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日本曾两度侵略中国。关于日本何以从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和模仿者,转而变成中国文化的质疑者、否定者乃至中国国家的打击者等问题,迄今的研究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有的成果亦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研究者多将目光收束于明治以来的几十年巨变,也多将中日两国国际地位的逆转归因于近代化迟速等外力裁断,因此,日本自身发育谱系的长时段演变特征和中日两国间的前近代消长轨迹,反而被人为虚化成学术检讨的盲区。而本书的观察视角之所以无意构成对先行研究的否定,是因为今天,也只有今天,才为研究者提供了非情绪化思索的现实可能性。这意味着,新一轮的研究可能不太忌讳其研究结论是否会与人们的日本常识有所差别,甚至也不太介意这种新观察能否给以往的日本研究者带来刺激和不快。有时候,某种貌似大胆的学术行为,反而出于研究者的谨慎和小心:他担心,一个新的想象和武断会继续掩蔽无权掩蔽的历史原貌和中日往昔纠葛的非直观性与复杂性。从“脱儒”到“脱亚”,大概就属于这类非直观性和复杂性的思考。
　　从学术思想的差异点切入中日历史的演变过程,无疑是本书的一个特别处。由于该特别处措置于“学术乃国之利器”的基点上,因此,以朱子学的日本命运问题作为本书的开宗明义,便成为笔者的自觉选择。近世日本,特别是德川幕府时代(一六○三——一八六七),日本社会经历了接受、怀疑、批判和否定朱子学的过程。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被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心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属性,具有特别意义。这个意义,显示了与中国学界的日本常识刚好相反的事实,即日本早期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反朱子学意义上的“脱儒”过程。在接下来的叙事中人们会注意到,朱子学几乎在被日本“京学派”树立起来的同时,即招来了许多学者的怀疑和批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疑和批判还日趋猛烈,结果是朱子学在日本学界的日渐式微和“古学派”、“国学派”乃至“启蒙学派”的先后崛起。中国朱子学体现了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思考,形成于准静态的中世文明中,唯此,不要说在崇尚功利的近现代,即便在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论”面前,其内外混一、天人不分的“连续性思维”,也会因超大叙事和脱离实际的特性而引致批判和排击。陈亮、叶适、戴震等中国思想家的言说证明了这一点;而日本思想界的朱子学反思,还在早期“近代化”的意义上被赋予了某种正面价值。同时,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决曾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通行世界的“公理”,在人类历史上亦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是,对摆脱“中世纪普遍权威束缚”行为的过分醉心和无限膨胀的自我优越感,一方面容易使人对“独立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另一极“突进”事件丧失批判能力,同时,也经常使充满正义感的抵制行为变得无关痛痒。明治维新的荣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泰半可以从这一循环上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实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展现了以上全部变化的深层逻辑。
　　然而,上述思想上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中日间大环境的改变。本研究的第二大部分,便主要用于探讨这一东亚各类矛盾同时登场的重要历史背景。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交替事件,曾经给东亚地区带来过十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两百年间东亚格局中的思想、政治、外交、军事等诸般变化,几乎都与之有着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关联。问题是,“明清鼎革”事件,在中国与东亚诸国之间造成了“事实”与“夸张”的反应反差。这种信息“非对称”局面的形成,有德川幕府的政治利益需求在起作用,也与晚明对日“乞师”者的夸张性宣传及其相应行为密不可分。在“华夷变态”舆论的彼此呼应中,日式“华夷秩序”开始并展开了颠覆中式“华夷秩序”的全过程。它解释了何以明清交替之际东亚政治风云会如此波诡云谲,以及近代以来的东亚格局变动并非全部导源于欧洲国际关系理念的深层原因。同时,通过对“华夷”理念的再审视,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一给东亚地区带来过文明,却也播撒下“自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种子的思考模式进行反思和再认识。以自身族属的标准来判断他者族属、自身族属在所有方面或若干方面均拥有优于他者族属的信念、对他者族属的无知、对他者族属关心的欠缺以及对他者族属的敌意等“自民族中心主义”的五大特征,符验了截至十八世纪中叶前的东亚区域民族关系特征。中国历史上的“华夷秩序”或“朝贡体系”,几乎在其发轫伊始,就染上了“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早期性格(在夏为姒姓,在商为子姓,在周为姬姓)。这种性格,固有能帮助它依靠核心氏族完成疆域拓展、建立由近及远的联盟式统治秩序的优长,但同时,也给被纳入到这一秩序中来的异姓氏族或边地的“夷蛮戎狄”带去了文明道德上的“劣等感”,且反讽地提供了仿造“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模板”。由于民族间“正统性”的获取常常伴随着争夺,而争夺者之间又难免会发生“对他者族属的敌意”,因此,“华夷秩序”既是促进东亚共同或相近价值体系的形成、实现文明播化这一伟大目标之必经程序,同时,也为秩序所及的时间和空间布设了一个培育异己力量的理念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除非没有能力,只要条件具备,异族政权就一定要尝试一次或数次“入主中原”的行动,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获得了这个“正统性”或曰“中心性”,也将因此而不再或少一些受到它入主中原前必然会受到的文明歧视。
　　当大陆发生“明清鼎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时,历史上一直与中国保持某种若明若暗竞争关系的日本,不但由此催生出了“小中华”意识,甚至还生产了一个旨在与“大中华”相拮抗并最终颠覆中国式“华夷秩序”或“朝贡体系”的日式“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为了在被中国文明笼罩了千百年的“华夷体系”中夺取“正统”和“中心”地位,它需要摘掉“夷狄”的帽子,也需要向世界发布自身族属在所有方面或若干方面优于他者族属的信息,甚至还需要在地理方位的意义上证明自己才是“中国”而万邦悉为“夷狄”。明清鼎革时的渡日“唐船”特别是对日“乞师”者,给江户日本提供了大量信息和要害情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知“乞师”者所提供的“华夷变态”情报与事实之间有甚大的“非对称性”,却有意顺承并夸大了其“超事实”的一面——为了树立日本的中心地位并刺激自身的发展,它无疑需要这种夸张。日本对清国实况的佯装不知和夸张行为的有意为之,还为人们理解“日清战争”何以会发生在光绪年间而非康乾时代,提供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的真实。
　　为了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日本近世以来“实务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激相荡过程,本研究的第三部分解剖了一位与对日“乞师”活动关系密切却向无争议的人物——朱舜水。朱舜水在中日文化的交流进程中,曾扮演过一个众口交誉的积极角色,史有定评,功不可泯。然而,当人们去逆向考察近世以来风行日本的实务潮流和民族主义所由以发生的文化根源时,会发现朱舜水还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复杂人物。他的复杂性,常常表现在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仿佛没有关联然而关联甚深、诸多作为看似白云出岫而实则深藏安排等行事特征上。由于舜水之学最终定型于“明清鼎革”,因此,在他的理论素地上,虽不乏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各自成分,但究其实,却既非朱子学,亦非阳明学。明朝巨大的兴亡教训,已决定性地取消了朱舜水所追求的“实学实理”从理学和心学的虚妄偏好中健康娩出的任何可能性;而被朱子学和阳明学最终抛却的“气”论和“事上磨炼”传统,凸显的却是日本学界一直坚守的周孔原儒精神。当实事求是与否已经在朱舜水的观念构图中转化为甄别华夷的本质属性时,崇尚实务的日本,还在朱舜水和其他赴日“乞师”者的“中华”期许中,开始从往昔的夷狄身份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脱;其以往闪烁其辞的中华抗衡心态,也开始加速度地走向膨胀和自负的极地。有以下矛盾的现象令人深思:朱舜水在反对“华夷变态”的同时,其实更排斥宋明理学的凌空蹈虚而提倡“实学”;而看似“用夷变夏”的清帝国,却反而忠实地继承了理学道统并承袭了科举旧学。它在帮助我们理解林罗山向德川家康赞美明朝文化时何以会使“幕下变色而言他”的同时,也为进一步解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逻辑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近世以来的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史上,朱舜水似乎有意无意间已变成了一个最庞大计划的设计者和预言家。在这个设计和预言下面,兴国事业在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于日本为易;晚明当年的对日“乞师”未遂,反而使明治兵舰不请自来。深入探讨朱舜水的特殊历史作用,对于准确把握近代日本国家的发育谱系和“脱亚论”的形成,帮助甚大。
　　朱子学说在准近代知识体系的冲击下的确暴露出大量的破绽,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即便是中国学者亦大可不必忌惮。但是,当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试图把朱子学乃至整个儒家与中华文明作一体观瞻时,对“儒教”的批判,便极易转化为对中华本身的批判。这固然与西洋文明的次第涌入使中国的文化地位逐渐被相对化有关,也与发言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着无法切离的关联。认真观察江户中后期的兰学和洋学的发展情况会发现,从“脱儒”到“脱亚”的舆论其实已渐次弥漫于学界和实业界当中。杉田玄白、大玄泽、司马江汉等,由此其选也。而司马江汉的说法,还几乎构成了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先声。本研究的第四大部分,即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作为兰学的重要继承者和洋学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准确地把握了“伦理学实学”与“物理学实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并极大地助推了早已有之的儒学批判和西方向往浪潮。然而,福泽的复杂性,常常体现在“脱亚”与“征亚”的互为前提上。关于福泽谕吉的解读,应该遵循两条不同的历史线索以及这两条线索的交汇逻辑次第展开。第一条线索是关注福泽的“大日本主义”意识。该意识最早与其说发生于近代西方价值论的影响,不如说是东亚传统问题的延续,是产生于前近代东亚区域关系延长线上的老问题,即影响东亚两千余年的“华夷秩序”及其“朝贡体系”。虽说由福泽系统展开的“洋学”使日本学界焕然一新,但福泽所做的前提性工作,却仍旧是对中国旧传统的批判。所不同的,是他导入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参照系统。由于这一新的系统充满了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和近代化理念,用福泽自己的话说,即“有形之数理学与无形之独立心”,因此,当拿它们来“比较东洋的儒教主义”时就会发现,“东洋所阙如者”,恰好就是这种“西洋的文明”。他不但用西学的“智”代替了东方的“德”,而且还通过《脱亚论》,将儒教文明甚至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德行,都贬低成不值一文且害人害己的“恶疾”,避之犹恐不及。显然,他以隐蔽的方式触及了儒家礼乐文化规定下的“华夷秩序”问题。福泽对近代化意义的客观描绘,表现了他的新“实学”价值,这个价值,一定程度上不乏普世意义。可对中国文化和儒教的过度而失真的贬低,则反映出他隐现于内心深处的狭隘民族情结——这是对千百年“文化蔑视”的“反蔑视”,也是对千百年“边缘对待”的“反对待”。他极想尽早避开充满儒教“芜秽”的亚洲,也迫切希望日本军能通过对外的武威行动,来迅速实现以往中国凭“礼教”东渐逐渐形成的东亚甚至东南亚秩序圈。当然,在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圈”中,“华夷秩序”的“华”应由大陆的“中华”转为日本才行。其内在逻辑可表述为: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只有西方文明才堪称真正的“华”;而在新文明主宰的世界中,由于日本已“脱亚入欧”并跻身于欧洲列强的行列,所以也只有日本才在亚洲地区有资格称“华”。福泽著作中之所以处处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傲慢和无礼,就根本上讲,实根源于此;而日本近世以来处心积虑构筑的“小中华”体系和为实现这一体系而亟欲颠覆“大中华”体系的焦虑和冲动,也在福泽用西洋面纱包裹起来的传统东亚表述中,庶几得到了缓释。观察福泽的第二条线索是,当那些曾经充斥福泽头脑的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一旦遇到东亚问题,福泽的整个表述便会迅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吊诡的是,福泽的全部东亚表述,似乎又没有离开那些“普世主义”的国际准则。不宁唯是,在福泽看来,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朝鲜,恰恰是因为违背了国际通则,因而才需要改造、破坏甚至武力打击,以为如此才可促其“觉醒”和“进步”。这条权威借助线索,展示了福泽东亚观的逻辑前提:在西方这个“当代”最高标准的比照下,需要先把东亚的中国和朝鲜(支·韩)“妖魔化”。似乎只有这样,日本在该地区的全部行动才会取得正当性与合法性。丰臣秀吉以来取代中国东亚权威地位的“大日本”理想,才庶几有了实现的可能。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所谓“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因此,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明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之类的发言中,日本俨然已成为东亚的代表和领袖——它基本上体现了福泽谕吉的“脱亚”目的,也部分实现了福泽氏的东亚理想。
　　于是人们发现,福泽谕吉与其所处的时代之间,有着惊人的默契。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除了要实现解除与西方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这一短期目标外,其更想解决的根本问题应该是显隐交错的两大部类:其显者,是建立与西方代议制相仿佛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而隐者,则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礼教“华夷秩序”并树立起日本的东亚领袖地位。然而,日本想解决的隐性问题,好像并不是中国和朝鲜所感兴趣和试图参与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和朝鲜人一心“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实际走向上看得清楚。而且,或许中国的精英们已或多或少了解到日本“大东亚主义”背后所掩盖的真实目的,所以,许多志士对日本人的这一提法,很早就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可是,也就在中国尝试性地朝宪政方向做缓慢移动的当口,必须通过一个特别标志让中国认可日本在文治武备上均超过昔日中华的愿望——这一在日本人心中积压了千百年的怪异情结,终于通过“日清战争”而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是显在而巨大的。如果了解到中国近代“五大浪潮”中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均受激于此,如果再了解到中国现代史开端标志的“五四运动”亦引爆于大隈重信胁迫下的“二十一条”签订,那么,人们在探讨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及其原因时,便不能不思考日本从中起到了哪些作用。由于“救亡压倒启蒙”是那个时代中国的主旋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帝国日本对中国的侵占和劫掠,曾一度使“禹域”的近代化进程发生中断。
　　要之,作为一个具有天然历史因缘和内在逻辑关联的东亚思想史问题,从“脱儒”到“脱亚”,其实也是思想史视角下的东亚国际关系史课题。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对东亚老问题的翻版,对东西两大国际关系体系的曲意解读和双向利用,加上中国自身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已然使上述历史的展开被赋予了逻辑上的不可逆性。当笔者注意到现当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横向失和在相当程度上根植于纵向的历史纠葛时,问题本身的重要和重大,显然已远非这本小书所能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文字,大概只能被视为笔者全部研究计划的总序。这意味着,今后还将有漫长的艰辛路程要走。如果这一视角能够给新生代研究者带来有益的启示并可使有意者阶此以入堂奥,则作者幸甚,研究幸甚。
　　(《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研究》,韩东育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二○○九年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