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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的配置，按照从高等教育到初等教育的顺序，应当越来越顾及公平原则——此处的“公平”，是罗尔斯所论的“作为公平的公正”（justice as fairness）这句话里的“公平”概念，不是“平等”概念。
全国平均而言，城里小学的生均经费是乡下小学的生均经费的数倍至数十倍。如果不考虑复杂因素的话，如此巨大的不平等，对天资同样聪慧的孩子们，不能算是公平的。两位缴纳了同样税收的市民，只因学区不同，他们的孩子们，在不缴纳“择校费”或“赞助费”的假设下，分别进入了“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重点学校得到的财政拨款可以是普通学校的数十倍之多，于是孩子们所享受的来自同一政府的教育经费可以相差数十倍。以这样的方式把一位纳税人的赋税转化为另一纳税人的福利，不能算是公平。
如果政府把教育经费平均分配给各校，而那些聚集了大批优秀教师的百年名校，若不允许“乱收费”，就只能支付平均工资给优秀教师。这对于优秀教师来说，显然，不算是公平。国民纳税给政府作教育开支，而政府办的学校效率低下且腐败丛生，所浪费的资源是民办教育的数倍至数十倍。那么，政府就应允许学生们从公立学校转入私立学校且免去这些学生家长的相应额度的税款。否则，就不算是公平。
教育收费的公平原则如此错综复杂，我宁愿搁置这一话题，转而探讨诸如“教育的价格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样一些更简单的话题。更进一步，这里所说的“教育价格”，仅仅是局部均衡分析框架里的教育价格，而不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里的教育价格，更不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过程视角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里的教育价格。
如果不考虑教育的消费性质，单纯地把教育视为“劳动力”的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之一，那么，我们说，对教育的需求是一种“诱致需求”（derived demand）——从对“劳动力”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对劳动力所需的各种投入品的需求。关于诱致需求，马歇尔提出过四条定律。把这些定律应用于对“教育”的诱致需求，大致就有了下列的四项原理：
（1）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成本中所占比例越小，对教育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就越小。例如，当一个社会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劳动力成本主要是衣着、食物、住房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而教育费用在这一总成本里所占比例很小，故而，教育价格可以有大幅度上升而不必引起对教育的需求的大幅度下降。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迅速增加的阶段，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总成本里的比例迅速上升。于是，教育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几乎必定引起对劳动力所含的人力资本的替代——即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大幅度下降，从而，中国经济结构将滞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
（2）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弹性越小，对劳动力所含的教育的需求的弹性，也就越小。例如，江浙地区最近两年对技工的需求，弹性极小——厂家招聘广告开出的价格，从年薪10万元到35万元。据此，技工学校的收费标准应当能够在大范围内浮动而不会导致市场需求的显著变化。
（3）劳动力所含的教育的类型越是难以替代，对该类型教育的需求的弹性，也就越小。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数学与音乐，前者更难以替代。所以，数学课价格的波动范围可以比音乐课大得多而不会导致需求量的显著变化。如果大学的名称被社会视为教育的类型，那么对“名校”的教育需求，就会因为难以替代而有了极小的需求弹性。也因此，三流学校“乱收费”的余地远比名校要小。
（4）教育的各种替代品的供给曲线的弹性越大，对教育的需求的弹性也就越大。如果各种民办学校以及国外的学校，愿意以充分竞争的价格提供足以替代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那么，任何试图多收费的公立学校都会立即损失大批学生。
我相信，任何关心学校“乱收费”问题的读者，若仔细读了上列诸原理，大概都会觉得我的下列看法比单纯讨论“乱收费”问题要深入得多：（1）许多“乱收费”的情况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行为，实在不应当被称为“乱”收费，典型如上述技工学校和名校的例子；（2）遏制“乱收费”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扩展教育服务的竞争性市场；（3）为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把目前占GDP至少3％的公共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用于开办和补贴基础教育，注意，是“补贴”，不必是“公办”；（4）取消政府对公立“重点”学校的财务支持，由市场竞争挑选真正的重点学校及其收费标准；（5）学校归其所在的社区管理，社区从政府领取教育经费，社区任命和监督学校管理者的行为；（6）公民有在社区之间自由迁移的权利，学生有根据法律由父母抚养的权利，也有根据义务教育法由政府支付学费的权利。
背景
教育乱收费探源
□ 本刊实习记者田启林／文
名目繁多
沙老师是河南省周口市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每当新学年开学，他都要犯愁。一个多月前，在学校召开的班主任会议上，校方通报了今年的学费标准，沙老师班上的同学每人要缴纳400元，而县教育局规定的学费只有300元。
“开给学生的单据上只写了300元学费，少写100元就是为了应付教育局的检查。”沙老师说，“可总得为收这100元找个理由吧。每年这时候我们都特别愁，能用的理由都用过了。”其实学生家长也知道学校多收了100元，可是除非实在缴不出，谁也不敢挑头和学校较真。“都怕自己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吃亏。”
至于这多出的100元钱用到了哪里，沙老师表示她也不知道。“这个钱是由学校统一掌握的。其实我们每年收学费的时候也很矛盾，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家里都不富裕，可是要想保住这份工作，我们就得把这份钱收上来。”
与沙老师相比，今年被媒体曝光的江西省波阳县芝阳学校的校长潘桂英最近的日子要难过得多。根据最新的调查报道，芝阳学校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乱收费现象，而波阳县教育局的官员也表示，芝阳学校这几年收费不入账、补课乱收费等问题相当严重，目前县纪委也已经介入调查。
波阳县地处鄱阳湖畔，是江西省少数几个尚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贫困县之一。芝阳学校则是波阳县城里一所颇有名气的公立学校。根据该校教师介绍，芝阳学校一直以来都有两本账簿，一本是正规的账簿，一本是“账外账”。正规收费一般按规定入账，而乱收费则往往放进“账外账”。
在芝阳学校的“账外账”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名目的收费：初三年级每年寒暑假的补课费、每学期的预收书款、教师的课时津贴、双休日的补课费和保险费等等。而在这“账外账”之外的学生家长所记的“账”里还有以下这些项目的收费：开学报名费、书款、试卷费、学校修乒乓球台费用、上课费、英语听力磁带费、报考费、其他收费。
择校费：学校与家长“合谋”
芝阳学校的“账外账”名目虽多，但单个项目收费都很有限，不过几十元到数百元，可以说是“依靠规模出效益”的“粗放型”乱收费。而在大中城市，多数学校——尤其是“名校”，每年仅仅依靠新生入学的一笔“择校费”，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中国大中城市的择校费用之高令人瞠目：广州一个择校生收费可高达18万元；南宁的一位家长则表示：“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毛毛雨’，就是捐上10万元、2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陕西省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在西安从幼儿园到大学，如果不择校、不交巨额赞助费、建校费等，初步估算家长得花11万元以上，如果想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可能要花到28万多元。据统计，仅择校费一项，全国每年就超过270亿元，其中大部分属于“乱收费”。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收择校费超过了10亿元。
芝阳学校强迫家长缴纳各种乱收费项目，可以看做是一次以学生“为人质”的勒索：学生家长为了孩子在学校得到良好的“关照”，不得不忍气吞声被动地缴费；与此不同的是，大中城市的家长为进入“名校”而缴纳高额的“择校费”，更多是出于理性的主动选择，近乎于一次家长与校方的“合谋”。
学校好差的标准是等级：薄弱学校、普通学校、区（县）级重点、市级重点、省（市、区）级重点、国家级重点。而高等级学校靠的是长期高强度的投入，尽管现在政府财政投入不再像过去那样向名校倾斜，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普通学校要想在软硬件设施上赶上重点学校，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调查显示，有的薄弱学校全校的资产，甚至比不上省级重点的一间教室。名校已经把宽带接到了学生课桌，弱校的孩子还没摸过鼠标；名校学生在400米标准塑胶跑道跑步，弱校孩子还在马路做操；名校大大方方给办公室、教室安装空调，弱校向家长收几十块钱安装电风扇还要担心被举报乱收费。
作为学生家长，理性的选择当然是缴“择校费”让孩子上高等级学校。广州一位家长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花几万元给孩子买一个好学校上，获得学校几千万元资产三至六年的使用权，优秀教师三至六年的教导，然后获得名牌大学的准入证，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说，绝对超值。而根据现在各地推行的学校收费“一费制”，等级越高，学杂费收费标准也越高。于是出现这样的循环：高等级学校——高额赞助和学杂费收入——更高等级——更高额赞助和学杂费收入。
无奈的借读费
无论是在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有这样一批“流浪学生”。由于父母的工作性质，他们可能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城市生活。在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他们只能成为学校中特殊的一族：借读生。
与本地学生相比，他们要缴纳的费用要多得多：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座椅费、听课费等等，名目繁多，甚至稀奇古怪。在许多地方，赞助费是学校专门为借读生家长开设的一个收费项目。每当学校临时举行什么活动，或是搞基础建设的时候，就会召集这些借读生的家长来开会，号召他们支援学校建设。
“从读小学开始，我们每年都要交择校费和‘借读费’，学校建楼房，或者过年过节临时又要找我们捐赞助费，光是上个小学就额外花费了2万多。”在江苏某小城镇已经做了五六年生意的浙江人江先生说。2万多元在当地足以支付一个三口之家两年的生活开支。
虽然赞助费是完全凭家长自愿交纳，但至少也要几千元。“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受歧视。学校让交什么费用就交什么费用，还不敢交少了，就怕学校看不起我们，怕孩子得不到老师的照顾。” 江先生说。
全国平均而言，城里小学的生均经费是乡下小学的生均经费的数倍至数十倍。如果不考虑复杂因素的话，如此巨大的不平等，对天资同样聪慧的孩子们，不能算是公平的。两位缴纳了同样税收的市民，只因学区不同，他们的孩子们，在不缴纳“择校费”或“赞助费”的假设下，分别进入了“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重点学校得到的财政拨款可以是普通学校的数十倍之多，于是孩子们所享受的来自同一政府的教育经费可以相差数十倍。以这样的方式把一位纳税人的赋税转化为另一纳税人的福利，不能算是公平。
如果政府把教育经费平均分配给各校，而那些聚集了大批优秀教师的百年名校，若不允许“乱收费”，就只能支付平均工资给优秀教师。这对于优秀教师来说，显然，不算是公平。国民纳税给政府作教育开支，而政府办的学校效率低下且腐败丛生，所浪费的资源是民办教育的数倍至数十倍。那么，政府就应允许学生们从公立学校转入私立学校且免去这些学生家长的相应额度的税款。否则，就不算是公平。
教育收费的公平原则如此错综复杂，我宁愿搁置这一话题，转而探讨诸如“教育的价格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样一些更简单的话题。更进一步，这里所说的“教育价格”，仅仅是局部均衡分析框架里的教育价格，而不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里的教育价格，更不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过程视角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里的教育价格。
如果不考虑教育的消费性质，单纯地把教育视为“劳动力”的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之一，那么，我们说，对教育的需求是一种“诱致需求”（derived demand）——从对“劳动力”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对劳动力所需的各种投入品的需求。关于诱致需求，马歇尔提出过四条定律。把这些定律应用于对“教育”的诱致需求，大致就有了下列的四项原理：
（1）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成本中所占比例越小，对教育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就越小。例如，当一个社会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劳动力成本主要是衣着、食物、住房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而教育费用在这一总成本里所占比例很小，故而，教育价格可以有大幅度上升而不必引起对教育的需求的大幅度下降。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迅速增加的阶段，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总成本里的比例迅速上升。于是，教育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几乎必定引起对劳动力所含的人力资本的替代——即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大幅度下降，从而，中国经济结构将滞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
（2）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弹性越小，对劳动力所含的教育的需求的弹性，也就越小。例如，江浙地区最近两年对技工的需求，弹性极小——厂家招聘广告开出的价格，从年薪10万元到35万元。据此，技工学校的收费标准应当能够在大范围内浮动而不会导致市场需求的显著变化。
（3）劳动力所含的教育的类型越是难以替代，对该类型教育的需求的弹性，也就越小。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数学与音乐，前者更难以替代。所以，数学课价格的波动范围可以比音乐课大得多而不会导致需求量的显著变化。如果大学的名称被社会视为教育的类型，那么对“名校”的教育需求，就会因为难以替代而有了极小的需求弹性。也因此，三流学校“乱收费”的余地远比名校要小。
（4）教育的各种替代品的供给曲线的弹性越大，对教育的需求的弹性也就越大。如果各种民办学校以及国外的学校，愿意以充分竞争的价格提供足以替代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那么，任何试图多收费的公立学校都会立即损失大批学生。
我相信，任何关心学校“乱收费”问题的读者，若仔细读了上列诸原理，大概都会觉得我的下列看法比单纯讨论“乱收费”问题要深入得多：（1）许多“乱收费”的情况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行为，实在不应当被称为“乱”收费，典型如上述技工学校和名校的例子；（2）遏制“乱收费”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扩展教育服务的竞争性市场；（3）为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把目前占GDP至少3％的公共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用于开办和补贴基础教育，注意，是“补贴”，不必是“公办”；（4）取消政府对公立“重点”学校的财务支持，由市场竞争挑选真正的重点学校及其收费标准；（5）学校归其所在的社区管理，社区从政府领取教育经费，社区任命和监督学校管理者的行为；（6）公民有在社区之间自由迁移的权利，学生有根据法律由父母抚养的权利，也有根据义务教育法由政府支付学费的权利。
背景
教育乱收费探源
□ 本刊实习记者田启林／文
名目繁多
沙老师是河南省周口市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每当新学年开学，他都要犯愁。一个多月前，在学校召开的班主任会议上，校方通报了今年的学费标准，沙老师班上的同学每人要缴纳400元，而县教育局规定的学费只有300元。
“开给学生的单据上只写了300元学费，少写100元就是为了应付教育局的检查。”沙老师说，“可总得为收这100元找个理由吧。每年这时候我们都特别愁，能用的理由都用过了。”其实学生家长也知道学校多收了100元，可是除非实在缴不出，谁也不敢挑头和学校较真。“都怕自己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吃亏。”
至于这多出的100元钱用到了哪里，沙老师表示她也不知道。“这个钱是由学校统一掌握的。其实我们每年收学费的时候也很矛盾，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家里都不富裕，可是要想保住这份工作，我们就得把这份钱收上来。”
与沙老师相比，今年被媒体曝光的江西省波阳县芝阳学校的校长潘桂英最近的日子要难过得多。根据最新的调查报道，芝阳学校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乱收费现象，而波阳县教育局的官员也表示，芝阳学校这几年收费不入账、补课乱收费等问题相当严重，目前县纪委也已经介入调查。
波阳县地处鄱阳湖畔，是江西省少数几个尚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贫困县之一。芝阳学校则是波阳县城里一所颇有名气的公立学校。根据该校教师介绍，芝阳学校一直以来都有两本账簿，一本是正规的账簿，一本是“账外账”。正规收费一般按规定入账，而乱收费则往往放进“账外账”。
在芝阳学校的“账外账”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名目的收费：初三年级每年寒暑假的补课费、每学期的预收书款、教师的课时津贴、双休日的补课费和保险费等等。而在这“账外账”之外的学生家长所记的“账”里还有以下这些项目的收费：开学报名费、书款、试卷费、学校修乒乓球台费用、上课费、英语听力磁带费、报考费、其他收费。
择校费：学校与家长“合谋”
芝阳学校的“账外账”名目虽多，但单个项目收费都很有限，不过几十元到数百元，可以说是“依靠规模出效益”的“粗放型”乱收费。而在大中城市，多数学校——尤其是“名校”，每年仅仅依靠新生入学的一笔“择校费”，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中国大中城市的择校费用之高令人瞠目：广州一个择校生收费可高达18万元；南宁的一位家长则表示：“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毛毛雨’，就是捐上10万元、2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陕西省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在西安从幼儿园到大学，如果不择校、不交巨额赞助费、建校费等，初步估算家长得花11万元以上，如果想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可能要花到28万多元。据统计，仅择校费一项，全国每年就超过270亿元，其中大部分属于“乱收费”。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收择校费超过了10亿元。
芝阳学校强迫家长缴纳各种乱收费项目，可以看做是一次以学生“为人质”的勒索：学生家长为了孩子在学校得到良好的“关照”，不得不忍气吞声被动地缴费；与此不同的是，大中城市的家长为进入“名校”而缴纳高额的“择校费”，更多是出于理性的主动选择，近乎于一次家长与校方的“合谋”。
学校好差的标准是等级：薄弱学校、普通学校、区（县）级重点、市级重点、省（市、区）级重点、国家级重点。而高等级学校靠的是长期高强度的投入，尽管现在政府财政投入不再像过去那样向名校倾斜，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普通学校要想在软硬件设施上赶上重点学校，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调查显示，有的薄弱学校全校的资产，甚至比不上省级重点的一间教室。名校已经把宽带接到了学生课桌，弱校的孩子还没摸过鼠标；名校学生在400米标准塑胶跑道跑步，弱校孩子还在马路做操；名校大大方方给办公室、教室安装空调，弱校向家长收几十块钱安装电风扇还要担心被举报乱收费。
作为学生家长，理性的选择当然是缴“择校费”让孩子上高等级学校。广州一位家长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花几万元给孩子买一个好学校上，获得学校几千万元资产三至六年的使用权，优秀教师三至六年的教导，然后获得名牌大学的准入证，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说，绝对超值。而根据现在各地推行的学校收费“一费制”，等级越高，学杂费收费标准也越高。于是出现这样的循环：高等级学校——高额赞助和学杂费收入——更高等级——更高额赞助和学杂费收入。
无奈的借读费
无论是在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有这样一批“流浪学生”。由于父母的工作性质，他们可能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城市生活。在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他们只能成为学校中特殊的一族：借读生。
与本地学生相比，他们要缴纳的费用要多得多：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座椅费、听课费等等，名目繁多，甚至稀奇古怪。在许多地方，赞助费是学校专门为借读生家长开设的一个收费项目。每当学校临时举行什么活动，或是搞基础建设的时候，就会召集这些借读生的家长来开会，号召他们支援学校建设。
“从读小学开始，我们每年都要交择校费和‘借读费’，学校建楼房，或者过年过节临时又要找我们捐赞助费，光是上个小学就额外花费了2万多。”在江苏某小城镇已经做了五六年生意的浙江人江先生说。2万多元在当地足以支付一个三口之家两年的生活开支。
虽然赞助费是完全凭家长自愿交纳，但至少也要几千元。“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受歧视。学校让交什么费用就交什么费用，还不敢交少了，就怕学校看不起我们，怕孩子得不到老师的照顾。” 江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