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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3日，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还有组织部长郭玉峰一同找胡耀邦谈话，要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以筹备党校的恢复。胡耀邦自从在5个月前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能赞成继续“批邓”的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显山露水”了。
1977年3月25日，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上任。从这时起，胡耀邦真正在这里的时间其实只有8个月零10天，可是这却是这个院子有史以来最精彩的8个月零10天了。
“两个凡是”在6个星期前出现在报端，引起巨大的争议，但华国锋和汪东兴始终坚守着这个理论。新任副校长心里很清楚，他的上级是希望他以“两个凡是”为根据来重建党校的理论阵地，不过，他想象中的理论阵地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在这个春天里面，党的权力中枢里面围绕邓小平的能否出山争论不休，胡耀邦却在关键时刻脱离了主战场。有人不免怀疑他是临阵脱逃，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胡耀邦是跑到这里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报刊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威信却很高，像“两报一刊”，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但是，胡耀邦根本没有将这些报刊看做是“自己的阵地”。这些报刊除了吹捧“英明领袖”，就是述说“两个凡是”，可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旧时代的遗产而已。假如自己到党校来就是为了继承这些遗产，那就不如不来。他对身边的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要办个刊物，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敢于冒尖，敢于冲破禁区。谈到“冲破禁区”，这位副校长认为自己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进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所以，听到他周围的人提议“办个月刊”，他就不住地摇头，说：“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
“半月刊？”
他还是摇头。
“旬刊？”
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你想几天出一期？”
“三天！”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这些人全是中央党校里的理论专家，有吴江、孟凡、沈宝祥、孙长江、王聚五。大家都明白副校长的意思，他是希望自己的阵地能够与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说些假话大话的日报相抗衡。但是，办刊物岂是一蹴而就的事？文章从哪里来？作者呢？编辑呢？印制呢？发行呢？
“5天一期。”胡耀邦妥协了，“逢5逢10出版，就叫《理论动态》。”看到大家还是为难。他就说：“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那时人们还没有设想新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改革开放”这个词也还要等十几个月才能出来。人们只不过觉得，中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所以，胡耀邦的“有新意”，其实全是针对过去说的。具体说来，是8个字：“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创刊号问世于7月15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总计出版了1000多期。的确像胡耀邦说的，每期一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是第一炮，而且一炮打响。此文的发表却全由胡耀邦一力促成。读者一望题目就可以感觉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写的。实际上，了解内情的人还知道，这不仅针对了毛泽东，还针对了华国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3个月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此书的编辑过程即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出版之后，华国锋就更加热烈地把这个理论向全国贯彻。5月1日，华国锋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并且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依然是“抓党内走资派”，以及“继续反右”。
吴江认为，华国锋“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不过，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吴江在一次座谈会上拿邓小平所阐述的“完整、准确”的概念来分析华国锋的文章。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必只是限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所以不能认为“继续革命”就是“继续抓走资派”。在说了这些之后，他试图为“继续革命”赋予新的内容，他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在旁人听来实在已经有些修正主义的味道了，但是，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意见呢。他直接批评华国锋所说的“不断反右”，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这些言论在旁人看来，说是向英明领袖挑战也不冤枉，但是却令在场的胡耀邦格外兴奋。“好，我们的刊物可以创刊了。”胡耀邦说。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要吴江把这些话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5000，明天交稿，”他说，“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3天后，《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出版了。
此文甫出，立即众说纷纭。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有些地方将它迅速地散发，另外一些地方则宣布“不得扩散”。好在首印只有300份，只是作为“内部刊物”，分发给中南海里面的官员，各省、市、区的书记以及党校的学员，人手一册。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眼下，就算胡耀邦想要扩散，也扩散不到哪里去。这个刊物真正的震撼全国，还要等好几个月呢。
《理论动态》的创刊和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同一周里，这是偶然的，并没有谁来刻意安排，但却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在1977年的夏天里，胡耀邦和他手下一些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彻底地站在邓小平的一边，因为只有邓小平才是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胡耀邦这时候还没有跻身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对于华国锋的方针，一时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在过去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伴随邓小平跌宕起伏，深知邓的思想核心乃是“白猫、黑猫”。经过了1975年那一次沉浮，他就更加明白，邓在内心深处厌恶所谓阶级斗争，在治国方针上则倾向于务实。他更知道毛泽东绝不能赞成邓的治国大政，在逝世之前还流露出对邓的不信任，尤其是撤销邓的一切职务，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毛泽东约束邓的意图。虽然邓小平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但是，新领导同意此事，看来更多地是由民心所迫，或者是为了表现政治家的伟岸胸襟。现在，约束邓小平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可是毛泽东的余威犹有力量，如果不能越过这种精神障碍，邓的崛起仍然只能是一种象征，而不能于国家大政有实质的影响。然而以当时情形来论，对毛泽东的错误直接提出疑问，非但极少有成功的机会，甚至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政治纠缠之中。胡耀邦最初的挑战是由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这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是屡试不爽的成功战略。
胡耀邦在现实的和理论的天地里左冲右突，脑子里面时刻跳跃着无数的问题。他后来说：“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他把他的问题和他的思想交给下属去研究，和他们大声地讨论，说到激动处就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动。胡耀邦的下属都是才华横溢、下笔如有神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走出思想的牢笼，再不要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了。他和他们谈论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谈到1967年2月一批老人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时，他就说：“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实在平常，可在当时，却让他的这些下属听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岂止这些人，用不了多久，整个中国都惊心动魄起来。文章一篇接着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来，每5天，他便审定一篇，然后又印制成册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以开始的时候只印几百份。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在普通百姓当中流传开了。北京街头到处流传一个消息：党校出版了一份“新时期的《新青年》”。
（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呐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作者：凌志军 等）
1977年3月25日，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上任。从这时起，胡耀邦真正在这里的时间其实只有8个月零10天，可是这却是这个院子有史以来最精彩的8个月零10天了。
“两个凡是”在6个星期前出现在报端，引起巨大的争议，但华国锋和汪东兴始终坚守着这个理论。新任副校长心里很清楚，他的上级是希望他以“两个凡是”为根据来重建党校的理论阵地，不过，他想象中的理论阵地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在这个春天里面，党的权力中枢里面围绕邓小平的能否出山争论不休，胡耀邦却在关键时刻脱离了主战场。有人不免怀疑他是临阵脱逃，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胡耀邦是跑到这里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报刊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威信却很高，像“两报一刊”，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但是，胡耀邦根本没有将这些报刊看做是“自己的阵地”。这些报刊除了吹捧“英明领袖”，就是述说“两个凡是”，可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旧时代的遗产而已。假如自己到党校来就是为了继承这些遗产，那就不如不来。他对身边的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要办个刊物，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敢于冒尖，敢于冲破禁区。谈到“冲破禁区”，这位副校长认为自己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进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所以，听到他周围的人提议“办个月刊”，他就不住地摇头，说：“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
“半月刊？”
他还是摇头。
“旬刊？”
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你想几天出一期？”
“三天！”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这些人全是中央党校里的理论专家，有吴江、孟凡、沈宝祥、孙长江、王聚五。大家都明白副校长的意思，他是希望自己的阵地能够与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说些假话大话的日报相抗衡。但是，办刊物岂是一蹴而就的事？文章从哪里来？作者呢？编辑呢？印制呢？发行呢？
“5天一期。”胡耀邦妥协了，“逢5逢10出版，就叫《理论动态》。”看到大家还是为难。他就说：“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那时人们还没有设想新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改革开放”这个词也还要等十几个月才能出来。人们只不过觉得，中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所以，胡耀邦的“有新意”，其实全是针对过去说的。具体说来，是8个字：“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创刊号问世于7月15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总计出版了1000多期。的确像胡耀邦说的，每期一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是第一炮，而且一炮打响。此文的发表却全由胡耀邦一力促成。读者一望题目就可以感觉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写的。实际上，了解内情的人还知道，这不仅针对了毛泽东，还针对了华国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3个月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此书的编辑过程即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出版之后，华国锋就更加热烈地把这个理论向全国贯彻。5月1日，华国锋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并且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依然是“抓党内走资派”，以及“继续反右”。
吴江认为，华国锋“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不过，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吴江在一次座谈会上拿邓小平所阐述的“完整、准确”的概念来分析华国锋的文章。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必只是限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所以不能认为“继续革命”就是“继续抓走资派”。在说了这些之后，他试图为“继续革命”赋予新的内容，他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在旁人听来实在已经有些修正主义的味道了，但是，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意见呢。他直接批评华国锋所说的“不断反右”，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这些言论在旁人看来，说是向英明领袖挑战也不冤枉，但是却令在场的胡耀邦格外兴奋。“好，我们的刊物可以创刊了。”胡耀邦说。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要吴江把这些话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5000，明天交稿，”他说，“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3天后，《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出版了。
此文甫出，立即众说纷纭。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有些地方将它迅速地散发，另外一些地方则宣布“不得扩散”。好在首印只有300份，只是作为“内部刊物”，分发给中南海里面的官员，各省、市、区的书记以及党校的学员，人手一册。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眼下，就算胡耀邦想要扩散，也扩散不到哪里去。这个刊物真正的震撼全国，还要等好几个月呢。
《理论动态》的创刊和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同一周里，这是偶然的，并没有谁来刻意安排，但却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在1977年的夏天里，胡耀邦和他手下一些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彻底地站在邓小平的一边，因为只有邓小平才是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胡耀邦这时候还没有跻身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对于华国锋的方针，一时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在过去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伴随邓小平跌宕起伏，深知邓的思想核心乃是“白猫、黑猫”。经过了1975年那一次沉浮，他就更加明白，邓在内心深处厌恶所谓阶级斗争，在治国方针上则倾向于务实。他更知道毛泽东绝不能赞成邓的治国大政，在逝世之前还流露出对邓的不信任，尤其是撤销邓的一切职务，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毛泽东约束邓的意图。虽然邓小平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但是，新领导同意此事，看来更多地是由民心所迫，或者是为了表现政治家的伟岸胸襟。现在，约束邓小平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可是毛泽东的余威犹有力量，如果不能越过这种精神障碍，邓的崛起仍然只能是一种象征，而不能于国家大政有实质的影响。然而以当时情形来论，对毛泽东的错误直接提出疑问，非但极少有成功的机会，甚至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政治纠缠之中。胡耀邦最初的挑战是由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这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是屡试不爽的成功战略。
胡耀邦在现实的和理论的天地里左冲右突，脑子里面时刻跳跃着无数的问题。他后来说：“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他把他的问题和他的思想交给下属去研究，和他们大声地讨论，说到激动处就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动。胡耀邦的下属都是才华横溢、下笔如有神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走出思想的牢笼，再不要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了。他和他们谈论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谈到1967年2月一批老人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时，他就说：“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实在平常，可在当时，却让他的这些下属听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岂止这些人，用不了多久，整个中国都惊心动魄起来。文章一篇接着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来，每5天，他便审定一篇，然后又印制成册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以开始的时候只印几百份。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在普通百姓当中流传开了。北京街头到处流传一个消息：党校出版了一份“新时期的《新青年》”。
（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呐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作者：凌志军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