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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叶祝弟主编的《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上、下卷，以下简称《一个人的四十年》）的目录，就使我想起了当年那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今天，尽管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歌声已不是那个歌声，我们也从高高的谷堆旁边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听亲历者讲那过去的故事……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亲历者，对他们那过去的事情都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也正是这样，我们才能体察到亲历者的真情实感。在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发现，那所有的亲历者，也不是执意要讲他们那过去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无论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在共和国学人的心灵中，都是无法被抹去的事情。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延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正在党内推进“四史”教育，以扎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基。“四史”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尽管这四个“史”内涵不一，主题不同，但是有着其交叉重叠的地方。而这交叉重叠之处，就是这样一个“四十年”。
改革开放的40年，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非常重要的40年，也是新中国70年历史上尤为绚丽多彩的40年，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40年。在这样“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最能够使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基本道理，即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还要去什么地方。
在《一个人的四十年》里，66位亲历者从不同角度，选取不同经历，给我们讲述了与“我们是从哪儿来的”相关的故事。其实，我本人也是亲历者，而且与66位中的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所以读到他们讲述的故事的时候特别亲切。
66位学人来自不同的学科，其生活经历也各异，但他们都亲历了一个共同的时代，亲历了一个无论在“四史”的哪一个史上都可以留下浓墨一笔的时代。从同样是亲历者的笔者来说，我想我们还可以从中获得如下三方面的活生生的教益。
一、有思想就有方向
这本书的开篇之作是中共中央党校退休老教授沈宝祥先生的文章《推进中国历史转折的一场大讨论》。见其文如同见其人，沈宝祥先生我曾多次谋面，他也曾跟我多次讲述过那个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事件。非常荣幸的是，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这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际，我正在南京大学学习，这个学期还正有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胡福明老师上的一门课程。那一天胡福明老师按时走进教室，我们注意到他的手里特地拿着一份刊有“唯一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这一次的课程胡老师打破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就专题给我们讲了这篇文章出台的大致过程，以及这篇文章与他原先那个稿子的关系。后来的一系列进程表明，尽管当时胡福明老师讲起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免有些得意，因为诚如沈宝祥教授的回忆录中所讲述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源头正是胡老师的小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胡老师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正是由于他的一篇近乎常识的小文章，催生了一篇《光明日报》特邀评论员重头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全党全国上下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进而推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徐徐拉开。
沈宝祥教授近些年来坚持不懈地向社会讲述这么一件在我国现代史上从而也是在“四史”上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老人家为此写了几本书，写了好多篇文章，因为这个事件，在他看来，不，在我，在你，在很多人看来，那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在这么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本来就有数以亿万计的富有智慧富有创造性的头脑，怎么的就被那么一句话给禁锢了的呢！怎么就能够用“两个凡是”作为判定是非标准行为准则而放弃思考了的呢！
这几年来蛮多人喜欢用什么理論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这样的概念来解释当下的社会现实，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是从哪一个逻辑来说，我国社会之所以有改革开放的积极推进，之所以有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多年的社会稳定这样的两大奇迹，之所以有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等等。那毫无疑问，当年的那次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关于“四史”的学习上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点的话，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关键点。通过这样的一个关键之点，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一个民族思想解放的意义，也可以唤起上上下下都来承担起维护思想活跃的良好土壤和氛围的意识和责任。
正是由于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全党上下的思想禁锢，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此基础上，使全党全民获得了高度的思想统一，为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有共识就有力量
这里的共和国学人，或者说共和国学人代表，以40后、50后居多;同时，又是以77/78级恢复高考之后的头两年跨人大学校门的居多，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情感、特殊意义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存在，这个群体的经历，这个群体的所思所想，就可以写就“四史”中任何一史的篇章。近日，本人应邀去某单位做关于“四史”教育的辅导报告，报告最后一个部分的标题就是“人生印记中的共和国史”。我在辅导报告中说，对于我们这一辈共和国学人来说，可以用这样的人生经历来概括：出生在社会主义制度萌芽初期;在社会主义艰难探索中度过了童年;在懵懵懂懂的学生时代经历了10年“文革”;赶上了改革开放朝气蓬勃的大好时光;享受到了经济和科技发展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正坐享着两个百年愿景的如期实现。
在《一个人的四十年》这本书里，共和国学人们用他们各自不同经历、不同视角，讲述了同一个时代故事。如果说与当下的一些情形相比，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所反映出来的如此之多的价值共识。 从共和国学人的讲述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们各自的故事有所不同，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重要问题上，其趋同性是很高的：譬如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知识对于一个人乃至于一个民族的意义。这一代的“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学人”，是因为如前所说的，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朝气蓬勃的大好时光”。经过了“文革”的劫难，当很多很多的人对自己、对国家的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恢复了的高考制度把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召回到了大学的殿堂。那个时候，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一点不为过。在多年失去了学习机会之后，以最高的效率获得最多的知识，即成为我们生活的首要目标。学习就是学习，那时候好像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了之后有什么用、找什么工作之类的问题。晚上到教室自修是需要事先用书本或者笔记本之类占位置的，早上去图书馆是需要在图书馆开门之前早早去门口排队的……
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教授讲述的“北大法律系求学记”，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讲述到李克强同学学习的那些事，其中写道：“克强入学时英语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奋，自己制作一个本子，正面是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他走在路上背，去食堂吃饭排队时也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因此，没过多久，克强的英语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后他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了。”其实在那个时候，何止克强同学，我们这一辈学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还譬如说，对思想的解放和繁荣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的深刻认识。这一点已如前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被禁锢了，没人去思考了，那整个社会就停滞了，也就一事无成了。在共和国学人的讲述中，很多相关学科的恢复或者建立，很多学术领域的研究，都与思想的解放有关。我与沈国明先生的相识与交往，差不多也就是与这个“四十年”同步，后来还一起在上海社联共事多年。作为改革开放后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见证人，沈国明先生在回忆这一历程时提到，“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对改革开放认识的不足，法学界错过数次引领改革、确立话语权的机会”。以后的进程表明，我们很多事情的兴盛和发展，都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再譬如说，关于唯有改革开放才是实现民族振兴唯一出路的深刻认识。《一个人的四十年》的作者可以说都是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呼吸共命运的，其实也并不仅仅是这些共和国学人，在我们的那个年代，不同的人由于其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不同的角色定位，等等。可能有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但是在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基本国策面前，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认同感。这种普遍性的价值共识，奠定了这个40年所有成就和业绩的坚实基础。
类似这样的价值共识还有很多，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消除“文革”滋生的土壤，因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理智地认识“我们”和“世界”，才能稳步地走向美好的未来，等等。现在看来，正是这些价值共识，才凝聚了全党全民的无穷力量。
三、有视野就有希望
如果说这个40年与过去的时代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就是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与我们这个世界的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至少是我，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国人与我也差不了多少，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来到大上海，曾经亲眼见过一群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跟在几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后面看“西洋镜”的情况。
在国门慢慢打开之后，外部世界的情形开始逐步唤醒着一个一个国人，使人们开始转变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国门开得还不大，能够到外面走走的人毕竟不多。有两件事情对我印象极深，在我这辈子应该是永远也不能忘记。一个是，1982年6月，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参加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这一天，恰逢倪世雄老师刚从美国访学一年回来，讲习班就安排了一次专题讲座，请倪老师讲讲美国访学一年的观感。倪老师讲了很多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令我们所有人大开眼界。最后倪老师还神秘兮兮地说到这样的事情，说美国人的工资都普遍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倪老师说，他这一年在美国也是拿工资的，说如果省吃俭用，那省下来的钱可以买一辆汽车。这样的说法对于今天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波动，因为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年的工资省吃俭用说买一辆汽车，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我们大多还拿着每月四五十元工资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用说一年省吃俭用，即使是一辈子不吃不喝，也攒不到能买一辆汽车的钱。
又过了几年，我们的一位老师到瑞典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一次是全系的教师会议，请这位老师谈谈在北欧国家的所见所闻。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这位老师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共產主义，这一次，我算是见到真的了。然后，这位老师就介绍了瑞典等国家的社会福利主义及其政策，以及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生活境况。尽管现在看起来，这位老师的这些判断未必正确，但是其描述的很多情况，也确实使老师们开阔了视野。
视野决定境界，视野也决定未来。我们在《一个人的四十年》这本书里，看到好多共和国学人是通过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而打开了视野的。俞可平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对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本书里，可平教授讲述的是他不同时期的出国访学经历所折射出的我国改革开放的面貌。童世骏先生是我多年的学界好友。世骏是一位非常踏实、勤奋、用心的读书人。因为担任了些领导职务，免不了出席这样那样的大会小会。但是几乎在所有的会议上，世骏先生总会带上他心爱的笔记本电脑。现在看来，这是他有闻必录的习惯。非常敬佩世骏先生保存各种资料的意识。在这篇题为《记一次与“乌托邦终结”有关的多国之旅》的文章中，世骏摘引了他在挪威读书时的导师奎纳尔·希尔贝克的一本书里提到他的一些细节，摘引了他当年给赵修义老师、给家人的书信等，无不体现出世骏的用心之处。世骏在文章中写道：“……改革开放对我不仅意味着走进大学，而且意味着走出国门;不仅意味着可以放眼全球，而且意味着可以周游列国。”如果说童世骏先生没有那种放眼全球、周游列国的经历，我们也就很难想象，他是如何成为国内外知名哲学家的，也难以想象，他是如何胜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不久之前，他又履新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的职务。
在学习“四史”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四史”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精要之处如前所述，是要通过关于“四史”的学习，搞清楚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哪里、又要到哪里去这样的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然而，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问题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何以从哪里来、何以能够现在哪里、又何以才能到哪里去”这样更为重要的问题。
认真看完并体悟《一个人的四十年》的所有篇章，之所以总结上述三方面的启迪，是因为思来想去，能够说明这样三个“何以”的，还就是这样的三个基本概念：思想、共识、视野，有思想就有方向，有共识就有力量，有视野就有希望，已经走过的40年是如此，40年之后依然是如此。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责任编辑 郎静）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今天，尽管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歌声已不是那个歌声，我们也从高高的谷堆旁边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听亲历者讲那过去的故事……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亲历者，对他们那过去的事情都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也正是这样，我们才能体察到亲历者的真情实感。在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发现，那所有的亲历者，也不是执意要讲他们那过去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无论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在共和国学人的心灵中，都是无法被抹去的事情。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延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正在党内推进“四史”教育，以扎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基。“四史”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尽管这四个“史”内涵不一，主题不同，但是有着其交叉重叠的地方。而这交叉重叠之处，就是这样一个“四十年”。
改革开放的40年，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非常重要的40年，也是新中国70年历史上尤为绚丽多彩的40年，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40年。在这样“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最能够使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基本道理，即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还要去什么地方。
在《一个人的四十年》里，66位亲历者从不同角度，选取不同经历，给我们讲述了与“我们是从哪儿来的”相关的故事。其实，我本人也是亲历者，而且与66位中的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所以读到他们讲述的故事的时候特别亲切。
66位学人来自不同的学科，其生活经历也各异，但他们都亲历了一个共同的时代，亲历了一个无论在“四史”的哪一个史上都可以留下浓墨一笔的时代。从同样是亲历者的笔者来说，我想我们还可以从中获得如下三方面的活生生的教益。
一、有思想就有方向
这本书的开篇之作是中共中央党校退休老教授沈宝祥先生的文章《推进中国历史转折的一场大讨论》。见其文如同见其人，沈宝祥先生我曾多次谋面，他也曾跟我多次讲述过那个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事件。非常荣幸的是，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这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际，我正在南京大学学习，这个学期还正有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胡福明老师上的一门课程。那一天胡福明老师按时走进教室，我们注意到他的手里特地拿着一份刊有“唯一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这一次的课程胡老师打破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就专题给我们讲了这篇文章出台的大致过程，以及这篇文章与他原先那个稿子的关系。后来的一系列进程表明，尽管当时胡福明老师讲起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免有些得意，因为诚如沈宝祥教授的回忆录中所讲述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源头正是胡老师的小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胡老师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正是由于他的一篇近乎常识的小文章，催生了一篇《光明日报》特邀评论员重头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全党全国上下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进而推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徐徐拉开。
沈宝祥教授近些年来坚持不懈地向社会讲述这么一件在我国现代史上从而也是在“四史”上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老人家为此写了几本书，写了好多篇文章，因为这个事件，在他看来，不，在我，在你，在很多人看来，那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在这么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本来就有数以亿万计的富有智慧富有创造性的头脑，怎么的就被那么一句话给禁锢了的呢！怎么就能够用“两个凡是”作为判定是非标准行为准则而放弃思考了的呢！
这几年来蛮多人喜欢用什么理論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这样的概念来解释当下的社会现实，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是从哪一个逻辑来说，我国社会之所以有改革开放的积极推进，之所以有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多年的社会稳定这样的两大奇迹，之所以有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等等。那毫无疑问，当年的那次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关于“四史”的学习上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点的话，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关键点。通过这样的一个关键之点，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一个民族思想解放的意义，也可以唤起上上下下都来承担起维护思想活跃的良好土壤和氛围的意识和责任。
正是由于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全党上下的思想禁锢，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此基础上，使全党全民获得了高度的思想统一，为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有共识就有力量
这里的共和国学人，或者说共和国学人代表，以40后、50后居多;同时，又是以77/78级恢复高考之后的头两年跨人大学校门的居多，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情感、特殊意义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存在，这个群体的经历，这个群体的所思所想，就可以写就“四史”中任何一史的篇章。近日，本人应邀去某单位做关于“四史”教育的辅导报告，报告最后一个部分的标题就是“人生印记中的共和国史”。我在辅导报告中说，对于我们这一辈共和国学人来说，可以用这样的人生经历来概括：出生在社会主义制度萌芽初期;在社会主义艰难探索中度过了童年;在懵懵懂懂的学生时代经历了10年“文革”;赶上了改革开放朝气蓬勃的大好时光;享受到了经济和科技发展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正坐享着两个百年愿景的如期实现。
在《一个人的四十年》这本书里，共和国学人们用他们各自不同经历、不同视角，讲述了同一个时代故事。如果说与当下的一些情形相比，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所反映出来的如此之多的价值共识。 从共和国学人的讲述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们各自的故事有所不同，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重要问题上，其趋同性是很高的：譬如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知识对于一个人乃至于一个民族的意义。这一代的“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学人”，是因为如前所说的，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朝气蓬勃的大好时光”。经过了“文革”的劫难，当很多很多的人对自己、对国家的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恢复了的高考制度把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召回到了大学的殿堂。那个时候，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一点不为过。在多年失去了学习机会之后，以最高的效率获得最多的知识，即成为我们生活的首要目标。学习就是学习，那时候好像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了之后有什么用、找什么工作之类的问题。晚上到教室自修是需要事先用书本或者笔记本之类占位置的，早上去图书馆是需要在图书馆开门之前早早去门口排队的……
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教授讲述的“北大法律系求学记”，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讲述到李克强同学学习的那些事，其中写道：“克强入学时英语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奋，自己制作一个本子，正面是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他走在路上背，去食堂吃饭排队时也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因此，没过多久，克强的英语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后他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了。”其实在那个时候，何止克强同学，我们这一辈学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还譬如说，对思想的解放和繁荣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的深刻认识。这一点已如前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被禁锢了，没人去思考了，那整个社会就停滞了，也就一事无成了。在共和国学人的讲述中，很多相关学科的恢复或者建立，很多学术领域的研究，都与思想的解放有关。我与沈国明先生的相识与交往，差不多也就是与这个“四十年”同步，后来还一起在上海社联共事多年。作为改革开放后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见证人，沈国明先生在回忆这一历程时提到，“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对改革开放认识的不足，法学界错过数次引领改革、确立话语权的机会”。以后的进程表明，我们很多事情的兴盛和发展，都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再譬如说，关于唯有改革开放才是实现民族振兴唯一出路的深刻认识。《一个人的四十年》的作者可以说都是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呼吸共命运的，其实也并不仅仅是这些共和国学人，在我们的那个年代，不同的人由于其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不同的角色定位，等等。可能有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但是在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基本国策面前，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认同感。这种普遍性的价值共识，奠定了这个40年所有成就和业绩的坚实基础。
类似这样的价值共识还有很多，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消除“文革”滋生的土壤，因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理智地认识“我们”和“世界”，才能稳步地走向美好的未来，等等。现在看来，正是这些价值共识，才凝聚了全党全民的无穷力量。
三、有视野就有希望
如果说这个40年与过去的时代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就是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与我们这个世界的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至少是我，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国人与我也差不了多少，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来到大上海，曾经亲眼见过一群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跟在几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后面看“西洋镜”的情况。
在国门慢慢打开之后，外部世界的情形开始逐步唤醒着一个一个国人，使人们开始转变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国门开得还不大，能够到外面走走的人毕竟不多。有两件事情对我印象极深，在我这辈子应该是永远也不能忘记。一个是，1982年6月，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参加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这一天，恰逢倪世雄老师刚从美国访学一年回来，讲习班就安排了一次专题讲座，请倪老师讲讲美国访学一年的观感。倪老师讲了很多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令我们所有人大开眼界。最后倪老师还神秘兮兮地说到这样的事情，说美国人的工资都普遍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倪老师说，他这一年在美国也是拿工资的，说如果省吃俭用，那省下来的钱可以买一辆汽车。这样的说法对于今天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波动，因为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年的工资省吃俭用说买一辆汽车，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我们大多还拿着每月四五十元工资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用说一年省吃俭用，即使是一辈子不吃不喝，也攒不到能买一辆汽车的钱。
又过了几年，我们的一位老师到瑞典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一次是全系的教师会议，请这位老师谈谈在北欧国家的所见所闻。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这位老师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共產主义，这一次，我算是见到真的了。然后，这位老师就介绍了瑞典等国家的社会福利主义及其政策，以及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生活境况。尽管现在看起来，这位老师的这些判断未必正确，但是其描述的很多情况，也确实使老师们开阔了视野。
视野决定境界，视野也决定未来。我们在《一个人的四十年》这本书里，看到好多共和国学人是通过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而打开了视野的。俞可平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对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本书里，可平教授讲述的是他不同时期的出国访学经历所折射出的我国改革开放的面貌。童世骏先生是我多年的学界好友。世骏是一位非常踏实、勤奋、用心的读书人。因为担任了些领导职务，免不了出席这样那样的大会小会。但是几乎在所有的会议上，世骏先生总会带上他心爱的笔记本电脑。现在看来，这是他有闻必录的习惯。非常敬佩世骏先生保存各种资料的意识。在这篇题为《记一次与“乌托邦终结”有关的多国之旅》的文章中，世骏摘引了他在挪威读书时的导师奎纳尔·希尔贝克的一本书里提到他的一些细节，摘引了他当年给赵修义老师、给家人的书信等，无不体现出世骏的用心之处。世骏在文章中写道：“……改革开放对我不仅意味着走进大学，而且意味着走出国门;不仅意味着可以放眼全球，而且意味着可以周游列国。”如果说童世骏先生没有那种放眼全球、周游列国的经历，我们也就很难想象，他是如何成为国内外知名哲学家的，也难以想象，他是如何胜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不久之前，他又履新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的职务。
在学习“四史”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四史”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精要之处如前所述，是要通过关于“四史”的学习，搞清楚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哪里、又要到哪里去这样的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然而，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问题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何以从哪里来、何以能够现在哪里、又何以才能到哪里去”这样更为重要的问题。
认真看完并体悟《一个人的四十年》的所有篇章，之所以总结上述三方面的启迪，是因为思来想去，能够说明这样三个“何以”的，还就是这样的三个基本概念：思想、共识、视野，有思想就有方向，有共识就有力量，有视野就有希望，已经走过的40年是如此，40年之后依然是如此。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