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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近对脏空气的了解,是那个叫PM2.5的东西。
这些悬浮在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粉尘,对人类健康有着致命的威胁。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入肺。
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是,虽然中国的环保专家、卫生专家,早就知道PM2.5的存在,可是,它在中国的普及,来自于美国驻华大使馆。
PM2.5最早在美国纳入环境标准,美国大使馆使用仪器监测使馆空气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有人认为他是有意,有人认为他是无意,可无论怎样,这种行为普及了PM2.5的概念,他让中国人知道,原来脏空气是这么致命。
在不同的人群,这种传播引发的两种反应,一种人感谢,一种人生气。
于是,脏空气,变得复杂起来。
脏空气里,到底有什么?
脏空气里,当然有科技。
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首先被科技限制。人类也只是在不远的1993年,才把PM2.5与致命的呼吸系统癌症联系起来。
作为科技欠发达国家,坏处自然是晚些享受科技的成果,好处则是可以在全球化的世界,轻易地共享别人研究的结果。
在中国,2000年左右,环保和卫生专家们就开始研究PM2.5。PM2.5的坏处,他们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一个很难破解的谜团了——这些机构可以轻易调动媒体去传播任何事情,可是PM2.5的概念,居然等到美国人在美国普及10多年后,转身才在中国普及。
脏空气里,还有博弈。
在美国,即使知道PM2.5有损健康,可它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也是困难重重。
因为,减少PM2.5排放,会有损化工、运输产业的利益;还会改变烧烤爱好者们的生活方式——不开玩笑,那些热爱露天烧烤的美国佬为这事上街游行过。
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官司不断地开打。官司的一个重点,其实是美国社会在寻找“保护公民健康”和“经济的合理性”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最后,这个点,找到了。美国环保总署克里斯蒂?惠特曼女士说:“环保总署做出的标准,是基于科学事实和公众健康的,不必看着哪个公司的财务报表行事。它保护的是1.3亿美国人民,包括3500万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哮喘和其他呼吸疾病儿童的健康。”
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即使对于尚未有百分之百科学依据的潜在危险物质,环保总署可以制定相应的准则,防患于未然。
那是一个看似平淡无奇,但来之不易、令人感动的标准:公民健康第一。
脏空气里,还有政治。
大使馆是否能测量公布中国的空气质量,上了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三个大学毕业生拍摄了一部关于空气污染的纪录片,上网之后,神奇地被替换成一个打工者联欢会视频。
在全国,所有空气污染指数都不包含健康提醒,在那一串串陌生的数字面前,人们应该做些什么,成了一个原本简单、却永远得不到答案的疑问。
在历史上,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破解的宿命。
在传统上,“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思维一直深藏体内,它应该促动我们做得更好,但也常常促动我们将不好的东西隐藏起来。
现在,新的空气测评标准即将上场,它包含了PM2.5,环保达标的天气变得更艰难。
脏空气里,本不该那么复杂。
它包含PM2.5、PM10、二氧化硫……科技的进步让我们认识它,然后,需要做个决定:是公民健康第一,还是其他。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或许可以这样看待这组封面故事——它在讲述,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
徐一龙
这些悬浮在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粉尘,对人类健康有着致命的威胁。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入肺。
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是,虽然中国的环保专家、卫生专家,早就知道PM2.5的存在,可是,它在中国的普及,来自于美国驻华大使馆。
PM2.5最早在美国纳入环境标准,美国大使馆使用仪器监测使馆空气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有人认为他是有意,有人认为他是无意,可无论怎样,这种行为普及了PM2.5的概念,他让中国人知道,原来脏空气是这么致命。
在不同的人群,这种传播引发的两种反应,一种人感谢,一种人生气。
于是,脏空气,变得复杂起来。
脏空气里,到底有什么?
脏空气里,当然有科技。
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首先被科技限制。人类也只是在不远的1993年,才把PM2.5与致命的呼吸系统癌症联系起来。
作为科技欠发达国家,坏处自然是晚些享受科技的成果,好处则是可以在全球化的世界,轻易地共享别人研究的结果。
在中国,2000年左右,环保和卫生专家们就开始研究PM2.5。PM2.5的坏处,他们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一个很难破解的谜团了——这些机构可以轻易调动媒体去传播任何事情,可是PM2.5的概念,居然等到美国人在美国普及10多年后,转身才在中国普及。
脏空气里,还有博弈。
在美国,即使知道PM2.5有损健康,可它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也是困难重重。
因为,减少PM2.5排放,会有损化工、运输产业的利益;还会改变烧烤爱好者们的生活方式——不开玩笑,那些热爱露天烧烤的美国佬为这事上街游行过。
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官司不断地开打。官司的一个重点,其实是美国社会在寻找“保护公民健康”和“经济的合理性”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最后,这个点,找到了。美国环保总署克里斯蒂?惠特曼女士说:“环保总署做出的标准,是基于科学事实和公众健康的,不必看着哪个公司的财务报表行事。它保护的是1.3亿美国人民,包括3500万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哮喘和其他呼吸疾病儿童的健康。”
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即使对于尚未有百分之百科学依据的潜在危险物质,环保总署可以制定相应的准则,防患于未然。
那是一个看似平淡无奇,但来之不易、令人感动的标准:公民健康第一。
脏空气里,还有政治。
大使馆是否能测量公布中国的空气质量,上了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三个大学毕业生拍摄了一部关于空气污染的纪录片,上网之后,神奇地被替换成一个打工者联欢会视频。
在全国,所有空气污染指数都不包含健康提醒,在那一串串陌生的数字面前,人们应该做些什么,成了一个原本简单、却永远得不到答案的疑问。
在历史上,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破解的宿命。
在传统上,“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思维一直深藏体内,它应该促动我们做得更好,但也常常促动我们将不好的东西隐藏起来。
现在,新的空气测评标准即将上场,它包含了PM2.5,环保达标的天气变得更艰难。
脏空气里,本不该那么复杂。
它包含PM2.5、PM10、二氧化硫……科技的进步让我们认识它,然后,需要做个决定:是公民健康第一,还是其他。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或许可以这样看待这组封面故事——它在讲述,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
徐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