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最初的封锁线
　　中央军委于1934年10月11日发布了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的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
　　刘辉山从中央军委取回命令交给了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红一军团从江西瑞金以西的宽田出发，其任务是作为红军的左前卫在前开路，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行进。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
　　红军继续向西行进，准备渡过湘江到达湘西苏区根据地。蒋介石紧急调兵遣将，命白崇禧、刘湘、刘建绪沿湘江、桂黄公路一线设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此。
　　同年11月29日至30日，10多架敌机对我阵地狂轰滥炸，在敌机的掩护和重炮的轰击下，敌军轮番冲击我阻击阵地，企图夺回渡口。但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控在红军手中，直至中央和军委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但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
　　刘辉山回忆这次残酷的战斗时说：
　　12月1日凌晨，在飞机对我阵地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进攻下，红一军团险些全军覆灭。当时，军团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林彪和聂荣臻得知中央纵队已开始渡江，在分析下一步行动方案时，警卫员突然发现敌人已迂回至指挥所后面，端着刺刀上来了。他马上报告林彪和聂荣臻。情况非常危急，林彪马上命令赶紧转移。聂荣臻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一面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同时命令我（我当时任司令部警卫排长）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和政治部的同志紧急转移。我一面布置警卫排阻击敌人，掩护团部转移，一面往山下跑去传达命令。往山下跑时，突然脚上的草鞋吧嗒、吧嗒地快掉下来了，我顾不上吊在脚上的草鞋，跑下坡传达了聂荣臻的命令。转移到安全地方后一看，原来是往坡下跑时，一颗子弹把脚上的草鞋打穿了，竟没有伤着脚！50年后，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古远兴：我的长征路
　　古远兴当时是随中央纵队踏上长征之路，这段经历他历历在目：
　　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们是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的。在长征中我经历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湘江，四渡赤水，过乌江，逼贵阳，渡过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路程。
　　我那时回到了红军总政治部的通信班，我们不仅要保障首长的通信，还要负责总政治部的警卫任务。

　　在长征出发前的动员中，领导没有多讲什么，只是讲要到外线去作战，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以后要走那么多的路。我那时候年龄又小，每天要跟着部队往前走，真是要把人走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随时面对和敌人的战斗。
　　在长征途中的生活非常困难，没有盐吃，粮食也很少。再加上敌人的围堵，战斗打得都很激烈。
　　长征考验着红军的生存，也考验着每个红军战士的意志。如果怕苦、怕艰难，没有坚强的意志，你就会在路上脱离红军，就会留在雪山上，也过不了草地，二万五千里你就走不下来。面对走与留、生与死，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我始终没有动摇过跟着红军往前走和坚定的必胜信念，最终我跟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途中百姓找媒婆提亲
　　在长征路上，红军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做好群众工作，要帮助老百姓干一些农活和家里的活。经过贵州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村庄，我记不清地名了，我们班住到一个农户家里，这个家里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女儿，老汉40多岁，女儿也有20岁出头，他们家里比较富裕，房子很多，还有地。地里的活，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会雇人来干。不过，他们家的样子不像是地主老财，因为一是地主老财害怕红军，见了红军就跑;二是他们的地都是自己种，没有租出去。
　　红军来了，也就帮他们家做些农活和家里的活计。我在家里干过农活，所以这家老汉看我干活是一把好手就想把我留下，让我给他当倒插门的女婿。在我们家乡倒插门的女婿是被别人看不起的。
　　在生活上，他们家把我们这些红军照顾得很好，看我们缺少粮食就送粮给我们。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多年的战争，或者有什么其他原因，这个村子里的年轻的男人很少，所以缺少劳动力。既然他们家的农活这么多，我们就给他们家多做些事情。我给他们家做的事情越多，老汉就越想把我留下。在我们就要离开的前几天，老汉还找来了媒婆向我提亲，我没有答应。
　　我们走的那天，老汉和老婆婆还有闺女站在门口送我们，我看到闺女的眼睛红红的，看样子好像是哭过。老汉送给了我一双布鞋，里面的鞋垫还绣着花，我知道这是他闺女做的鞋，老汉还对我说：“打完仗还回来。”我感谢了老汉后就走了。
　　头顶的轰炸与眼前的饥饿
　　在长征路上面对的危险就是敌人地面上的前堵后追，还有天上的飞机轰炸。
　　有一天，我们天刚亮就开始走，到了太阳偏西了，队伍才停下来准备吃午饭。我在路旁的沟里生火，准备煮东西吃。有位首长和他的警卫员正在路面上的一棵小树底下做饭。由于我经常给他送信，比较熟，有时我做饭的时候，他和他的警卫员也过来一起搭伙。
　　这次他们做饭早，首长就叫我：“小鬼，你不要搞了，上来一起吃吧。”
　　我说：“你们吃吧，我这里马上就好啦。首长你们可要小心敌人的飞机呀。”
　　首长说：“不怕，你上来吧。” 　　他刚讲完话，我就看见敌人的飞机飞了过来，我就叫：“危险！危险！”这时敌人飞机上扔下的炸弹正好掉在他们吃饭的地方，爆炸了。我赶快上去救人，他们吃饭的地方被炸了一个大坑，三个人都被炸没了，真是太惨啊。刚才人还在那里，突然间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在长征途中，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缺粮食，没有东西吃。长征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公家饭，粮食紧张了，就把口粮分给每个人，在发口粮的时候，首长就讲：我们的粮食很紧张，要节省着吃。
　　首长讲的没有错，开始还能发些炒米或炒面，这些粮食都是从地主老财那里搞来的。可是越往后粮食越困难。
　　在长征前期，我准备了几条腊肉。那还是在贵州，当地的地主老财看红军来了都逃跑了，我从一个地主家的灶坑里捡了几条沾满炭灰的腊肉。这腊肉虽然脏了点，但它不会坏，可以放很长时间。我把腊肉简单地洗了一下，又晾晾，再用油纸包好，这样肉上面的油也能保存住。
　　这点腊肉要是以前炒菜吃，三四顿就吃完了，这个时候我可舍不得吃，当个宝贝整天放在包里。有粮食吃的时候就不吃它，没有粮食或野菜也少的时候就少放一点，让汤里有点油水，饿得实在太厉害了就放点肥肉，这样油水大一点。有的时候，有首长或其他同志过来入我的伙，也要放点肉。
　　我吃的时候，用小刀拉一点肉放在水里煮，然后再放进野菜，这样“肉汤”煮野菜要比清水煮野菜好吃得多，也能多喝两碗，也算是有了吃饱的感觉，但时间不长就又饿了。
　　有的时候我的这个办法也会引来我熟悉的首长和他的警卫员，他们闻到肉味就要入伙。他们有粮食，我就用上一点肉，还有一些野菜和米煮上一锅比汤稠一点、比粥要稀一点的饭食，在当时这可是非常美的事情。那时，即便有首长入伙吃饭，我也是放一点肉，从不多放，这要是在苏区，他们早就说我小气了。可是现在，大伙能吃这样的饭还是很高兴的。
　　越往后粮食就越少，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这时吃的东西主要靠自己去找，像野菜什么的，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会拿来吃。那时每天吃的也很少，因为行军的时候没时间做东西吃，饿了就吃一点炒熟的东西，再喝上一些水。如果没有什么吃的，就只能是光喝水和系紧腰带了。每天只有在宿营的时候，才能烧火煮饭，要是敌人追得紧，这顿饭也吃不上。
　　长征路上造成我们伤亡的原因，一个是来自对敌的战斗，再有就是艰苦的生存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
　　夏日翻雪山  行李不能扔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风一吹还扬起层层的大雪片。山上空气稀薄，自然条件很差，但是为了要到懋功和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就必须要翻过这座雪山。
　　我们是下午到达山下的，晚上在山底下宿营，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山上有妖魔鬼怪，上去后就下不来，要我们不要上去。我们30多个小鬼，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雪山。当时我们的衣着单薄，下面穿的是单裤，脚上穿的是草鞋。上雪山前，领导从向导那里了解到了雪山上的情况，在做动员的时候，要求大家做好御寒的准备，要把行李都带上。我有一块旧军毯，是国民党军队用的那种，没有整条的那么大，但比一半还要大一些，另外还有块油布和一个斗笠。
　　早上我们吃过饭，上午10点左右到了雪山底下。这里的天气很怪，上午在山下，天气很热，在太阳下走路，走了一身的汗。有的人说：这么热的天气爬这么高的山，还让带这么多的东西，根本就用不上。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给扔掉了，还有的人干脆把上衣也脱了，光着膀子开始上山。我的东西没有扔掉，领导让准备就肯定有他的道理吧。
　　刚开始，雪没有多深，还算好走，但越到后来积雪越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很深的雪窝里。只要掉进去，就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爬出来。雪浅的地方，脚下又滑，走上三步就要退两步。雪山上除了冷，就是空气稀薄，人的胸口上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来，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这时就听见几位老同志和老大姐在喊：“同志们不能停下来呀，要坚持往前走啊。”
　　确实是，这个时候人停下来后就不想再走了，就想睡觉。在我周围就有人走不动了，蹲在那里，有人过去拽他，可是不管怎么拽，就是拽不起来。我还看见一位大姐在拉一个小同志，看样子他比我还小，大姐一边劝他往前走，一边拉着他走，可他就是蹲在那里不起来，也不讲话，只是摇着头。大姐没有办法，就把多余的一块布披在他身上。
　　走到半山腰时，刮起了大风，扬起了大雪，鸡蛋般大的冰雹没头没脑地向我们打来，当时情景就好像天要塌下来。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在这样的困难面前大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一定要坚持住。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大叫着，用手指着山顶上的红旗，这时我们才知道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山顶，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年龄大的同志和身体比较弱的同志过雪山非常吃力，有的同志早上还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一起爬雪山，到了晚上却看不见他们。那些在雪山下把行李扔了的同志，只穿着一件单衣，他们很难抵御山上的寒冷，有的人没有爬过来，他们永远留在了雪山上。
　　下山好像比上山容易些，但是山的背面没有太阳，让人感到更加寒冷，我们没有棉衣，都穿着单衣。我那块毯子也披不住了，冻得直哆嗦，为了不被冻死，我们就往山下跑，但雪地上很滑，摔倒了就往山下滚。就这样我们连跑带滚地下了雪山。
　　翻过夹金山后，我们占领了达维和懋功，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了师。
　　过草地  煮皮带要多加点盐
　　红军北上，是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就要绕过胡宗南等敌军固守在松潘与兰州一带的封锁线，为此我们要穿过松潘以西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红军要通过这样荒凉、艰难的草地，蒋介石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以为红军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而我们却偏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而中央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毛主席说：“不管草地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走过去，这是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决定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毛主席亲自指挥我们过草地，并将开路的任务交给了林彪的一军团。我们出发前，据“通司”（向导）介绍，松潘西边的草地多有“蛮骑”（野牛之类的东西）出没，草地里经常浸水到膝盖，四周看不见人烟，连树木也没有。人要在里面走，没有向导是不行的，是走不出草地的。进入草地前，要准备充足的干粮、皮衣、皮靴等，否则人进去后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因为草地里面没有人家，也没有林木，宿营时也无处搭棚，夜间寒冷还多雨露。 　　起初，我们有一点不相信，但是还是要做些准备，可是有什么可准备的呢？他说的穿的东西我们基本没有。粮食呢？由于当时粮食缺乏，也筹不到粮食，所以我们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不到一小缸子的小麦，而且就这点粮食也只给了3天。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准备。
　　过草地时，原以为我们在水草地里，到处都是水，按说喝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那里的水基本上是死水，是不能喝的。要想喝水就要找活水，这也是领导要求的。可谁也不知道哪里有活水，所以只要遇到活水，就尽量多装一点水，有的时候，实在找不到水，就只能站在雨地里，仰着头张开嘴喝雨水。
　　草地里的野菜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吃。有的同志为了大家能吃上安全的野菜，就冒着生命危险找来能叫得上名字的野菜，试着吃看看会不会中毒。他们在试吃中也碰到过有毒的，有的吃后呕吐，有的吃后头晕走不动路，但是他们还是找出了不少种能吃的野菜。可是人这么多，附近草地里有限的那几种野菜也有采光的时候。
　　自进入草地以来，我们就天天都遇着雨。有时雨还不小，有雨具的人身上好一点，可是有雨具的人不多，没有雨具的全身都湿透了。我有个斗笠，是从苏区出来的时候带来的，长征一路走过来，雨下得小就戴上它，雨大了再披上我那块不大的油布。
　　雨天在草地里行军，路滑得让人走不了几步就摔倒。我在进草地前找了一根棍子，一是防止摔跤，再有就是用来探路。虽然前面的部队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路，但也要搞清楚周围草地的情况。这棍子还有一个用处，晚上宿营的时候，如果没有棚子，又找不到其他的树枝，我就把这根棍子插在草地里，上面再横着绑一个小木棍，然后再把油布蒙在上面，把油布下面斜着拉紧，再找点东西压着。人在里面躺是躺不下，但坐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下大了，下面也都是水，坐也就不行了，只好戴着斗笠，披着油布，拄着棍子站在夜里的风雨中。困了就把头放在拄着棍子的手上打个盹儿，但是很快又会被夜里的风雨冻醒。没有办法，站在寒冷的雨夜里只能盼着太阳早一点出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着，也有的同志被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夺去了生命。
　　在第三天的行军路上，我看见路旁有个路牌，上面写着“分水岭”，是先头部队留下给我们指路用的。发给我3天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光吃野菜，人没有力气走路。后来的几天，一点儿粮食都没有了，这时有人开始煮皮带吃。我是把皮带和野菜一起煮着吃。
　　煮的时候，里面的盐巴比平时多放一点，这样在行军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力气，能跟得上，不会掉队。如果连柴火都找不到，为了充饥只有拿草地里拔出的野菜往嘴里填。
　　在第六天的下午，我们终于看到前面远处冒起了烟，草地渐渐地消失了，有了土路和小山。又走了很远后，看见了远处的矮房子。
　　到了班佑，看到了一片“牛房”。长征以来，这一路上我们住过砖墙、石墙、泥墙的房子，也住过苗族的茅屋，还住过云南石板盖的房屋，现在住的是用牛屎筑墙的房屋。我们经历了6天的风餐露宿，这个时候住进了房子里，才真正感到了房子的作用和好处。
　　在这块草地里走了6天，我们每天大约走70多里路。在这6天里，前方看不到头，后面有敌人追，四周生存环境恶劣，完全就是靠着坚定的意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终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师，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
　　1935年7月，在长征路上，我在张福芝同志介绍下，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福芝找我谈话的时候是一天的傍晚，天有点黑。他刚开始讲的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楚，只听见“愿意不愿意”。我问他：“愿意什么？”他说：“你不要紧张，我是要介绍你加入共产党。”
　　在整个的长征途中，我始终没有动摇过跟着红军往前走的信念，就这样坚定地跟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摘编自《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当代中国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