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法》“三审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了一定进展，难能可贵。例如，对国务院授权并另行规定的条款数量降到了最低限度，现在只剩五处，这些地方都是目前最大的制度改革难点，是最难啃的骨头，它们或是部门之间博弈最为激烈的结合部，或是涉及到集团部门既得利益，一时难以突破。比如对社保费的征缴体制、对新农合的管理办法、对公务员和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的参保办法，等等。
　　笔者从两方面再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方面是有关内容应该进一步作出规定并给出基本原则的地方。首先，关于法定退休年龄，正文中多处涉及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对男性与女性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却没有作出规定。
　　再例如，三审稿提出了“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却没有具体设计和规定什么是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还有，三审稿规定“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成立由用人单位代表、参保人员代表，以及工会代表、法律专家、经济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但对该委员会的定位、功能、程序却没有作出相应规定，对工会的法定席位和该委员会的牵头人(单位)的产生程序等没有明确。
　　另外，三审稿中只规定了“审计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却没有规定正常的、属于国际惯例性质的年报发布制度，等等。
　　第二方面涉及有关制度框架的改革，要在能够预见到的未来、或已经看得见的困难、或潜在必须解决的制度窘境里进行改革。因为制定《社会保险法》的过程不仅是对以往做法的追认和现行制度的认可，也是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重大机遇，是全社会参与并对全民福祉前途做出抉择的一次重大讨论。
　　否则，社保制度面临的形势瞬息万变，一日千里，今天刚刚预见到的问题明天就有可能来到面前，止步不前就会措手不及。
　　其中，关于社保经办机构的体制改革，三审稿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经费和经办社会保险发生的基本运行费用、管理费用，由同级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障”。对经办机构管理费用这种笼统的规定，已远不适应社保制度的发展需要。近年来，新农保制度和转续制度的出台，新农合覆盖面的迅速扩大等，使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量成倍增加，本来经费拮据、人员缺乏的经办机构就更显力不从心。而经办机构的工作跟不上、服务工作跟不上，即使新制度出台再多，服务型政府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大家还是有意见。而到2020年实现社保全覆盖时，将会面临更大挑战。
　　此外，三审稿规定，“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退休后是否缴费，这既是模式选择的大问题，也是涉及到医保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前途的现实问题。这不但要考虑眼前的财务状况，还要考虑若干年后医保基金是否能够持续，如果不能，政府必然陷入财务困境。这是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教训。《社会保险法》在制定相关规定时，应基于一些精算作为支撑，要有扎实的数据基础作为制度选择的根据。制度设计应实事求是，以社会的长期利益为重，不可偏废。
　　再有，关于统筹层次的问题，社保五险对统筹层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既然社保法的体例是以险种为主，就应作出明确规定。比如，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越高越好，而工伤和失业保险则未必。这在目前“三审稿”中对此没有提及，应明确作出规定，这既是一个模式选择问题，也是一个几乎无需详细论证的现成结论，在各国社保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带有某种规律性。如果将来出现偏差了，该高的没高，该低的没低，随意性较大，那么最后吃苦头的还是老百姓，制度改革还要再折腾。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地方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这说明其中必然存在一定难度，如果坚持，势必引发一些其他问题。
　　但是，既然《社会保险法》是一国社保制度之基本大法，就应在需要“较真”的地方尽量“较真”，尽量协调各方利益主体，调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拿出一个折中的意见或办法，最大限度地避免表述的模糊，以免给未来制度运转带来更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