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今天中山大学校园里，依然有一个名曰“岭南学院”的机构，维系着这一小块土地和建筑，以及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知名学府──岭南大学，虽然这种联系很叫人生疑。这个带有“岭南”二字的商学院彰显的是中国高校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另一种飞跃──整个社会对于财富的渴望终于爆发，在所谓象牙塔中顽强地挣脱出来，成为高校最炫目的一部分。
　　在被刻意凸显出的“岭南”两个字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精明的策略：制造出与西方、民国后裔以及海外财团的某种暧昧的承继关系，最大限度拉近中国高校与这两者以及这两者背后的资源、财富的距离，在中西合璧，历史传承的假象中实现了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
　　中国高等教育，在60年时间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变动，一是被政治化，一是在政治化持续不退的情况下再加上财富狂热，变动下来，文脉已绝。梅贻琦先生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已经被悄悄修改，针对中国缺少大师的现实，有一个调子嘹亮异常：大学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甚至更进一步，既然没有大师，不妨先建大楼。遂有一轮轮的高校基建狂潮，且不论其中贪污腐败如何触目惊心，即使一切清白，各地大学扩张背后的土地升值，经济发展，获得财富的逻辑链条倒是成为近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完美诠释。
　　没有大师就制造大师，这其中也是差别甚大，有人学术成就甚高，被捧到高位，欲辞而不得，最终成为盛世人瑞；有人喜做高深悲悯状，含泪劝告，博得大师头衔洋洋自得，却没有多少人真正认可；更多的是要么造假，要么埋首深掘，境界窄小，困顿中苟生。
　　如岭南大学一样消失的还有很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名字：齐鲁，圣约翰，华西，协和，沪江，震旦，金陵。
　　1948年，陈序经先生离开国立南开大学，来到私立岭南大学，广东高等教育自此翻开了自己异常灿烂夺目的一页。无论是对于国立还是私立，还是对于胡适先生举全国之力办5所世界级大学的言论，陈先生都有自己的理解：“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一件致命的事情。”而对于岭南大学，陈序经先生说道：“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然而它对学术的发展上，并没有宗派之分，而却很注重于自由讨论的精神。”这些话，透露的是大学理念的根本。
　　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到达广州，次日，《岭南大学学报》就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除了陈寅恪先生，陈序经还请到了容庚、梁方仲、吴大业、张纯明、李祁等到文学院；测绘学家陈永龄，曾任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主任的陶葆楷、桂铭敬到理工学院；病理学专家秦光煜、放射学专家谢志光、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到医学院。这批教授都是国内各学科一流的专家，阵容之强大令人瞩目。另一方面，陈序经还请到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教育学家汪德亮、经济学家王正宪和其夫人数学家潘孝瑞、法学博士端木正、电子学家林为干、政治学家钟一均、生物学家廖祥华等人。他们的到来使岭南大学一跃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在我看来，这是60年来广东高校最辉煌的一页，但这一辉煌，仅仅持续到1952年。
　　今天，岭南大学的校园被中山大学占据，而中大同样美丽的校园成为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址。最有意思的是中大的老校门，被放置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奠基石上“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书石”几个文字还在，额刻的“国立中山大学”、门内刻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均被抹去，置换成我们非常熟悉的口号：“为人民服务”。
　　今天看大学变化，最要紧之处在于大学精神的复归。在当下即使有机会正本清源，怕也需要几十年来恢复元气。
　　（摘自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非常识》 作者：谢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