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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翟学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一、中国特色的本土研究方法新探
1.方法论概念差异：本土性与本土化
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开篇，翟学伟为读者勾勒了以下图景：在本土学术圈内，学者们对西方理论本土化的理想在实践上并未获得应有成效。思考起始于理论“本土化”的失败——西方理论
本土化后，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无法充分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翟学伟通过分析失敗的原因，发现有必要构建一种倚重中国文化资源的“本土性理论”。
做出这个判断前还需澄清的是，究竟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将产生在西方的社会学科学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运用于本土研究？（第5页）本节的第二部分将对该问题展开集中铺叙，当前笔者则聚焦于本土化自身，试图解释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说本土化研究是失败的;（2）翟学伟强调的“本土性研究”在哪些层面优于“本土化研究”;（3）本土性理论的理论特征是什么。
当下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看似繁荣多元，实则是在本土化研究名类下，充斥着大量或走投无路，或东张西望的错位研究。这些研究无疑都符合科学化标准，但它们不仅没有清晰地呈现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征，反使本土问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脱离社会实际。
在翟学伟看来，现有本土化理论的失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拿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寻找和处理本土的概念，然后发展出不使用这种本土概念就不易得出的本土结论。”（第7页）第二，以中国传统来重组西方的科学思想（第61页）。前者隐含着以西方方法论来统领本土研究的预设，后者则忽视了西方理论的自身脉络，试图以中国传统方法论统领西方方法论，两者都将面对不兼容或者粗暴叠加的问题。两种方法带来的失败同根同源：都不能合理地对待西方的社会理论和方法，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误用和乱用。这导致本土社会的独特现状要么被消解在西方框架之中，即只将中国人和社会当作地方性研究的对象，遮蔽了社会中许多关键问题;要么对立在西方框架之外，导致西方视角下，东方社会蒙上了神秘的巫术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翟学伟主张的本土性研究在哪些方面区别于本土化研究？概而言之，区别主要体现于理论的起始方向，前者的“起点是由内向外发展出去的”（第13页），研究以西方方法为参考系并向西方标准看齐，而后者的“起点是由外向内转化的”（第13页），研究以本土观察为核心，在适当的时候借助西方工具以完善理论。
具而言之，区别体现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视角上，本土性研究既非中国传统强调“应然”导向的研究，即通过解读经典典籍而开展的国学研究，也非西方学界的地域性研究，而是一种非情怀化、强调理论架构的人文化研究。研究方法上，本土性研究不试图转化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而是致力于构建符合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中国社会文化事实的体系性理论。
翟学伟对本土研究方法的构建同样提出了方法论指导。第一，要求出入于东西方之间，只有兼备两种学术传统的学者才能较好地平衡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避免传统研究的含糊性与西方普遍研究的过度抽象。第二，研究重心放在“本土概念”[1]95-96上。他认为，本土研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本土的概念（第18页），对于那些不能清晰定义的本土概念，若以西方的界定模式将它们转为界定清楚的概念，它们便遗失了重要含义，所以不妨接受它们不能定义，转而倡导一种“脉络式研究”。
2.中式思维的特点与本土性方法
回到前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产生在西方的社会学科学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无法很好地嫁接于中国本土社会？翟学伟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秉承西式思维，如果我们不加拣选，不加量度就将其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很可能由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导致水土不服。概括来说，中式思维强调连续性、隐喻式理解、概念的脉络性，它塑造着中国人的社会实践。那么强调二元对立、逻辑/分类、概念界定的西式研究法在处理这些对象时自然有障碍。
具体来说，与西式思维相较而言，中式思维的特点可分梳如下。第一，它是非二元对立的辩证思维。与之相对的是二元对立思维，它根植于西方社会科学的预设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第26页）。“个人主义”概念的起源与含义十分复杂，不同流派和学者都可能对“（是否）应坚持（什么样的）个人主义”持不同甚至相冲突的解释，但他们都接受一个前提——“原子化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然而，在中国社会中，无论是认知者的主观认识，还是其所构造的生活世界，都不是二元对立的。（第289页）中国人的认知模式具有“连续性”和“模糊性”的特点，由于行为实践受认知模式指导，所以这些特点也自然体现于本土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行为实践中。
翟学伟质疑了“中国人行为取向是集体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研究中的二元对立预设。他提出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四因素：权威地位、道德规范、利益分配和血缘关系，并指出中国人具有整体性思维，行为上不会将个人和集体相对立（第251页），准确来说是“讲究关系”。讲究关系内具模糊性，它也不需要一个界限清晰、内容固定的定义。只有通过刻画共同作用的四因素，在非个人/社会对立的框架中，讲究关系才得以澄清——关系是“依据场合而定的，而场合的变化又是随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第258页），这同时强调了中式思维的“连续性”。
第二，“中国人喜欢隐喻的、理解上的认知”（第289页），而西方人在认知上崇尚分类和界定，这种思维方式被翟学伟总结为逻辑/分类式。中式理解强调理解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实现，一个人必须被放回他所处的社会中才能被理解。（第289页）这是隐喻式理解的基本要求。此外，它还要求认知者不仅熟悉产生该隐喻的文化，而且熟悉使用隐喻的具体背景和情景。
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产生中式隐喻的土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体现这种独特的“隐喻性”，典型例子有话语实践中脸面、后门、靠山、撑腰等词语的使用。翟学伟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重点刻画了“面子”的隐喻性，如果单把面子理解成“个人印象的整饰策略”，就看不到它的社会功能，即中国人如何通过面子，在社会关系中获得权力。另外，熟悉使用隐喻具体背景和情景的要求，源于隐喻所倡导一种运用层面的特殊主义。比如，“脸”，在没脸见人、赏脸、争脸等组合中含义截然不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特殊主义不是在排斥普遍性，而是强调，处于运用中的思维和行为的趋向。 翟学伟在“事实再现的文化路径”一节讨论了是否有可能在社会与行为科学中，构建一种“叙事性”的人文方法，它有别于实证主义影响下追求“人物—事件”真实性的传统，追求的是“符号—行为”的真实性，笔者将在后文批判性地考察它与隐喻普遍性的具体关联。
第三，本土研究强调概念的脉络性，而非对概念的精准定义，因此，我们在理解和研究时，不该将概念切分出来。实证主义影响下的西方研究十分注重定义的精准性，它由科学实验保证，而科学实验的权威又与事物本质挂钩。然而这些“精确”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反而遮蔽了重要的问题，造成理论诠释在解释现象时的不精确。因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概念都是不能定义的概念”（第290页）。中国人不习惯以分类的方式认知事物，而趋向于通过关系进行认知，所以事物的连续性一旦被割裂，认知就将受阻。而且这种连续性贯穿始终，文化背景、认知情景与认知对象甚至认知者都是一体的，也就是在整体之中理解脉络。因此，面对中国本土问题，更好的方法是脉络式界定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构架为“中国人喜欢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方面进行思考，而不是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思考”。（第291页）
至此为止，笔者介绍翟学伟专著中探索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本土问题和本土概念的本土性方法。讨论起始于当前本土化研究的失实，接着谈到一种充分考虑中国人思维特色（反二元对立、隐喻式理解、脉络观）的本土性方法应需提出。然而，他在书中偏向刻画中式思维本身，而忽略了对研究方法的勾勒。接下来，笔者将围绕着本书的“关系”概念对本土性方法进行进一步归纳，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本土性方法，另一方面，方便我们探寻方法背后的理论支持。
二、本土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关系
1.关系概念的两个层次
翟学伟多次强调东西方对关系概念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笔者发现，此书中关系术语的含义至少可在两个层面上来理解。第一是研究对象层面，这在“中国人际关系模式”中展现了明线。翟学伟在该节提出，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关系虽是中西方理论家共同研究的对象，但其所指在中西方语境中不尽相同。第二是研究方法层面，这是一条未经勾勒的暗线。
我们从作为研究对象的关系入手来探究这一问题，它出现在“中国人际关系模式”一节中。这节指出了“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概念所意指的对象在中西方文化中的错位及以西释中时导致的误用。人际关系在西方语境中“表示一种研究领域，而没有什么确切的含义”（第94页）。在中国语境中，人际关系则是人情、人伦、人缘等本土概念共同描绘的一种主体间的行为倾向。误用源于中国人对关系的用法具有不确定性，盲目使用西方术语会使研究者们不知不觉地陷入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中（第95页）。由此看来，作为研究对象的关系在中西方语境中意义不尽相同，不可混用。
与明线不同，关系的方法论维度，即如何使用东西方资源是个复杂的问题。翟学伟认为，中式思维三大特性应体现于本土方法之中。此处隐含了从本土思维到本土方法的推论：由于认知指导行动，那么中式思维三大特性自然会体现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中。一定的行为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研究方式。正如物理学方法不适合研究化学，而不失自身的合法性。所以这种本土性方法也具备中式思维的三大特点。
翟学伟通过“更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第289页）这一标准，将中国人的认知模式过渡到认知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方法。他认为，“主观构造出的生活世界”和“主观上对客观事情的认识”不是断裂的，所以从“研究对象的特点”过渡到“主体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自然合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思想不可介入，翟学伟同样对有助于建立本土研究学科框架的西方理论持开放心态，只要这些资源能做到服务于本土研究对象，而非割裂它。
笔者认为，本土性研究法的一大特征，即强调关系。勾勒出这条暗线，一方面有利于更准确地归纳本土性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中西比较。因为在对关系方法的论述中，我们能从西方哲学概念中为翟学伟倡导的本土方法找到理论支持。
2.层次丰富的辩证关系
关系研究法有两大主要面向，分别是辩证关系和隐喻关系。辩证关系的基调是运动与开放，结合中式思维的几个关键词：反二元对立、模糊性、连续性、脉络性，笔者试图先勾勒辩证关系法。
我们可以从话语实践中呈现的反二元对立性入手。一方面，诸如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等话语强调界限的暂时性、流动性;另一方面，官商勾結、警匪一家这样的俗语则直指“界定定义法”的不合适。既然中国社会中大量事物既不截然二分，又没有固定边界，那么为了理解它们，把握研究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将比定义研究对象更重要。也就是说，要通过把握关系理解事物，所谓的“中国人习惯的模糊的思考”也指这点。首先，所研究的事物和现象本身的边界是模糊的;其次，不苛求现象之下存在一个需要去认知的事实真理，只求在关系中理解事物和现象。这是辩证关系法的第一个重点，研究重心聚焦于事物间的变动关系，而非定位事物背后的本质，也非独立界定事物。
在此基础上，辩证关系法的第二个重点是脉络性，它还暗含了连续性。一方面，人们通过相互交织的网络理解概念，概念通过网络获得含义，网络是关系的聚合交错。另一方面，要看到理解的特殊化趋向，概念在不同场景中所获得的解释不同，含义取决于与其关联的背景和情景，它们由与该概念相关的其他事物构成。这是辩证关系法的第二个重点，从整体到个体的辩证性。在研究事物间关系时，一定要看到关系所处的整体，其中并非混沌一片，而是自有其脉络;同时，在把握具体个例的操作上，具有特殊主义倾向。
3.从隐喻关系到符号—行为研究法
翟学伟在中国社会“处处皆辩证”的基础上，着重强调隐喻式理解。但这不代表此种理解专属中国人，而是在刻画一种趋向，即隐喻式理解在中国人理解事物的方式中比较明显。这里的隐喻概念是在语用学脉络中来理解的，简单来说是比拟关系。在隐喻关系中，本体与喻体间通过“相似性”建立联系，与明喻有别，隐喻中喻体直接指代本体，它们通常不同时出现。在运用中，本体似乎成为喻体的一个实例，或者包含在喻体之中。这个意义上，本体反而成为次要的，而喻体反成重心。[2] 书中提到的“脸面”概念就是一个被“固定”在日常语言中的喻体，“用面部本身的丰富变化来指代复杂的心理与行为”（第157页），还有诸如争脸、丢面子、失礼等喻体，它们无一不形象生动，并且负载了人们的情绪判断。当我们在认知这些语词时，实际的作用机制是本体通过喻体被谈论和思考。所以，直指本体意义的隐喻关系法要求我们重视一种跨越逻辑推理的类比思维，与此同时，为了达成理解，还需了解隐喻关系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使用隐喻的具体情景。
中国社会中隐喻思考的真实性和代表性由两方面保证。第一是使用者的目的。使用者必须通过隐喻暗示其所指事物的真实性，所以隐喻本身是经历了深思熟虑的明确暗示。第二是依靠“社会约定性”，一个隐喻是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它表示着另一不同物体。隐喻的社会约定性也是翟学伟在“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一节所提出的符号—行为研究法的基础。符号—行为研究法与人物—事件研究法相对，后者由史料和实证保障真实性，前者则是一种强调“讲故事”的研究方法，其真实性由社会认同和反响保障。
三、支持隐喻关系法的哲学资源
前文以关系研究法重述了本土研究方法，在去二元对立、脉络性、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法基础上，隐喻关系法由于彰显了中式思维的独特趋向，而被着重勾勒出来。它通过社会的“代表性”测试后，形成了一种更具体、更体系性的新方法，并被运用于历史社会学研究，翟学伟将其提炼和梳理为符号—行为研究法。这种方法立基于某种更具代表性的隐喻。但翟学伟对它的论证和辩护主要集中于现象层面，书中对这种方法合法性的刻画分为两面：一是批评其对立面——传统的人物—事件研究法，认为它同样存在以想象力黏合证据的问题，所以客观性也不强;另一面诉诸“文史互证”传统，它的优势是包容了社会互动的代表性与丰富性。
现象层面的观察有一定说服力，但在理论层面稍有欠缺。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有关“范例”（example/exemplar）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翟学伟契合。库恩的“范式的优先性”思想甚至能为隐喻关系法提供一个可能的哲学基础。这种做法也符合翟学伟指导构建本土研究法的方法论：出入于东西方之间。接下来笔者将详细说明，范例概念在什么意义上能作为符号—行为研究法的理论补充，以及主体理解世界的时候，范例的优先性究竟指什么。
1.符号—行为法与范例
笔者认为符号—行为法是隐喻关系法的特殊形式，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即社会约定性，但呈现方式和侧重点上存在差异。隐喻关系法立基于隐喻思维的基础性，强调隐喻在中国人的认知、思维、行为、语言中普遍存在，所以在研究中国社会时，需要遵循这种趋向以选择概念和考察现象，具体方法是重视地方性文化和注意运用隐喻情景。但当它通过社会的“代表性”测试后，可被进一步提炼和梳理为符号—行为法，它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理解隐喻特点时的不同侧重。符号—行为法强调符号的代表性而非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但需要确定的是，是“什么”以及“谁”决定了符号的代表性。另外，符号—行为法也更关注符号意义的变化，这就涉及认知对符号生产的影响。
笔者从对代表性的考察入手。一个隐喻性的概念如果需要获得代表性，则需要满足某种非实证的“真实性要求”，这种真实性通过人们“举一反三”的能力获得保障，它允许一种直观的理解，允许人们以非定义、非推理的方式把握事物的普遍性，以上便是符号—行为法的前提。这些说明同样适用于库恩的“范例”概念，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
库恩的范例指的是“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3]49事实上，符号—行为法是一种强调寻找和运用优秀范例的方法，库恩强调范例优先的理论能够为解释前文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提供支持：第一，是“什么”以及“谁”决定了符号的“代表性”;第二，认知是如何影响符号生产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来源于支持范例优先性的理由，范例优先性也是保障符号—行为法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在下一小节我们将阐明范例优先性的理由。
2.范例的优先性
在库恩的概念体系内，范例是“范式”（paradigm）的狭义用法。范式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范式是指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即科学共同体的团体承诺”[3]49，而“狭义的范式是指学科基质中的一个特定项目，即范例”[3]49。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五章，集中论证了范式的优先性，郁振华教授将其总结为如下四点：第一，寻找能够达成共识的范例比寻找能够达成共识的规则更容易。第二，人的学习始于对具体范例的学习。第三，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范例和规则分别起着决定性作用。第四，范例能比规则更优地呈现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3]50
根据第四点，我们能发现范例自身能够承载更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根据第一点，人们倾向于就范例达成共识，而共识可以看作普遍性的一重保证。同时，第二点强调范例是人类学习的起始。这不仅说明，对人类认知而言，范例更加友好、易得，而且意味着从成长角度看，在建立对世界的认知的过程中，人们最早吸收的是社会中获得共识的隐喻性的范例，而非抽象性概念。这一过程进一步保障了具体范例的普遍性。以上范例的优势均可过渡到以隐喻性理解为代表的符号—行为法上，符号的“代表性”由其自身的丰富性以及奠基于共识的普遍性获得保证。
范式优先性的第三点带来的启发与认知对符号生产的影响相关。范式与理论的迭代具有实用主义的目标——服務于应用。范式本身“与运用一起出现并通过应用得以展现”[4]39。对符号而言，认知它即为一种运用，符号的意义依靠认知生产，也因认知的普遍性而获得合法性。
综上所述，由于符号—行为法能被理解为通过优秀范例理解和研究社会的方法，因而符号的代表性能够通过范例的优先性获得保证。通过一种特殊的重要方法（隐喻关系法）的特殊形式（符号—行为法）的合法性提供了哲学上的解释，笔者通过个案展示本土研究自由出入西方资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翟学伟对本土研究方法的讨论中，因过于强调中西之别而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注释
[1]翟学伟对本土概念的定义：“1.在学科上要比中国哲学、伦理学的概念层次低;2.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上便于以后进一步操作;3.既能涵盖道德伦理中的抽象概念，又已流传至今，并未被大众所运用或理解的词语;4.概念要有代表性，它们建立起来之后能把其他相关概念分别涵盖进来。”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Hills， David， “Metaphor”，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7 Edition）， Edward N.Zalta （ed.）， 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7/entries/metaphor/>.
[3]郁振华.范例、规则和默会认识[M].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一、中国特色的本土研究方法新探
1.方法论概念差异：本土性与本土化
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开篇，翟学伟为读者勾勒了以下图景：在本土学术圈内，学者们对西方理论本土化的理想在实践上并未获得应有成效。思考起始于理论“本土化”的失败——西方理论
本土化后，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无法充分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翟学伟通过分析失敗的原因，发现有必要构建一种倚重中国文化资源的“本土性理论”。
做出这个判断前还需澄清的是，究竟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将产生在西方的社会学科学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运用于本土研究？（第5页）本节的第二部分将对该问题展开集中铺叙，当前笔者则聚焦于本土化自身，试图解释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说本土化研究是失败的;（2）翟学伟强调的“本土性研究”在哪些层面优于“本土化研究”;（3）本土性理论的理论特征是什么。
当下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看似繁荣多元，实则是在本土化研究名类下，充斥着大量或走投无路，或东张西望的错位研究。这些研究无疑都符合科学化标准，但它们不仅没有清晰地呈现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征，反使本土问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脱离社会实际。
在翟学伟看来，现有本土化理论的失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拿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寻找和处理本土的概念，然后发展出不使用这种本土概念就不易得出的本土结论。”（第7页）第二，以中国传统来重组西方的科学思想（第61页）。前者隐含着以西方方法论来统领本土研究的预设，后者则忽视了西方理论的自身脉络，试图以中国传统方法论统领西方方法论，两者都将面对不兼容或者粗暴叠加的问题。两种方法带来的失败同根同源：都不能合理地对待西方的社会理论和方法，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误用和乱用。这导致本土社会的独特现状要么被消解在西方框架之中，即只将中国人和社会当作地方性研究的对象，遮蔽了社会中许多关键问题;要么对立在西方框架之外，导致西方视角下，东方社会蒙上了神秘的巫术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翟学伟主张的本土性研究在哪些方面区别于本土化研究？概而言之，区别主要体现于理论的起始方向，前者的“起点是由内向外发展出去的”（第13页），研究以西方方法为参考系并向西方标准看齐，而后者的“起点是由外向内转化的”（第13页），研究以本土观察为核心，在适当的时候借助西方工具以完善理论。
具而言之，区别体现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视角上，本土性研究既非中国传统强调“应然”导向的研究，即通过解读经典典籍而开展的国学研究，也非西方学界的地域性研究，而是一种非情怀化、强调理论架构的人文化研究。研究方法上，本土性研究不试图转化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而是致力于构建符合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中国社会文化事实的体系性理论。
翟学伟对本土研究方法的构建同样提出了方法论指导。第一，要求出入于东西方之间，只有兼备两种学术传统的学者才能较好地平衡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避免传统研究的含糊性与西方普遍研究的过度抽象。第二，研究重心放在“本土概念”[1]95-96上。他认为，本土研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本土的概念（第18页），对于那些不能清晰定义的本土概念，若以西方的界定模式将它们转为界定清楚的概念，它们便遗失了重要含义，所以不妨接受它们不能定义，转而倡导一种“脉络式研究”。
2.中式思维的特点与本土性方法
回到前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产生在西方的社会学科学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无法很好地嫁接于中国本土社会？翟学伟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秉承西式思维，如果我们不加拣选，不加量度就将其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很可能由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导致水土不服。概括来说，中式思维强调连续性、隐喻式理解、概念的脉络性，它塑造着中国人的社会实践。那么强调二元对立、逻辑/分类、概念界定的西式研究法在处理这些对象时自然有障碍。
具体来说，与西式思维相较而言，中式思维的特点可分梳如下。第一，它是非二元对立的辩证思维。与之相对的是二元对立思维，它根植于西方社会科学的预设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第26页）。“个人主义”概念的起源与含义十分复杂，不同流派和学者都可能对“（是否）应坚持（什么样的）个人主义”持不同甚至相冲突的解释，但他们都接受一个前提——“原子化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然而，在中国社会中，无论是认知者的主观认识，还是其所构造的生活世界，都不是二元对立的。（第289页）中国人的认知模式具有“连续性”和“模糊性”的特点，由于行为实践受认知模式指导，所以这些特点也自然体现于本土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行为实践中。
翟学伟质疑了“中国人行为取向是集体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研究中的二元对立预设。他提出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四因素：权威地位、道德规范、利益分配和血缘关系，并指出中国人具有整体性思维，行为上不会将个人和集体相对立（第251页），准确来说是“讲究关系”。讲究关系内具模糊性，它也不需要一个界限清晰、内容固定的定义。只有通过刻画共同作用的四因素，在非个人/社会对立的框架中，讲究关系才得以澄清——关系是“依据场合而定的，而场合的变化又是随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第258页），这同时强调了中式思维的“连续性”。
第二，“中国人喜欢隐喻的、理解上的认知”（第289页），而西方人在认知上崇尚分类和界定，这种思维方式被翟学伟总结为逻辑/分类式。中式理解强调理解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实现，一个人必须被放回他所处的社会中才能被理解。（第289页）这是隐喻式理解的基本要求。此外，它还要求认知者不仅熟悉产生该隐喻的文化，而且熟悉使用隐喻的具体背景和情景。
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产生中式隐喻的土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体现这种独特的“隐喻性”，典型例子有话语实践中脸面、后门、靠山、撑腰等词语的使用。翟学伟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重点刻画了“面子”的隐喻性，如果单把面子理解成“个人印象的整饰策略”，就看不到它的社会功能，即中国人如何通过面子，在社会关系中获得权力。另外，熟悉使用隐喻具体背景和情景的要求，源于隐喻所倡导一种运用层面的特殊主义。比如，“脸”，在没脸见人、赏脸、争脸等组合中含义截然不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特殊主义不是在排斥普遍性，而是强调，处于运用中的思维和行为的趋向。 翟学伟在“事实再现的文化路径”一节讨论了是否有可能在社会与行为科学中，构建一种“叙事性”的人文方法，它有别于实证主义影响下追求“人物—事件”真实性的传统，追求的是“符号—行为”的真实性，笔者将在后文批判性地考察它与隐喻普遍性的具体关联。
第三，本土研究强调概念的脉络性，而非对概念的精准定义，因此，我们在理解和研究时，不该将概念切分出来。实证主义影响下的西方研究十分注重定义的精准性，它由科学实验保证，而科学实验的权威又与事物本质挂钩。然而这些“精确”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反而遮蔽了重要的问题，造成理论诠释在解释现象时的不精确。因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概念都是不能定义的概念”（第290页）。中国人不习惯以分类的方式认知事物，而趋向于通过关系进行认知，所以事物的连续性一旦被割裂，认知就将受阻。而且这种连续性贯穿始终，文化背景、认知情景与认知对象甚至认知者都是一体的，也就是在整体之中理解脉络。因此，面对中国本土问题，更好的方法是脉络式界定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构架为“中国人喜欢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方面进行思考，而不是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思考”。（第291页）
至此为止，笔者介绍翟学伟专著中探索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本土问题和本土概念的本土性方法。讨论起始于当前本土化研究的失实，接着谈到一种充分考虑中国人思维特色（反二元对立、隐喻式理解、脉络观）的本土性方法应需提出。然而，他在书中偏向刻画中式思维本身，而忽略了对研究方法的勾勒。接下来，笔者将围绕着本书的“关系”概念对本土性方法进行进一步归纳，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本土性方法，另一方面，方便我们探寻方法背后的理论支持。
二、本土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关系
1.关系概念的两个层次
翟学伟多次强调东西方对关系概念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笔者发现，此书中关系术语的含义至少可在两个层面上来理解。第一是研究对象层面，这在“中国人际关系模式”中展现了明线。翟学伟在该节提出，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关系虽是中西方理论家共同研究的对象，但其所指在中西方语境中不尽相同。第二是研究方法层面，这是一条未经勾勒的暗线。
我们从作为研究对象的关系入手来探究这一问题，它出现在“中国人际关系模式”一节中。这节指出了“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概念所意指的对象在中西方文化中的错位及以西释中时导致的误用。人际关系在西方语境中“表示一种研究领域，而没有什么确切的含义”（第94页）。在中国语境中，人际关系则是人情、人伦、人缘等本土概念共同描绘的一种主体间的行为倾向。误用源于中国人对关系的用法具有不确定性，盲目使用西方术语会使研究者们不知不觉地陷入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中（第95页）。由此看来，作为研究对象的关系在中西方语境中意义不尽相同，不可混用。
与明线不同，关系的方法论维度，即如何使用东西方资源是个复杂的问题。翟学伟认为，中式思维三大特性应体现于本土方法之中。此处隐含了从本土思维到本土方法的推论：由于认知指导行动，那么中式思维三大特性自然会体现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中。一定的行为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研究方式。正如物理学方法不适合研究化学，而不失自身的合法性。所以这种本土性方法也具备中式思维的三大特点。
翟学伟通过“更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第289页）这一标准，将中国人的认知模式过渡到认知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方法。他认为，“主观构造出的生活世界”和“主观上对客观事情的认识”不是断裂的，所以从“研究对象的特点”过渡到“主体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自然合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思想不可介入，翟学伟同样对有助于建立本土研究学科框架的西方理论持开放心态，只要这些资源能做到服务于本土研究对象，而非割裂它。
笔者认为，本土性研究法的一大特征，即强调关系。勾勒出这条暗线，一方面有利于更准确地归纳本土性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中西比较。因为在对关系方法的论述中，我们能从西方哲学概念中为翟学伟倡导的本土方法找到理论支持。
2.层次丰富的辩证关系
关系研究法有两大主要面向，分别是辩证关系和隐喻关系。辩证关系的基调是运动与开放，结合中式思维的几个关键词：反二元对立、模糊性、连续性、脉络性，笔者试图先勾勒辩证关系法。
我们可以从话语实践中呈现的反二元对立性入手。一方面，诸如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等话语强调界限的暂时性、流动性;另一方面，官商勾結、警匪一家这样的俗语则直指“界定定义法”的不合适。既然中国社会中大量事物既不截然二分，又没有固定边界，那么为了理解它们，把握研究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将比定义研究对象更重要。也就是说，要通过把握关系理解事物，所谓的“中国人习惯的模糊的思考”也指这点。首先，所研究的事物和现象本身的边界是模糊的;其次，不苛求现象之下存在一个需要去认知的事实真理，只求在关系中理解事物和现象。这是辩证关系法的第一个重点，研究重心聚焦于事物间的变动关系，而非定位事物背后的本质，也非独立界定事物。
在此基础上，辩证关系法的第二个重点是脉络性，它还暗含了连续性。一方面，人们通过相互交织的网络理解概念，概念通过网络获得含义，网络是关系的聚合交错。另一方面，要看到理解的特殊化趋向，概念在不同场景中所获得的解释不同，含义取决于与其关联的背景和情景，它们由与该概念相关的其他事物构成。这是辩证关系法的第二个重点，从整体到个体的辩证性。在研究事物间关系时，一定要看到关系所处的整体，其中并非混沌一片，而是自有其脉络;同时，在把握具体个例的操作上，具有特殊主义倾向。
3.从隐喻关系到符号—行为研究法
翟学伟在中国社会“处处皆辩证”的基础上，着重强调隐喻式理解。但这不代表此种理解专属中国人，而是在刻画一种趋向，即隐喻式理解在中国人理解事物的方式中比较明显。这里的隐喻概念是在语用学脉络中来理解的，简单来说是比拟关系。在隐喻关系中，本体与喻体间通过“相似性”建立联系，与明喻有别，隐喻中喻体直接指代本体，它们通常不同时出现。在运用中，本体似乎成为喻体的一个实例，或者包含在喻体之中。这个意义上，本体反而成为次要的，而喻体反成重心。[2] 书中提到的“脸面”概念就是一个被“固定”在日常语言中的喻体，“用面部本身的丰富变化来指代复杂的心理与行为”（第157页），还有诸如争脸、丢面子、失礼等喻体，它们无一不形象生动，并且负载了人们的情绪判断。当我们在认知这些语词时，实际的作用机制是本体通过喻体被谈论和思考。所以，直指本体意义的隐喻关系法要求我们重视一种跨越逻辑推理的类比思维，与此同时，为了达成理解，还需了解隐喻关系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使用隐喻的具体情景。
中国社会中隐喻思考的真实性和代表性由两方面保证。第一是使用者的目的。使用者必须通过隐喻暗示其所指事物的真实性，所以隐喻本身是经历了深思熟虑的明确暗示。第二是依靠“社会约定性”，一个隐喻是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它表示着另一不同物体。隐喻的社会约定性也是翟学伟在“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一节所提出的符号—行为研究法的基础。符号—行为研究法与人物—事件研究法相对，后者由史料和实证保障真实性，前者则是一种强调“讲故事”的研究方法，其真实性由社会认同和反响保障。
三、支持隐喻关系法的哲学资源
前文以关系研究法重述了本土研究方法，在去二元对立、脉络性、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法基础上，隐喻关系法由于彰显了中式思维的独特趋向，而被着重勾勒出来。它通过社会的“代表性”测试后，形成了一种更具体、更体系性的新方法，并被运用于历史社会学研究，翟学伟将其提炼和梳理为符号—行为研究法。这种方法立基于某种更具代表性的隐喻。但翟学伟对它的论证和辩护主要集中于现象层面，书中对这种方法合法性的刻画分为两面：一是批评其对立面——传统的人物—事件研究法，认为它同样存在以想象力黏合证据的问题，所以客观性也不强;另一面诉诸“文史互证”传统，它的优势是包容了社会互动的代表性与丰富性。
现象层面的观察有一定说服力，但在理论层面稍有欠缺。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有关“范例”（example/exemplar）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翟学伟契合。库恩的“范式的优先性”思想甚至能为隐喻关系法提供一个可能的哲学基础。这种做法也符合翟学伟指导构建本土研究法的方法论：出入于东西方之间。接下来笔者将详细说明，范例概念在什么意义上能作为符号—行为研究法的理论补充，以及主体理解世界的时候，范例的优先性究竟指什么。
1.符号—行为法与范例
笔者认为符号—行为法是隐喻关系法的特殊形式，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即社会约定性，但呈现方式和侧重点上存在差异。隐喻关系法立基于隐喻思维的基础性，强调隐喻在中国人的认知、思维、行为、语言中普遍存在，所以在研究中国社会时，需要遵循这种趋向以选择概念和考察现象，具体方法是重视地方性文化和注意运用隐喻情景。但当它通过社会的“代表性”测试后，可被进一步提炼和梳理为符号—行为法，它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理解隐喻特点时的不同侧重。符号—行为法强调符号的代表性而非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但需要确定的是，是“什么”以及“谁”决定了符号的代表性。另外，符号—行为法也更关注符号意义的变化，这就涉及认知对符号生产的影响。
笔者从对代表性的考察入手。一个隐喻性的概念如果需要获得代表性，则需要满足某种非实证的“真实性要求”，这种真实性通过人们“举一反三”的能力获得保障，它允许一种直观的理解，允许人们以非定义、非推理的方式把握事物的普遍性，以上便是符号—行为法的前提。这些说明同样适用于库恩的“范例”概念，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
库恩的范例指的是“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3]49事实上，符号—行为法是一种强调寻找和运用优秀范例的方法，库恩强调范例优先的理论能够为解释前文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提供支持：第一，是“什么”以及“谁”决定了符号的“代表性”;第二，认知是如何影响符号生产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来源于支持范例优先性的理由，范例优先性也是保障符号—行为法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在下一小节我们将阐明范例优先性的理由。
2.范例的优先性
在库恩的概念体系内，范例是“范式”（paradigm）的狭义用法。范式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范式是指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即科学共同体的团体承诺”[3]49，而“狭义的范式是指学科基质中的一个特定项目，即范例”[3]49。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五章，集中论证了范式的优先性，郁振华教授将其总结为如下四点：第一，寻找能够达成共识的范例比寻找能够达成共识的规则更容易。第二，人的学习始于对具体范例的学习。第三，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范例和规则分别起着决定性作用。第四，范例能比规则更优地呈现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3]50
根据第四点，我们能发现范例自身能够承载更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根据第一点，人们倾向于就范例达成共识，而共识可以看作普遍性的一重保证。同时，第二点强调范例是人类学习的起始。这不仅说明，对人类认知而言，范例更加友好、易得，而且意味着从成长角度看，在建立对世界的认知的过程中，人们最早吸收的是社会中获得共识的隐喻性的范例，而非抽象性概念。这一过程进一步保障了具体范例的普遍性。以上范例的优势均可过渡到以隐喻性理解为代表的符号—行为法上，符号的“代表性”由其自身的丰富性以及奠基于共识的普遍性获得保证。
范式优先性的第三点带来的启发与认知对符号生产的影响相关。范式与理论的迭代具有实用主义的目标——服務于应用。范式本身“与运用一起出现并通过应用得以展现”[4]39。对符号而言，认知它即为一种运用，符号的意义依靠认知生产，也因认知的普遍性而获得合法性。
综上所述，由于符号—行为法能被理解为通过优秀范例理解和研究社会的方法，因而符号的代表性能够通过范例的优先性获得保证。通过一种特殊的重要方法（隐喻关系法）的特殊形式（符号—行为法）的合法性提供了哲学上的解释，笔者通过个案展示本土研究自由出入西方资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翟学伟对本土研究方法的讨论中，因过于强调中西之别而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注释
[1]翟学伟对本土概念的定义：“1.在学科上要比中国哲学、伦理学的概念层次低;2.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上便于以后进一步操作;3.既能涵盖道德伦理中的抽象概念，又已流传至今，并未被大众所运用或理解的词语;4.概念要有代表性，它们建立起来之后能把其他相关概念分别涵盖进来。”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Hills， David， “Metaphor”，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7 Edition）， Edward N.Zalta （ed.）， 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7/entries/metaphor/>.
[3]郁振华.范例、规则和默会认识[M].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