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考取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語系。离开家乡前，西师外语系毕业生、在我母校四川新都大丰中学任教的刘昌和先生前来道贺，并向我介绍说：西师校园很大，风景很美，师资力量很强，并特别向我介绍说：“吴宓先生就在那里执教，吴先生是著名学者、诗人、红学家、翻译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钱钟书、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季羡林、李赋宁、赵梦蕤、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吕叔湘、浦江清、贺麟、沈有鼎、王佐良、杨周翰、许国璋、许渊冲、何兆武、查良铮、杜运燮、李廷先等都曾受过他的教诲。你去了，一定要跟吴先生好好学。”刘先生的这番话，使我对吴宓先生肃然起敬，决意到校后，一定要去拜访他，向他请益。
　　登门向恩师请教
　　到了西师以后，我打探到吴宓先生有一个生活习惯，即每天晚饭后，都要从他的居所文化村出来，沿着大操场到三教楼这条路散步。于是，为一睹这位泰斗级学者的风采，我便邀约了同班同学唐永齐和我一起到大操场边“候驾”。那天，我们到了大操场边约摸半个多小时，吴先生果然现身了。他七十多岁，个子瘦小，面目清癯，秃顶，戴了副极为普通的眼镜，灰色布衫，圆口布鞋，毫无一点大教授的派头，俨然四川人所称的“糯米老头”。但若细心观察，也不难发现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散步时，左臂挂着拐杖，显得有点洋气。他散步不是慢慢悠悠的，而是一摇一晃地作细步，走得非常之快，酷似“神行太保”，且在走路时，双眼直盯路面，决不左顾右盼，精神之专注，有如做学问一般。
　　入读西师外语系，教授我们汉语言文学的老师是中文系的教授杨欣安先生。由于我酷爱中国文学，成绩不赖，杨先生挺喜欢我的。当与杨先生混得较为熟络以后，我便想请杨先生带我去拜访吴先生。殊料杨先生却以“教务忙”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不过，老夫子毕竟是老夫子，终究他还是经不起我的死搅蛮缠，应允了带我去见吴先生。于是在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杨先生便带我去了吴先生家。
　　吴先生的居室不大，只有两间屋子，外住先生，内住保姆。先生所住的这间屋子，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看上去显得有些寒碜。杨先生向吴先生问安后马上切入“正题”：“这是外语系李生，我的学生，四川新都人。李生对宓公很崇拜，故今夜带他来看望你，向你聆教。”吴先生听罢直摆手说：“宓老朽无用，愧不敢当，欣公很有学问，要好好跟欣公学。”说罢转过话锋：“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个状元叫杨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个大学问家，且很有气节，十分了不起。”随即又吟了升庵先生的一首诗：“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十二街头春雪遍，马蹄今去落谁家。”
　　第二次到吴先生家是一个冬夜，我向先生请教怎么才能学好文言虚词。先生告诉我：“要掌握文言虚词，其实并不难，只要多读、多记、多用，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使用，就一定能学好。”旋即以“之”为例，给我讲授了它的若干种用法，使我受益匪浅。
　　第三次到吴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个春夜。我将自己写的一篇两千字散文《春到缙云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灯下，将此文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笑着对我说：“散文难写，短篇散文更难写。这个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书和繁体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所以要我使用繁体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对使用简化字持有异议。那时，我还太嫩，思想单纯，每去一次先生家回来都要将实情告诉同学。殊料这一“实情相告”却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出于对我的关心，班里一位“团干”告诫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入团吗？共青团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吴宓很反动，前年‘四清’时挨了批，如果你继续和他搅在一起，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团干”所说的这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吴先生。不过师思难忘，我仍经常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先生的情况，关注着先生的命运走向。
　　“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烧进了西师，宁静的校园顷刻间沸腾起来。斗争锋芒直指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和“暗藏”的“叛徒”、“特务”与“历史反革命”。无须分说，吴先生首当其冲，难逃一劫。据我所知，中文系“革命小将”给吴先生罗织的罪名大抵有这么5条：一是在上世纪20年代吴先生主编《学衡》，竟树起拂逆时尚、独领风标的大旗，与鲁迅打笔仗。当时，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谁反对鲁迅就等于反对党和毛主席；二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吴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何况”一词的用法时，造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结果被说成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三是先生授课、写文章，甚至写一则遗失启事，皆用繁体字，从不写简化字，不用简化字就是“反对党和政府的文字改革”；四是先生经常寄钱给亡友、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子，帮其解决生活困难，并不时还周济一些有“历史问题”、生活窘迫的教师，于是就有人上纲上线，说他“拿人民的血汗钱去养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是先生在亡妻邹兰芳的生辰和忌日，吃饭时总要多摆一副碗筷来寄托哀思，有时到北碚去看电影，也要多买一张票放在自己旁边的座位上，以示陪夫人共享欢娱，结果被说成“迷恋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以上“罪行”早在两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经被批判过，“文革”中，又被革命小将端出来“炒陈饭”，实属低能和无聊。为了抓“现行”，觅“钢鞭”，革命小将还抄了吴先生的家。可是“战绩”不佳，只从先生床席下面抄出一些用香烟盒纸记的日记，所记内容也全属“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两个，鸡卵两枚”之类的生活流水账。小将们看了哭笑不得，空着两手，悻悻离去。
　　1966年夏天是革命小将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狂热时段。我目睹了这样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先生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先生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就会被呵斥，甚至挨打；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小将们一个个登台数落先生的“罪行”，台下不时高呼“打倒”、“火烧”之类的口号。这时，先生总是低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 　　1966年9月，西师对立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开始打派仗，彼此毫无心思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于是其中一派便指派专人将关在“牛棚”里的院系“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赶到校内桃花山劳动改造。斯时，外语系“右派分子”向思元先生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桃花山上牛鬼多，打起黑旗上山坡，你挑粪来我挖窝，大家心头乐呵呵。”的确，对于这数十号“黑帮分子”来说，参加生产劳动总比挨批斗、受皮肉之苦好受得多。在这段时间里，吴先生和他的“牛”朋“鬼”友们一样，总算喘了口气，过了几天无惊无恐的安宁日子。
　　1967年8月，由于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内斗”升级，西师两派相互敌视，竟至兵戎相见，整个校园弥漫着血雨腥风。在这种情势下，吴先生再也无人管了，他每天坐在家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1969年秋，根据西师“革委会”的安排，中文、教育、物理、音乐四系的师生开赴四川梁平县院办农场搞“斗、批、改”。有一次批斗吴先生，两名小将一人架著先生的一只胳膊跑步拖他上台，途中，两名小将陡然同时松手，只听“哎哟”一声惨叫，先生跌倒在青石板上，腿骨骨折。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竟遭如此追害摧残，天理何在？难道这就叫“革命洗礼”？
　　奋力捍卫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
　　1970年，我大学毕业，离开了西师，此后再未见过吴先生。先生后来的情况，我是从中文系的老师那里了解到的。据说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学界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孔”的人不多，而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听说有一天中文系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个“造反派”跳起来要吴先生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殊料先生竟然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高声颂扬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先生的这番话，弄得全场一片哗然。类似这样在批判会上“搅局”还有一次；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吴先生时骂先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先生听了马上站起来说：“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曰：“‘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个狗屎堆。”先生听罢大笑起来：“谬矣，大谬矣，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先生何须与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咬文嚼字，先生义正辞严地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不可让‘不齿’二字谬种流传。”先生的这些表现，有人觉得“迂古”。若细心考量，我却以为这正是先生的可贵之处——身处逆境，却能置自己的荣辱和生死于不顾，奋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这种大智大勇，惊天地，泣鬼神，实在值得我们称颂！
　　1977年，吴先生因患重病，加之右目失明，腿疾困扰，生活不能自理，只好由胞妹吴须曼带回老家陕西泾阳生活。殊料回到老家不到一年，吴先生就溘然长逝了。呜呼，一代宗师，偏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惨遭迫害，备受摧残，晚岁凄凉，郁郁而终。时欤？命欤？
　　诗曰：引领风标草木知，千红万紫竞称奇。暮年遭遇凌霜节，何奈秋风任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