或许会嘲笑这种对教育的信任不仅老派，还具有18世纪风格。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这是一个极权国家，地域和交流障碍被打破，各州人口数量增多，外来思想传入，使得美国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产生的内部仇恨、社会混乱、无法控制的暴力和城市的衰退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每个人，不论种族，都有充分和平等的机会过上美国生活，这难道不是因为良知与正义吗？
　　（摘自重庆出版社《落叶：威尔·杜兰特的生命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