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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弋阳下大雨，下得比白娘子大战法海和尚时还大，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去看弋阳腔，我正琢磨着这个行程会不会被取消时，有人招呼上车了。
大巴在风雨浇漓的城市里穿行，转了几个弯，抵达一个小胡同口，走进去，里面倒是豁朗，藏着一个挺大的剧院。
可能是灯光不够亮，剧院墙壁上暗沉沉的，有种古旧味道，蓝色塑钢座椅，上座率不低，大多是女人，女人里大多是年紀大的女人。平时你不大会见到这个群体如此集中的出现，她们通常隐身于各自的生活中，带孩子、做家务……跳广场舞的那些人，都比她们要年轻一点。
大幕拉开，旁边的灯箱上出现片名《珍珠记》，一男一女登场，甩着袖子唱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弋阳腔，相对于袅袅然的越剧，它更加高亢，与活泼的黄梅戏相比，它又多了点粗犷和豪放，跟这雨夜，倒是有一种参差对照之感。
渐渐地听出了些名堂，原来这男子名叫高文举，和这个名叫王金贞的女子是结发夫妻，高文举要去赶考，王金贞河桥送别，依依难舍之际，她把一颗珍珠分成两半，夫妻各执半颗，作为信物。
看到这里，我非常好奇王金贞用了什么工具把那个珍珠剖成两半的，另外，两人已经结婚，还要这种信物作甚？前者戏剧里没有表现出来，后者答案很快揭示，“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个人离开，就像一粒石子，投入时空的无垠，成为薛定谔的离乡者，没法确定他是不是还回来。
尤其是像高文举这样学习好的人，风险系数更大，前面有无数等着摘桃子的人，比如那位温宰相。
在高文举中了状元之后，温宰相粉墨登场，他家里有个美貌的千金，他想做高文举的老丈人。
高文举一开始自然是拒绝的，但架不住温宰相的威逼利诱，无可奈何地入了洞房，还非暴力不合作着，却也离就范不远了。王金贞恰得其时地找上门来，被宰相的闺女打出门去。聪明的女人，认相府老奴为干娘，在老奴的帮助下，把半颗珍珠藏入米粿，送到高文举眼前，最终夫妻相认，告到包拯那里，让仗势欺人的宰相父女受到严惩。
旁边的老太太看得非常投入，伏在前面的椅背上，几乎是眼巴巴地看着舞台，整场戏都没有换姿势。不过，包拯一审完，她就站起来离开了，同时还有很多老太太离场，也许家里都有个小孙子、小孙女等她们哄睡，又或者，这年纪她们已经习惯了早睡早起，出来这一趟不容易，但是包公严惩坏人太好看了，看一百次也不厌烦。
我在她们身上看到我姥姥的身影，我姥姥最喜欢的古人就是包拯，第一次来合肥，就心心念念要去包公祠看他的龙虎铡，多年来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秦香莲，跟她离了婚的我姥爷，就是万恶的陈世美。
像我姥姥这样，生活真正发生变化的女人很少，但是，担心被截和，被人无端地摘了桃子，大概是古往今来无数女人的心结，我们有很多名剧，都可以归结为“桃子的故事”这一类型里。
在古代，女人没有辗转腾挪的空间，丝萝倚乔木， 蒲草系磐石，一个女人最大的事业，就是找到一棵还不错的树。婚姻因此带有投资属性。
或是女方下嫁，像《珍珠记》里高文举，最初的版本就是入赘王家的，不过应该不是比较严格的那种倒插门，只是家里条件不如对方罢了；还有《荆钗记》里的王十朋，他老婆钱玉莲是拒绝了巨富的求婚，也就是说损耗了机会成本，嫁给他这个贫士的。
还有一种，也许经济上相当，但女的承担了全部家务，照料老小，让男的集中精力奔前程，也是一种投资，也是在种树，期待桃树开花结果。那么最可怕的事，当然就是你种了半天的树，被别人摘了桃子。
摘桃者窥伺在每一个路口，防不胜防，桃子的表现因此至关重要，通常分成两种，一种是流着道德血液的桃子，像这位高文举，他虽然被人摘了，但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反戈。他的同类有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王十朋，还有《琵琶记》里那位汉代的蔡伯喈，他们都是有良心的桃子，待种桃者一到，立即自动归队，里应外合，让摘桃子的人灰头土脸，丢人现眼。
这样仁义的桃子，必须树为楷模，一方面可以安慰到台下的女观众，一方面也给观众里隐藏着的无数桃子提个醒。当然，这样的道德感化力量可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还有大杀招，让你看看一颗不道德的桃子，会有怎样的下场。
那就是更加著名的“陈世美”，他中了状元之后，攀附上公主，彻底走上人生巅峰。然而他忘了过往，过往却不能忘记他，秦香莲扯着两个孩子寻了过来。
这时候说不得什么一别两宽的话，秦香莲一个人拉扯孩子侍奉双亲让他专心读书进取，他的过去，秦香莲有所投资，他的现在，秦香莲就应该有份获益。他的成就也是秦香莲的桃子，他怎么能够开门揖盗，自觉自愿地跟了别人呢？
一个不道德的桃子，下场是悲惨的，特别同情弃妇的包拯，按下了正义的铡刀。如果生活能够这样是非分明，那可就太好了，然而我们的现实，往往要曲折暧昧得多。
不妨看看《人生》里的高加林，他在人生最低处时，邻家姑娘刘巧珍向他表达了爱意，请不要小看这情意，它不但是爱，更是肯定，赋予正被命运踩在脚下摩擦的高加林以力量。它还是一份承诺，承诺愿意陪他在人生的风雨中共进退。是这些，让这棵正被风雨摇曳的树不至于倒下，但是，转眼间，春和景明，他开出桃花夭夭时，一只城里姑娘的纤手伸了过来。
如果这个城里姑娘像宰相的千金那样，粗暴地许诺给他权势或是金钱，高加林完全可以有骨气地拒绝，然而，她许诺并且已经展示的，是更加高级的生活：风花雪月，琴棋书画，而刘巧珍只会告诉他，家里的母猪下了多少只小猪仔。
高加林很难拒绝这种诱惑，最关键的是，见了世面的他，无法再回归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而刘巧珍找不到，也不愿意去找一个伸张正义的包拯，最后，是命运狠狠地惩罚了高加林——当他被清退回乡被城里姑娘放弃时，刘巧珍已经嫁给他人。
凄婉的歌声响起来：“叫一声哥哥你不成才，卖掉良心你才回来。”是啊，只是，高加林这样做，也有他的非如此不可，他从一开始出现，就是一个野心勃勃不断向上的人，刘巧珍爱的，正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她注定只是他的一个驿站，过往之地。
桃子的故事，没法像戏剧里那么简单，充满了变数，也不能以黑白论之，它是最为典型的人类的道德困境，而且，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包公不常有，命运的惩罚不常有，要么双方绑在一条船上，耗下去，沉下去，两败俱伤，要么就是弱势一方自认倒霉，而这个弱势，通常是女性。
还好，如今女性也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机会，可以自己长成一棵树，而不用那么胆战心惊地守护着好容易种出来的桃子。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内部出现分工，还是会有很多女性接受种树者的角色，让男人去做结桃子的树，“被摘桃子”再次成为许多女性的噩梦。
如今的影视剧里，既有仗势欺人的富家女，也有恃美行凶的“狐狸精”，她们居心叵测地埋伏在某些节点，进行着凶残的巧取豪夺，观众情绪激烈但也富有耐心地看着，知道那习惯迟到的正义终究会翩然而来，清算所有的罪恶。
从这个角度上说，眼下最火的剧，还是脱胎于《珍珠记》这样的原型，只要女性还有这样的付出和这样的恐惧，这样的戏，就能一代代地演下去，永远被观众欢迎。
责任编辑：蒋建伟
大巴在风雨浇漓的城市里穿行，转了几个弯，抵达一个小胡同口，走进去，里面倒是豁朗，藏着一个挺大的剧院。
可能是灯光不够亮，剧院墙壁上暗沉沉的，有种古旧味道，蓝色塑钢座椅，上座率不低，大多是女人，女人里大多是年紀大的女人。平时你不大会见到这个群体如此集中的出现，她们通常隐身于各自的生活中，带孩子、做家务……跳广场舞的那些人，都比她们要年轻一点。
大幕拉开，旁边的灯箱上出现片名《珍珠记》，一男一女登场，甩着袖子唱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弋阳腔，相对于袅袅然的越剧，它更加高亢，与活泼的黄梅戏相比，它又多了点粗犷和豪放，跟这雨夜，倒是有一种参差对照之感。
渐渐地听出了些名堂，原来这男子名叫高文举，和这个名叫王金贞的女子是结发夫妻，高文举要去赶考，王金贞河桥送别，依依难舍之际，她把一颗珍珠分成两半，夫妻各执半颗，作为信物。
看到这里，我非常好奇王金贞用了什么工具把那个珍珠剖成两半的，另外，两人已经结婚，还要这种信物作甚？前者戏剧里没有表现出来，后者答案很快揭示，“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个人离开，就像一粒石子，投入时空的无垠，成为薛定谔的离乡者，没法确定他是不是还回来。
尤其是像高文举这样学习好的人，风险系数更大，前面有无数等着摘桃子的人，比如那位温宰相。
在高文举中了状元之后，温宰相粉墨登场，他家里有个美貌的千金，他想做高文举的老丈人。
高文举一开始自然是拒绝的，但架不住温宰相的威逼利诱，无可奈何地入了洞房，还非暴力不合作着，却也离就范不远了。王金贞恰得其时地找上门来，被宰相的闺女打出门去。聪明的女人，认相府老奴为干娘，在老奴的帮助下，把半颗珍珠藏入米粿，送到高文举眼前，最终夫妻相认，告到包拯那里，让仗势欺人的宰相父女受到严惩。
旁边的老太太看得非常投入，伏在前面的椅背上，几乎是眼巴巴地看着舞台，整场戏都没有换姿势。不过，包拯一审完，她就站起来离开了，同时还有很多老太太离场，也许家里都有个小孙子、小孙女等她们哄睡，又或者，这年纪她们已经习惯了早睡早起，出来这一趟不容易，但是包公严惩坏人太好看了，看一百次也不厌烦。
我在她们身上看到我姥姥的身影，我姥姥最喜欢的古人就是包拯，第一次来合肥，就心心念念要去包公祠看他的龙虎铡，多年来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秦香莲，跟她离了婚的我姥爷，就是万恶的陈世美。
像我姥姥这样，生活真正发生变化的女人很少，但是，担心被截和，被人无端地摘了桃子，大概是古往今来无数女人的心结，我们有很多名剧，都可以归结为“桃子的故事”这一类型里。
在古代，女人没有辗转腾挪的空间，丝萝倚乔木， 蒲草系磐石，一个女人最大的事业，就是找到一棵还不错的树。婚姻因此带有投资属性。
或是女方下嫁，像《珍珠记》里高文举，最初的版本就是入赘王家的，不过应该不是比较严格的那种倒插门，只是家里条件不如对方罢了；还有《荆钗记》里的王十朋，他老婆钱玉莲是拒绝了巨富的求婚，也就是说损耗了机会成本，嫁给他这个贫士的。
还有一种，也许经济上相当，但女的承担了全部家务，照料老小，让男的集中精力奔前程，也是一种投资，也是在种树，期待桃树开花结果。那么最可怕的事，当然就是你种了半天的树，被别人摘了桃子。
摘桃者窥伺在每一个路口，防不胜防，桃子的表现因此至关重要，通常分成两种，一种是流着道德血液的桃子，像这位高文举，他虽然被人摘了，但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反戈。他的同类有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王十朋，还有《琵琶记》里那位汉代的蔡伯喈，他们都是有良心的桃子，待种桃者一到，立即自动归队，里应外合，让摘桃子的人灰头土脸，丢人现眼。
这样仁义的桃子，必须树为楷模，一方面可以安慰到台下的女观众，一方面也给观众里隐藏着的无数桃子提个醒。当然，这样的道德感化力量可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还有大杀招，让你看看一颗不道德的桃子，会有怎样的下场。
那就是更加著名的“陈世美”，他中了状元之后，攀附上公主，彻底走上人生巅峰。然而他忘了过往，过往却不能忘记他，秦香莲扯着两个孩子寻了过来。
这时候说不得什么一别两宽的话，秦香莲一个人拉扯孩子侍奉双亲让他专心读书进取，他的过去，秦香莲有所投资，他的现在，秦香莲就应该有份获益。他的成就也是秦香莲的桃子，他怎么能够开门揖盗，自觉自愿地跟了别人呢？
一个不道德的桃子，下场是悲惨的，特别同情弃妇的包拯，按下了正义的铡刀。如果生活能够这样是非分明，那可就太好了，然而我们的现实，往往要曲折暧昧得多。
不妨看看《人生》里的高加林，他在人生最低处时，邻家姑娘刘巧珍向他表达了爱意，请不要小看这情意，它不但是爱，更是肯定，赋予正被命运踩在脚下摩擦的高加林以力量。它还是一份承诺，承诺愿意陪他在人生的风雨中共进退。是这些，让这棵正被风雨摇曳的树不至于倒下，但是，转眼间，春和景明，他开出桃花夭夭时，一只城里姑娘的纤手伸了过来。
如果这个城里姑娘像宰相的千金那样，粗暴地许诺给他权势或是金钱，高加林完全可以有骨气地拒绝，然而，她许诺并且已经展示的，是更加高级的生活：风花雪月，琴棋书画，而刘巧珍只会告诉他，家里的母猪下了多少只小猪仔。
高加林很难拒绝这种诱惑，最关键的是，见了世面的他，无法再回归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而刘巧珍找不到，也不愿意去找一个伸张正义的包拯，最后，是命运狠狠地惩罚了高加林——当他被清退回乡被城里姑娘放弃时，刘巧珍已经嫁给他人。
凄婉的歌声响起来：“叫一声哥哥你不成才，卖掉良心你才回来。”是啊，只是，高加林这样做，也有他的非如此不可，他从一开始出现，就是一个野心勃勃不断向上的人，刘巧珍爱的，正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她注定只是他的一个驿站，过往之地。
桃子的故事，没法像戏剧里那么简单，充满了变数，也不能以黑白论之，它是最为典型的人类的道德困境，而且，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包公不常有，命运的惩罚不常有，要么双方绑在一条船上，耗下去，沉下去，两败俱伤，要么就是弱势一方自认倒霉，而这个弱势，通常是女性。
还好，如今女性也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机会，可以自己长成一棵树，而不用那么胆战心惊地守护着好容易种出来的桃子。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内部出现分工，还是会有很多女性接受种树者的角色，让男人去做结桃子的树，“被摘桃子”再次成为许多女性的噩梦。
如今的影视剧里，既有仗势欺人的富家女，也有恃美行凶的“狐狸精”，她们居心叵测地埋伏在某些节点，进行着凶残的巧取豪夺，观众情绪激烈但也富有耐心地看着，知道那习惯迟到的正义终究会翩然而来，清算所有的罪恶。
从这个角度上说，眼下最火的剧，还是脱胎于《珍珠记》这样的原型，只要女性还有这样的付出和这样的恐惧，这样的戏，就能一代代地演下去，永远被观众欢迎。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