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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华同志长期担任我国工业主管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对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熟悉中国经济情况，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系统成熟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袁宝华同志是我国职工教育的开拓者，对高等学校特别是人民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讲政治、顾大局，善协调、讲奉献。工作中他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法和艺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处理复杂和棘手问题。朱镕基同志曾评价道：“他的这种非凡能力，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使命感，来源于长期的工作历练。他的经历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方面，也造就了他的卓越才干。”
袁宝华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他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北大分队组织委员，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北京大学党支部宣传委员，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袁宝华同志受党的派遣，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回家乡河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先后担任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委员，中共豫西南特委（地委）委员。他按照党的指示，运用巧妙的斗争策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领导了7000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底他到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3月在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处干事，从事干部调配工作。经过延安整风和对马列主义理论系统的学习，他的政治觉悟更加成熟，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还是中央机关纺线比赛第一名。
担任乾安县委书记时期的袁宝华（左一）
抗日戰争胜利后，袁宝华同志赴东北开展工作。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乾安县委书记和洮安县委书记，中共嫩江省分委宣传部部长。在剿匪和土地改革工作中，他带领工作队深入农村蹲点调研抓典型，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在他的领导下，乾安县和洮安县为东北和全中国的解放输送了大量人员和大批物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很好地完成了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的任务。
1949年6月，东北地区刚解放，袁宝华同志就开始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他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秘书长，为刚刚解放的东北地区恢复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为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领导计划处编制的东北工业生产和建设计划是新中国最早的经济建设计划。他把编制计划的方法和经验讲给东北局各工业管理部门，讲给参加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的人员，为成功编制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8月，他参加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援建项目，这次赴苏谈判确定下来的项目为141项，加上此后追加的15个项目，就是后来的“156项工程”。他代表中方在民用项目援建协议书上签字。在长达9个月的谈判过程中，他考察了苏联工业企业，学习研究了苏联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计划编制的理论与具体做法，这些经验对领导开展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953年6月，袁宝华同志调中央重工业部工作，先后担任钢铁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办公厅主任。冶金工业部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冶金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主要负责“一五”计划实施，并分管冶金生产和计划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中，他对每个建设项目都深入调查研究，精心组织设计和施工。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戈壁山川，为我国五六十年代重工业项目特别是钢铁项目的建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0年5月起，袁宝华同志先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副局长、局长，1963年5月兼任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局长。1964年9月起任国家物资管理部部长、党委书记。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开创了新中国物资管理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针对当时物资流通领域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以及生产资料产需脱节等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抓典型、搞试点，使之逐步得到解决，并建立起新的规范的物资流通体制和管理制度，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提供了物资保障。
“文革”开始后，袁宝华同志遭到冲击和迫害，1968年10月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出来工作，1969年11月，任国务院业务组生产组常务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1970年7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在当时国务院经济主管部门许多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下，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生产组承担了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计划安排和调度指挥任务。袁宝华同志带领大家为维持国民经济运行和建设，排除干扰，呕心沥血，通宵达旦地工作，被称为全国的“总调度”，为保障人民正常生活艰苦奋战。
“文革”结束后恢复国家经委，1978年6月，袁宝华同志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1年2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5月，任职能扩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积极组织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建设，在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企业法制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和质量管理、职工教育、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组建经济领域社会团体组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企业整顿、改革和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先后担任国务院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国企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组织领导了我国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百废待兴，为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他先后率团考察英国、法国、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企业和经济组织。1978年11月，他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回来后向华国锋、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汇报时建议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经国务院同意，他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起草了“扩权十条”。后来又起草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经国务院审议批准后正式颁发。这是我国最早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从此拉开了企业改革的序幕。 1978年以后，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他组织开展了工业企业恢复性整顿。通过恢复性整顿，到1981年实现了工业企业的拨乱反正，恢复了企业正常经营和发展，为企业的全面整顿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恢复性整顿的基础上，1982年1月，他组织起草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报经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后实施。经过全面整顿，到1985年，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全面整顿的同时，他组织推动了工业企业扩权让利、质量管理、企业升级、企业承包责任制及经济责任制改革。
在莫斯科谈判“一五”计划援建项目。左起：袁宝华、陈平、王士光、李富春
他高度重視全面质量管理，先后组织多次“质量月”和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组织起草了《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引导全面质量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健康发展。1980年，他组织起草《关于加强现有工业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工作的暂行办法》，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在他的建议下，1982年机构改革后在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了技术改造局，负责全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1981年，他组织起草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在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制度。1987年由包干制改为推行承包制。1986年按照国务院部署，他组织开展企业升级活动，评选国家特级、一级、二级及省级先进企业。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为企业最终成为市场主体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袁宝华（中）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美国大通银行
袁宝华同志积极推动我国企业法制建设。1979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起草小组，袁宝华同志任副组长（彭真任组长）。在起草过程中，他先后带队到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企业干部和工人、地方党政领导、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克服重重阻碍，为该法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在《企业法》制定过程中，他多次向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汇报和说明。历时十年《企业法》起草完成，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历程的重要里程碑。
袁宝华同志开拓了新时期我国的职工教育工作。他提出职工教育是企业发展的百年大计，是万古长青的事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他提出要对职工进行“双补”（补文化课和技术课），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袁宝华担任主任。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使职工教育工作得到全党、全国的重视，有了明确的方向。他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工作，仅用不到五年时间，完成了全国3000多万职工的“双补”，并对全国经济部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全面培训，组织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考试，还在一些重点省区市建立了一批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和培训中心，培养出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为提高全国企业职工队伍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他主张思想政治工作要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使之成为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创新，要与时俱进。他是1983年初成立的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创建人之一，并从1989年3月起任会长。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他组织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研究，给学员讲课，多次召开企业党委书记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大力推动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他长期在国民经济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袁宝华论企业家修养》一书，是他对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长期观察实践的研究成果。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企业家，要从观念、法制、体制等方面营造企业家成长的外部环境，企业家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关心企业家队伍建设，召开50多次厂长经理座谈会，听取企业家的意见。他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设职业化企业家队伍的意见。他多次讲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企业改革和企业家队伍建设。1991年12月他在与《经济日报》记者谈话时指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文化素质的构成，应该是非常丰富而具体的。这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较高造诣、对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规的充分掌握，同时也包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涉猎。
袁宝华同志是我国经济领域全国性社会团体组织的开创者。他组织创建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后来又成立了中国企业家协会，并亲自担任会长。经国家批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激励和培养了一批卓越的企业家，是中国企业管理领域的最高奖项。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改革开放初期还成立了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包装协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这些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社会经济团体组织，在为政府和企业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在领导社团组织20多年的工作中，他发表了40余篇搞好社团建设的文章和讲话。他主张社团组织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企业的桥梁纽带，要“自立、自治、自养”。他的这些观点是我国社团组织建设的宝贵财富。
国家行政学院（筹）第一期培训班全体学员合影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袁宝华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党组书记。他带领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极左思潮，积极调动广大师生的工作学习热情，迅速推进人民大学各项工作蓬勃开展，开创了学校发展新局面。在任期间，袁宝华同志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弘扬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校风，积极探索我们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模式与道路，着力培养大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袁宝华同志始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改革，不断创新，鼓励学术研究面向实践、面向改革开放主战场，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人民大学的学科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学校影响力大大提升。袁宝华同志始终尊师重教，坚持民主办学，经常深入广大师生听取意见和建议，与教师谈心交友，与青年学生座谈交流，被人大师生誉为“我们爱戴的老校长”。
袁宝华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然关心人民大学发展，并始终为人民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袁宝华同志还十分重视国家行政管理干部的教育，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把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在他的提议下，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和行政管理学院。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央决定组建国家行政学院，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筹建工作，他任筹备组组长。他带领筹备组积极推进全面建设，确定培训方案，制定章程，选择校址，招揽专家学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建成与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袁宝华同志还是我国MBA教育的开拓者，提出“中国也要发展技术型的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第一届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强调理论学习要与改革实践相结合。1987年6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次理论工作会上指出：第一，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第二，理论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第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探讨和解决现实问题。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舆论宣传工作。1995年1月，他在与《中国企业报》编辑部的同志讲话中说：我一向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也很喜欢阅读一些报纸杂志。人活在世上，总要知道天下大事。不读书不看报，就不能补充新的知识，不知道新的情况。我以前讲过“三点论”，即报刊宣传要注意抓三个“点”：一是注意反映大家关心的热点;二是善于在诸多的热点问题中抓住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三是作为企业的报刊，必须突出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就没有生命力。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守住这一阵地，必须坚持并发扬“三个精神”。报纸要弘扬主旋律，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办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国企业报》的宗旨就是“面向企业，依靠企业，为企业服务”。当前，国际上有些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是不愿看到中国富强。我們要有这种忧患意识。没有忧患意识，就会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爱国主义的旗帜什么时候都要举得高高的。世界上有很多著名企业家通过艰苦创业，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们拥有亿万资产，但并不奢侈，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而我们有的厂长（经理），企业的日子刚刚好过些，就互相攀比，搞高消费，这与我们的国情不符，值得深思。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大力宣传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要永远传下去。
1995年9月，他在听取中国企业管理宣传（报刊）工作委员会汇报后指出：企业管理报刊当前应在“特、实、高、新”四个字上下功夫。一要“特”，以前我讲过企业管理宣传工作要关心当前的热点，抓住工作的重点，突出企业报刊的特点。这个“三点论”的核心是“特”字，即企业管理报刊必须突出企业管理自身的特点。二要“实”，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实际出发，反映中国的、本地区的、本行业的、本企业的呼声，介绍企业管理经验，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到企业宣传工作中去。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实事求是。三要“高”，杂志的内容质量要高，文章的写作水平要高。每期可以在“报屁股”处搞点企业以外的小文章，但内容要高雅。四要“新”，这是办好报刊最重要的一点。办报刊要有创新精神，要有新的思路。要反映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新思路、新精神、新经验，要介绍先进人物的新成绩。
袁宝华为纺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题词
1998年1月，他在接见中国企业报社全体人员时讲：办好报纸，要讲真话、讲实话、讲明白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报纸或刊物总讲老话不行，总讲模棱两可的话也不行，总讲空话更不行。而避免讲老话、讲含糊话、讲空话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要及时了解、反映职工和企业的思想、看法、呼声与要求。报纸要办出特色的根本是着眼于创新。办报只有办出特色才有生命力，而创新是报纸的灵魂。
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袁宝华同志一直在探索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并总结实践经验。对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他在1991年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基本框架，关键问题在于确立国家、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国家、市场、企业这个大三角中，国家与市场之间应该是条实线，即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来调节和监管市场;市场与企业之间，也应该是实线，即企业除了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外，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市场的变化引导着企业产品生产的变化;国家与企业之间，则应是虚线，即国家对企业的影响，除了计划指导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发挥作用。要确立这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核心是政企分开，两权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1992年12月，他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外国人对中国有兴趣，是因为你有一个大市场。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个大市场;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个潜在的大市场。所以这个市场是不能分割的，封锁和保护很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不仅应对国内开放，而且要对国外开放。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所以我们要尽快形成的是一个统一的、开放的、有秩序的和平等竞争的市场体系。从这个要求出发，首先，要打破条块的封锁和保护，反对垄断和非法的经营活动。其次，市场的管理需要立法，现在一系列的法规、制度、条例都不健全。现在市场的状况比较混乱，在市场的建设和管理中存在很大漏洞。为什么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管理不严。
他还说：要发展各种商品市场，不仅要发展消费品市场，还要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更重要的是市场应向高级发展，即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是劳务市场和金融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做起。要树立“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小机构、大服务”的观念，就是要由“管”字当头转变到服务上来。那么，政府应该管些什么呢？新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有四项任务：一是总量基本平衡，形成一个买方市场;二是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三是调控市场，给企业搭一个“舞台”;四是配套改革，包括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同时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精兵简政。目前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臃肿，“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国家难以承受。
1993年5月15日，他在烟台市和大连市厂长（经理）座谈会上强烈呼吁要注意防止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特别强调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他说：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使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而且不仅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在精神上也要富裕起来。对这个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都无所谓。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俊遮百丑，这是认识的误区。其实，就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搞上去了，也还有两种前途：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使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其前途是共同富裕;只抓物质的，不抓精神文明建设，其前途是两极分化，富了少数，穷了大家，到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失去，搞上去的经济也会滑下来。所以，我们既要不遗余力地抓物质文明建设，也要不遗余力地抓精神文明建设;在强调发展经济、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提倡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积累精神财富，从而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双富有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强调社会主义道德。要树立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都为他人服务的观念，自觉地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市场经济要讲市场道德，企业要讲行业道德，职工要讲职业道德，这都是市场规则得以贯彻执行的思想基础。职工不讲职业道德，企业不讲行业道德，市场经济不讲市场道德，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袁宝华同志高度重视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1996年11月，他在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欧访问总结会上指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只有几十年，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在不断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还要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的好经验、新方法。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到现在并有所发展，就是因为它能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采取新的方法来激发经济。对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与借鉴。
第一，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建立起的一套监督、管理企业的办法。就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它的核心是坚持私有制。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它们的许多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改革。资本主义开始时是由家族企业起家，企业由家族成员管理，进而聘请专业人员替代家族来管理。现在有的发展为股份制，不仅吸收了更多的资金，而且加强了对企业的经营监督。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它们这一整套监督与管理方法。
第二，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多年来不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资产重新组合的经验。资源配置、资产组合，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闭，又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出现，资本主义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的。而我们的企业是能生不能死，使得一些长期经营不好的企业拖了我们的后腿，制约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维护其制度生存、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高福利”带来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用高福利笼络人心，使福利的增长超过生产发展的可能，造成国家沉重负担而陷入困境，我们要认真研究。
第四，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经验。
第五，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在发展高新技术和推行科学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最后，他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企业管理方法，既要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我们的方针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经历者和参与者，袁宝华同志非常注重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科学总结。2001年6月，他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小平同志带领全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確的。虽说也经过了一些波折，可最后还是找到了，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探索过程，我认为可以归结为“始于毛，成于邓”这六个字。这正是我们认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曲折过程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党内的老同志都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早就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道路，他很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但他没能完全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小平同志总结我国多年探索才找到的，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顾这个过程，看看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袁宝华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生。凡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和同志，无论是普通工作人员，还是领导干部，无论是专家、学者、教授，还是企业家，一提起袁老都情不自禁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敬意和钦佩。他们称赞袁老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和热爱，勤勤恳恳，廉洁奉公，品德高尚;称赞他工作作风严谨，实事求是，一身正气;称赞他学识渊博，能力非凡，记忆力惊人。
朱镕基同志曾在袁宝华领导下工作。他在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上说：“1951年夏，我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当时宝华同志担任计划处处长，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对人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总是使你感到他对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让你敢于大胆地去工作。我们总是称他为‘宝华同志’，不称官衔。我们谈到他的时候叫他‘宝华’，在亲切感情中更透露出充分的信赖。他的这种人格魅力来源于他的真诚。他的真诚发自于内心，表现于对人的关爱，是真心实意的关爱，是从不为自己，总是为别人着想的关爱。宝华同志博闻强记，勤奋刻苦，批阅文件从不过夜，而且看得很仔细，常常勾出报告中的错误数字。批语观点明确、言简意赅、让人知道该怎么去做。他讲话不看讲稿，论点鲜明、数据翔实、逻辑井然、语言生动，大家都爱听。”
袁宝华的外交风度和感染力使他结交了很多国际友人和企业家。1992年7月，他应日本首相竹下登邀请访问日本。其间应邀在日本自民党总部对自民党国际交流特别委员会讲演。在没有任何事前准备的情况下，袁宝华即席发表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的演说，并回答了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半天的讲演赢得到会议员的高度赞赏，他们对袁宝华的讲演纷纷表示敬佩。讲演结束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表示感谢。
1993年5月，袁宝华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会议休息时参观奈良市唐招提寺。大家看到寺内有一口类似中国故宫院内的大水缸，上面铭刻近百个中文字，纷纷揣测这口缸的来历。晚上日方宴请时，他用秀丽毛笔字将缸上近百个中文字一字不漏地抄录在饭桌的纸面上。那时他已77岁高龄，有如此记忆力，使在场的日本企业家们都惊叹不已，并称赞他是书法家。
1996年11月8日，袁宝华（中）在日內瓦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左）合影
1996年11月，袁宝华到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企业论坛”。听闻消息，本打算到埃及参加国际会议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特意推迟一天行程，专门在日内瓦设宴迎接他。在宴会上施瓦布先生热情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名人很多，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人并不多。袁宝华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学识渊博。”
袁宝华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自己。他思想敏锐，工作勤奋，正直宽厚，淡泊名利。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鞠躬尽瘁。斯人已逝，丰功永存，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品德，学习他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才能。他的革命精神是一座丰碑，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砥砺前行，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编辑 杨琳）
袁宝华同志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讲政治、顾大局，善协调、讲奉献。工作中他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法和艺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处理复杂和棘手问题。朱镕基同志曾评价道：“他的这种非凡能力，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使命感，来源于长期的工作历练。他的经历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方面，也造就了他的卓越才干。”
共和国建设的高级工程师
袁宝华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他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北大分队组织委员，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北京大学党支部宣传委员，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袁宝华同志受党的派遣，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回家乡河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先后担任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委员，中共豫西南特委（地委）委员。他按照党的指示，运用巧妙的斗争策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领导了7000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底他到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3月在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处干事，从事干部调配工作。经过延安整风和对马列主义理论系统的学习，他的政治觉悟更加成熟，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还是中央机关纺线比赛第一名。
抗日戰争胜利后，袁宝华同志赴东北开展工作。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乾安县委书记和洮安县委书记，中共嫩江省分委宣传部部长。在剿匪和土地改革工作中，他带领工作队深入农村蹲点调研抓典型，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在他的领导下，乾安县和洮安县为东北和全中国的解放输送了大量人员和大批物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很好地完成了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的任务。
1949年6月，东北地区刚解放，袁宝华同志就开始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他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秘书长，为刚刚解放的东北地区恢复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为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领导计划处编制的东北工业生产和建设计划是新中国最早的经济建设计划。他把编制计划的方法和经验讲给东北局各工业管理部门，讲给参加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的人员，为成功编制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8月，他参加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援建项目，这次赴苏谈判确定下来的项目为141项，加上此后追加的15个项目，就是后来的“156项工程”。他代表中方在民用项目援建协议书上签字。在长达9个月的谈判过程中，他考察了苏联工业企业，学习研究了苏联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计划编制的理论与具体做法，这些经验对领导开展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953年6月，袁宝华同志调中央重工业部工作，先后担任钢铁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办公厅主任。冶金工业部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冶金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主要负责“一五”计划实施，并分管冶金生产和计划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中，他对每个建设项目都深入调查研究，精心组织设计和施工。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戈壁山川，为我国五六十年代重工业项目特别是钢铁项目的建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0年5月起，袁宝华同志先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副局长、局长，1963年5月兼任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局长。1964年9月起任国家物资管理部部长、党委书记。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开创了新中国物资管理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针对当时物资流通领域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以及生产资料产需脱节等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抓典型、搞试点，使之逐步得到解决，并建立起新的规范的物资流通体制和管理制度，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提供了物资保障。
“文革”开始后，袁宝华同志遭到冲击和迫害，1968年10月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出来工作，1969年11月，任国务院业务组生产组常务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1970年7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在当时国务院经济主管部门许多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下，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生产组承担了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计划安排和调度指挥任务。袁宝华同志带领大家为维持国民经济运行和建设，排除干扰，呕心沥血，通宵达旦地工作，被称为全国的“总调度”，为保障人民正常生活艰苦奋战。
“文革”结束后恢复国家经委，1978年6月，袁宝华同志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1年2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5月，任职能扩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积极组织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建设，在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企业法制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和质量管理、职工教育、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组建经济领域社会团体组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企业整顿、改革和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先后担任国务院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国企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组织领导了我国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百废待兴，为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他先后率团考察英国、法国、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企业和经济组织。1978年11月，他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回来后向华国锋、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汇报时建议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经国务院同意，他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起草了“扩权十条”。后来又起草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经国务院审议批准后正式颁发。这是我国最早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从此拉开了企业改革的序幕。 1978年以后，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他组织开展了工业企业恢复性整顿。通过恢复性整顿，到1981年实现了工业企业的拨乱反正，恢复了企业正常经营和发展，为企业的全面整顿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恢复性整顿的基础上，1982年1月，他组织起草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报经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后实施。经过全面整顿，到1985年，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全面整顿的同时，他组织推动了工业企业扩权让利、质量管理、企业升级、企业承包责任制及经济责任制改革。
他高度重視全面质量管理，先后组织多次“质量月”和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组织起草了《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引导全面质量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健康发展。1980年，他组织起草《关于加强现有工业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工作的暂行办法》，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在他的建议下，1982年机构改革后在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了技术改造局，负责全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1981年，他组织起草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在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制度。1987年由包干制改为推行承包制。1986年按照国务院部署，他组织开展企业升级活动，评选国家特级、一级、二级及省级先进企业。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为企业最终成为市场主体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袁宝华同志积极推动我国企业法制建设。1979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起草小组，袁宝华同志任副组长（彭真任组长）。在起草过程中，他先后带队到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企业干部和工人、地方党政领导、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克服重重阻碍，为该法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在《企业法》制定过程中，他多次向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汇报和说明。历时十年《企业法》起草完成，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历程的重要里程碑。
袁宝华同志开拓了新时期我国的职工教育工作。他提出职工教育是企业发展的百年大计，是万古长青的事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他提出要对职工进行“双补”（补文化课和技术课），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袁宝华担任主任。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使职工教育工作得到全党、全国的重视，有了明确的方向。他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工作，仅用不到五年时间，完成了全国3000多万职工的“双补”，并对全国经济部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全面培训，组织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考试，还在一些重点省区市建立了一批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和培训中心，培养出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为提高全国企业职工队伍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他主张思想政治工作要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使之成为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创新，要与时俱进。他是1983年初成立的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创建人之一，并从1989年3月起任会长。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他组织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研究，给学员讲课，多次召开企业党委书记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袁宝华同志大力推动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他长期在国民经济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袁宝华论企业家修养》一书，是他对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长期观察实践的研究成果。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企业家，要从观念、法制、体制等方面营造企业家成长的外部环境，企业家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关心企业家队伍建设，召开50多次厂长经理座谈会，听取企业家的意见。他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设职业化企业家队伍的意见。他多次讲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企业改革和企业家队伍建设。1991年12月他在与《经济日报》记者谈话时指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文化素质的构成，应该是非常丰富而具体的。这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较高造诣、对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规的充分掌握，同时也包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涉猎。
袁宝华同志是我国经济领域全国性社会团体组织的开创者。他组织创建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后来又成立了中国企业家协会，并亲自担任会长。经国家批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激励和培养了一批卓越的企业家，是中国企业管理领域的最高奖项。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改革开放初期还成立了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包装协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这些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社会经济团体组织，在为政府和企业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在领导社团组织20多年的工作中，他发表了40余篇搞好社团建设的文章和讲话。他主张社团组织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企业的桥梁纽带，要“自立、自治、自养”。他的这些观点是我国社团组织建设的宝贵财富。
努力开创中国人民大学新局面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袁宝华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党组书记。他带领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极左思潮，积极调动广大师生的工作学习热情，迅速推进人民大学各项工作蓬勃开展，开创了学校发展新局面。在任期间，袁宝华同志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弘扬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校风，积极探索我们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模式与道路，着力培养大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袁宝华同志始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改革，不断创新，鼓励学术研究面向实践、面向改革开放主战场，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人民大学的学科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学校影响力大大提升。袁宝华同志始终尊师重教，坚持民主办学，经常深入广大师生听取意见和建议，与教师谈心交友，与青年学生座谈交流，被人大师生誉为“我们爱戴的老校长”。
袁宝华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然关心人民大学发展，并始终为人民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袁宝华同志还十分重视国家行政管理干部的教育，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把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在他的提议下，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和行政管理学院。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央决定组建国家行政学院，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筹建工作，他任筹备组组长。他带领筹备组积极推进全面建设，确定培训方案，制定章程，选择校址，招揽专家学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建成与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袁宝华同志还是我国MBA教育的开拓者，提出“中国也要发展技术型的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第一届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强调理论学习要与改革实践相结合。1987年6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次理论工作会上指出：第一，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第二，理论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第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探讨和解决现实问题。
牢牢把握改革开放舆论阵地的正确方向
袁宝华同志非常重视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舆论宣传工作。1995年1月，他在与《中国企业报》编辑部的同志讲话中说：我一向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也很喜欢阅读一些报纸杂志。人活在世上，总要知道天下大事。不读书不看报，就不能补充新的知识，不知道新的情况。我以前讲过“三点论”，即报刊宣传要注意抓三个“点”：一是注意反映大家关心的热点;二是善于在诸多的热点问题中抓住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三是作为企业的报刊，必须突出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就没有生命力。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守住这一阵地，必须坚持并发扬“三个精神”。报纸要弘扬主旋律，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办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国企业报》的宗旨就是“面向企业，依靠企业，为企业服务”。当前，国际上有些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是不愿看到中国富强。我們要有这种忧患意识。没有忧患意识，就会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爱国主义的旗帜什么时候都要举得高高的。世界上有很多著名企业家通过艰苦创业，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们拥有亿万资产，但并不奢侈，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而我们有的厂长（经理），企业的日子刚刚好过些，就互相攀比，搞高消费，这与我们的国情不符，值得深思。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大力宣传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要永远传下去。
1995年9月，他在听取中国企业管理宣传（报刊）工作委员会汇报后指出：企业管理报刊当前应在“特、实、高、新”四个字上下功夫。一要“特”，以前我讲过企业管理宣传工作要关心当前的热点，抓住工作的重点，突出企业报刊的特点。这个“三点论”的核心是“特”字，即企业管理报刊必须突出企业管理自身的特点。二要“实”，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实际出发，反映中国的、本地区的、本行业的、本企业的呼声，介绍企业管理经验，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到企业宣传工作中去。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实事求是。三要“高”，杂志的内容质量要高，文章的写作水平要高。每期可以在“报屁股”处搞点企业以外的小文章，但内容要高雅。四要“新”，这是办好报刊最重要的一点。办报刊要有创新精神，要有新的思路。要反映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新思路、新精神、新经验，要介绍先进人物的新成绩。
1998年1月，他在接见中国企业报社全体人员时讲：办好报纸，要讲真话、讲实话、讲明白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报纸或刊物总讲老话不行，总讲模棱两可的话也不行，总讲空话更不行。而避免讲老话、讲含糊话、讲空话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要及时了解、反映职工和企业的思想、看法、呼声与要求。报纸要办出特色的根本是着眼于创新。办报只有办出特色才有生命力，而创新是报纸的灵魂。
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注重经验总结
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袁宝华同志一直在探索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并总结实践经验。对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他在1991年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基本框架，关键问题在于确立国家、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国家、市场、企业这个大三角中，国家与市场之间应该是条实线，即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来调节和监管市场;市场与企业之间，也应该是实线，即企业除了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外，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市场的变化引导着企业产品生产的变化;国家与企业之间，则应是虚线，即国家对企业的影响，除了计划指导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发挥作用。要确立这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核心是政企分开，两权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1992年12月，他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外国人对中国有兴趣，是因为你有一个大市场。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个大市场;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个潜在的大市场。所以这个市场是不能分割的，封锁和保护很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不仅应对国内开放，而且要对国外开放。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所以我们要尽快形成的是一个统一的、开放的、有秩序的和平等竞争的市场体系。从这个要求出发，首先，要打破条块的封锁和保护，反对垄断和非法的经营活动。其次，市场的管理需要立法，现在一系列的法规、制度、条例都不健全。现在市场的状况比较混乱，在市场的建设和管理中存在很大漏洞。为什么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管理不严。
他还说：要发展各种商品市场，不仅要发展消费品市场，还要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更重要的是市场应向高级发展，即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是劳务市场和金融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做起。要树立“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小机构、大服务”的观念，就是要由“管”字当头转变到服务上来。那么，政府应该管些什么呢？新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有四项任务：一是总量基本平衡，形成一个买方市场;二是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三是调控市场，给企业搭一个“舞台”;四是配套改革，包括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同时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精兵简政。目前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臃肿，“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国家难以承受。
1993年5月15日，他在烟台市和大连市厂长（经理）座谈会上强烈呼吁要注意防止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特别强调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他说：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使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而且不仅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在精神上也要富裕起来。对这个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都无所谓。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俊遮百丑，这是认识的误区。其实，就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搞上去了，也还有两种前途：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使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其前途是共同富裕;只抓物质的，不抓精神文明建设，其前途是两极分化，富了少数，穷了大家，到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失去，搞上去的经济也会滑下来。所以，我们既要不遗余力地抓物质文明建设，也要不遗余力地抓精神文明建设;在强调发展经济、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提倡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积累精神财富，从而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双富有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强调社会主义道德。要树立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都为他人服务的观念，自觉地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市场经济要讲市场道德，企业要讲行业道德，职工要讲职业道德，这都是市场规则得以贯彻执行的思想基础。职工不讲职业道德，企业不讲行业道德，市场经济不讲市场道德，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袁宝华同志高度重视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1996年11月，他在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欧访问总结会上指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只有几十年，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在不断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还要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的好经验、新方法。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到现在并有所发展，就是因为它能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采取新的方法来激发经济。对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与借鉴。
第一，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建立起的一套监督、管理企业的办法。就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它的核心是坚持私有制。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它们的许多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改革。资本主义开始时是由家族企业起家，企业由家族成员管理，进而聘请专业人员替代家族来管理。现在有的发展为股份制，不仅吸收了更多的资金，而且加强了对企业的经营监督。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它们这一整套监督与管理方法。
第二，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多年来不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资产重新组合的经验。资源配置、资产组合，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闭，又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出现，资本主义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的。而我们的企业是能生不能死，使得一些长期经营不好的企业拖了我们的后腿，制约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维护其制度生存、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高福利”带来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用高福利笼络人心，使福利的增长超过生产发展的可能，造成国家沉重负担而陷入困境，我们要认真研究。
第四，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经验。
第五，研究并借鉴西方国家在发展高新技术和推行科学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最后，他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企业管理方法，既要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我们的方针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经历者和参与者，袁宝华同志非常注重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科学总结。2001年6月，他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小平同志带领全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確的。虽说也经过了一些波折，可最后还是找到了，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探索过程，我认为可以归结为“始于毛，成于邓”这六个字。这正是我们认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曲折过程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党内的老同志都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早就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道路，他很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但他没能完全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小平同志总结我国多年探索才找到的，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顾这个过程，看看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
袁宝华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生。凡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和同志，无论是普通工作人员，还是领导干部，无论是专家、学者、教授，还是企业家，一提起袁老都情不自禁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敬意和钦佩。他们称赞袁老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和热爱，勤勤恳恳，廉洁奉公，品德高尚;称赞他工作作风严谨，实事求是，一身正气;称赞他学识渊博，能力非凡，记忆力惊人。
朱镕基同志曾在袁宝华领导下工作。他在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上说：“1951年夏，我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当时宝华同志担任计划处处长，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对人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总是使你感到他对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让你敢于大胆地去工作。我们总是称他为‘宝华同志’，不称官衔。我们谈到他的时候叫他‘宝华’，在亲切感情中更透露出充分的信赖。他的这种人格魅力来源于他的真诚。他的真诚发自于内心，表现于对人的关爱，是真心实意的关爱，是从不为自己，总是为别人着想的关爱。宝华同志博闻强记，勤奋刻苦，批阅文件从不过夜，而且看得很仔细，常常勾出报告中的错误数字。批语观点明确、言简意赅、让人知道该怎么去做。他讲话不看讲稿，论点鲜明、数据翔实、逻辑井然、语言生动，大家都爱听。”
袁宝华的外交风度和感染力使他结交了很多国际友人和企业家。1992年7月，他应日本首相竹下登邀请访问日本。其间应邀在日本自民党总部对自民党国际交流特别委员会讲演。在没有任何事前准备的情况下，袁宝华即席发表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的演说，并回答了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半天的讲演赢得到会议员的高度赞赏，他们对袁宝华的讲演纷纷表示敬佩。讲演结束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表示感谢。
1993年5月，袁宝华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会议休息时参观奈良市唐招提寺。大家看到寺内有一口类似中国故宫院内的大水缸，上面铭刻近百个中文字，纷纷揣测这口缸的来历。晚上日方宴请时，他用秀丽毛笔字将缸上近百个中文字一字不漏地抄录在饭桌的纸面上。那时他已77岁高龄，有如此记忆力，使在场的日本企业家们都惊叹不已，并称赞他是书法家。
1996年11月，袁宝华到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企业论坛”。听闻消息，本打算到埃及参加国际会议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特意推迟一天行程，专门在日内瓦设宴迎接他。在宴会上施瓦布先生热情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名人很多，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人并不多。袁宝华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学识渊博。”
袁宝华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自己。他思想敏锐，工作勤奋，正直宽厚，淡泊名利。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鞠躬尽瘁。斯人已逝，丰功永存，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品德，学习他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才能。他的革命精神是一座丰碑，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砥砺前行，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