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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时候，很多人不禁会追忆起在抗日战争中曾名震中外的辉煌战例——“沁源围困战”。
“沁源围困战”是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开始的。侵华日军由于对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地——沁源县反复“扫荡”达不到目的，进而转为长期“驻剿”，企图在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沁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室清野”、转移上山，腾出县城、平川，“关门打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围困敌人的斗争，直至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１日日寇弃城逃窜，历时两年半。
在艰苦的围困斗争中，沁源军民创造了以弱胜强、持续围困日寇取得胜利的光辉业绩，成为中外军事史上罕见的一个人民战争的范例。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７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由此，沁源县被党中央定为“抗日模范县”，县委书记刘开基被誉为“抗日模范县委书记”，并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作为沁源人的后代，在以沁源的光荣历史引为自豪的时候，不免会常常反思这样的问题：“沁源围困战”的精神何在？“沁源围困战”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我认为，“沁源围困战”值得总结和继承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始终坚持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导是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在“沁源围困战”中，县委、县对敌围困指挥部，坚持学习贯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用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认识、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最广泛地动员了全县人民，组织了人民武装。面对强大的敌人，人们由没有信心到有信心，由没有办法到有办法；人民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起来。在对敌斗争中，有军队、有政府、有群众；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要打仗、要生产、要生活……是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把这一切有机地联系起来，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战斗力，从而经过９００余天的艰苦奋战，取得了依靠人民围困敌寇的伟大胜利。“沁源围困战”是理论联系实际，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思想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最广泛、最彻底地予以贯彻的实践过程。当年的县委书记刘开基曾讲：“沁源围困战，基本上是敌人逼出来的。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靠的是《论持久战》”。“共产党的主张，和被压迫人民的心、和劳苦大众所希望的是一致的，毛主席著作和人民革命的要求是相通的，所以，党的主张、政策，我一听就懂，就衷心拥护。我们向群众一讲，也是一听就懂，就得到拥护”。因此，“沁源围困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观的胜利。
第二、党的坚强领导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毛主席曾说：“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沁源围困战”的特点，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根据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的部署，围困战一开始，沁源县委针对群众大转移的情况，立即在分散的群众中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从县委、区委、镇党总支、村党支部直到每个党员形成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县、区、村各级围困指挥部的核心就是各级党组织。适应斗争需要，党的工作实行军事化、战斗化，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县委一班人对党忠诚，对同志热爱，对群众忠实，有坚强的党性，形成一个团结的、具有战斗力的集体，真正成了全县对敌斗争的核心。各级党组织都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每个党员都发挥了模范作用，从而使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从县委到每个党员、干部都和群众同甘共苦。党员的模范行为和牺牲精神，成为鼓舞、团结广大群众对敌坚决斗争的巨大力量。当年的城关镇党总支书记任云芝说：“那时每个党员就像一面旗，县委就像夜里一盏灯。群众看党员，党员跟县委，只要县委决定、指示，从来没有一个人有二话，都是坚决执行、立即行动。”正是由于党组织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战斗力，才会组织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形成孤立敌人、打击敌人的力量。为了围困驻守之敌，全县实行“空室清野”大动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把以沁源城关为中心，东到霍登（今法中乡），北到交口、郭道镇，西到中峪、亢驿，西北到李元，纵横百里的２３个村庄、３２００多户、１６０００多人的群众动员出来，遗弃４２０００多亩土地，抛弃一切家产，填死水井、埋起粮食、搬净用具，离开家乡，疏散隐蔽到沁河两岸的深山密林，制造无人区，使敌占区成为“没有人民的世界”。当时连地主、商人、“二流子”、“大烟鬼”也跟着群众一起上了山。仅此就充分说明了当时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绝对威信，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动员工作，是绝对不可能创造出这一奇迹的。坚强的县委带出坚强不屈的人民，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和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第三、高度的团结统一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围困战刚开始，在干部、群众中也曾出现过思想认识上的不同和意见分歧。刘开基曾回忆说：“当时县委经受着严峻考验，思想、工作上遭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磨难。县委面临着四大难关：一苦——群众苦、干部苦；二怕——敌强我弱，群众怕敌人；三软——散乱逃难的群众表现软弱；四降——领导、干部中有人提出‘回城搞假维持会，进行合法斗争’，群众中也有人说‘为了活命，不如回城搞维持’……如果思想认识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就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形成围困斗争的坚强力量。面对这些实际，党的工作就是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必须为群众找出一条活命的路子，必须找出一条胜利的斗争道路来。”县委一面发动群众实行互助、借粮、打窑洞，解决转移出来的群众的吃住问题；同时开展坚决的反维持、打击汉奸的斗争。另一方面在群众中开展气节教育，组织党员、干部、骨干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学习、讨论。从党内到党外，几万人的大讨论在山沟里、窑洞里展开，连十几岁的孩子都参加了。讨论的题目就是：回敌人据点去，还是不回去？不回去，又怎样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这种大范围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当年曾任城关镇党组织负责人的任云芝、胡元锁同志就说过：“当时积极分子都深入到群众中讨论、辩论，对有动摇的、顾虑的人都逐户逐人地谈，正面反面地宣传。一天下来嘴干喉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样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真是不容易呀！”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民族气节教育，坚定了人民群众斗争到底的决心，全县人民形成了共同的心声：“沁源人不当汉奸”；“沁源人绝不维持敌人”；“不把鬼子困走，绝不回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撼太岳山难，撼沁源人民更难?选”“坚决不维持，与敌人斗争到底！”是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才最后变成了群众的力量、人民战争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发动、发现和发扬群众的斗争精神，或者说没有群众统一意志的行动，围困战就不可能坚持下去直至胜利。
第四、武装斗争是围困战胜利的关键。在“反扫荡”中，驻在沁源的八路军太岳军区第３８团、２５团、５９团和洪赵支队大部分主力部队都转到外围打击敌人，各留一部支援沁源围困战。军队主动出击敌人，对于稳定人心、鼓舞群众的斗志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同时，为了更大规模地打击敌人，在军队的支持、协助下，发展了党领导的、以当地民兵为主体的人民武装力量。全县划分为１１个“战区”，以军队为骨干，以县游击大队、区干队和全县民兵为主体，组成了１３个游击集团，开展了全民皆兵的群众性围困敌人的斗争。在战斗中，军队和群众是手足关系、血肉之情。军队是群众的靠山，军队培养了民兵；群众是军队的后盾，民兵支援了军队。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民兵逐渐成长壮大为能够独立作战的武装力量，在围困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在县对敌围困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抢粮、抢种、抢收斗争；对敌人展开游击战、伏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冷枪战、劫敌战、袭扰战、“铺街”战、联村联防等多种多样的战斗。同时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奸、反特和反“维持”斗争。在这场空前惨烈的围困斗争中，沁源军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同时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和辉煌的战绩。两年半中，共实施对敌作战２７３０余次，毙伤敌伪３０７８人，地雷爆破５８９次，缴获各种枪械千余枝、子弹８７００余发，夺回各种牲畜２０００余头。坚持两年半之久的围困斗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兵民结合、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
第五、人民群众是坚持围困并取得胜利的基础。毛主席讲：“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沁源围困战”所以能取得胜利，正是由于有全县人民群众的支持、参加。进占沁源的敌入军事力量当时是很强的，但他们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觉悟了的人民。沁源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来自群众，他们热爱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发现和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而得到了群众的充分信任。因此，不管面临多大的艰苦和困难，人民群众都能理解党、拥护党、依靠党、坚决跟党走，这又给了党组织无穷的力量。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分子，他们是群众的带头人。他们相信共产党，共产党也相信他们。这样，县委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工救会、农救会、文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区干队、民兵等骨干，广泛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结成了不可战胜的铜墙铁壁。全民皆兵、全民参战，从而形成了敌占区是“没有人民的世界”，而四面都是党领导下的全县人民组成的消灭敌人的“火牛阵”，使敌人无法生存、无处躲藏。这是“沁源围困战”最突出的特点。
第六、民族气节是胜利的精神支柱。在八年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三光政策”，使沁源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人口不足８万的沁源县，因战争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达２万多人，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被打伤致残者１２０００人；全县９５％以上的房屋被烧、３００多个村庄几乎变成废墟。可以说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面对日寇的暴行，人民群众充满了刻骨的愤怒和仇恨，同时也使少数群众产生过恐惧心理。县委及时针对这些情况开展了全方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保持民族气节的教育，把群众的仇恨转化为对敌斗争的精神力量，从而使群众迸发出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民族骨气。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面对残暴的敌人，沁源人民没有屈服，他们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他们没有让日寇建立起一个维持会，就连地主、地痞、“二流子”、“大烟鬼”也没有当汉奸的。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拿起枪杆子保卫家乡，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浴血战斗。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已是身处极其艰难环境的沁源人民，同时还供给和支持着驻在沁源的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太岳行署以及周边１３个县的领导机关和数万名抗日武装将士的军需日用；并送子弟一万余人参军参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沁源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以“艰苦奋斗、坚强不屈”为特色的“围困战”精神，充分体现出坚持学习、勇于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不畏顽敌、敢打敢胜的必胜信心；不怕牺牲、勇于拼搏的斗争精神；一心革命、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善于研究、灵活运用战术的创新意识；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优良作风；相信群众、为了群众的群众观点；团结奋进、同心协力的光荣传统。这种精神，既是对敌斗争的精神支柱，也是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今天，这些精神仍然是沁源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沁源围困战”是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开始的。侵华日军由于对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地——沁源县反复“扫荡”达不到目的，进而转为长期“驻剿”，企图在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沁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室清野”、转移上山，腾出县城、平川，“关门打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围困敌人的斗争，直至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１日日寇弃城逃窜，历时两年半。
在艰苦的围困斗争中，沁源军民创造了以弱胜强、持续围困日寇取得胜利的光辉业绩，成为中外军事史上罕见的一个人民战争的范例。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７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由此，沁源县被党中央定为“抗日模范县”，县委书记刘开基被誉为“抗日模范县委书记”，并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作为沁源人的后代，在以沁源的光荣历史引为自豪的时候，不免会常常反思这样的问题：“沁源围困战”的精神何在？“沁源围困战”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我认为，“沁源围困战”值得总结和继承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始终坚持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导是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在“沁源围困战”中，县委、县对敌围困指挥部，坚持学习贯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用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认识、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最广泛地动员了全县人民，组织了人民武装。面对强大的敌人，人们由没有信心到有信心，由没有办法到有办法；人民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起来。在对敌斗争中，有军队、有政府、有群众；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要打仗、要生产、要生活……是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把这一切有机地联系起来，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战斗力，从而经过９００余天的艰苦奋战，取得了依靠人民围困敌寇的伟大胜利。“沁源围困战”是理论联系实际，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思想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最广泛、最彻底地予以贯彻的实践过程。当年的县委书记刘开基曾讲：“沁源围困战，基本上是敌人逼出来的。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靠的是《论持久战》”。“共产党的主张，和被压迫人民的心、和劳苦大众所希望的是一致的，毛主席著作和人民革命的要求是相通的，所以，党的主张、政策，我一听就懂，就衷心拥护。我们向群众一讲，也是一听就懂，就得到拥护”。因此，“沁源围困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观的胜利。
第二、党的坚强领导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毛主席曾说：“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沁源围困战”的特点，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根据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的部署，围困战一开始，沁源县委针对群众大转移的情况，立即在分散的群众中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从县委、区委、镇党总支、村党支部直到每个党员形成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县、区、村各级围困指挥部的核心就是各级党组织。适应斗争需要，党的工作实行军事化、战斗化，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县委一班人对党忠诚，对同志热爱，对群众忠实，有坚强的党性，形成一个团结的、具有战斗力的集体，真正成了全县对敌斗争的核心。各级党组织都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每个党员都发挥了模范作用，从而使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从县委到每个党员、干部都和群众同甘共苦。党员的模范行为和牺牲精神，成为鼓舞、团结广大群众对敌坚决斗争的巨大力量。当年的城关镇党总支书记任云芝说：“那时每个党员就像一面旗，县委就像夜里一盏灯。群众看党员，党员跟县委，只要县委决定、指示，从来没有一个人有二话，都是坚决执行、立即行动。”正是由于党组织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战斗力，才会组织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形成孤立敌人、打击敌人的力量。为了围困驻守之敌，全县实行“空室清野”大动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把以沁源城关为中心，东到霍登（今法中乡），北到交口、郭道镇，西到中峪、亢驿，西北到李元，纵横百里的２３个村庄、３２００多户、１６０００多人的群众动员出来，遗弃４２０００多亩土地，抛弃一切家产，填死水井、埋起粮食、搬净用具，离开家乡，疏散隐蔽到沁河两岸的深山密林，制造无人区，使敌占区成为“没有人民的世界”。当时连地主、商人、“二流子”、“大烟鬼”也跟着群众一起上了山。仅此就充分说明了当时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绝对威信，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动员工作，是绝对不可能创造出这一奇迹的。坚强的县委带出坚强不屈的人民，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和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第三、高度的团结统一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围困战刚开始，在干部、群众中也曾出现过思想认识上的不同和意见分歧。刘开基曾回忆说：“当时县委经受着严峻考验，思想、工作上遭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磨难。县委面临着四大难关：一苦——群众苦、干部苦；二怕——敌强我弱，群众怕敌人；三软——散乱逃难的群众表现软弱；四降——领导、干部中有人提出‘回城搞假维持会，进行合法斗争’，群众中也有人说‘为了活命，不如回城搞维持’……如果思想认识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就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形成围困斗争的坚强力量。面对这些实际，党的工作就是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必须为群众找出一条活命的路子，必须找出一条胜利的斗争道路来。”县委一面发动群众实行互助、借粮、打窑洞，解决转移出来的群众的吃住问题；同时开展坚决的反维持、打击汉奸的斗争。另一方面在群众中开展气节教育，组织党员、干部、骨干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学习、讨论。从党内到党外，几万人的大讨论在山沟里、窑洞里展开，连十几岁的孩子都参加了。讨论的题目就是：回敌人据点去，还是不回去？不回去，又怎样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这种大范围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当年曾任城关镇党组织负责人的任云芝、胡元锁同志就说过：“当时积极分子都深入到群众中讨论、辩论，对有动摇的、顾虑的人都逐户逐人地谈，正面反面地宣传。一天下来嘴干喉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样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真是不容易呀！”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民族气节教育，坚定了人民群众斗争到底的决心，全县人民形成了共同的心声：“沁源人不当汉奸”；“沁源人绝不维持敌人”；“不把鬼子困走，绝不回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撼太岳山难，撼沁源人民更难?选”“坚决不维持，与敌人斗争到底！”是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才最后变成了群众的力量、人民战争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发动、发现和发扬群众的斗争精神，或者说没有群众统一意志的行动，围困战就不可能坚持下去直至胜利。
第四、武装斗争是围困战胜利的关键。在“反扫荡”中，驻在沁源的八路军太岳军区第３８团、２５团、５９团和洪赵支队大部分主力部队都转到外围打击敌人，各留一部支援沁源围困战。军队主动出击敌人，对于稳定人心、鼓舞群众的斗志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同时，为了更大规模地打击敌人，在军队的支持、协助下，发展了党领导的、以当地民兵为主体的人民武装力量。全县划分为１１个“战区”，以军队为骨干，以县游击大队、区干队和全县民兵为主体，组成了１３个游击集团，开展了全民皆兵的群众性围困敌人的斗争。在战斗中，军队和群众是手足关系、血肉之情。军队是群众的靠山，军队培养了民兵；群众是军队的后盾，民兵支援了军队。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民兵逐渐成长壮大为能够独立作战的武装力量，在围困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在县对敌围困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抢粮、抢种、抢收斗争；对敌人展开游击战、伏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冷枪战、劫敌战、袭扰战、“铺街”战、联村联防等多种多样的战斗。同时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奸、反特和反“维持”斗争。在这场空前惨烈的围困斗争中，沁源军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同时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和辉煌的战绩。两年半中，共实施对敌作战２７３０余次，毙伤敌伪３０７８人，地雷爆破５８９次，缴获各种枪械千余枝、子弹８７００余发，夺回各种牲畜２０００余头。坚持两年半之久的围困斗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兵民结合、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
第五、人民群众是坚持围困并取得胜利的基础。毛主席讲：“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沁源围困战”所以能取得胜利，正是由于有全县人民群众的支持、参加。进占沁源的敌入军事力量当时是很强的，但他们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觉悟了的人民。沁源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来自群众，他们热爱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发现和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而得到了群众的充分信任。因此，不管面临多大的艰苦和困难，人民群众都能理解党、拥护党、依靠党、坚决跟党走，这又给了党组织无穷的力量。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分子，他们是群众的带头人。他们相信共产党，共产党也相信他们。这样，县委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工救会、农救会、文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区干队、民兵等骨干，广泛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结成了不可战胜的铜墙铁壁。全民皆兵、全民参战，从而形成了敌占区是“没有人民的世界”，而四面都是党领导下的全县人民组成的消灭敌人的“火牛阵”，使敌人无法生存、无处躲藏。这是“沁源围困战”最突出的特点。
第六、民族气节是胜利的精神支柱。在八年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三光政策”，使沁源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人口不足８万的沁源县，因战争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达２万多人，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被打伤致残者１２０００人；全县９５％以上的房屋被烧、３００多个村庄几乎变成废墟。可以说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面对日寇的暴行，人民群众充满了刻骨的愤怒和仇恨，同时也使少数群众产生过恐惧心理。县委及时针对这些情况开展了全方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保持民族气节的教育，把群众的仇恨转化为对敌斗争的精神力量，从而使群众迸发出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民族骨气。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面对残暴的敌人，沁源人民没有屈服，他们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他们没有让日寇建立起一个维持会，就连地主、地痞、“二流子”、“大烟鬼”也没有当汉奸的。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拿起枪杆子保卫家乡，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浴血战斗。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已是身处极其艰难环境的沁源人民，同时还供给和支持着驻在沁源的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太岳行署以及周边１３个县的领导机关和数万名抗日武装将士的军需日用；并送子弟一万余人参军参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沁源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以“艰苦奋斗、坚强不屈”为特色的“围困战”精神，充分体现出坚持学习、勇于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不畏顽敌、敢打敢胜的必胜信心；不怕牺牲、勇于拼搏的斗争精神；一心革命、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善于研究、灵活运用战术的创新意识；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优良作风；相信群众、为了群众的群众观点；团结奋进、同心协力的光荣传统。这种精神，既是对敌斗争的精神支柱，也是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今天，这些精神仍然是沁源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