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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母最不愿见我做的事就是玩。我的父亲萨拉姆和母亲阿比克都是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他们希望我能做点有价值的事,比如课外作业、家务或自学,在他们看来,玩耍是做好这些之后的奖励。可我天生贪玩,整天都泡在家门前那块空地上。父母对我说:“你就准备这样玩下去?那些游历世界的成功人士,没有哪一个不是辛勤工作的。付出才有收获。”
1963年我出生时,尼日利亚刚摆脱英国统治独立三年,首都拉各斯充满商机,尤其是石油行业。政府需要土地建造新办公楼,于是我父母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外的新住宅区。社区规划得很好,全是新建的平房和两层住宅,房子一般但挺干净,由于有政府的补贴,任何人都能买得起。社区中央是种着棕榈树的大片绿地,母亲们只要从前窗往外看,就知道她们的孩子都在做什么。
因为大部分住户都是同一时间搬进来的,结婚生子的时间段也大致差不多,所以我周围有许多同龄孩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踢球。那片绿地就是我们的足球场,踢球时我们都得留心父母的车是否回来了,一旦看见那辆车你就得抄近道赶快溜回家,坐下来装出一副正在专心学习的样子。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经常发现突然就少了两三个人。
我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叶米·卡卡,他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卡卡比我年长14岁,他是个优秀的学生,赢得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出国留学奖学金——那可是全国学生的奋斗目标。卡卡去了英国,我非常尊重他,但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哥哥对我而言却并不是件好事。母亲一有机会就会说:“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哥哥那样?他像你这么大时……”卡卡从来不惹麻烦,品学兼优,经常帮母亲做家务;他沉默寡言,谦恭有礼,是每个孩子的榜样,我完全没法跟他比。
母亲让我做的家务,我从来不曾做得妥妥帖帖,我是个顽固的孩子,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但并不乏叛逆精神。拿我没办法时,母亲最后一招就是告诉父亲,她会说:“我要把你干的好事都告诉你爸。”
这招一向管用,父亲从不打孩子,但他脾气很急,对我们要求也高。父亲是一家之主,他独自进餐,孩子都要为他服务。有时我们也会一起吃饭,但大多数时候是分开吃。吃完饭后,姐姐库迪拉特留在厨房里跟母亲一起收拾,我就出门踢球,如果母亲要我去商店买什么,就派弟弟到绿地来找我。我自然不愿意离开球场,幸运的是我有三个弟弟——阿基诺拉、塔杰丁和阿卜杜勒·阿菲斯,在他们面前我说了算,只要不是我非去不可的活儿,我都可以安排他们中的一个去干。
照管四个正在长大的男孩并不容易,当我稍微大一点时,母亲就给了我更多的权力,让我帮着管弟弟。阿基诺拉只比我小一岁,我不能把他呼来唤去,只能求着他。阿菲斯就好使唤多了,而塔杰丁有点叛逆。在我上寄宿学校,只能在周末回家后,塔杰丁就更加无所顾忌,就算不情不愿地去跑了腿,他也会偷偷嘟囔“下次我再也不去了”之类的话。母亲听见这种话也不会说什么,而我可没那么好的脾气。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这时我通常会给塔杰丁头上来一记“毛栗子”,有时他还会不服气地顶几句嘴。奥拉朱旺家的男孩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格外顽固。阿菲斯跟每个人都处得很好,又喜欢跑腿,所以从不会拒绝。
我的父母是做水泥生意的,当时就做得挺大。独立不久的尼日利亚处于建设期,到处都在建房子。我的父母从国外进口大量水泥,再转卖给拉各斯的批发承包商和建筑商。运水泥的船到码头时,母亲的工作是确保货物的数量正确,还有那些卸货的人为每个顾客卸下的货物数量也同样正确。母亲很擅长做这个,她同时还负责给卸货工发薪水,以及从顾客那里收取货款。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应变能力,稍不留神就有人想耍花招。有时母亲会带我去码头,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阿帕帕码头是整个水泥行业的中心,大约150家水泥分销商都在这里设有“据点”——通常都设在拖车里,这里没有永久性建筑,但那些拖车一直都在那里。拉各斯是一座港口城市,有人开着卡车从全国各地来这里买水泥,由于运送水泥的船太多,有些船得等上三天才能进港。买水泥的人在炎热的天气里等得百无聊赖,纷纷躲在树荫下打牌聊天,晚上就裹条毯子睡在车里。一些当地人趁机来这里兜售香烟和可乐果。
我母亲挑选顾客非常严格,做的大都是回头客生意。她从不躲在办公室里做生意,码头上有家餐厅,她通常在那里接待客户。工人们卸货时,客户可以在餐厅里点任何东西——全都记在我母亲账上,她也因此赢得了慷慨贤惠的名声。
我可不是自愿去码头的,我宁可留在家里玩,但母亲可不管我。码头上的人对我都挺不错,他们会给我零花钱,通常是5奈拉,那差不多相当于8美元,对我这么大的孩子而言,这已经是一笔巨款。可惜钱不会到我手上,总是被母亲收起来,毕竟那些人给我钱就是为了回报母亲的好意。母亲工作时,我就在那呆坐着。码头上有一半的人穿着尼日利亚的传统服装,我父母也不例外。在尼日利亚,不同的部落都有各自的特色服饰,在码头上你全都能看到。
尼日利亚有三大部落:西部约鲁巴人,东部伊博人和北部的豪萨人。还有许多较小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方言。我属于约鲁巴部落,这个部落的人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伊博部落只信仰基督教,豪萨部落都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不同部落、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在拉各斯,让这座城市变成一个种族和文化的大熔炉。其实从占地面积衡量,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最小的城市,人口却居全国之最。人们从世界各地赶到这里,街上可以看见中国人、黎巴嫩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欧洲大陆、伦敦和纽约有的名牌服饰,在拉各斯也能买到,英国人依然把这里当做乐土,城里的大多数桥梁和管道则是德国人建造的。
我曾经以为父母很有钱,因为每天晚上他们下班回家时都会数钱。他们的腰包里通常有两三千美元,他们把本金拿出来,把当天的利润放到床垫下。我当时不知道的是,那也是父母的全部家当,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了生意中。
1963年我出生时,尼日利亚刚摆脱英国统治独立三年,首都拉各斯充满商机,尤其是石油行业。政府需要土地建造新办公楼,于是我父母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外的新住宅区。社区规划得很好,全是新建的平房和两层住宅,房子一般但挺干净,由于有政府的补贴,任何人都能买得起。社区中央是种着棕榈树的大片绿地,母亲们只要从前窗往外看,就知道她们的孩子都在做什么。
因为大部分住户都是同一时间搬进来的,结婚生子的时间段也大致差不多,所以我周围有许多同龄孩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踢球。那片绿地就是我们的足球场,踢球时我们都得留心父母的车是否回来了,一旦看见那辆车你就得抄近道赶快溜回家,坐下来装出一副正在专心学习的样子。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经常发现突然就少了两三个人。
我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叶米·卡卡,他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卡卡比我年长14岁,他是个优秀的学生,赢得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出国留学奖学金——那可是全国学生的奋斗目标。卡卡去了英国,我非常尊重他,但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哥哥对我而言却并不是件好事。母亲一有机会就会说:“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哥哥那样?他像你这么大时……”卡卡从来不惹麻烦,品学兼优,经常帮母亲做家务;他沉默寡言,谦恭有礼,是每个孩子的榜样,我完全没法跟他比。
母亲让我做的家务,我从来不曾做得妥妥帖帖,我是个顽固的孩子,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但并不乏叛逆精神。拿我没办法时,母亲最后一招就是告诉父亲,她会说:“我要把你干的好事都告诉你爸。”
这招一向管用,父亲从不打孩子,但他脾气很急,对我们要求也高。父亲是一家之主,他独自进餐,孩子都要为他服务。有时我们也会一起吃饭,但大多数时候是分开吃。吃完饭后,姐姐库迪拉特留在厨房里跟母亲一起收拾,我就出门踢球,如果母亲要我去商店买什么,就派弟弟到绿地来找我。我自然不愿意离开球场,幸运的是我有三个弟弟——阿基诺拉、塔杰丁和阿卜杜勒·阿菲斯,在他们面前我说了算,只要不是我非去不可的活儿,我都可以安排他们中的一个去干。
照管四个正在长大的男孩并不容易,当我稍微大一点时,母亲就给了我更多的权力,让我帮着管弟弟。阿基诺拉只比我小一岁,我不能把他呼来唤去,只能求着他。阿菲斯就好使唤多了,而塔杰丁有点叛逆。在我上寄宿学校,只能在周末回家后,塔杰丁就更加无所顾忌,就算不情不愿地去跑了腿,他也会偷偷嘟囔“下次我再也不去了”之类的话。母亲听见这种话也不会说什么,而我可没那么好的脾气。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这时我通常会给塔杰丁头上来一记“毛栗子”,有时他还会不服气地顶几句嘴。奥拉朱旺家的男孩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格外顽固。阿菲斯跟每个人都处得很好,又喜欢跑腿,所以从不会拒绝。
我的父母是做水泥生意的,当时就做得挺大。独立不久的尼日利亚处于建设期,到处都在建房子。我的父母从国外进口大量水泥,再转卖给拉各斯的批发承包商和建筑商。运水泥的船到码头时,母亲的工作是确保货物的数量正确,还有那些卸货的人为每个顾客卸下的货物数量也同样正确。母亲很擅长做这个,她同时还负责给卸货工发薪水,以及从顾客那里收取货款。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应变能力,稍不留神就有人想耍花招。有时母亲会带我去码头,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阿帕帕码头是整个水泥行业的中心,大约150家水泥分销商都在这里设有“据点”——通常都设在拖车里,这里没有永久性建筑,但那些拖车一直都在那里。拉各斯是一座港口城市,有人开着卡车从全国各地来这里买水泥,由于运送水泥的船太多,有些船得等上三天才能进港。买水泥的人在炎热的天气里等得百无聊赖,纷纷躲在树荫下打牌聊天,晚上就裹条毯子睡在车里。一些当地人趁机来这里兜售香烟和可乐果。
我母亲挑选顾客非常严格,做的大都是回头客生意。她从不躲在办公室里做生意,码头上有家餐厅,她通常在那里接待客户。工人们卸货时,客户可以在餐厅里点任何东西——全都记在我母亲账上,她也因此赢得了慷慨贤惠的名声。
我可不是自愿去码头的,我宁可留在家里玩,但母亲可不管我。码头上的人对我都挺不错,他们会给我零花钱,通常是5奈拉,那差不多相当于8美元,对我这么大的孩子而言,这已经是一笔巨款。可惜钱不会到我手上,总是被母亲收起来,毕竟那些人给我钱就是为了回报母亲的好意。母亲工作时,我就在那呆坐着。码头上有一半的人穿着尼日利亚的传统服装,我父母也不例外。在尼日利亚,不同的部落都有各自的特色服饰,在码头上你全都能看到。
尼日利亚有三大部落:西部约鲁巴人,东部伊博人和北部的豪萨人。还有许多较小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方言。我属于约鲁巴部落,这个部落的人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伊博部落只信仰基督教,豪萨部落都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不同部落、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在拉各斯,让这座城市变成一个种族和文化的大熔炉。其实从占地面积衡量,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最小的城市,人口却居全国之最。人们从世界各地赶到这里,街上可以看见中国人、黎巴嫩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欧洲大陆、伦敦和纽约有的名牌服饰,在拉各斯也能买到,英国人依然把这里当做乐土,城里的大多数桥梁和管道则是德国人建造的。
我曾经以为父母很有钱,因为每天晚上他们下班回家时都会数钱。他们的腰包里通常有两三千美元,他们把本金拿出来,把当天的利润放到床垫下。我当时不知道的是,那也是父母的全部家当,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了生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