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自它出现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发展演变，包括字的新生和死亡、使用范围的调整、字形及其结构的变化、笔画的简省和增繁，等等。字的使用情况的变化和吐故纳新的变化，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字形演变和笔画的简省与书写条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人类在使用语言与文字过程中力求经济省力的原则体现。
　　汉字既然是汉民族通用的记录语言的工具，其社会性就决定了要不断地对它进行规范和统一。自有了国家机器以后，规范和统一的工作就要由国家有组织地进行。从秦代的“书同文”，到几次石经的刊布，最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简化字，无不是政府行为。历代规范工作所取得不同程度的效果，靠的都是政府的权威，而政府的权威离不开其所制定的规范符合语言文字自身的规律和社会的使用习惯。
　　我国政府20世纪50年代对汉字进行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汉字的笔画进行简化。这一简化工作既是我国大规模工业建设和普及文化教育的需要，又是历代汉字规范工作的继承和发展，是汉字发展到现代社会的必然。60多年来，汉字简化和规范对我国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普及、对汉字汉语走出国门，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欢迎，这是海内外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们所进行的汉字规范工作虽然是在社会广泛使用基础上进行的，并且曾经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讨论，但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汉字简化工作的学术问题，诸如历史根源、学术依据等，还是陌生的。张书岩、王铁昆等几位先生的这本《简化字溯源》就是为此而发的。在这本书里，他们把已经简化的字，一个一个地讲清楚来龙去脉；同时，简述了我国清末以来汉字简化和规范工作的历史。全书要言不烦，既有较充分的学术依据，又有较好的可读性。我相信，关心汉字规范工作的读者一定能够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
　　汉字的规范工作，在语言学里属于“语言规划”这一分支，其中涉及不少理论问题，需要专家们不断研究。在这里我只想就汉字的规范（包括简化）与汉字发展演变的关系问题谈一点看法。
　　汉字自身的发展演变和社会对它的规范行为，是辩证统一的。从总体上看，规范是在汉字发展演变基础上进行的；具体地说，一般是先有汉字使用者对原有习惯或规范的突破，使用者创造的新字或新字形，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律被社会上大多数人遴选、接受，然后由政府搜集、归纳、选择，把这些新字或新字形及其用法上升到规范标准，加以推行。因此一般地说，规范要滞后于发展演变，是对此前社会创造的肯定，是对社会此后使用文字的引导，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转枢纽。但是，既不能认为一经规范，在任何情况下文字使用的所有场合都不能越雷池一步，也不能把规范视为完全消极被动的“事后”事。不错，政府的规范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使用文字的有力约束，有了规范之后全社会就应该遵守，但是，规范适用的范围从来都是有限制的，例如秦代的“书同文”一般只限于官府，后代皇朝基本限于官场和教育（那时能受到教育的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即使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传递、处理手段的发展，规范的适用范围要比以往大得多，也严格得多。单字个人书写、书法艺术等领域也还存在着“规范外”空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汉字依然有着按其自身规律发生演变的土壤。汉字的发展演变，既有可能超出个人行为的范围，形成对规范的冲击，同时又是对新的规范提出问题和工作的基础。因此，汉字的规范工作，不能只“朝后看”，也应该考虑到对未来汉字发展演变的预测和引导。对这一点，至今我们研究得还不够，希望学术界给以更多的关注。
　　语言规划是一门既专业又与社会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学科。在加强其基础理论工作研究的同时，我希望专家们也能多做些普及的工作，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一项规范工作的原因和根据，从规范的被动遵守者变成主动的理解者、支持者。我想，这本《简化字溯源》就是这种普及工作的一种尝试，因而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