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展品源于全国25家博物馆及伊朗国家博物馆，73件元青花瓷器均有准确出处、出土年代及地点。如此集中展示公立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尚属首次。我对元青花瓷器有几点不成熟看法，借此发表，供相关者“拍砖”之用。
　　
　　“蓝”不一定是钴料呈色
　　
　　青花瓷器用钴元素作呈色剂，是否用钴料成为区别青花瓷器的重要标志。而陶瓷又是土和火的艺术，往往在烧成过程中产生窑变，令人产生幻觉，若魔术般充满了神秘的魅力。欲解个中秘密，只有依靠科学技术。对于看似蓝色钴料的瓷器，只有经过科学检测，才能最终定论。上个世纪发掘长沙窑时，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蓝色釉下彩瓷器残片。当时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有可能是唐青花。好在考古工作者毕竟有科学的头脑，在没有科学数据说明的情况下，都没有张扬，而是将残片送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测。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呈色剂是铜，与长沙窑常用的绿彩是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只是在烧成过程产生窑变，出现蓝色，其呈色原理类似后来出现的孔雀绿釉，铜原料形成了碱式碳酸铜。
　　此次展出的元青花瓷器中，有延祜六年纪年墓出土的塔式盖瓶、杭州出土的定名为“观音”的两件瓷器。这两件瓷器是否是钴料呈色，因为未见相关科技检测报告，故建议收藏单位是否可以做一下无损的科技检测，以确认是否钴料呈色。凭肉眼观察，彩绘线条中出现大量的褐色，应该是以铁元素的氧化物为主的呈色剂所致。元以前瓷器彩绘用的酱彩、褐彩和黑彩均是采用当地出的一种贫铁矿石，含铁量仅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二十八，不适合炼铁，只能他用，故宫外边的红墙涂料就是一种贫铁矿石。除氧化铁外，此种矿石还含有多种微量金属氧化物，如锰、钛等物贡。陶瓷烧成过程中，这种贫铁矿石容易产生窑变，可以呈蓝色，也可呈红色。前者容易和青花混淆，后者容易和釉里红混淆，单凭肉眼直觉的经验不能区分差别，只有科技检测方能准确确认具体成分。
　　


　　景德镇元代早期就有以铁的氧化物作彩绘的文物资料，大部分呈褐色，与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的塔式瓶的部分褐色类似，而1978年杭州元丙子(1336年)郑氏墓出土的定名为“观音”的瓷像，其大部分发色呈褐色，只有很少的部分呈灰蓝色，我怀疑可能是铁元素的窑变所致。类似的瓷像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一件，定名为“仙人”，所点褐彩没有出现蓝色；2007年央视《鉴宝》春节特别节目“赛宝”大会出现一件，评为金奖，比韩国那件更完美，所点褐彩出现红色，部分几乎出现类似釉里红的呈色，也是窑变所致。其名称经与会专家研究定名为“药仙”，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道教的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先生进一步指出：“从有关资料来看它反映的应该是著名的道教女医药家鲍菇的形象，相传她在广州越秀山经常采药，采的是一种艾蒿，根茎部分是红色的，所以叫‘红脚艾’。她用这种红脚艾治疗了很多病人。这件青白釉药仙左手拿着的实际上就是一束‘红脚艾’。这件瓷器的发现不但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和瓷器史的研究都有一些促进作用，而且为以后深入探讨我国的文化医学包括道教文化医学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江南地区民俗流行供奉医药之神，俗称为“药公、药母”，祈求保佑家人身体安康。所谓“药母”，实际就是我们见到的“药仙”。龙泉窑的元代作品中，时常出现这种瓷像，很容易和观音混淆。结合元代道教流行的大环境，我个人认为，杭州丙子年出土的“观音”定名为“药仙”或者“仙人”似更为稳妥。
　　
　　元青花精品到底存何处
　　
　　常常有人议论元青花的精品都跑到国外了。我认为此说有待商榷。研究元青花瓷器，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艺术哲学强调的是种族、环境和时代。脱离了这三个要素，就很难正确认识历史问题。
　　


　　现存于伊朗和土耳其的元青花瓷器，据刘新园先生考证，应该是大元国的皇帝送给伊利汗国的礼品，而当时伊利汗与大元皇帝是堂兄弟关系。印度尼西亚也存有一批精美程度不亚于伊朗和土耳其藏品的元青花瓷器。那些元青花瓷器则是外销瓷器，为大元帝国赚取了不少外汇呢!
　　几件精美的元青花绝品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如南京沐英墓出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纹梅瓶，品相完好，画工精细，是所有画人物纹元青花瓷器中最漂亮的一件；1964年保定窖藏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出土两件，一件存于河北省博物馆，另一件则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类似盖罐国外还有两件，但无盖，且尺寸小于这两件。这两件青花釉里红盖罐都定为一级甲等文物，工艺复杂，集镂雕彩绘于一体，代表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首都博物馆和新疆霍城出土的凤首壶以及2004年安徽当涂出土的折枝花卉纹象耳瓶，虽是残器，却像维纳斯的断臂一样，积淀着历史的沧桑，充满魅力，更加令人回味无穷。刘禹锡《陋室铭》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评价文物价值的高低，不能以数量衡量，而是要全面地综合其艺术、科学和历史的价值后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青花料的几点质疑
　　
　　元青花料使用进口钴料，似已成定论。其实，科技工作者和专业陶瓷研究者心里明白，这个结论只是假设，远远没有定论。因为最早记载这件事情的是明万历十七年王世懋《窥天外乘》，书中记载：“……官窑，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此后，虽然也有文献记载，追根溯源，始作俑者还是王世懋。
　　王世懋的成就主要在诗词上，书法也佳，研究陶瓷的人知道他，恐怕还是因为元青花的钴料产地记载。但是，王世懋记载将近200年前的事情准确吗?这个问题好像没人怀疑过。可是他记载的“回青者，出外国”的说法已被同时期的文献证明是错误的，如《明会典》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条所载“吐鲁番贡回青三百二十八斤八两”，再如《明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回青出吐鲁番异域，……而御用回青系回夷大小进贡……”；宋应星《天工开物回青》记载：“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述文献证明，王世懋记载的“回青”事，肯定是道听途说而来。而他记载“苏料”事，又有谁能保证不是道听途说呢?多问几个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头脑变得冷静，尤其是科技工作者，是否应该多化验几处钴料后，再做最后结论?
　　实际上，就是在古代官窑中，进口料和国产料一直是搭配使用的，在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最起码在嘉靖时期是这么做的。
　　
　　元青花瓷器的存世量
　　
　　学者认定的元青花存世量400件左右，是指已经发表或见诸博物馆收藏的实物。这个结论没有错误，最起码现在看是正确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可能会发现新的元青花瓷器，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某个人突然收藏了上百件元青花瓷器，肯定需要认真研究和慎重对待。
　　民间没有元青花的说法值得商榷。据我所知，前几年一家拍卖行仅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卖出一件元青花平底盘，虽然尺寸不大，但却是画人物纹。拍卖行卖的时候就言明，如果不对可以退货。买者找到自己信任的专家结合科技检测，确认是真品，至今收藏在手中。我在近几年发现一些元青花真品，有净瓶、高足碗、小杯等，约10件左右，均是经过传统和科技相结合的鉴定手段确认的，都不太值钱，即使上拍，估计成交价格也不会太高。这些收藏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低调。正应了一句俗语，“咬人的狗不叫”。
　　这种现象值得回味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