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18年第5期发表了徐皓峰的中篇小说《弥勒·弥赛亚》，《小说选刊》2019年第1期“佳作搜索”栏目隆重推荐，推荐语说：“小说以犹太神学教师玫瑰山为叙述视角，讲述一群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来到东方避难，他们的避难所又恰恰庇护了一群中国的‘吉普赛人’。惊心动魄的时代忽远忽近，人物命运数度反转，兵荒马乱义人出，东西文明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激荡冲撞。而它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文本，而是一个提出问题的文本，显得更为可贵。”这是—部别样的文本，在近年小说丛林中，很难找出相似的面孔;这又是一部驳杂共生的存在，真实与虚构、崇高与可笑、信仰与解构、救赎与失望、东方与西方、犹太人与中国流民，鱼龙混杂般纠缠在一起。当残酷的事实冲毁神圣的信仰，一向不贞的女人毫不犹豫地为夫殉情，戏谑的表象随即被巨大的悲剧所渗透，奏出一曲人性崇高的激越颂歌。
　　文学与史实的对接
　　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纳粹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渡重洋来到上海，也有少数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总数达3万人。除了数干人经上海转到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左右的犹太人把中国上海当作他们的“诺亚方舟”，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上海与犹太人这段鲜血凝结的情谊，成为中国与以色列民间交往的重要财富资源。
　　对“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犹太人的研究和纪念，一直是个不热不冷的话题。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在潘光主任的带领下，30年来，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如《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犹太人在上海》《犹太人在亚洲》《犹太人在中国》《犹太学和以色列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离散与避难：犹太民族难以忘怀的历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及其阶段成果“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4卷等。以色列及欧美不少国家的政要，如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奥尔默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奥地利前总统克莱斯蒂尔，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等，都曾到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上海有专门的犹太难民纪念馆，位于市中心虹口区长阳路62号。上海犹太人的故事，包括他们后代的故事，也在搜集当中，但整体而言，依然比较小众。对这段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的历史的文学表现，《弥勒·弥赛亚》做了卓越的尝试。
　　东西流民的对撞
　　这篇作品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故事和冲突发生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但出场各方却都属于外来力量，逃难的犹太人、中国本土流民“骡子营村”人、黄泛区硬土区的土豪，以及貌似强大的统治者，而始终未真正发挥作用的日军和本土的上海人，却连背景都没有构成。三种原本的社会“边缘人”，在战争背景下的上海，偶然相遇。三类人群，背后是东西两类流民文化。
　　犹太人的“流民”性质，历史史和宗教两个层面被强化。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以经商为业，没有国家，属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流浪者。纳粹的极端反犹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犹太人要么被屠杀，要么进集中营，要么逃离家园。“二战”结束不久，以色列建国，所以，上海，可以说是犹太人立国前最后的家园。在这里，犹太人的信仰、性格、境遇，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流浪者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也体现在上海的细节中。
　　数千年流浪而不散，始终作为一个种族自觉存在，信仰无疑是核心的精神支撑，也是犹太人最令人敬佩和引以为傲的地方。但信仰，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是为了流浪世界而种族不散产生的精神纽带。和共同信仰相辅相成的，是经济上相互帮助支持。1943年2月到1945年8月，犹太难民被限定在虹口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小说情节发生的背景和地域，就是這里。在最艰难的处境中，绝大多数幸存下来，上海和海外犹太社团的大力支持，是重要原因。英籍上海犹太人财力雄厚，如嘉道理家族，出面召集讨论救援犹太难民的会议，捐出大笔金钱安置难民，创办上海犹太青年会，开办学校等。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分配委员会（JDC），平均每月为上海犹太人捐款3万美元。小说核心情节，骡子营人千方百计要被认定为犹太人，到保护区吃救济，其历史背景就在此。
　　小说浓墨重彩描绘了犹太委员会认定骡子营村民是否为犹太人这一情节。这样的情景，大约只有犹太人才会有。犹太人分散世界各国，干百年来，与所在国家地区的文化已深度交融，比如犹太人宋朝时来到开封，至今痕迹几乎然无存。小说中，“宋朝犹太人研究会”仅有一人，就是对这种情况含泪的笑。认定程序表面非常庄严神圣，其实无论是主席、旁听的俄籍犹太人大卫，还是玫瑰山，都有点底气不足，各怀心事。
　　流浪者犹太人遇到了另一伙流浪者，那就是来自河南南部的骡子营村村民。整体而言，中国古代聚族而居，安土重迁，但“流民”一直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一有力的暗流。春秋时期墨家兴起，势力一度超过儒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转入民间。“墨门多侠”，中国的侠客文化、流民文化，即以此为精神支撑。中国古代多场农民起义，皆由流民发起，如汉之张角、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皆属此类。
　　和犹太人相比，以杜冷丁为首，靠绑架为生的四百余骡子营村民，就显得层面低而可笑得多了。但在深层，二者却很相似。犹太人被纳粹赶出家园，来到上海避难，骡子营村民，同样为躲避仇家追杀到沪。在这个意义上，骡子营村民坚持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也似情有可原。为避祸，骡子营村民可谓机关算尽、丑态百出，荒唐事一件接着一件。作为骡子营村未来掌门人的买壮途一出场，“脚挂一串大蒜，垂达脚面”，在寿衣店买上寿衣穿在身上，可以想象，这身装束，在上海的街头是多么“违和”，而且，从出场到死亡，始终有点懵懂。在认定是否属于犹太人的神圣会议上，骡子营村首领杜冷丁完全不懂规矩，讲话粗俗无礼，和以有良好教育自豪的犹太人完全J障反。而村内女子婚前不贞的风俗，更是对于传统礼法的公然践踏。 　　然而，如果认为骡子营村民是外来人或者中国境内的某少数民族，那就错了。买壮途出场情景“无国籍难民指定地关口，来了位戴蓝帽的青年，汉人脸，自称犹太人，要求进入”，血缘身份直接点明，这就是汉人。那么，骡子营村民为何“服饰混杂中国的塔吉克服、撒拉族特征，似乎也有中东风格”？塔吉克族居住在新疆，撒拉族居住在青海和甘肃，都信仰伊斯兰教。之所以如此穿着，并非出于民族习惯，他们穿的是婚丧服，进行重要礼仪活动才穿的衣服。到上海繁华之地，特地把平时不穿的好衣服穿上身，一个衣着细节，骡子营村民的心态全出。这种衣着的另一含义在于，他们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与世俗礼法相隔绝，另有一套江湖规矩，正如女子婚前可不贞一样，刀头舐血，随时可能丧命，让下一辈早点出生，及时补充战斗成员，比贞节更为重要。
　　解构信仰
　　小说有个明显特点，即作者对于犹太教的教义比较熟悉，细节很专业，是这篇作品的一大优长。买壮途之所以一见面就吸引住以信仰为职业的耳语经学院教师玫瑰山，原因是“蓝帽青年撩起挂腰大蒜，说他着魔了，魔鬼是最好的身份证明”，玫瑰山立即反应“汉地没有魔鬼，只有死者化的鬼，动物成的精。对抗上帝的是魔鬼，被魔鬼纠缠，证明他不是汉人”。其他人看来甚至显得荒唐的细节，在犹太教义观照下，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神圣的。
　　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超过任何民族、任何宗教，有记载，苏军攻破集中营时，有的犹太人拒绝被救，甚至原地不动，相信上帝会来救他。弥赛亚信仰，相信会被拯救，苦难终将过去，这种信仰支撑犹太人流浪世界数千年而不散。在苦难时，寻找弥赛亚，希望弥赛亚降临，成了犹太教士们自觉的使命，而且苦难越深重，弥赛亚现身的可能性越大。纳粹的屠杀，将犹太人的苦难推到了空前的高度，三万多人能战胜种种障碍来到上海栖身，用犹太教义解释，本身就是弥赛亚显灵的明证，那么，在上海发现真实的弥赛亚，无疑最合逻辑。发现弥赛亚，在犹太教士心中，无疑是最大的功绩，因此，玫瑰山之所以把买壮途世俗看来“不着调”的举止视作弥赛亚的证明，其心理深层，其实是藏着私念的。
　　玫瑰山确信买壮途为弥赛亚，最给力的证据，是他身上明黄色的长衫和一挂大蒜。“公元七世纪古籍《穆斯耐德》预言了弥赛亚出现时的特征——腰系银带，身着黄衣。他腰挂一串大蒜，剥了皮便是白色，符合银带。不管以何心态换的衣服，毕竟是明确的黄色。”东西两种文明，在买壮途这件独特的长衫上，对撞而交融了。黄衫出自寿衣店，汉人看来，是最不吉利的东西，其本意，在驱邪，而邪之所来，非常具体，就是十岁时，随父来上海绑架富商，父亲和三个村民被乱枪打死，年幼的他和同村女孩流浪街头，在幼年，过早地、直接地体味到了流民的艰辛与顽强。但五十三岁、熟知教义、老得让人信服的玫瑰山，明知“你心可冷”，却近乎偏执地将一个流浪街头的年轻人视作弥赛亚现世。这种近乎极端的做法，表面看，出于宗教逻辑，深层次上其实是软弱无助的表现。
　　遵循将买壮途视作弥赛亚的逻辑，玫瑰山不惜违悖不撒谎的教义，教买壮途的妻子唱犹太人的古歌，以获得骡子营村民被认定为犹太人。但在玫瑰山看来，此举并非舞弊，而是赋予弥赛亚应得的身份。第一招成功后，玫瑰山安排买壮途进耳语经学院学习、和经学院师生的妻子一起为人洗衣赚钱，都属于服务弥赛亚，期待现世之神，能将犹太人救出水火。
　　然而，现实的残酷却彻底毁灭了经学院教师的梦想，也毁灭了宗教的神圣和力量。当玫瑰山从电影中看到自己村子的村民，特别是自己的老婆和六个儿子全部被纳粹屠杀后，他从未怀疑过的弥赛亚救世信仰大厦全然崩塌了。他冲到电影放映机的强光下，向上方举起手指：“上帝，我判你有罪！你犯了杀人罪和诈骗罪！你纵容坏人作恶，残杀好人！你许诺弥赛亚拯救世界，只是骗人们受，你失信于人，你有罪！”
　　潘光研究员在《为什么犹太难民能够在上海幸存下来》一文认为：欧洲犹太难民在希特勒的盟友日本法西斯控制下的上海幸存下来，其中原因十分错综复杂，但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犹太难民自身奋斗，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三、德日在对犹政策上的分歧和苏德战场上形势的逆转，没有一条与宗教信仰有关。
　　江湖底色下的本质崇高
　　信仰坚定的玫瑰山，将中国流民买壮途视作拯救人类的弥赛亚，最终被撕破，以喜剧的逻辑造就了悲剧的后果。中国流民，从来没有信仰，虽然小说提到了弥勒佛信仰，以《弥勒·弥赛亚》为题，似乎核心在于中西信仰之冲突，其实不然。虽然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小规模农民起义以弥勒佛为号召，弥勒在佛教中为未来佛，但至少骡子村村民，以及因多年前绑架事件而与之仇杀的黄泛区富豪，都没有什么真实的信仰，他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自求多福”，让自己活得好一些。当危险来临，便尽可能地远祸，以最小的代价，换得安宁的生活。
　　小说的叙述与经典话剧《雷雨》相似，先述当前事，然后回溯旧事，揭出本质，而后二线并一，展开后面的情节。增强了阅读的难度和叙述的力量，却又并不玄机处处，令人难以捉摸。在强大力量的追杀下，骡子村民唯一的目的，就是逃，逃脱可能到来的全族被灭的命运。为此，首领杜冷丁毫不犹豫地按照保镖的命令，“到树林里选了两个人，交给保镖”，虽然明知道这两个人会立即被打死。但这就是江湖规矩，不仅首领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被选中的人也知道，却毫无反抗地服众，这是他们的规则和铁律，而不是超越于实现利益考量之上的宗教信仰。
　　杜冷丁带领村民到上海，自称为犹太人，千方百计获得犹太人的身份，他们看中的，不是犹太社团的经济支持，而是进入日本人设定的“无国籍难民指定地”，以获得人生安全。一个怪圈又出现了，犹太人和骡子村村民，一个具有最坚定信仰的族群，与一群只知活命为上的河南土著，殊途同归地来到另一更残酷集团的控制下，所希望的，是得到保护。因此，粒粒丝主动诱惑，离开买壮途而与曾直河同居，并非感情所然，而是敏锐地发现，只有与日本人合作的曾直河，才是骡子村村民生命安全最可靠的保证。当她与曾直河在印度犹太人的别墅里，通过单向玻璃观察街面上的上万人时，被追杀者终于可以居高臨下地俯视，甚至用骡子村村民独有的徒手杀人技术杀死他人，这所引发的快感，足以让她兴奋而满足。小说中，因早年为避孕喝苦茶而无趣于性事的粒粒丝，与前夫买壮途在单向玻璃前的高潮体验，正是这一心态和境遇的象征。
　　小说最震撼人心的是，在犹太人坚定的信仰外衣下，是可笑的怯懦，在以绑架、杀人为生，死人衣服也可以上身，野蛮残酷的骡子营村村民身上，却藏着最深的崇高与坚守。杜冷丁收不到赎金，假装杀死次子，却当儿子把他养大，宁愿被硬生生砍掉一条小腿，也不愿告诉会长买壮途就是他的弟弟。为避免大祸，她可以献出村民的生命，也可以自残。风流不贞的粒粒丝，却在前夫买壮途离开后，一直给他做衣服，听到死讯，已做了三十二套，撞击心灵的高潮，在粒粒丝之死，买壮途暴死异国，她闻此信，毫不犹豫地平静地割脉殉情。“她割了腕，哼着那首耶路撒冷的歌。杜冷丁不要玫瑰山搀扶，拄双拐飞快到池边，气得眼光暴亮‘你别死！不能死！以后谁还敢来这洗澡！坏人生意，不仗义！”粒粒丝乏力的左眼抬了起来：“管不了那么多，我是个自私的人。”她不再唱歌，左眼皮垂下，没水里死了。
　　整篇小说中，最精彩、最有表现力的桥段，在这里。骡子营村民的价值观，也表现无遗。江湖人士，不信弥勒，但有他们的准则，就是“仗义”。当仗义遇到信仰，简单粗暴的仗义，更为有效。买壮途为仗义随犹太人远赴南美刺杀纳粹余党，最终牺牲。他成功了，做成了此生最后一宗绑架案。仗义，变成了正义。宗教无力惩恶，江湖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