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7日的《纽约书评》网站上，刊载了德波拉·柯恩针对约书亚·B·弗里曼2018年新著——《庞然大物：工厂的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的书评，题为《失落了的黑暗邪恶磨坊》。
　　弗里曼的这本著作，以密歇根州的胭脂河工厂、前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城、中国的富士康等巨型工厂为主题，试图在集中生产与规模经济日渐式微的今天，追问“工厂”这一形式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
　　工厂的出现，与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趋势有关：大型或贵重机器的出现，使得生产无法再在家中进行；专业的技术知识也超出了个体家庭所能掌握的范围；还有就是企业家想要直接监管工人——在此三者的综合影响之下，现代工厂由此诞生，而我们所熟悉的画面也由此浮现：疲惫的童工、严苛的工厂纪律、拥挤不堪的城市、高耸的烟囱、浓黑的烟雾……然而时人对工厂的反应却各有不同：托克维尔称其为“巨型宫殿”，狄更斯则将蒸汽机描述为“发狂的大象的头”。而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工厂与共和式社群是可以共存的。另一方面，弗里曼所讲述的全球工厂史，其核心就是福特制——它用互相可以换用的零件、持续运转的流水线和传送带，将工厂变成了巨大而标准统一的机器。在比较苏联与美国的工厂时，弗里曼注重的，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工厂里的社会关系都是层级制的，且经常饱含冲突；不论制度如何，管理人员都试图培育这样一种新型人格：节俭、现代且规规矩矩。而这样一种相似性，正是工业化的后果，在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立的背后，我们其实能看到“现代化”过程在不同地方的诸多类同。而弗里曼该书最能给人启示的章节，是关于美国和苏联巨型工厂在存在时长方面的差异的：到1940年代晚期，美国的巨型工厂即开始成为明日黄花，原因很简单——工厂越大，工人就越集中，工会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一旦有罢工发生，其对资方的威胁也就越大；而在社会主义东欧，巨型工厂则持续存在，因为它们不需要面对美国厂方需要面对的问题。
　　此外，工厂制度对于工作之性质的变迁而言，也有重大意義，比如，接受指令、按部就班、知识汇集、机械重复、离家工作等源自工厂的要素，早已走出厂门，并改变着工厂之外的工作形式。如今，随着数字经济和自动化的兴起，“何谓工作”已经变得无法轻易回答，弗里曼因此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的，也就是大型工厂逐渐消亡的过程。
　　但柯恩也认为，弗里曼在讲述工厂历史的时候，似乎过于强调美苏之间的相似性，以至于两者之间明显的不同，也被他漏掉了——比如，苏联工厂里有着社会主义信仰的模范工人的劳动热情、其“劳动竞赛”的机制等，无不彰显了社会主义与工业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而这显然是我们应该多加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