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陈云在中共“七大”大会上结合自己在延安时期主持中央组织部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两方面工作的经验，讲了三个问题，即讲算账、做交代、讲本行。他坦率地说：我当中央委员已经十多年了，有两条教训，第一条是要有实事求是、分清是非的精神；第二条是对当大官要有正确的态度。把我参加革命这２０年算一算 ，没当中央委员时没欠什么账；当了中央委员反倒欠了一大堆账，收支一抵，亏实很大。他提出，要想到你当的是什么性质的官，你的本领同这个官配不配。他认为，当官越大担子越重，越要以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
　　１９５１年，苏联政府送给中国５辆吉斯牌骄车。在当时的中国，这要算是最高级、最豪华的进口骄车了。有关部门提出，把这５辆车分配给“五大书记”。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怎么也不肯要，硬是把配给自己的“吉斯”车退了回去。后来，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五大书记”的工资全都定为一级，陈云知道了，硬是把自己的工资由一级改为二级。他说，我不能跟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朱总司令一样待遇，应该比他们低。
　　有一回，陈云家乡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听了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他让人将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并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１９５９年，陈云犯心脏病在杭州休息一年，妻子于若木陪他养病。他对于若木说：你在陪我期间的工资不能拿。于是，于若木把攒着一年的工资全部退给单位。时隔１０多年，到了１９７１年夏季，因陈云的炊事员得病住院，让大女儿陈伟力从当时他下放的“五七”干校到江西来照顾陈云的生活。一年后回到北京，陈云对女儿陈伟力说：“你这一年陪我，由我出生活费，你把科学院物理所发的工资全退回去。”当时物理所财务处还给陈伟力开了一张退工资的收据，她保存了多年，后来以为没有什么用，就把它清理掉了。今天想来很是可惜，否则，这张收据对弘扬革命家风是一件很有价值的纪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