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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北村完成了从早期受卡夫卡等影响的先锋创作到后期依附基督文化与《圣经》的神性写作的巨大转变。通过对北村的创作转变的整合，可以窥见在吸取西方文学资源的过程中，作家如何面对和解决存在这一终极问题，如何在写作中表达和解决作家本人的困惑，并最终找寻存在的终极意义。
关键词： 北村 先锋姿态 神性写作 西方文学资源 基督文化
在一个生存焦虑日渐加剧的时代里，绝望就应运而生了。
绝望是当代人生存勇气消失之后的重要精神表征，在西方文坛，以绝望为代表的精神危机占据了文学中的主要地盘，这种感情在卡夫卡这位绝望的天才那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而在一向以乐感为生存价值标准，受儒教、道教熏染的中国苍茫土地上，绝望的精神劫难也在不断地蔓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视域中，可以看到西方文学的很多影子，在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和消化中，中国作家也在探索生存的终极意义，质询绝望的灵魂，探索超越永恒孤独的方式。在这个大背景下，许多中国作家纷纷开始师法西方大师的创作，在西方文学和文化中汲取养分。在这其中，北村无疑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他由早期激进的先锋姿态转向对基督的皈依，其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出现了巨大转变，而这种转变是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学习下进行的。通过对北村的创作转变的整合，可以窥见在吸取西方文学资源的过程中，作家如何面对和解决存在这一终极问题，在精神危机的冲击下，如何在写作中表达和解决作家本人的困惑，而这一切，又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思考。
北村的创作是在1992年这一年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他由早期激进而又偏执的文学实验一下回归到朴素的语言和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从这以后，他似乎找到了目标、真理和宽广的道路，他以高度人性的眼光打量这个有问题的世界，作品内容明显地回归到了现实生活。
一、“真正的先锋派”
20世纪80年代末北村登上文坛后，一直以“激烈的语言实验，追寻那些形而上的玄虚观念”而被称为“中国最激进的先锋派”，更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中国“探索形式主义策略的最极端的实验者”。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一时期，北村的创作带有着明显的实验性质，而这种先锋的写作姿态自然与当时影响先锋作家深远的几位西方作家大有关系。有资料表明，北村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十分迷恋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等西方大师，这些都为他的先锋小说写作定下了基调。艺术创作上零度情感、还原客观化的生活，一时成为他的追求。早期的北村作为“真正的先锋派”（苏童语），一直偏执地坚持实验写作。从《黑马群》开始就一直醉心于游戏般的文本实验，小说在叙事上不断运用梦游、幻觉等手段，营构所谓的瞬间意味。思想上，北村的创作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尼采的超人哲学、海德格尔的时间意识和存在意识等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北村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他最喜欢的是卡夫卡的作品，而卡夫卡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探询、对精神困境的揭示、对绝望的挣扎与言说也都是北村作品中最关注的问题。
在北村前期的作品《逃亡者说》、《劫持者说》、《聒噪者说》中，语言的解构和重构都是显而易见的，他颠覆了传统故事模式，打破了故事的线性结构，将一系列语言的碎片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激进的小说实验艺术和语言的狂欢明显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奇怪混合，其中有着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子，更有着博尔赫斯的叙述姿态。
先锋小说革命的这一时期，北村小说中的语言几乎都不涉及价值和意义，只涉及语言自身，这种做法导致最终作品中只留下工具性的语言，而丧失了意义的维度。卡夫卡曾在1914年7月的一封信中绝望地说：“我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一样，因而终于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之中。”北村面对语言的感受大概与卡夫卡是相似的，当语言与意义之间出现断裂，作家普遍有种难以言说下去的恐惧。北村对生命的非理性或者对语言的理性的依附，暴露出他无法言说生存本相的写作困难。他意识到生存的真实危机不会因为语言的掩饰而消失，它只会以一种被异化的方式对作家进行攻击，比如最终走入语言的迷宫。而我们时代的精神贫乏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如何面对灵魂孤独？这些人类性的命题却一直被冷落在写作之外，它使得中国文学一直无法与世界文学背景真正接轨，与之进行本质上的深层对话，这也使得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除了在中国留下了一些写作技艺外，他们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却被轻易地忽略了。
可以说，北村在早期作品中就试图探询超越绝望的方法，并一直渴望得到对终极问题的解答，但对小说技艺的过分实验、语言迷宫的设置都使得这种追问不仅得不到解答，反而更加陷入迷津与聒噪的状态中。北村早期的实验小说都演绎了一种人存在的茫然无所皈依之感，存在的意义只在逃亡或等死。作品中人物竭尽全力，期望超越世俗却又更深地陷入世俗，厌世却又不能超脱。小说及小说中人物的重重矛盾，实际上也透露出北村本人在思考存在意义时的矛盾和怀疑心态。叙事实验和话语迷宫并没能给北村带来精神上的长久快乐，反而让他陷入了内心的空洞和盲目。他曾说过：“在已经逝去的时间里，我曾努力在文学中寻找一个使我在场的居所，但我一无所获。”他不停的问自己：“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何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何以‘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正是他的这种对终极意义问题的不断拷问，使得小说创作在思想和技巧上都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以1992年北村皈依基督为界，而正是这思想上的光芒陪伴北村走过那段写作上的黑夜。对终极的怀想与赞美，使北村得以从虚无而精致的语言意义的昏暗地带中突围出来，而进入到生命的本质意义中去，认识到只有家园在小说中降临，才能反抗绝望。可是，真正的家园在哪里呢？
二、“现在，站在哪一块石头上，能望见故乡呢？”
关于1992年的那个晚上，北村这样写道：“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督。三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见证说，他是宇宙间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1]正是从这个晚上，北村“开始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2]此后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先锋作家都迷恋于历史的时候，北村却执着于终极价值的追求，他的写作使小说的当代性不再成为一个空洞。此后北村创作出了一批完全不同于之前作品的小说，如《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伤逝》、《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周渔的火车》和《长征》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小说情境所展开的时空是当代社会和城市，北村在这些作品里突出展示了主人公从深渊到天梯、出黑暗入光明的精神之旅，表达了诗歌、爱情、金钱、权力、地位、道德、学问等都是人类无法栖居之园，只有十字架是人类永恒天梯的基督教信仰观念。可以说这以后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创作思想上，影响北村最深远的莫过于基督文化和《圣经》了。皈依基督后的北村，更加关注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询与追问，突出对处于精神绝境中的人的拯救意识。他说，“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3]他努力描写堕落世界中苦痛的人生和内心，执意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走投无路中皈依宗教获得拯救。 作为中国当代少数的有信仰的作家，罪与罚这个古老的命题一直潜在地牵引着北村的写作。基督文化是“罪感”文化，皈依基督的北村对于基督文化的“原罪”观念深为理解，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4]因此，“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圣经说‘在世间的苦难’，所以我不明白小说除了发现这种人类的悲剧之外还能干什么。”[5]可以说，北村1992后的小说就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注视人类的精神困境和出路，追问存在的意义，探寻超越的方式与意义。北村所设置的故事情节将人物逼上绝境，迫使他们明确地回答：为什么活着。正是在基督“罪感”文化的影响下，北村的小说描绘了“有罪”之人“在路上”的命运，写出了人的生存的苦难与生命的罪孽，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执着的追问，“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6]《施洗的河》这部作品表明，人的内心潜藏着一个罪恶的渊薮，它是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一种无可逃避的罪恶，即原罪。作品中一番话更加突出了基督宗教文化的“原罪”思想：“你有一个罪，它缠累你使你不得释放，叫你的心思背叛叫你的身体犯罪，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你作恶不算什么，世人都犯了罪，是罪性不是罪行，只要有机会，人都在犯罪。”[7]面对苦难和罪孽，北村笔下的人物展开了自我拯救，他们投向世俗的事业，或转身奔向艺术和爱情，然而世俗的事业并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危机，爱情和艺术也无力救赎人们，至此，人的自救之路封死了。那究竟最终怎样才能获得救赎呢？北村提出了皈依基督的拯救道路。
基督文化提倡消除仇恨，主张人们要从心里彼此相爱。这种“爱”是一种神圣的恩典，既有神对人的拳拳之心，又有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皈依。这一切都表明，基督文化不仅是一种“罪感”文化，更是一种“爱感”文化。“人的生存必须有一个引导，否则人类将面临它的后果。”[8]这个“引导者”毫无疑问就是神。“无法想象人能没有任何神圣的依靠而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9]玛卓、超尘、孔丘、康生这些人就生活在一种没有神眷顾的茫茫黑暗之中，直至发疯或者死亡。相比于他们的不幸，孙权、张生、刘浪们则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与神相遇，得到了神的爱与恩典，获得了救赎。
对于皈依基督后的北村来说，他深信宇宙中有一位主宰之神，并且依靠着他的爱，有罪之人必将获得最终救赎。北村曾说过，“用文学的方式谋杀不必承受任何责难，我也相信这些凶手是无辜的，因为连他们自己在内都是被害者，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使人致命的。……他们扩大（或许恰恰是最真实的描述）了苦难的人生经验，却从不给出一个解决办法。我相信他们不是不想给出，而是给不出。从这个角度来说，多数的作家都是没有信仰的人，因为他们太聪明，以至于无法相信这宇宙中会有一位神。因为无法相信一个高于自己的存在，他们只好自己作神。”[10]对于北村来说，基督教文化不仅解决了他的终极难题，也使他将自己连同文学一起交给了心目中的神。
作为记录神的话语的《圣经》是基督教经典，北村也从不讳言《圣经》对他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北村皈依基督后的作品中常可看到对《圣经》语辞、典故的借用，如“十字架”、“福音”、“羔羊”、“权柄”、“末日”、“救赎”等，并且还经常运用典故来展开主题。北村的小说描绘“在路上”的人的命运，这暗合了“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和“该隐流浪异地”的象征意义。北村更是常在小说中大量引用《圣经》经文，以此来点明主旨或推动情节的发展，并且《圣经》经文往往是“因”，是人物得救的依据，直接导致人物的深刻变化。在《圣经》中，“光”常常代表神迹之光、上帝之光、基督之光。上帝作为真理、生命、爱的化身，常成为世人的永世之光。“光”的意象，常常出现在北村的小说里，它象征着救赎。如在《张生的婚姻》里，“张生好像被一束光打到，在地上爬不起来。《圣经》把他完全控制在一个地方，牢牢地抓住了他。”接着，“张生被一道更强的光射中，这道光射入更黑暗的隧道，使他彻底暴露在光中。他意识到那就是神——他从高天而来，在时间里突然临到他，把他征服。”于是，“张生被一只温暖的手托住，光芒中安息笼罩了他。”
当北村不再执意营构语言的迷津，不再努力构筑荒诞晦涩的故事，而是采用接近口语的朴素的叙述，来切实的关注当代现实生活时，他的这一转变，让人看到：“毋庸置疑，北村是中国作家中风格最像艾萨克·辛格的人”[11]。北村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个评价：“我很喜欢辛格的小说。他总是能以很小的篇幅简洁的形式表现很深的主题，他的几千字1万字的小说，别人可能觉得非要写长篇，要用足了，他不，几千字就完成了。”[12]可见，在基督文化和《圣经》之外，给北村的创作影响最大的西方资源，就是艾萨克·辛格了，他的口语化的叙述，简练的篇幅，对人性的探索与思考，对人类灵魂境遇的描述等都能在北村的作品中找到影子。
从1992年3月10日北村生命中最重大的精神事件的发生开始，他的写作就成了信徒的声音。神的出现，使北村的小说中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意义指向，它使刘浪、孙权、张生，更使北村漂泊无助的心灵找到了一个栖息所，正是这种新的意义指向，帮助北村达到了“使美和善达成和解”的写作目的。
在当代作家中，北村在接受西方资源的道路上，可以说走的比其他作家要远。曾被视为先锋作家代表之一的北村，从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接受和吸收转而走向神性写作，在写作手法上更是如辛格一样回到了传统之源。但可以说，北村的精神依然是先锋的，北村认为除了说出真相以外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说出真相才能通达真理，才能通往上帝，通往恒久、无限乃至永生，这也是北村写作的理由和目的。北村的写作是一种向上的写作，是一种通向高远的写作。他勇敢地将神的维度引进我们的文学当中，这是我们的稀缺之光，也催化新的叙述精神的生长。而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要见证并大声呼告我们的罪与爱是何其艰难，而在文学创作上，要想创作出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的高度的作品，更是有很长很长的路等着我们去探询。而这种探询，更是需要写作者和阅读者来共同完成。
参考文献：
[1]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4）.
[2]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4）.
[3]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4）.
[4]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4）.
[5]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1996（6）.
[6]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4）.
[7]北村.施洗的河，花城出版社，1993：126.
[8]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1996（6）.
[9]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1）.
[10]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4）.
[11]塞妮亚.重塑中国文学精神.文艺争鸣，2002（2）.
[12]刘县书.北村：改变的不是爱情——北村访谈录.中国青年报，2002-8-28.
关键词： 北村 先锋姿态 神性写作 西方文学资源 基督文化
在一个生存焦虑日渐加剧的时代里，绝望就应运而生了。
绝望是当代人生存勇气消失之后的重要精神表征，在西方文坛，以绝望为代表的精神危机占据了文学中的主要地盘，这种感情在卡夫卡这位绝望的天才那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而在一向以乐感为生存价值标准，受儒教、道教熏染的中国苍茫土地上，绝望的精神劫难也在不断地蔓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视域中，可以看到西方文学的很多影子，在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和消化中，中国作家也在探索生存的终极意义，质询绝望的灵魂，探索超越永恒孤独的方式。在这个大背景下，许多中国作家纷纷开始师法西方大师的创作，在西方文学和文化中汲取养分。在这其中，北村无疑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他由早期激进的先锋姿态转向对基督的皈依，其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出现了巨大转变，而这种转变是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学习下进行的。通过对北村的创作转变的整合，可以窥见在吸取西方文学资源的过程中，作家如何面对和解决存在这一终极问题，在精神危机的冲击下，如何在写作中表达和解决作家本人的困惑，而这一切，又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思考。
北村的创作是在1992年这一年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他由早期激进而又偏执的文学实验一下回归到朴素的语言和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从这以后，他似乎找到了目标、真理和宽广的道路，他以高度人性的眼光打量这个有问题的世界，作品内容明显地回归到了现实生活。
一、“真正的先锋派”
20世纪80年代末北村登上文坛后，一直以“激烈的语言实验，追寻那些形而上的玄虚观念”而被称为“中国最激进的先锋派”，更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中国“探索形式主义策略的最极端的实验者”。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一时期，北村的创作带有着明显的实验性质，而这种先锋的写作姿态自然与当时影响先锋作家深远的几位西方作家大有关系。有资料表明，北村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十分迷恋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等西方大师，这些都为他的先锋小说写作定下了基调。艺术创作上零度情感、还原客观化的生活，一时成为他的追求。早期的北村作为“真正的先锋派”（苏童语），一直偏执地坚持实验写作。从《黑马群》开始就一直醉心于游戏般的文本实验，小说在叙事上不断运用梦游、幻觉等手段，营构所谓的瞬间意味。思想上，北村的创作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尼采的超人哲学、海德格尔的时间意识和存在意识等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北村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他最喜欢的是卡夫卡的作品，而卡夫卡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探询、对精神困境的揭示、对绝望的挣扎与言说也都是北村作品中最关注的问题。
在北村前期的作品《逃亡者说》、《劫持者说》、《聒噪者说》中，语言的解构和重构都是显而易见的，他颠覆了传统故事模式，打破了故事的线性结构，将一系列语言的碎片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激进的小说实验艺术和语言的狂欢明显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奇怪混合，其中有着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子，更有着博尔赫斯的叙述姿态。
先锋小说革命的这一时期，北村小说中的语言几乎都不涉及价值和意义，只涉及语言自身，这种做法导致最终作品中只留下工具性的语言，而丧失了意义的维度。卡夫卡曾在1914年7月的一封信中绝望地说：“我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一样，因而终于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之中。”北村面对语言的感受大概与卡夫卡是相似的，当语言与意义之间出现断裂，作家普遍有种难以言说下去的恐惧。北村对生命的非理性或者对语言的理性的依附，暴露出他无法言说生存本相的写作困难。他意识到生存的真实危机不会因为语言的掩饰而消失，它只会以一种被异化的方式对作家进行攻击，比如最终走入语言的迷宫。而我们时代的精神贫乏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如何面对灵魂孤独？这些人类性的命题却一直被冷落在写作之外，它使得中国文学一直无法与世界文学背景真正接轨，与之进行本质上的深层对话，这也使得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除了在中国留下了一些写作技艺外，他们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却被轻易地忽略了。
可以说，北村在早期作品中就试图探询超越绝望的方法，并一直渴望得到对终极问题的解答，但对小说技艺的过分实验、语言迷宫的设置都使得这种追问不仅得不到解答，反而更加陷入迷津与聒噪的状态中。北村早期的实验小说都演绎了一种人存在的茫然无所皈依之感，存在的意义只在逃亡或等死。作品中人物竭尽全力，期望超越世俗却又更深地陷入世俗，厌世却又不能超脱。小说及小说中人物的重重矛盾，实际上也透露出北村本人在思考存在意义时的矛盾和怀疑心态。叙事实验和话语迷宫并没能给北村带来精神上的长久快乐，反而让他陷入了内心的空洞和盲目。他曾说过：“在已经逝去的时间里，我曾努力在文学中寻找一个使我在场的居所，但我一无所获。”他不停的问自己：“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何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何以‘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正是他的这种对终极意义问题的不断拷问，使得小说创作在思想和技巧上都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以1992年北村皈依基督为界，而正是这思想上的光芒陪伴北村走过那段写作上的黑夜。对终极的怀想与赞美，使北村得以从虚无而精致的语言意义的昏暗地带中突围出来，而进入到生命的本质意义中去，认识到只有家园在小说中降临，才能反抗绝望。可是，真正的家园在哪里呢？
二、“现在，站在哪一块石头上，能望见故乡呢？”
关于1992年的那个晚上，北村这样写道：“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督。三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见证说，他是宇宙间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1]正是从这个晚上，北村“开始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2]此后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先锋作家都迷恋于历史的时候，北村却执着于终极价值的追求，他的写作使小说的当代性不再成为一个空洞。此后北村创作出了一批完全不同于之前作品的小说，如《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伤逝》、《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周渔的火车》和《长征》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小说情境所展开的时空是当代社会和城市，北村在这些作品里突出展示了主人公从深渊到天梯、出黑暗入光明的精神之旅，表达了诗歌、爱情、金钱、权力、地位、道德、学问等都是人类无法栖居之园，只有十字架是人类永恒天梯的基督教信仰观念。可以说这以后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创作思想上，影响北村最深远的莫过于基督文化和《圣经》了。皈依基督后的北村，更加关注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询与追问，突出对处于精神绝境中的人的拯救意识。他说，“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3]他努力描写堕落世界中苦痛的人生和内心，执意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走投无路中皈依宗教获得拯救。 作为中国当代少数的有信仰的作家，罪与罚这个古老的命题一直潜在地牵引着北村的写作。基督文化是“罪感”文化，皈依基督的北村对于基督文化的“原罪”观念深为理解，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4]因此，“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圣经说‘在世间的苦难’，所以我不明白小说除了发现这种人类的悲剧之外还能干什么。”[5]可以说，北村1992后的小说就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注视人类的精神困境和出路，追问存在的意义，探寻超越的方式与意义。北村所设置的故事情节将人物逼上绝境，迫使他们明确地回答：为什么活着。正是在基督“罪感”文化的影响下，北村的小说描绘了“有罪”之人“在路上”的命运，写出了人的生存的苦难与生命的罪孽，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执着的追问，“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6]《施洗的河》这部作品表明，人的内心潜藏着一个罪恶的渊薮，它是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一种无可逃避的罪恶，即原罪。作品中一番话更加突出了基督宗教文化的“原罪”思想：“你有一个罪，它缠累你使你不得释放，叫你的心思背叛叫你的身体犯罪，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你作恶不算什么，世人都犯了罪，是罪性不是罪行，只要有机会，人都在犯罪。”[7]面对苦难和罪孽，北村笔下的人物展开了自我拯救，他们投向世俗的事业，或转身奔向艺术和爱情，然而世俗的事业并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危机，爱情和艺术也无力救赎人们，至此，人的自救之路封死了。那究竟最终怎样才能获得救赎呢？北村提出了皈依基督的拯救道路。
基督文化提倡消除仇恨，主张人们要从心里彼此相爱。这种“爱”是一种神圣的恩典，既有神对人的拳拳之心，又有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皈依。这一切都表明，基督文化不仅是一种“罪感”文化，更是一种“爱感”文化。“人的生存必须有一个引导，否则人类将面临它的后果。”[8]这个“引导者”毫无疑问就是神。“无法想象人能没有任何神圣的依靠而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9]玛卓、超尘、孔丘、康生这些人就生活在一种没有神眷顾的茫茫黑暗之中，直至发疯或者死亡。相比于他们的不幸，孙权、张生、刘浪们则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与神相遇，得到了神的爱与恩典，获得了救赎。
对于皈依基督后的北村来说，他深信宇宙中有一位主宰之神，并且依靠着他的爱，有罪之人必将获得最终救赎。北村曾说过，“用文学的方式谋杀不必承受任何责难，我也相信这些凶手是无辜的，因为连他们自己在内都是被害者，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使人致命的。……他们扩大（或许恰恰是最真实的描述）了苦难的人生经验，却从不给出一个解决办法。我相信他们不是不想给出，而是给不出。从这个角度来说，多数的作家都是没有信仰的人，因为他们太聪明，以至于无法相信这宇宙中会有一位神。因为无法相信一个高于自己的存在，他们只好自己作神。”[10]对于北村来说，基督教文化不仅解决了他的终极难题，也使他将自己连同文学一起交给了心目中的神。
作为记录神的话语的《圣经》是基督教经典，北村也从不讳言《圣经》对他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北村皈依基督后的作品中常可看到对《圣经》语辞、典故的借用，如“十字架”、“福音”、“羔羊”、“权柄”、“末日”、“救赎”等，并且还经常运用典故来展开主题。北村的小说描绘“在路上”的人的命运，这暗合了“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和“该隐流浪异地”的象征意义。北村更是常在小说中大量引用《圣经》经文，以此来点明主旨或推动情节的发展，并且《圣经》经文往往是“因”，是人物得救的依据，直接导致人物的深刻变化。在《圣经》中，“光”常常代表神迹之光、上帝之光、基督之光。上帝作为真理、生命、爱的化身，常成为世人的永世之光。“光”的意象，常常出现在北村的小说里，它象征着救赎。如在《张生的婚姻》里，“张生好像被一束光打到，在地上爬不起来。《圣经》把他完全控制在一个地方，牢牢地抓住了他。”接着，“张生被一道更强的光射中，这道光射入更黑暗的隧道，使他彻底暴露在光中。他意识到那就是神——他从高天而来，在时间里突然临到他，把他征服。”于是，“张生被一只温暖的手托住，光芒中安息笼罩了他。”
当北村不再执意营构语言的迷津，不再努力构筑荒诞晦涩的故事，而是采用接近口语的朴素的叙述，来切实的关注当代现实生活时，他的这一转变，让人看到：“毋庸置疑，北村是中国作家中风格最像艾萨克·辛格的人”[11]。北村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个评价：“我很喜欢辛格的小说。他总是能以很小的篇幅简洁的形式表现很深的主题，他的几千字1万字的小说，别人可能觉得非要写长篇，要用足了，他不，几千字就完成了。”[12]可见，在基督文化和《圣经》之外，给北村的创作影响最大的西方资源，就是艾萨克·辛格了，他的口语化的叙述，简练的篇幅，对人性的探索与思考，对人类灵魂境遇的描述等都能在北村的作品中找到影子。
从1992年3月10日北村生命中最重大的精神事件的发生开始，他的写作就成了信徒的声音。神的出现，使北村的小说中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意义指向，它使刘浪、孙权、张生，更使北村漂泊无助的心灵找到了一个栖息所，正是这种新的意义指向，帮助北村达到了“使美和善达成和解”的写作目的。
在当代作家中，北村在接受西方资源的道路上，可以说走的比其他作家要远。曾被视为先锋作家代表之一的北村，从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接受和吸收转而走向神性写作，在写作手法上更是如辛格一样回到了传统之源。但可以说，北村的精神依然是先锋的，北村认为除了说出真相以外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说出真相才能通达真理，才能通往上帝，通往恒久、无限乃至永生，这也是北村写作的理由和目的。北村的写作是一种向上的写作，是一种通向高远的写作。他勇敢地将神的维度引进我们的文学当中，这是我们的稀缺之光，也催化新的叙述精神的生长。而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要见证并大声呼告我们的罪与爱是何其艰难，而在文学创作上，要想创作出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的高度的作品，更是有很长很长的路等着我们去探询。而这种探询，更是需要写作者和阅读者来共同完成。
参考文献：
[1]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4）.
[2]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4）.
[3]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4）.
[4]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4）.
[5]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1996（6）.
[6]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4）.
[7]北村.施洗的河，花城出版社，1993：126.
[8]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1996（6）.
[9]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1）.
[10]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4）.
[11]塞妮亚.重塑中国文学精神.文艺争鸣，2002（2）.
[12]刘县书.北村：改变的不是爱情——北村访谈录.中国青年报，200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