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争议、坎坷和期待中，电影《白鹿原》最终将于9月公映。“20年前，我还以为拍不成了。”
得知电影公映的消息，小说作者陈忠实感慨道。
1993年，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出版，泥土气息扑鼻而来的农民形象，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真实再现以及大胆的情色描写让这部小说迅速席卷全国。震惊的，叫好的，喊骂的，都有。而它被改编成电影的20年坎坷，似乎又足够写成一部小说。
九三年
“当时，全国各地不下十家影视机构找我，想把小说拍成电影，谢晋导演也通过人给我打过电话。我说我已经给吴天明了。”陈忠实回忆起小说刚出世时引起的首股“银幕热”。
吴天明，著名导演，曾担任过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此前，陈忠实并没有和吴天明合作过，但他看过吴天明拍的《老井》，“我觉得吴天明能理解我小说中的农村和农民，而且他是那种特别关注人、关注历史和文化的导演。”
小说出版时，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退下三年的吴天明还在美国，看到了《白鹿原》，他不由得兴奋，“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我都太喜欢了，当时我就从美国给陈忠实打了电话。”其间他还托自己的弟弟和陈忠实谈电影改编权的事。1994年，吴天明刚一回国，立即交给陈忠窦3万元定金，算是“说好”了。
1990年代初，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1993年，陈凯歌刚拍出《霸王别姬》，1994年，张艺谋奉上了《活着》。拿到小说改编权后，吴天明找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芦苇做编剧，芦苇正是那两部电影的编剧。陈忠实、吴天明、芦苇三个陕西人凑在一块儿一说起电影，就禁不住热血沸腾。
“那时候我们三个人讨论了无数回，光吃饭都吃了好多回，见面就策划，一说就说到中午，再说一下午。”在西安市西影路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对面的职工院里，芦苇在布满书籍、碟片和自己的摄影作品的工作室里回忆道。“那时候我四十岁了，陈忠实和吴天明也五十多了。我们三个都是陕西人，老陈是地道农民出身，还当过乡村老师和基层干部，我和天明也都有在陕西农村生活的经历。”
说起自己的乡土记忆，说起陕西的历史文化，说起真实的中国农民在中国电影里的缺席，三个“热血中年”达成了共识：“不拍则已，要拍就要拍成经典，要对得起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对得起这片土地赋予我们的情感和我们对其的热爱。”
这份热爱，很快被当头棒喝。1994年，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王枫向新闻界点名指出，《白鹿原》、《废都》两部作品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剧。这一句话，导致《白鹿原》拍电影之事搁浅了10年，也令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和《白鹿原》失之交臂。
吴天明和芦苇他们最初的野心和梦想，被冷冻在1994年。
十年后
吱哇一声——沧桑的秦腔从芦苇的碟机中闯出……“你听听，这就是白嘉轩。”芦苇放的是著名秦腔老生任哲中所唱的《哭祖庙》，“白嘉轩是哭自己呢，也哭传统的崩溃。”芦苇说，“悲凉，就是《白鹿原》的气质。”
2002年，芦苇再次接过《白鹿原》的编剧任务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听说是省领导给西影递了话，可以拍了。”2002年，西部电影集团(前身为西安电影制片厂)与陈忠实签订买断该作品电影版权的终身协议，投资5000万准备拍摄。2004年，《白鹿原》获得了准拍证。
“《白鹿原》1稿，2003年8月1日。《白鹿原》2稿，2004年8月5日，2004年9月2日。《白鹿原》3稿……6、7稿及散页，2007年……”芦苇工作室的“卧室”内，一张小床对面的柜子里，厚厚一摞文件夹里，是他从2003年到2007年为《白鹿原》所写的七稿剧本。
“陈忠实写了50万字，我也写了几十万字了。”芦苇笑道。不会用电脑打字的芦苇用钢笔爬格子，在老式的作文纸上，一字一句写下他的第七稿开头——
鞭响声。关中农民吆喝牲口的声音从历史深处隐约传来。
鹿三的声音：“走!得儿驾，走走!嗯——我把你个挨下鞭子的，你个生就下苦的命，生就出力的胚子，不出力想咋呀，你还想当人上人，连我都没那个命，走，得儿驾!”
出现字幕：公元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陕西关中白鹿原。
“2004年的六七月份，我们第一次把剧本送到电影总局参加论证。《白鹿原》是重大题材，作者、专家，很多人。”作为第一出品单位的负责人，西影艺委会办公室主任李爱民一直负责《白鹿原》的立项和审查。
那次论证还算顺利，专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何改编上，一部50万字的洋洋大作，出场人物上百号，从清末写到解放初，人物众多，剧情复杂，如何压缩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确实是个难题。在芦苇的剧本中，主要人物被压缩至七位。专家们认为这样的安排似乎“太轻了”。不过芦苇解释，“一般一个剧本里有三个主要人物都算多了，现在有七个人物，要讲清楚已经很不容易了。”
2005年，剧本立项书就发下来了，李爱民感觉松了一口气，不过电影局那次的审查还留了一个“尾巴”，“剧本完成后，需要再看一下。”“最后这个小尾巴就折腾了好几年，再加上几易投资人，(西影)换领导班子，对项目都有影响。”
因为要“看一下”，之后剧本又经历了数度修改，芦苇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审查”的因素，不过他也表示，“写的时候自由，拍的时候不一定自由。”后来上映的电影中，芦苇认为自己的剧本内容“最多占了十分之一”。导演王全安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前面的两稿都没有通过，我就花十六天时间自己写了一个，没想到通过了。”
最终，在芦苇主动要求下，电影《白鹿原》的编剧署名只有王全安。
两人的剧本究竟有什么不同?芦苇说：“我认为《白鹿原》的主角一定是白嘉轩。”而目前版本的电影梗概里，主线似乎转移到以田小娥和几个男人的关系作为推动。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这样一部电影能开拍和公映太不容易了，芦苇也就“没说啥”，只是默默保留着自己的七稿剧本。
也是同样的原因，在电影一波三折的变故中，小说作者陈忠实选择了默默关注，并不提什么要求甚至建议，一直都是那句，“我不懂拍电影，电影交给他们，我相信他们。” 在西影人眼中，《白鹿原》算是幸运的。它和长篇电视剧《李自成》都是2003年西影成立集团时定下的“起航”之作，《白鹿原》“折腾”了近十年终于要上了，可农民起义题材的《李自成》还要无限延期。
谁能拍“农民”?
电影能拍了，还差个导演。2003年，芦苇开始向西影推荐导演，而他找的都是“会拍农民”的导演，“我们如何对待农民，就是如何对待生活。”
芦苇联系过两位合作过的大导演陈凯歌、张艺谋。“凯歌说是有别的戏。艺谋很动心，但他很快接到了奥运总导演的通知，就放弃了。”
其实，芦苇一直希望吴天明能拍这部电影。“拍农民就找吴天明。”拍过《老井》，扶起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一众第五代导演的吴天明曾在圈中获此赞誉。至今，《白鹿原》仍是吴天明心中可能成为伟大电影的农民题材，“中国的农民背负的苦难太多了，我们的环境期望的是歌功颂德，谁能说出真相呢?”
错过《白鹿原》后，吴天明和芦苇一起策划过由真实的陕西农民日记改编的电影《农民日记》，“剧本早已完成，但还是拍不了。”最近，对农村题材“不死心”的吴天明刚在陕西拍完《百鸟朝凤》——描写陕西唢呐老艺人的故事。
上世纪充满启蒙色彩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第五代导演纷纷自觉，献出《黄土地》、《霸王别姬》、《活着》这样的划时代作品。“那时刚刚改革开放，门户洞开，第五代们从‘样板戏’中解脱出来，重新审视他们经历过的历史。他们展现的东西跟主流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你在里面可以看到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最重要的是，真实的感情和生活体验，”芦苇兴奋地说，自己也是受到陈凯歌《黄土地》的触动，才第一次觉得电影也可以成为寄托梦想的载体，“在此之前我只是电影厂一个混日子的美工，从没想过要创作什么。”
不过，谈及张艺谋在《活着》之后的转变，芦苇又感慨起来，“《活着》试映时就遭人告状，不但没有通过审查，还处罚他三年不得使用外资，艺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吞的人。第五代拍不出之前那样伟大的作品，也不只是个人原因。庄稼蔫了，主要是气候问题。”
在错过陈凯歌、张艺谋后，三十几岁后生王全安的电影《月蚀》、《惊蛰》映入芦苇眼帘。《惊蛰》那种淳朴的纪实风格，让芦苇相信王全安“有潜力”完成《白鹿原》，他极度兴奋地向西影厂的领导们推荐了王全安。
2005年，第六代导演王全安被确认为《白鹿原》的导演，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说2005年会是“《白鹿原》年”。不过，想轻易开机并不容易，他直到2010年才开始拍摄。在此之前，他甚至还拍了三部电影，并凭借《图雅的婚事》、《团圆》去柏林电影节捧回了“两头熊”。
交出答卷
2010年柏林电影节上，王全安站在领奖台上捧着《团圆》带来的“最佳编剧银熊奖”，心里想的却是《白鹿原》，“当时我的脑海里涌出一个特别温暖的念头，这下，拍《白鹿原》的环境成了。”在北京东直门的工作室里，王全安接受《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时说。
2005年《白鹿原》剧本立项后，“一切都准备好了，经费又发生了问题。”王全安只好退出，接连拍摄了《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团圆》三部电影。“拿了两头‘熊’后，我不再是需要证明自己的实验青年了。”
幸运的是，2010年开拍前夕，万事俱备的王全安获得了最有力的“东风”。国企陕西旅游集团公司决定给电影投资。
“最开始是西安市委宣传部的人找到我，希望我能投资这部电影，快速切断电影之前‘千丝万缕’的投资关系。”陕旅集团董事长、《白鹿原》总制片人张小可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陕旅为此专门成立了陕西白鹿原影业有限公司，向电影投入1.2亿元的总投资，“算上后期宣传发行等费用，投资近1.5个亿。”
因为承诺“不干预电影拍摄，不植入一条广告”，王全安迅速与张小可达成共识。
2010年9月，《白鹿原》正式开拍，剧组在内蒙古海拉尔千亩麦田拍摄重头戏。300人的食宿行和劳务，加上车辆和器械费用，剧组每天日常消耗大概需要30万。2011年1月30日，位于陕西合阳的《白鹿原》主场景戏台在轰隆一声巨响中被炸，电影杀青。演员们得以在过年前高高兴兴地各回各家。不过对于王全安来说，此时的心情却是“比如释重负还要如释重负”。“有一种交代出去的感觉，好坏就是它了。”
2011年大年初二，《白鹿原》在北京进入后期制作。王全安称自己有意“放缓节奏”，沉淀下来。“我之前的电影，包括精剪在内，最快的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是《团圆》。”
尽管《图雅的婚事》和《团圆》分别涉及到一妻二夫、两岸关系等“敏感”话题，但是“审查过程都很顺利，几乎没有修改意见”。因此，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白鹿原》所经历的漫长、纠结且难以捉摸的审查过程还是让王全安感到无奈。
柏林“惊魂”夜
《白鹿原》的首映在柏林电影节上，这个版本时长两小时四十分钟。尽管被外国观众抱怨电影太长、剧情跳跃看不懂。人物塑造不完满等，《白鹿原》仍捧回摄影银熊奖。“只呈现出四成功力，《白鹿原》仍有杀伤力。”王全安在电影节上曾放出如此豪言壮语。
“这当然是有情绪在的，内容遭到了损害，画面还在嘛。”王全安调侃道，旋即又补充，“这是中国电影的悲哀。”
外界并不知道，表情亲和、喜怒不形于色的王全安经历了怎样纠结的一夜。“第二天就要放了，当天接到电影局的电话，说要做重大删改。”人在西安的张小可和在柏林的主创以及立项单位西影集团纷纷接到通知，大家开始发愁。
“意见集中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时间有限，最后我们还是做出了决定，一刀切掉结尾20分钟。”张小可回忆。
“剪还是不剪?导演和我在越洋电话里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最终，他仍然做出了妥协。”在被删掉的结局里，“地主公子哥白孝文成了县长，土改积极分子黑娃当了土匪被枪毙，这咋能行?”张小可半开玩笑地说。
“电影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投资这么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它能上映，否则，对大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而根据电影局的规定，没有过审而执意到国外参赛是违规的，“不仅电影会被枪毙，导演还要面临5年禁拍。”这是张小可第一次投拍电影，就见证了如此的审查过程，“谁让这是《白鹿原》呢。” 剪了，是对电影的不尊重，也是对电影节的不尊重，不剪，就要撤回去。最终，王全安向电影节借来设备和剪辑人员。“以德国工匠的速度，连夜马不停蹄剪了20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放映前还在剪。”不过，赵季平的音乐就来不及配上去了，“声音上是很遗憾的。”
电影《白鹿原》于2011年初就杀青，即使算上后期制作时间，到2012年初赴柏林之前也已经历过大半年的审查时间，为何要到最后一刻又通知做重大删减?“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张小可无奈地说。
民营企业西安影视制片公司的负责人王乐是《白鹿原》的执行制片人，也是负责“跑电影局”的具体人员。在上柏林前的最后阶段，2012年的春节对已经70岁的他来说并不好过。“春节前后两个月每天到电影局去‘上班’”，有一次自己等在办公室，电影局的领导出去办事，午饭吃到一半才想起来，“坏了，老王还在办公室呢。”
王全安则尽量去理解那些审查：“电影审查是结构性的问题，电影局也是不独立的。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可能对电影产生影响。”
今年4月初，《白鹿原》最终获得公映许可证，王乐在广电总局门前手持许可证合影，“补回”手续，告诉所有还在揣测的人——电影没有被禁!
“未完成”的《白鹿原》
“现在在中国电影院里放的版本有它‘可爱’的地方，是不那么极致，但更温和，老少皆宜的版本。”即将公映的是156分钟的版本，不过，王全安当然更希望让“观众能尽快看到尽可能长的版本”。
《白鹿原》的第一个粗剪版本是5个小时，“就是按照剧本串起来，给自己看看。”在此基础上剪到4小时10分钟，“可以分成上下集。”剪到三个半小时一集的版本时，王全安感到“剪不动了”。这也是给陈忠实等文化名人和部分媒体人观摩的第一个版本。最终带到柏林参展的，是三个小时的版本，最后又被临时删剪到160分钟的版本。
包括最后的“一刀”，《白鹿原》究竞经历了哪些删减?导演王全安对此讳莫如深。不过作为总制片人的张小可和执行制片人王乐却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了部分细节。
《白鹿原》剧本中原本脏话较多，“这个改倒是应该。”
而关于情色的镜头，电影局则提出“要达到让母女同看而不会尴尬”的尺度，“这个也很微妙。”总制片人张小可还举了个被删掉的细节：给郭举人家干活的长工，白天见了田小娥，晚上睡觉时骂道，有钱人一个人能有三四个女人……咋能不反呢?
《白鹿原》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结局部分。在小说里，故事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而电影则把故事结局提前了10多年，截止在1938年。
在小说的结局中，白孝文通过在保安团“策反”过程中邀功摇身成为新政权的县长；曾参加过土改、当过土匪但最终“改邪归正”的黑娃被白孝文杀死：加入共产党的白灵死于革命队伍的内讧；加入国民党的鹿兆海没有死于抗日战争而是死于“围剿红军”中；共产党革命者陆兆鹏在解放战争结束时甚至不知所终……所有人物都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充满了悲凉的宿命感。
在王全安的剧本中，因为篇幅有限，没有出现白灵和鹿兆海等人的戏份。白孝文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起义加入共产党打日本，后回到白鹿原成为滋水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并处死了黑娃……
不过目前公映的电影结局中，这些内容都被删掉，电影被戛然而止在1938年。
20年前，陈忠实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才有信心让《白鹿原》这样的“东西”问世。从此，他再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经历了“最难拍的电影”和“最艰难的审查”，王全安期待着“更松弛的环境和更自信的表达”。
“如果环境允许了，我第一个要拍一个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中的故事。”芦苇仍怀着对电影梦想的敬畏，“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电影能更真实地表达人们的现实和历史。”他的手中，还有“不下十个”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
得知电影公映的消息，小说作者陈忠实感慨道。
1993年，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出版，泥土气息扑鼻而来的农民形象，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真实再现以及大胆的情色描写让这部小说迅速席卷全国。震惊的，叫好的，喊骂的，都有。而它被改编成电影的20年坎坷，似乎又足够写成一部小说。
九三年
“当时，全国各地不下十家影视机构找我，想把小说拍成电影，谢晋导演也通过人给我打过电话。我说我已经给吴天明了。”陈忠实回忆起小说刚出世时引起的首股“银幕热”。
吴天明，著名导演，曾担任过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此前，陈忠实并没有和吴天明合作过，但他看过吴天明拍的《老井》，“我觉得吴天明能理解我小说中的农村和农民，而且他是那种特别关注人、关注历史和文化的导演。”
小说出版时，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退下三年的吴天明还在美国，看到了《白鹿原》，他不由得兴奋，“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我都太喜欢了，当时我就从美国给陈忠实打了电话。”其间他还托自己的弟弟和陈忠实谈电影改编权的事。1994年，吴天明刚一回国，立即交给陈忠窦3万元定金，算是“说好”了。
1990年代初，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1993年，陈凯歌刚拍出《霸王别姬》，1994年，张艺谋奉上了《活着》。拿到小说改编权后，吴天明找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芦苇做编剧，芦苇正是那两部电影的编剧。陈忠实、吴天明、芦苇三个陕西人凑在一块儿一说起电影，就禁不住热血沸腾。
“那时候我们三个人讨论了无数回，光吃饭都吃了好多回，见面就策划，一说就说到中午，再说一下午。”在西安市西影路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对面的职工院里，芦苇在布满书籍、碟片和自己的摄影作品的工作室里回忆道。“那时候我四十岁了，陈忠实和吴天明也五十多了。我们三个都是陕西人，老陈是地道农民出身，还当过乡村老师和基层干部，我和天明也都有在陕西农村生活的经历。”
说起自己的乡土记忆，说起陕西的历史文化，说起真实的中国农民在中国电影里的缺席，三个“热血中年”达成了共识：“不拍则已，要拍就要拍成经典，要对得起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对得起这片土地赋予我们的情感和我们对其的热爱。”
这份热爱，很快被当头棒喝。1994年，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王枫向新闻界点名指出，《白鹿原》、《废都》两部作品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剧。这一句话，导致《白鹿原》拍电影之事搁浅了10年，也令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和《白鹿原》失之交臂。
吴天明和芦苇他们最初的野心和梦想，被冷冻在1994年。
十年后
吱哇一声——沧桑的秦腔从芦苇的碟机中闯出……“你听听，这就是白嘉轩。”芦苇放的是著名秦腔老生任哲中所唱的《哭祖庙》，“白嘉轩是哭自己呢，也哭传统的崩溃。”芦苇说，“悲凉，就是《白鹿原》的气质。”
2002年，芦苇再次接过《白鹿原》的编剧任务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听说是省领导给西影递了话，可以拍了。”2002年，西部电影集团(前身为西安电影制片厂)与陈忠实签订买断该作品电影版权的终身协议，投资5000万准备拍摄。2004年，《白鹿原》获得了准拍证。
“《白鹿原》1稿，2003年8月1日。《白鹿原》2稿，2004年8月5日，2004年9月2日。《白鹿原》3稿……6、7稿及散页，2007年……”芦苇工作室的“卧室”内，一张小床对面的柜子里，厚厚一摞文件夹里，是他从2003年到2007年为《白鹿原》所写的七稿剧本。
“陈忠实写了50万字，我也写了几十万字了。”芦苇笑道。不会用电脑打字的芦苇用钢笔爬格子，在老式的作文纸上，一字一句写下他的第七稿开头——
鞭响声。关中农民吆喝牲口的声音从历史深处隐约传来。
鹿三的声音：“走!得儿驾，走走!嗯——我把你个挨下鞭子的，你个生就下苦的命，生就出力的胚子，不出力想咋呀，你还想当人上人，连我都没那个命，走，得儿驾!”
出现字幕：公元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陕西关中白鹿原。
“2004年的六七月份，我们第一次把剧本送到电影总局参加论证。《白鹿原》是重大题材，作者、专家，很多人。”作为第一出品单位的负责人，西影艺委会办公室主任李爱民一直负责《白鹿原》的立项和审查。
那次论证还算顺利，专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何改编上，一部50万字的洋洋大作，出场人物上百号，从清末写到解放初，人物众多，剧情复杂，如何压缩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确实是个难题。在芦苇的剧本中，主要人物被压缩至七位。专家们认为这样的安排似乎“太轻了”。不过芦苇解释，“一般一个剧本里有三个主要人物都算多了，现在有七个人物，要讲清楚已经很不容易了。”
2005年，剧本立项书就发下来了，李爱民感觉松了一口气，不过电影局那次的审查还留了一个“尾巴”，“剧本完成后，需要再看一下。”“最后这个小尾巴就折腾了好几年，再加上几易投资人，(西影)换领导班子，对项目都有影响。”
因为要“看一下”，之后剧本又经历了数度修改，芦苇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审查”的因素，不过他也表示，“写的时候自由，拍的时候不一定自由。”后来上映的电影中，芦苇认为自己的剧本内容“最多占了十分之一”。导演王全安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前面的两稿都没有通过，我就花十六天时间自己写了一个，没想到通过了。”
最终，在芦苇主动要求下，电影《白鹿原》的编剧署名只有王全安。
两人的剧本究竟有什么不同?芦苇说：“我认为《白鹿原》的主角一定是白嘉轩。”而目前版本的电影梗概里，主线似乎转移到以田小娥和几个男人的关系作为推动。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这样一部电影能开拍和公映太不容易了，芦苇也就“没说啥”，只是默默保留着自己的七稿剧本。
也是同样的原因，在电影一波三折的变故中，小说作者陈忠实选择了默默关注，并不提什么要求甚至建议，一直都是那句，“我不懂拍电影，电影交给他们，我相信他们。” 在西影人眼中，《白鹿原》算是幸运的。它和长篇电视剧《李自成》都是2003年西影成立集团时定下的“起航”之作，《白鹿原》“折腾”了近十年终于要上了，可农民起义题材的《李自成》还要无限延期。
谁能拍“农民”?
电影能拍了，还差个导演。2003年，芦苇开始向西影推荐导演，而他找的都是“会拍农民”的导演，“我们如何对待农民，就是如何对待生活。”
芦苇联系过两位合作过的大导演陈凯歌、张艺谋。“凯歌说是有别的戏。艺谋很动心，但他很快接到了奥运总导演的通知，就放弃了。”
其实，芦苇一直希望吴天明能拍这部电影。“拍农民就找吴天明。”拍过《老井》，扶起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一众第五代导演的吴天明曾在圈中获此赞誉。至今，《白鹿原》仍是吴天明心中可能成为伟大电影的农民题材，“中国的农民背负的苦难太多了，我们的环境期望的是歌功颂德，谁能说出真相呢?”
错过《白鹿原》后，吴天明和芦苇一起策划过由真实的陕西农民日记改编的电影《农民日记》，“剧本早已完成，但还是拍不了。”最近，对农村题材“不死心”的吴天明刚在陕西拍完《百鸟朝凤》——描写陕西唢呐老艺人的故事。
上世纪充满启蒙色彩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第五代导演纷纷自觉，献出《黄土地》、《霸王别姬》、《活着》这样的划时代作品。“那时刚刚改革开放，门户洞开，第五代们从‘样板戏’中解脱出来，重新审视他们经历过的历史。他们展现的东西跟主流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你在里面可以看到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最重要的是，真实的感情和生活体验，”芦苇兴奋地说，自己也是受到陈凯歌《黄土地》的触动，才第一次觉得电影也可以成为寄托梦想的载体，“在此之前我只是电影厂一个混日子的美工，从没想过要创作什么。”
不过，谈及张艺谋在《活着》之后的转变，芦苇又感慨起来，“《活着》试映时就遭人告状，不但没有通过审查，还处罚他三年不得使用外资，艺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吞的人。第五代拍不出之前那样伟大的作品，也不只是个人原因。庄稼蔫了，主要是气候问题。”
在错过陈凯歌、张艺谋后，三十几岁后生王全安的电影《月蚀》、《惊蛰》映入芦苇眼帘。《惊蛰》那种淳朴的纪实风格，让芦苇相信王全安“有潜力”完成《白鹿原》，他极度兴奋地向西影厂的领导们推荐了王全安。
2005年，第六代导演王全安被确认为《白鹿原》的导演，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说2005年会是“《白鹿原》年”。不过，想轻易开机并不容易，他直到2010年才开始拍摄。在此之前，他甚至还拍了三部电影，并凭借《图雅的婚事》、《团圆》去柏林电影节捧回了“两头熊”。
交出答卷
2010年柏林电影节上，王全安站在领奖台上捧着《团圆》带来的“最佳编剧银熊奖”，心里想的却是《白鹿原》，“当时我的脑海里涌出一个特别温暖的念头，这下，拍《白鹿原》的环境成了。”在北京东直门的工作室里，王全安接受《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时说。
2005年《白鹿原》剧本立项后，“一切都准备好了，经费又发生了问题。”王全安只好退出，接连拍摄了《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团圆》三部电影。“拿了两头‘熊’后，我不再是需要证明自己的实验青年了。”
幸运的是，2010年开拍前夕，万事俱备的王全安获得了最有力的“东风”。国企陕西旅游集团公司决定给电影投资。
“最开始是西安市委宣传部的人找到我，希望我能投资这部电影，快速切断电影之前‘千丝万缕’的投资关系。”陕旅集团董事长、《白鹿原》总制片人张小可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陕旅为此专门成立了陕西白鹿原影业有限公司，向电影投入1.2亿元的总投资，“算上后期宣传发行等费用，投资近1.5个亿。”
因为承诺“不干预电影拍摄，不植入一条广告”，王全安迅速与张小可达成共识。
2010年9月，《白鹿原》正式开拍，剧组在内蒙古海拉尔千亩麦田拍摄重头戏。300人的食宿行和劳务，加上车辆和器械费用，剧组每天日常消耗大概需要30万。2011年1月30日，位于陕西合阳的《白鹿原》主场景戏台在轰隆一声巨响中被炸，电影杀青。演员们得以在过年前高高兴兴地各回各家。不过对于王全安来说，此时的心情却是“比如释重负还要如释重负”。“有一种交代出去的感觉，好坏就是它了。”
2011年大年初二，《白鹿原》在北京进入后期制作。王全安称自己有意“放缓节奏”，沉淀下来。“我之前的电影，包括精剪在内，最快的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是《团圆》。”
尽管《图雅的婚事》和《团圆》分别涉及到一妻二夫、两岸关系等“敏感”话题，但是“审查过程都很顺利，几乎没有修改意见”。因此，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白鹿原》所经历的漫长、纠结且难以捉摸的审查过程还是让王全安感到无奈。
柏林“惊魂”夜
《白鹿原》的首映在柏林电影节上，这个版本时长两小时四十分钟。尽管被外国观众抱怨电影太长、剧情跳跃看不懂。人物塑造不完满等，《白鹿原》仍捧回摄影银熊奖。“只呈现出四成功力，《白鹿原》仍有杀伤力。”王全安在电影节上曾放出如此豪言壮语。
“这当然是有情绪在的，内容遭到了损害，画面还在嘛。”王全安调侃道，旋即又补充，“这是中国电影的悲哀。”
外界并不知道，表情亲和、喜怒不形于色的王全安经历了怎样纠结的一夜。“第二天就要放了，当天接到电影局的电话，说要做重大删改。”人在西安的张小可和在柏林的主创以及立项单位西影集团纷纷接到通知，大家开始发愁。
“意见集中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时间有限，最后我们还是做出了决定，一刀切掉结尾20分钟。”张小可回忆。
“剪还是不剪?导演和我在越洋电话里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最终，他仍然做出了妥协。”在被删掉的结局里，“地主公子哥白孝文成了县长，土改积极分子黑娃当了土匪被枪毙，这咋能行?”张小可半开玩笑地说。
“电影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投资这么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它能上映，否则，对大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而根据电影局的规定，没有过审而执意到国外参赛是违规的，“不仅电影会被枪毙，导演还要面临5年禁拍。”这是张小可第一次投拍电影，就见证了如此的审查过程，“谁让这是《白鹿原》呢。” 剪了，是对电影的不尊重，也是对电影节的不尊重，不剪，就要撤回去。最终，王全安向电影节借来设备和剪辑人员。“以德国工匠的速度，连夜马不停蹄剪了20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放映前还在剪。”不过，赵季平的音乐就来不及配上去了，“声音上是很遗憾的。”
电影《白鹿原》于2011年初就杀青，即使算上后期制作时间，到2012年初赴柏林之前也已经历过大半年的审查时间，为何要到最后一刻又通知做重大删减?“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张小可无奈地说。
民营企业西安影视制片公司的负责人王乐是《白鹿原》的执行制片人，也是负责“跑电影局”的具体人员。在上柏林前的最后阶段，2012年的春节对已经70岁的他来说并不好过。“春节前后两个月每天到电影局去‘上班’”，有一次自己等在办公室，电影局的领导出去办事，午饭吃到一半才想起来，“坏了，老王还在办公室呢。”
王全安则尽量去理解那些审查：“电影审查是结构性的问题，电影局也是不独立的。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可能对电影产生影响。”
今年4月初，《白鹿原》最终获得公映许可证，王乐在广电总局门前手持许可证合影，“补回”手续，告诉所有还在揣测的人——电影没有被禁!
“未完成”的《白鹿原》
“现在在中国电影院里放的版本有它‘可爱’的地方，是不那么极致，但更温和，老少皆宜的版本。”即将公映的是156分钟的版本，不过，王全安当然更希望让“观众能尽快看到尽可能长的版本”。
《白鹿原》的第一个粗剪版本是5个小时，“就是按照剧本串起来，给自己看看。”在此基础上剪到4小时10分钟，“可以分成上下集。”剪到三个半小时一集的版本时，王全安感到“剪不动了”。这也是给陈忠实等文化名人和部分媒体人观摩的第一个版本。最终带到柏林参展的，是三个小时的版本，最后又被临时删剪到160分钟的版本。
包括最后的“一刀”，《白鹿原》究竞经历了哪些删减?导演王全安对此讳莫如深。不过作为总制片人的张小可和执行制片人王乐却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了部分细节。
《白鹿原》剧本中原本脏话较多，“这个改倒是应该。”
而关于情色的镜头，电影局则提出“要达到让母女同看而不会尴尬”的尺度，“这个也很微妙。”总制片人张小可还举了个被删掉的细节：给郭举人家干活的长工，白天见了田小娥，晚上睡觉时骂道，有钱人一个人能有三四个女人……咋能不反呢?
《白鹿原》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结局部分。在小说里，故事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而电影则把故事结局提前了10多年，截止在1938年。
在小说的结局中，白孝文通过在保安团“策反”过程中邀功摇身成为新政权的县长；曾参加过土改、当过土匪但最终“改邪归正”的黑娃被白孝文杀死：加入共产党的白灵死于革命队伍的内讧；加入国民党的鹿兆海没有死于抗日战争而是死于“围剿红军”中；共产党革命者陆兆鹏在解放战争结束时甚至不知所终……所有人物都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充满了悲凉的宿命感。
在王全安的剧本中，因为篇幅有限，没有出现白灵和鹿兆海等人的戏份。白孝文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起义加入共产党打日本，后回到白鹿原成为滋水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并处死了黑娃……
不过目前公映的电影结局中，这些内容都被删掉，电影被戛然而止在1938年。
20年前，陈忠实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才有信心让《白鹿原》这样的“东西”问世。从此，他再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经历了“最难拍的电影”和“最艰难的审查”，王全安期待着“更松弛的环境和更自信的表达”。
“如果环境允许了，我第一个要拍一个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中的故事。”芦苇仍怀着对电影梦想的敬畏，“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电影能更真实地表达人们的现实和历史。”他的手中，还有“不下十个”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