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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毛笔作为书写工具，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真正意义上其书写规律与毛笔字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本文从商朝的甲骨文、周代的籀文、战国时期的大篆、秦朝的小篆、汉代的隶书、魏晋时期的行书、唐朝的楷书和草书的演变阐述中国书法的源流。另外，唐朝以后的书法，都是再不断地学习唐朝或者魏晋，几无创新，想要突破创新，还是要回到魏晋和唐朝，只有这一时期的笔法，才是最传统的书学笔法，没有之一。
关键词：书法艺术;智慧结晶;艺术魅力;书法源流
一、商代的书法艺术
清朝光绪年间，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农民在田间耕种，经常翻出许多已经石化了的龟甲和兽骨。这种骨化石能够入药治病，中医谓之“龙骨”。其中有许多骨片上列有文字。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这种龙骨被北京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了，此后开始搜求，甚至不惜重金收购。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人侵北京，王懿荣投池殉难。王氏所收的甲骨转到刘鶚手中。又经罗振玉的支持，公元1903年刘鶚出版了《铁云藏龟》。此书一问世，很快引起学术界重视，先后有许多学者对甲骨文字做了研究。因为出土于安阳，所以称为“殷墟文字”，或叫做“殷契”。内容以占卜为主，又称为“卜辞”，但是不尽切合，因为其中还有记事文字，所以名为“甲骨文字”。
甲骨文字属于篆书的前身原形，一般字形较长，上下舒展，结字长短大小不拘。通篇或疏朗，或密结，饶有古趣。它已经成了书法家专门研究的一种字体，于今虽然已经没有实际应用价值，但作为一种法书艺术，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二、周代的书法艺术
籀文是周时通行的文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籀是人名，太史是官名，所以大篆叫作“籀文”、“史书”或“史籀”。大篆十五篇在当时是一种教科书，如今之识字课本。
金文是商周时期刻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代称铜为金，所以名为“金文”。青铜器的名目繁多，有礼器、乐器，有权量，有钱币，有符玺，有服饰御器，有兵器等，上面都可以有文字;当时乐器以钟为代表，礼器以鼎为代表，因而这种文字也称为“钟鼎文”。
西周是我国上古文明兴盛时期，把鼎彝作为国家的重器、立国的标志，即始于此。由于刻铸技术不同，文字型体自然也不同，在重器上刻铸文字，比在甲骨上卜刻文字隆重而严肃，艺术表现高出许多，古拙、肃穆、丰茂，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
籀文与金文都属于大篆，无论是凝重古穆，还是疏朗娟秀，均有一种庄严敦厚之气。这种古典雅致的韵味，开后世书法艺术“金石气息”的渊源。
三、战国时期的书法艺术
石鼓刻石文字，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石刻。尽管或说是周宣王时物，或说是周成王时物，但近人考为秦物，以它与周时金文相较，成熟程度较高。
石鼓共十件，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上面分刻四言诗句，记述国君游猎的情况。唐初发现于陝西凤翔。据推算，石上原文可有700余字;但几经滄桑，屡遭残损磨灭，现仅存270余字了。石鼓上的字，固与金文不同，但就其格局体势来看，仍属大篆一系，十分严谨，似显现了秦篆端倪。
在秦统一全国之前，还留下了一些手迹，如简、牍、帛书，也有用朱色写在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从这些朱墨字迹上，可以看到当时已有了方便的笔、墨、朱，也可以看到小篆与古隶的形成是其来有本。可见我国书法艺术的变革，是历代祖先自觉的追求，智慧的结晶。
四、秦代的书法艺术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推行“书同文”，使用规范文字，对书法艺术的发展立下历史性的不朽功绩。秦统一全国后，赵高撰《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李斯著《仓韵篇》，在大篆的基础上，依照易于辨识，利于书写，尤其便于推行的原则，制成了不失形意而规范统一的“秦篆”。为了区别于大篆而谓之“小篆”，由于推行者及书写者是李斯，也称“斯篆”。
始皇曾巡狩各地，所到之處常刻石为志，所书文字多出李斯之手。他的字瘦硬婉通，号为“玉箸篆”，是小篆的正宗。著名的刻石在泰山、嶧山、琅琊、芝罘、碣石、会稽，共六处，其中琅琊、泰山两处原石犹存，但余字已不多。泰山刻石虽已残损，但体型格局确是可信原物，是秦篆的典型。
秦政虽然制定统一规范的“小篆”，但没有把此前各种字体尽行废毀，当时有所谓“秦书八体”。关于隶书，早在秦时已具备雏型，故虽有“秦篆”、“汉隶”之说，其实指的是每一时代的代表字体，并非指的字体开创。
据载，秦时有吏程邈，因获罪被关押在云阳的狱中;他深感小篆书写困难，潜心改革，而创作出一种便于书写，非当时正式使用的字体，谓之“隶书”或“佐书”。
从大篆而小篆，表面看来只是为了求得实用而改革的字体，其实在艺术发展上，可显示我国汉字的艺术素质，从错落到严整，从松散到对称平衡，从规范到萧疏、从圆转到方折，秦代可说是我国书法史上开始走上繁荣的时代。
五、汉代的书法艺术
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艺术形成一个史上空前、并且后世也难以再现的繁荣局面。在这个时代，汉字的各种字体都一起面世了，大篆、小篆仍然时有所见，隶书正兴，成为一代字体的代表，汉简、章草、今草是通行手书，甚至行书、楷书也萌芽了。在字体方面，此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什么新字体，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成熟与规范化。
汉代的字体虽然繁复纷呈，但当时通行字体的代表仍是隶书。它加强了由圆转为方折的变化，把简帛中的波磔充分发挥，使隶书得以定型，甚至成为“入仕”的标准。
为了书写便捷“赴速急就”，草书应运而生，隶之草谓之“章草”，楷之草谓之“今草”。“草圣”是张芝。东汉末年，又出现行书，书法艺术如此繁荣与当时造纸业的兴盛、书法理论的发展有关。 六、魏晋时代的书法艺术
在隶书的原型上，融进一些简书、草书的笔法，加以净化、规模化，便是楷书的模型。楷书虽然萌生于汉末，但钟繇《宣示表》的小楷，却是当时楷书的代表。
这時候王羲之（公元303-361年）的《十七帖》为今草以“简约”为法的典范，展示了高度抽象的艺术价值。王羲之最大的贡献是把行书推到成熟高峰。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在他父亲的艺术创造中，曾提出了权衡抉择明智的敦促意见，他的艺术实践也有很高的成就。所以每提到行书，必然提到他们父子，世称“二王”。《丧乱帖》可视为行书的典型。
历史上，凡是艺术达到高峰的时代，理论也必有相应的高度。这表明书法艺术家的成就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循序渐进，有根有据，顺应自然，运营而生。魏晋时代在行、草书上的成熟，与当时理论的成就是完全一致的。
七、南北朝的书法艺术
自公元420年刘宋灭晋开始，至公元581年隋朝统一立国，南北朝对峙告终，中间一百六十年，随着文化艺术的繁荣，书法也与之俱兴。
由于南朝因袭晋制，禁止立碑，因而刻石较少;北朝已开此禁，摩崖、碑铭、造像记等颇多。然而，碑铭之禁兴，自汉以来时有变化。晋人为了永祀先祖，已采用地下形式，至南北朝则墓志大兴，这部分几乎是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主体。南朝的名迹最著名的是“二爨”，即《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碑上的字是楷书，还有隶书余韵。
南朝的墨迹主要宗承二王遗绪，王僧虔（羲之四世族孙）父子的《诸公帖》，均为翰札中精品。当时的“写经”，更表明一般人书写能力的提高。
在北朝则是碑刻达到空前繁盛，地上有碑铭、摩崖、造像记、刻经;地下埋有众多墓志。丰富多采，格调高雅形质仆茂，在书史上绽放出燦烂的光辉。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一时蔚为文化中心，不久开凿龙门石窟，雕佛像、刻题词，形成龙门石窟文化胜地。龙门二十品中以《魏灵藏》最为典型。
摩崖以《泰山经百峭金刚经》最著，字径二尺，满布河床石坪，洋洋洒洒，很是壮观，为山河增秀的艺术效果。立于地上的碑刻以《张猛龙碑》最突出，有人称为“魏碑之王”。墓志铭是这一时期保留下来最多的书迹，远比地上诸碑丰富，各怀异韵，孳方同馨。此时也有一些隶书刻石，皆承魏晋时风，已无汉碑遗意，当时一些写经墨迹，如《华严经卷第四十一》等，可以看出那时用笔多取露锋，与魏碑石刻用笔一致，可见碑刻皆失笔意之说未必尽是。
八、隋唐五代的书法艺术
隋朝自大业六年开始科举取士，书写成为品评优劣的一项重要标准，于是规范化的要求便被提到日程上来。从当时众多石碑可以看出前朝书家的个人特色已渐趋于淡化，而统一工整的格局逐步形成。如果说“唐人尚法”，而隋则是这种趋向的开始。
隋时墨迹传留不少，大都真实可信，所以极为宝贵。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曾写《千宇文》800余本，至今仍可从中寻其笔意。
到了唐朝，太宗酷酷爱法，政府设置书学，立为专科。其初书风尚有六朝及隋的气息，而后便形成鲜明的唐人法度。
唐初欧、虞、褚、薛四大家成就最高，特别是欧阳询《九成宫》，用笔结字法度严谨，历来被认为是楷书的法则。
尔后，卓有成就的是颜真卿，他的字结体丰伟，气势豪壮。中晚唐柳公权的楷书也足为代表，其字坚硬刚锐，露锋而不失凝重。
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魏卑唐以来，唐楷被贬为“馆阁”之滥觴，其实未免冤枉。循规入矩、力建法度，始自于隋。至唐，欧、虞、褚、薛、颜、柳，面貌各异，正是对隋法的突破。
唐朝的行书是继晋以后另一个高峰。太宗世民对王羲之奉若圣明，大开书坛崇王之风。尤其主张行书入碑，《晋祠铭》、《温泉铭》便开先例。因此，唐人无不于行书上下功夫。李邕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都是一时之选。
唐时对草书也极为重规，建弘文馆，并刻制王羲之《十七帖》，立下标准草法，也推动了尔后的发展。孙过庭的《书谱》，张旭的《古诗帖》，怀素的《自叙帖》，都是唐时草书发展的代表。
自公元907年唐终，至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前的五十多年，又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史称为“五代”。但在文学、绘画方面藉唐之遗风竟有斐然可观的成就。当时书法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杨凝式，他的《韭花帖》，萧散有致，意态雋雅，极为书家们所称道。
隋是唐的前奏，五代是唐的遗绪;可以说唐由隋的发展开拓，又居于五代的先导。在书法史上确实是一个丰富繁荣的时代。
唐朝以后的书法，都是在不断地学习唐朝或者魏晋，几无创新，想要突破创新，还是要回到魏晋和唐朝，只有这一时期的笔法，才是最传统的书学笔法，没有之一。
参考文献：
[1]朱天曙.《中国书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2]张诚.《书法新论》.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关键词：书法艺术;智慧结晶;艺术魅力;书法源流
一、商代的书法艺术
清朝光绪年间，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农民在田间耕种，经常翻出许多已经石化了的龟甲和兽骨。这种骨化石能够入药治病，中医谓之“龙骨”。其中有许多骨片上列有文字。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这种龙骨被北京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了，此后开始搜求，甚至不惜重金收购。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人侵北京，王懿荣投池殉难。王氏所收的甲骨转到刘鶚手中。又经罗振玉的支持，公元1903年刘鶚出版了《铁云藏龟》。此书一问世，很快引起学术界重视，先后有许多学者对甲骨文字做了研究。因为出土于安阳，所以称为“殷墟文字”，或叫做“殷契”。内容以占卜为主，又称为“卜辞”，但是不尽切合，因为其中还有记事文字，所以名为“甲骨文字”。
甲骨文字属于篆书的前身原形，一般字形较长，上下舒展，结字长短大小不拘。通篇或疏朗，或密结，饶有古趣。它已经成了书法家专门研究的一种字体，于今虽然已经没有实际应用价值，但作为一种法书艺术，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二、周代的书法艺术
籀文是周时通行的文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籀是人名，太史是官名，所以大篆叫作“籀文”、“史书”或“史籀”。大篆十五篇在当时是一种教科书，如今之识字课本。
金文是商周时期刻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代称铜为金，所以名为“金文”。青铜器的名目繁多，有礼器、乐器，有权量，有钱币，有符玺，有服饰御器，有兵器等，上面都可以有文字;当时乐器以钟为代表，礼器以鼎为代表，因而这种文字也称为“钟鼎文”。
西周是我国上古文明兴盛时期，把鼎彝作为国家的重器、立国的标志，即始于此。由于刻铸技术不同，文字型体自然也不同，在重器上刻铸文字，比在甲骨上卜刻文字隆重而严肃，艺术表现高出许多，古拙、肃穆、丰茂，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
籀文与金文都属于大篆，无论是凝重古穆，还是疏朗娟秀，均有一种庄严敦厚之气。这种古典雅致的韵味，开后世书法艺术“金石气息”的渊源。
三、战国时期的书法艺术
石鼓刻石文字，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石刻。尽管或说是周宣王时物，或说是周成王时物，但近人考为秦物，以它与周时金文相较，成熟程度较高。
石鼓共十件，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上面分刻四言诗句，记述国君游猎的情况。唐初发现于陝西凤翔。据推算，石上原文可有700余字;但几经滄桑，屡遭残损磨灭，现仅存270余字了。石鼓上的字，固与金文不同，但就其格局体势来看，仍属大篆一系，十分严谨，似显现了秦篆端倪。
在秦统一全国之前，还留下了一些手迹，如简、牍、帛书，也有用朱色写在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从这些朱墨字迹上，可以看到当时已有了方便的笔、墨、朱，也可以看到小篆与古隶的形成是其来有本。可见我国书法艺术的变革，是历代祖先自觉的追求，智慧的结晶。
四、秦代的书法艺术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推行“书同文”，使用规范文字，对书法艺术的发展立下历史性的不朽功绩。秦统一全国后，赵高撰《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李斯著《仓韵篇》，在大篆的基础上，依照易于辨识，利于书写，尤其便于推行的原则，制成了不失形意而规范统一的“秦篆”。为了区别于大篆而谓之“小篆”，由于推行者及书写者是李斯，也称“斯篆”。
始皇曾巡狩各地，所到之處常刻石为志，所书文字多出李斯之手。他的字瘦硬婉通，号为“玉箸篆”，是小篆的正宗。著名的刻石在泰山、嶧山、琅琊、芝罘、碣石、会稽，共六处，其中琅琊、泰山两处原石犹存，但余字已不多。泰山刻石虽已残损，但体型格局确是可信原物，是秦篆的典型。
秦政虽然制定统一规范的“小篆”，但没有把此前各种字体尽行废毀，当时有所谓“秦书八体”。关于隶书，早在秦时已具备雏型，故虽有“秦篆”、“汉隶”之说，其实指的是每一时代的代表字体，并非指的字体开创。
据载，秦时有吏程邈，因获罪被关押在云阳的狱中;他深感小篆书写困难，潜心改革，而创作出一种便于书写，非当时正式使用的字体，谓之“隶书”或“佐书”。
从大篆而小篆，表面看来只是为了求得实用而改革的字体，其实在艺术发展上，可显示我国汉字的艺术素质，从错落到严整，从松散到对称平衡，从规范到萧疏、从圆转到方折，秦代可说是我国书法史上开始走上繁荣的时代。
五、汉代的书法艺术
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艺术形成一个史上空前、并且后世也难以再现的繁荣局面。在这个时代，汉字的各种字体都一起面世了，大篆、小篆仍然时有所见，隶书正兴，成为一代字体的代表，汉简、章草、今草是通行手书，甚至行书、楷书也萌芽了。在字体方面，此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什么新字体，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成熟与规范化。
汉代的字体虽然繁复纷呈，但当时通行字体的代表仍是隶书。它加强了由圆转为方折的变化，把简帛中的波磔充分发挥，使隶书得以定型，甚至成为“入仕”的标准。
为了书写便捷“赴速急就”，草书应运而生，隶之草谓之“章草”，楷之草谓之“今草”。“草圣”是张芝。东汉末年，又出现行书，书法艺术如此繁荣与当时造纸业的兴盛、书法理论的发展有关。 六、魏晋时代的书法艺术
在隶书的原型上，融进一些简书、草书的笔法，加以净化、规模化，便是楷书的模型。楷书虽然萌生于汉末，但钟繇《宣示表》的小楷，却是当时楷书的代表。
这時候王羲之（公元303-361年）的《十七帖》为今草以“简约”为法的典范，展示了高度抽象的艺术价值。王羲之最大的贡献是把行书推到成熟高峰。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在他父亲的艺术创造中，曾提出了权衡抉择明智的敦促意见，他的艺术实践也有很高的成就。所以每提到行书，必然提到他们父子，世称“二王”。《丧乱帖》可视为行书的典型。
历史上，凡是艺术达到高峰的时代，理论也必有相应的高度。这表明书法艺术家的成就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循序渐进，有根有据，顺应自然，运营而生。魏晋时代在行、草书上的成熟，与当时理论的成就是完全一致的。
七、南北朝的书法艺术
自公元420年刘宋灭晋开始，至公元581年隋朝统一立国，南北朝对峙告终，中间一百六十年，随着文化艺术的繁荣，书法也与之俱兴。
由于南朝因袭晋制，禁止立碑，因而刻石较少;北朝已开此禁，摩崖、碑铭、造像记等颇多。然而，碑铭之禁兴，自汉以来时有变化。晋人为了永祀先祖，已采用地下形式，至南北朝则墓志大兴，这部分几乎是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主体。南朝的名迹最著名的是“二爨”，即《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碑上的字是楷书，还有隶书余韵。
南朝的墨迹主要宗承二王遗绪，王僧虔（羲之四世族孙）父子的《诸公帖》，均为翰札中精品。当时的“写经”，更表明一般人书写能力的提高。
在北朝则是碑刻达到空前繁盛，地上有碑铭、摩崖、造像记、刻经;地下埋有众多墓志。丰富多采，格调高雅形质仆茂，在书史上绽放出燦烂的光辉。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一时蔚为文化中心，不久开凿龙门石窟，雕佛像、刻题词，形成龙门石窟文化胜地。龙门二十品中以《魏灵藏》最为典型。
摩崖以《泰山经百峭金刚经》最著，字径二尺，满布河床石坪，洋洋洒洒，很是壮观，为山河增秀的艺术效果。立于地上的碑刻以《张猛龙碑》最突出，有人称为“魏碑之王”。墓志铭是这一时期保留下来最多的书迹，远比地上诸碑丰富，各怀异韵，孳方同馨。此时也有一些隶书刻石，皆承魏晋时风，已无汉碑遗意，当时一些写经墨迹，如《华严经卷第四十一》等，可以看出那时用笔多取露锋，与魏碑石刻用笔一致，可见碑刻皆失笔意之说未必尽是。
八、隋唐五代的书法艺术
隋朝自大业六年开始科举取士，书写成为品评优劣的一项重要标准，于是规范化的要求便被提到日程上来。从当时众多石碑可以看出前朝书家的个人特色已渐趋于淡化，而统一工整的格局逐步形成。如果说“唐人尚法”，而隋则是这种趋向的开始。
隋时墨迹传留不少，大都真实可信，所以极为宝贵。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曾写《千宇文》800余本，至今仍可从中寻其笔意。
到了唐朝，太宗酷酷爱法，政府设置书学，立为专科。其初书风尚有六朝及隋的气息，而后便形成鲜明的唐人法度。
唐初欧、虞、褚、薛四大家成就最高，特别是欧阳询《九成宫》，用笔结字法度严谨，历来被认为是楷书的法则。
尔后，卓有成就的是颜真卿，他的字结体丰伟，气势豪壮。中晚唐柳公权的楷书也足为代表，其字坚硬刚锐，露锋而不失凝重。
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魏卑唐以来，唐楷被贬为“馆阁”之滥觴，其实未免冤枉。循规入矩、力建法度，始自于隋。至唐，欧、虞、褚、薛、颜、柳，面貌各异，正是对隋法的突破。
唐朝的行书是继晋以后另一个高峰。太宗世民对王羲之奉若圣明，大开书坛崇王之风。尤其主张行书入碑，《晋祠铭》、《温泉铭》便开先例。因此，唐人无不于行书上下功夫。李邕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都是一时之选。
唐时对草书也极为重规，建弘文馆，并刻制王羲之《十七帖》，立下标准草法，也推动了尔后的发展。孙过庭的《书谱》，张旭的《古诗帖》，怀素的《自叙帖》，都是唐时草书发展的代表。
自公元907年唐终，至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前的五十多年，又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史称为“五代”。但在文学、绘画方面藉唐之遗风竟有斐然可观的成就。当时书法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杨凝式，他的《韭花帖》，萧散有致，意态雋雅，极为书家们所称道。
隋是唐的前奏，五代是唐的遗绪;可以说唐由隋的发展开拓，又居于五代的先导。在书法史上确实是一个丰富繁荣的时代。
唐朝以后的书法，都是在不断地学习唐朝或者魏晋，几无创新，想要突破创新，还是要回到魏晋和唐朝，只有这一时期的笔法，才是最传统的书学笔法，没有之一。
参考文献：
[1]朱天曙.《中国书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2]张诚.《书法新论》.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