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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名臣左宗棠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之战等重要历史事件。他所取得的杰出的历史功绩被他人广泛称道，而这与他的人文品格是紧密相关的，从他一生不平凡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勤俭谦逊、不骄不纵、自立自强、忠诚正直、清正平和的地道儒将，这种文化性格在他的家书中有大量反映。左宗棠家书体现的优良传统和家风，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品格的精髓。
关键词：左宗棠；治学；为政；立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0-0-03
近年来，关于左宗棠研究的新专著，新论文不断出现，研究途径多从其文集、信札、墨迹、遗摺、未刊手稿以及与左同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著作入手，研究方向一般多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余观其家书全集，感受其有着独特的人文品格，此品格应该是其成就丰功伟业之基石，未有学者较系统阐述，故试分条简述之。
一、去浮尚勤的治学风格
左宗棠早岁清贫，家里“屑糠为饼食之”[1]，其母余氏没有足够的乳汁，需雇奶母却无钱雇用，左宗棠“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2]后左回忆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2]其祖父左人锦在左宗棠三岁时即授其孔孟之学，严格督之，其父左观澜自己功名不遂，所以“课子尤严”[3]，左宗棠亦苦读。道光十年(1829)，左十七岁，一次偶然机会，他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细心潜读，后又览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水道提纲》等，这些书籍皆阐述经世致用之学，对左宗棠以后的人生发展历程影响是相当大的。这种早贫而勤奋之经历及经世致用读书之取向是其教子读书有着系统而独特要求的基石。
左在写给其长子孝威的信中云：“(读书要)早眠早起；读书要眼到——一笔一划莫看错；口到——一字莫含糊；心到——一字莫放过；写字——要端身正坐；温书——要多遍想解。”[4]从中可见其要求之严。在写给其侄子癸叟的信中讲：“文人得一时之浮名，长者培数世之元气，贵仕不及三世，良农可及百年。”[4]左宗棠鄙视文人贵仕之“浮名”，倡导踏实勤学之作风由是见之；不光如此，他也从当时现实情况及自己经历告诫子女：“近时聪明子弟，文艺粗有可观，便自高位置……自命为名士，此所谓名士气，吾少时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读书，又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每一念及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愧。”[4]
左宗棠倡去浮守静，勤奋专恒，是有其深刻的人生认识的，如在其写给其长子孝威的信中讲：“读书能令人心旷神怡，聪明强固。”[4]“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所以养心者在此，所以养身者在此。”[4]读书在其认为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但人读书之日有限，使其在写信给其侄子癸叟时发出悲叹：“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五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左氏不光对读书的态度颇为计较，且对读书内容议论也很多，左宗棠取得举人资格后，三次会试，均落榜，他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绝意进取”，打算“长为农夫没世”，科场失意，固使左不能沿着“正途”往上走，但却能使他集中精力去钻研经世致用之学，此为其家书中教子之语提供思想基础。
在写给其大儿子孝威信中述：“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4]“我欲尔等应考，不过欲尔等知此道辛苦，发愤读书，至科名一道，我生平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他还当面指点得意门生安维峻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5]
他倡导实学，也从侧面佐证他的观点，其曾讲：“人生精力有限，尽用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在实践上，他也努力践行他的思想，如在创办马尾船政局时，附设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学校——求是堂艺局。
左宗棠对其子女读书要求甚严，力求面面俱到，不光看重传统儒学之作，对非科名之学的经济、地理等著作也颇为欣赏，认为此乃为真正的成事之本，立身之基。
二、正明忠直的为政思想
左宗棠虽以科名之学为下，其实其功名心是极重的，又极自负，放弃科举，实非出其本意，不然无法解释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以图仕进的行为，更无法解释其后半生戎马生涯，显达于世而心安图报。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这种“立功”，甚至“立言、立德”之思想其实支配着从古至今的绝大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左宗棠也不例外。他从小即受儒学教育熏陶，六岁熟读孔孟，九岁学作制艺，他熟读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而于《大学集注》尤为重视。他曾写信教导儿子：“《大学》一书是圣贤教人作人的样子，尔读一句须要晓得一句的解，晓得解就要照样做。古人说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长，待兄弟朋友，夫妇之道，以及洒扫，应对，进取，吃饭，穿衣均有现成的好榜样。”[2]左宗棠用之教人，自然也用以律己，特别是当他受到最高统治者重用时，“事君上、须尽忠”的教条更是牢固地支配着他的思想。
左宗棠之所以存在忠君思想，不但受到理学的影响，也有他主观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他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从一个三试礼部不第的举人，巡抚衙门的幕客，被清朝皇帝拔擢为独当一面的统帅，主持一省或数省军政的封疆大吏，这不能不使他受宠若惊，其感激之情时流露于翰墨中：“我以一书生，谬忝戎务，频年忝穷非分，而擢京卿，兹又特录此异数……为自古草茅下士所无之遭际，思国恩高厚……时局方艰，未知攸济，亦惟有竭尽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期无负平生之志而已！”[4]其忠直之语中可见一股正气，一股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济世之气。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边疆的侵略，这一历史环境把左宗棠推到了捍卫国家、民族主权的前列，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从收复新疆到福建前线抗法，处处显现出与其他清廷重臣的与众不同之处，特别是用兵新疆，困难常人难以想象，而其虽近古稀，却义无反顾，翻雪山，越黄沙，为国家统一大业，作出了卓越功勋，这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当时，李鸿章、奕訢等曾提出放弃祖国西陲重地新疆，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军应停兵撤饷，移西饷作海防之饷的卖国谬论，如李鸿章曾奏：“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已出塞，未出塞各军，可停则停，可撤则撤，其停辙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6]左宗棠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撤兵节饷之议，辩说纷纭，横歧杂出，皆因裨益洋防起见，岂真由衷之谈哉！”[1]在这关系到国家独立、领土主权完整的关键时刻，他在家信中毅然表明心志：“西事无可持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1-P52]既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更有一片赤胆忠魂的爱国之心。在收复新疆时，战略思想也十分明确——“缓进急战”，先攻下乌鲁木齐，再全力进取南疆，最后收复伊犁，此战略是彻底打挎新疆匪帮阿古柏势力的基础，有外人评论曰：“中国人在一场光明正大的战争中，用谋略战胜了他(阿古柏)，打倒了他。”[7]
既用兵，在《答张朗斋》文中言：“此次师行，扫荡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1]家书中又叙：“故回部安而贼党携，中国服而外夷畏耳。”一腔爱国之情以恢宏的功业展现。他在写给儿子孝同的信中说：“西北布置，已有条理；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慰主人忧勤，虚张声势，殊为慨然！”当时，在左用兵新疆，取得较大成就后，朝内保守派、投降派还对其进行排挤，一个“殊为慨然”，将其爱国之正气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清介明强的立身之风
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很大程度上由其性格所决定。左宗棠濡染了湖湘文化中的明强、清介、坚忍、质朴等诸要素，并以此指导其及其子的交往、立身，家书中亦颇多见之。
第一点可以概括为刚柔兼济，坚忍为事。在写给其侄子的信中他强调：“丈夫事业，非刚莫济，所谓刚者，非气矜之谓，色厉之谓；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稍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志向一定，并力赴之”即是一副意志坚定的表现，即如其所说：“志患不立，尤患不坚”，什么事情都需坚持，坚守自己的追求。在西征新疆中，从陈书上奏新疆塞防的重要性，力斥李鸿章、李经羲(时任两江总督)、鲍源深(时任山东巡抚)等众多封疆大吏的卖国论调，到筹组西征军，整军经武，沤心沥血筹措西征饷银，万里传输，积储粮秣，到建立兰州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再到运筹帷幄，决胜天山南北，全歼阿古柏匪帮，都可以看到其刚柔相济，坚忍不拔之精神。
不光用兵新疆，后来的收回伊犁也是如此，中俄交涉，既要与李鸿章，崇厚等地主阶段投降派的委曲求全作斗争，又要布置军队准备与俄决战；既要打击阿古柏匪帮残余势力，巩固已有成果，又得考虑同俄的最优谈判方案，事情可谓千头万绪，而其始终坚持收回伊梨并为之不懈努力！一股执拗，、刚强之精神，卓然显现。
他以“柔德”足为弊，曾举例说明：“婺源为朱子阙里，本朝名儒，江慎修先主永，汪双池先生绂，均守朱子之学者，故家遗俗，风流未歇，士秀民愿，与他处异，惟文弱殊甚！自咸丰三年以来，逆贼往来二十余次，未能一矢加遣，与章文物，扫地而尽，伤哉！”名儒辈出的朱熹故乡，虽未流未歇，但其地民风柔弱，从而不能保卫自己的家乡，实是有一定道理。
其二，厚以待人，俭以待己。左宗棠对自己尚俭素，而对人却相反，不少左宗棠信中的话语至今仍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如“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广惠之道，亦远怨之道也。”用语精辟入里；又如“家中虽不饶……有余则散诸宗亲之贫者，惟崇俭乃可广惠也。”作为一品重臣，薪禄丰厚，而他“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厚以待人带来的是家中时常拮据，左写信让家中一切用度从俭，并阐述其理由：“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材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在用兵陕西时，战事艰阻万分，他对家庭勤俭的要求也更高：“尔(孝威)为家督，须率诸弟妇加意刻省，菲衣薄食，早作夜思，各勤职业。”
所谓“境遇不耐苦，则无所成就之人”，左深知欲使子孙有出息，须使其历练艰难，这其实也是经验之谈：“古人教子，必有义方，以啬吝为务者，仅足供子孙浪费而已，吾之不以廉俸多寄尔曹者，未为无见。”他进而从反面阐述：“尔曹能谨慎持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而恣情流荡，以沈溺为欢娱，则吾多绩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亦大哉！”这种精神是与湖湘学人刻苦自修，勤奋朴实，不尚奢华的品性紧密相联的。
其三，去浮尚专，立身尚正。左宗棠认为一个人为浮气所蔽，则“脚跟不定，欣厌失所”，最终至“无成矣”，与“浮气”相对的是“专气”、“静气”、可归为“正气”，有了“正气”，做事才能有所成，做人才是“佳子弟”。为了使其子孙“去浮”，除了教引读书之外，还强调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节交游”，即使“交游”，亦要寻找“品性佳者”，在给儿子孝威信中述：“尔此时在塾读书，亦非交游结纳之日，一切往来应酬，可省则省，万勿效时俗子弟，专在外面作工夫也。”[4-P36]“我不在家，尔等在塾读书，不必应酬交接。”年少者不可能不交游的，左之本意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游玩，他希望即使交游，亦应“择其佳者”，他讲：“同学之友，如果诚实发愤，无妄言妄动，固宜引为同类；倘若不然，则同斋割席，勿与亲昵为要。”[4]其次是慎言、慎行，对待长者应“加倍恭谨，长辈呼尔为少爷，必敛容退避，示不敢当，平辈亦面谢之。”给长辈写信时：“宜用红单小楷，外用全书，上写愚侄，如照都中款式，即用大单片亦可。”他生怕子弟“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流俗纨绔之习。”对于子弟自身来讲“一言一动，必慎其悔……断不可旷言高论，自蹈轻浮恶习！”在与人宴会时，他也强调“举动议论，切勿露轻浮兴景！勿放浪高兴！少应酬为要，时时提起念头，检点戏言戏动，内重则外威！”即使得意之时，“宜细意检点，断断不可稍涉放纵！人家当面奉承你，背后即笑话你……宜收敛静默，即家庭骨肉间，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要紧！”
若要做到去浮谨慎，关键仍在“‘勤苦力学’四字，勤苦则奢淫之念不禁自无，力学则游惰之念不禁自无，而学业人品乃可与寒素相等矣。”
其四乃其人情练达，世事洞察。左宗棠从贫苦中来，历经艰辛，科名之路年轻时又未得，转眼青春已逝，四十之后辗转多方，进而显达于世，成为晚清重臣，不凡的人生经历使其多能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在其家信中，足以见此的语句颇多。如在对待八股之学上，他说：“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昔，由于八股误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求军政，学习史事，亦了不可得。”“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八股人才亦极不易得。”见解深刻，不同于传统认识。
左宗棠的洞察世事，人情练达还表现在他对于功名事业的判断上，他认为人年轻时应勤苦力学，不急于早早显名于世，等待时机，以期一鸣惊人，也即是所谓的厚积而薄发。他提出：“天地间一切人与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毁，以其气未厚积而先泄也。”“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倍尝辛苦，至晚岁事机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他还认为：“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而且即使有所成就，亦应不事张扬，因为“器忌太满，功名亦忌太盛”。另外功名成就之后，还应谨慎守之，他说：“时时存一倾覆之想，或可保全；时时存一败裂之想，或免颠越。”居安思危，一刻也不可松懈，同样启迪后人。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风云一世，显赫一时，他的成功有历史机遇的因素，机遇是重要的，但他的才能是其成事之基础，笔者认为其才能之成，功业之得与其人文品格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明强、清介、俭朴、坚忍、谨慎等禀性的维系，他不可能从一介书生闹到封侯拜将，成为晚清的中流砥柱；也不可能做到抬棺出征新疆，撑持风雨飘摇的百年家国，留下千古功业。当然对其功业的历史评价也应看到其缺点，譬如由于时代的局限，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表现的心狠手辣，极尽殄灭屠杀之能事，这是由其地主阶级偏见和作为满清封疆大吏的地位决定的，由湖湘文化受理学忠君思想熏陶所致，这些史事就不属于本文评述的范畴了。
参考文献：
[1]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M].光绪十六至十八年刻本.
[2]左宗棠.左文襄公家书(上卷)[M].1920年上海铅印本.
[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1卷)[M].光绪丁酉年湘阴左氏校刊本.
[4]邓曙光.左宗棠家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5]安维峻.《左文襄公实录·祭左文襄公文》(第1卷)[M].
[6]筹办夷务始末(第99卷)[C].故宫博物院藏.
[7]包罗杰.阿古柏柏克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关键词：左宗棠；治学；为政；立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0-0-03
近年来，关于左宗棠研究的新专著，新论文不断出现，研究途径多从其文集、信札、墨迹、遗摺、未刊手稿以及与左同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著作入手，研究方向一般多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余观其家书全集，感受其有着独特的人文品格，此品格应该是其成就丰功伟业之基石，未有学者较系统阐述，故试分条简述之。
一、去浮尚勤的治学风格
左宗棠早岁清贫，家里“屑糠为饼食之”[1]，其母余氏没有足够的乳汁，需雇奶母却无钱雇用，左宗棠“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2]后左回忆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2]其祖父左人锦在左宗棠三岁时即授其孔孟之学，严格督之，其父左观澜自己功名不遂，所以“课子尤严”[3]，左宗棠亦苦读。道光十年(1829)，左十七岁，一次偶然机会，他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细心潜读，后又览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水道提纲》等，这些书籍皆阐述经世致用之学，对左宗棠以后的人生发展历程影响是相当大的。这种早贫而勤奋之经历及经世致用读书之取向是其教子读书有着系统而独特要求的基石。
左在写给其长子孝威的信中云：“(读书要)早眠早起；读书要眼到——一笔一划莫看错；口到——一字莫含糊；心到——一字莫放过；写字——要端身正坐；温书——要多遍想解。”[4]从中可见其要求之严。在写给其侄子癸叟的信中讲：“文人得一时之浮名，长者培数世之元气，贵仕不及三世，良农可及百年。”[4]左宗棠鄙视文人贵仕之“浮名”，倡导踏实勤学之作风由是见之；不光如此，他也从当时现实情况及自己经历告诫子女：“近时聪明子弟，文艺粗有可观，便自高位置……自命为名士，此所谓名士气，吾少时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读书，又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每一念及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愧。”[4]
左宗棠倡去浮守静，勤奋专恒，是有其深刻的人生认识的，如在其写给其长子孝威的信中讲：“读书能令人心旷神怡，聪明强固。”[4]“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所以养心者在此，所以养身者在此。”[4]读书在其认为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但人读书之日有限，使其在写信给其侄子癸叟时发出悲叹：“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五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左氏不光对读书的态度颇为计较，且对读书内容议论也很多，左宗棠取得举人资格后，三次会试，均落榜，他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绝意进取”，打算“长为农夫没世”，科场失意，固使左不能沿着“正途”往上走，但却能使他集中精力去钻研经世致用之学，此为其家书中教子之语提供思想基础。
在写给其大儿子孝威信中述：“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4]“我欲尔等应考，不过欲尔等知此道辛苦，发愤读书，至科名一道，我生平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他还当面指点得意门生安维峻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5]
他倡导实学，也从侧面佐证他的观点，其曾讲：“人生精力有限，尽用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在实践上，他也努力践行他的思想，如在创办马尾船政局时，附设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学校——求是堂艺局。
左宗棠对其子女读书要求甚严，力求面面俱到，不光看重传统儒学之作，对非科名之学的经济、地理等著作也颇为欣赏，认为此乃为真正的成事之本，立身之基。
二、正明忠直的为政思想
左宗棠虽以科名之学为下，其实其功名心是极重的，又极自负，放弃科举，实非出其本意，不然无法解释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以图仕进的行为，更无法解释其后半生戎马生涯，显达于世而心安图报。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这种“立功”，甚至“立言、立德”之思想其实支配着从古至今的绝大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左宗棠也不例外。他从小即受儒学教育熏陶，六岁熟读孔孟，九岁学作制艺，他熟读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而于《大学集注》尤为重视。他曾写信教导儿子：“《大学》一书是圣贤教人作人的样子，尔读一句须要晓得一句的解，晓得解就要照样做。古人说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长，待兄弟朋友，夫妇之道，以及洒扫，应对，进取，吃饭，穿衣均有现成的好榜样。”[2]左宗棠用之教人，自然也用以律己，特别是当他受到最高统治者重用时，“事君上、须尽忠”的教条更是牢固地支配着他的思想。
左宗棠之所以存在忠君思想，不但受到理学的影响，也有他主观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他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从一个三试礼部不第的举人，巡抚衙门的幕客，被清朝皇帝拔擢为独当一面的统帅，主持一省或数省军政的封疆大吏，这不能不使他受宠若惊，其感激之情时流露于翰墨中：“我以一书生，谬忝戎务，频年忝穷非分，而擢京卿，兹又特录此异数……为自古草茅下士所无之遭际，思国恩高厚……时局方艰，未知攸济，亦惟有竭尽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期无负平生之志而已！”[4]其忠直之语中可见一股正气，一股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济世之气。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边疆的侵略，这一历史环境把左宗棠推到了捍卫国家、民族主权的前列，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从收复新疆到福建前线抗法，处处显现出与其他清廷重臣的与众不同之处，特别是用兵新疆，困难常人难以想象，而其虽近古稀，却义无反顾，翻雪山，越黄沙，为国家统一大业，作出了卓越功勋，这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当时，李鸿章、奕訢等曾提出放弃祖国西陲重地新疆，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军应停兵撤饷，移西饷作海防之饷的卖国谬论，如李鸿章曾奏：“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已出塞，未出塞各军，可停则停，可撤则撤，其停辙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6]左宗棠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撤兵节饷之议，辩说纷纭，横歧杂出，皆因裨益洋防起见，岂真由衷之谈哉！”[1]在这关系到国家独立、领土主权完整的关键时刻，他在家信中毅然表明心志：“西事无可持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1-P52]既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更有一片赤胆忠魂的爱国之心。在收复新疆时，战略思想也十分明确——“缓进急战”，先攻下乌鲁木齐，再全力进取南疆，最后收复伊犁，此战略是彻底打挎新疆匪帮阿古柏势力的基础，有外人评论曰：“中国人在一场光明正大的战争中，用谋略战胜了他(阿古柏)，打倒了他。”[7]
既用兵，在《答张朗斋》文中言：“此次师行，扫荡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1]家书中又叙：“故回部安而贼党携，中国服而外夷畏耳。”一腔爱国之情以恢宏的功业展现。他在写给儿子孝同的信中说：“西北布置，已有条理；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慰主人忧勤，虚张声势，殊为慨然！”当时，在左用兵新疆，取得较大成就后，朝内保守派、投降派还对其进行排挤，一个“殊为慨然”，将其爱国之正气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清介明强的立身之风
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很大程度上由其性格所决定。左宗棠濡染了湖湘文化中的明强、清介、坚忍、质朴等诸要素，并以此指导其及其子的交往、立身，家书中亦颇多见之。
第一点可以概括为刚柔兼济，坚忍为事。在写给其侄子的信中他强调：“丈夫事业，非刚莫济，所谓刚者，非气矜之谓，色厉之谓；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稍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志向一定，并力赴之”即是一副意志坚定的表现，即如其所说：“志患不立，尤患不坚”，什么事情都需坚持，坚守自己的追求。在西征新疆中，从陈书上奏新疆塞防的重要性，力斥李鸿章、李经羲(时任两江总督)、鲍源深(时任山东巡抚)等众多封疆大吏的卖国论调，到筹组西征军，整军经武，沤心沥血筹措西征饷银，万里传输，积储粮秣，到建立兰州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再到运筹帷幄，决胜天山南北，全歼阿古柏匪帮，都可以看到其刚柔相济，坚忍不拔之精神。
不光用兵新疆，后来的收回伊犁也是如此，中俄交涉，既要与李鸿章，崇厚等地主阶段投降派的委曲求全作斗争，又要布置军队准备与俄决战；既要打击阿古柏匪帮残余势力，巩固已有成果，又得考虑同俄的最优谈判方案，事情可谓千头万绪，而其始终坚持收回伊梨并为之不懈努力！一股执拗，、刚强之精神，卓然显现。
他以“柔德”足为弊，曾举例说明：“婺源为朱子阙里，本朝名儒，江慎修先主永，汪双池先生绂，均守朱子之学者，故家遗俗，风流未歇，士秀民愿，与他处异，惟文弱殊甚！自咸丰三年以来，逆贼往来二十余次，未能一矢加遣，与章文物，扫地而尽，伤哉！”名儒辈出的朱熹故乡，虽未流未歇，但其地民风柔弱，从而不能保卫自己的家乡，实是有一定道理。
其二，厚以待人，俭以待己。左宗棠对自己尚俭素，而对人却相反，不少左宗棠信中的话语至今仍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如“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广惠之道，亦远怨之道也。”用语精辟入里；又如“家中虽不饶……有余则散诸宗亲之贫者，惟崇俭乃可广惠也。”作为一品重臣，薪禄丰厚，而他“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厚以待人带来的是家中时常拮据，左写信让家中一切用度从俭，并阐述其理由：“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材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在用兵陕西时，战事艰阻万分，他对家庭勤俭的要求也更高：“尔(孝威)为家督，须率诸弟妇加意刻省，菲衣薄食，早作夜思，各勤职业。”
所谓“境遇不耐苦，则无所成就之人”，左深知欲使子孙有出息，须使其历练艰难，这其实也是经验之谈：“古人教子，必有义方，以啬吝为务者，仅足供子孙浪费而已，吾之不以廉俸多寄尔曹者，未为无见。”他进而从反面阐述：“尔曹能谨慎持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而恣情流荡，以沈溺为欢娱，则吾多绩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亦大哉！”这种精神是与湖湘学人刻苦自修，勤奋朴实，不尚奢华的品性紧密相联的。
其三，去浮尚专，立身尚正。左宗棠认为一个人为浮气所蔽，则“脚跟不定，欣厌失所”，最终至“无成矣”，与“浮气”相对的是“专气”、“静气”、可归为“正气”，有了“正气”，做事才能有所成，做人才是“佳子弟”。为了使其子孙“去浮”，除了教引读书之外，还强调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节交游”，即使“交游”，亦要寻找“品性佳者”，在给儿子孝威信中述：“尔此时在塾读书，亦非交游结纳之日，一切往来应酬，可省则省，万勿效时俗子弟，专在外面作工夫也。”[4-P36]“我不在家，尔等在塾读书，不必应酬交接。”年少者不可能不交游的，左之本意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游玩，他希望即使交游，亦应“择其佳者”，他讲：“同学之友，如果诚实发愤，无妄言妄动，固宜引为同类；倘若不然，则同斋割席，勿与亲昵为要。”[4]其次是慎言、慎行，对待长者应“加倍恭谨，长辈呼尔为少爷，必敛容退避，示不敢当，平辈亦面谢之。”给长辈写信时：“宜用红单小楷，外用全书，上写愚侄，如照都中款式，即用大单片亦可。”他生怕子弟“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流俗纨绔之习。”对于子弟自身来讲“一言一动，必慎其悔……断不可旷言高论，自蹈轻浮恶习！”在与人宴会时，他也强调“举动议论，切勿露轻浮兴景！勿放浪高兴！少应酬为要，时时提起念头，检点戏言戏动，内重则外威！”即使得意之时，“宜细意检点，断断不可稍涉放纵！人家当面奉承你，背后即笑话你……宜收敛静默，即家庭骨肉间，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要紧！”
若要做到去浮谨慎，关键仍在“‘勤苦力学’四字，勤苦则奢淫之念不禁自无，力学则游惰之念不禁自无，而学业人品乃可与寒素相等矣。”
其四乃其人情练达，世事洞察。左宗棠从贫苦中来，历经艰辛，科名之路年轻时又未得，转眼青春已逝，四十之后辗转多方，进而显达于世，成为晚清重臣，不凡的人生经历使其多能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在其家信中，足以见此的语句颇多。如在对待八股之学上，他说：“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昔，由于八股误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求军政，学习史事，亦了不可得。”“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八股人才亦极不易得。”见解深刻，不同于传统认识。
左宗棠的洞察世事，人情练达还表现在他对于功名事业的判断上，他认为人年轻时应勤苦力学，不急于早早显名于世，等待时机，以期一鸣惊人，也即是所谓的厚积而薄发。他提出：“天地间一切人与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毁，以其气未厚积而先泄也。”“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倍尝辛苦，至晚岁事机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他还认为：“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而且即使有所成就，亦应不事张扬，因为“器忌太满，功名亦忌太盛”。另外功名成就之后，还应谨慎守之，他说：“时时存一倾覆之想，或可保全；时时存一败裂之想，或免颠越。”居安思危，一刻也不可松懈，同样启迪后人。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风云一世，显赫一时，他的成功有历史机遇的因素，机遇是重要的，但他的才能是其成事之基础，笔者认为其才能之成，功业之得与其人文品格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明强、清介、俭朴、坚忍、谨慎等禀性的维系，他不可能从一介书生闹到封侯拜将，成为晚清的中流砥柱；也不可能做到抬棺出征新疆，撑持风雨飘摇的百年家国，留下千古功业。当然对其功业的历史评价也应看到其缺点，譬如由于时代的局限，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表现的心狠手辣，极尽殄灭屠杀之能事，这是由其地主阶级偏见和作为满清封疆大吏的地位决定的，由湖湘文化受理学忠君思想熏陶所致，这些史事就不属于本文评述的范畴了。
参考文献：
[1]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M].光绪十六至十八年刻本.
[2]左宗棠.左文襄公家书(上卷)[M].1920年上海铅印本.
[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1卷)[M].光绪丁酉年湘阴左氏校刊本.
[4]邓曙光.左宗棠家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5]安维峻.《左文襄公实录·祭左文襄公文》(第1卷)[M].
[6]筹办夷务始末(第99卷)[C].故宫博物院藏.
[7]包罗杰.阿古柏柏克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