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师培（字申叔，1884-1919）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知名度最高的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该书出版于民国九年（1920）六月，油光纸竖排铅印，凡54页，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发行。封面及书口皆题“中古文学史”，而正文第一页题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这是刘师培为北大“国文门二年级”学生编写的讲义，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发行，以为纪念。
这部讲义水平甚高，得到极高的评价。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他在1928年2月24日复台静农信中又说：“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北大讲义本未经认真校对，错字甚多；在此后重印的多种版本《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这些错字陆续得到订正。迄今最新也最好的本子是刘跃进讲评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刘先生讲中古文学，还有一份讲课记录稿传世，这就是由他的学生罗常培（1899-1958）当年记录下来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此书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凡76页，为《现代学术丛书》之一。书前罗常培《弁言》有云：
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友人知有斯稿者，每从而索阅；二十五年秋，钱玄同师为南桂馨氏辑刻《左盦丛书》，亦拟以此入录，终以修订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实恐示人以朴。及避地南来，此稿携置行箧，朋辈复频勖我订正问世。乃抽暇誊正，公诸世人，用以纪念刘、钱两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质正于并时之治中国文学者。
这里提到的《左盦丛书》就是稍后由南桂馨氏出资刊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校，于1936至1938年间印成；今有凤凰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遗书》本打算收《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但实在来不及。刘师培著作甚多，还有不少虽然正式发表过，也因一时搜集不全而未能纳入。这个遗憾到《刘申叔先生遗书补遗》出版时得到很好的弥补。此书辑得刘先生大量遗文，按年编排，有160万字之多（万仕国辑校，广陵书社2008年版）。
记录本《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水平极高，仔细研读，可以获得很多教益。
首先，它介绍了研究这一阶段文学最基本的资料。刘先生说：
此期之参考书，以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省称“全文”）最便学者。此书于隋以前文，裒集略备，除史传序赞外，百遗二三。且断代为书，览诵甚易。故凡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书，即专治未有专集之各家者，亦应以此书为本。
这是很中肯的意见。后来，鲁迅也向研究者推荐严可均辑录的这部“全文”；钱锺书亦复高度重视严书，同时指出严书尚有进一步“网罗理董”的工作要做（详见《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P854）。
按严氏的体例，史书是不收的；而按萧统的意见，历史书的一部分应视为“文”。刘师培要讲汉魏六朝专家文，自然也包括史书之赞论序述，而且他认为作为记叙文，这一时段出现的几部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后来合称“前四史”）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史记》、《汉书》的重要性人所皆知，后两种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关于范晔《后汉书》，刘先生说：
自魏晋以来作《后汉书》者甚多。范晔之书，不过因前人成业，重加纂订。然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中所辑诸家《后汉书》佚文，及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与之相较，其不同处，一在用字之简繁，一在行文之简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见。
《汉学堂丛书》是清代道光、咸丰间著名辑佚专家、扬州闻人黄奭的重大成果，辑录唐以前散佚古籍280多种，逐条一一注明出处，校雠精审。刘师培对这位扬州前辈乡贤的辑佚成果非常熟悉。汪文台（1796-1844），字南士，安徽黟县人，清嘉庆、道光间著名学者，著有《论语外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淮南子校勘记》、《脞稿》、《英吉利考略》等，他辑录的《七家后汉书》尤为士林推重。此书逐条注明出处，编订有序，汪氏生前未能付梓，后略有散失，到光绪八年才得以印行，今有周天游先生校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师培提示学生拿黄奭、汪文台两家所辑之诸家《后汉书》与范晔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具体地看出范晔的高明之处。给大学生们这样讲课，是相当深入了。
按刘先生的看法，《后汉书》与《三国志》均为研治中古专家文者所必读。为了说明这两部史书的影响，刘先生举著名的作家型学者汪中为例，指出“汪容甫（中）为清代名家，而绎其所取法者，亦只《三国志》、《后汉书》、沈约、任昉四家而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多处涉及汪中，这自然是因为汪氏水平甚高，同时也与其人乃扬州乡贤不无关系。
《汉书》和《后汉书》都收录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但往往有所改动；刘师培指出从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出班固、范晔的水平，并就此举例加以说明道：
《汉书》武帝以前之纪传十九与《史记》同，但其不见于《史记》者，转折亦自可法。如贾谊之《治安策》原散见于《贾子新书》，而前后次序与此迥异，经孟坚删并贯穿，组织成篇，即能一脉相承，毫不勉强。又如《董仲舒传》对江都王语原见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虽颠倒错综，繁简异致，而能前后融贯，不见斧凿痕迹。推此可知，《汉书》删节当时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坚又精于转折，故难考见耳。
至于《后汉书》列传中所载各家奏议论事之文，大都经范蔚宗润饰改删，试与袁宏《后汉纪》相较，则范氏或删改其字句，或颠倒其次序，草创润饰前后不同，转折之法于焉可见。例如《蔡中郎集》有《与何进荐边让书》（本集卷八，《全后汉文》卷七十三），《后汉书》采入《文苑边让传》（《后汉书》卷一百十下），但锤炼字句，裁约颇多，以其始终贯穿，转折无痕，如不对照原件，即毫不觉其有所改删，此最堪后学玩味者也。 论谋篇之术
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
论文章之音节
论文章宜调称
如此等等。研究文学的著作中包括文章学的内容，是古代的一个传统，例如《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有大量的文章学成分，以致曾经有人特别强调其为文章学专书，不承认它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古今知识分类的办法不同，如果缺乏通识，很可能就此缠夹不清。
现在不能要求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一定要会写旧体诗，会写文言文，他只要能研究就好。研究什么就得会动手写什么，这个要求太高了；当然，如果多少也能写一点，则岂非更妙。
正因为罗常培手上有刘师培老师四种“口义”的记录稿，所以他将《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称为“左盦文论之四”；此外他又曾发表过刘师培关于《文心雕龙》的部分“口义”。至于群经诸子与中古文学史这两部分，大约因为刘先生都有专门的著作问世，罗常培没有继续整理。罗先生后来长期从事语言研究，非常深入，看来他已没有时间再回到早年的文学兴趣上去了。
最后不妨顺便指出，有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简史说，蔡元培校长聘刘师培任教授虽在1917年，但刘先生正式到系上课，已迟至1919年1月11日，而到当年11月20日，他就病故了（详见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6、88），在北大国文系（起先称为“门”，到1919年废门改系）为时甚短。从罗常培《弁言》看去，此说不确，刘师培在北大国文门是上了两年课的。四种“口义”，正好一学期一种。
另一本相当详细的北大中文系系史说：“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方针，考虑到刘师培毕竟有家学渊源和学问贡献，便力排众议，聘刘为中国文学门教授。刘口吃，课讲不好，所幸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编得好，也受尊重。”（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21）。从罗常培《弁言》看去，此说亦不确，课讲不好怎么能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这样的记录稿？
据听过刘先生课的冯友兰先生说，刘师培老师“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P325）；另一位学生则回忆说，刘先生上课时两手空空，而竟源源本本，滔滔不绝，只是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P263）《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按遗留下来的手稿排印的，而刘师培先生写字太潇洒了，讲义印刷本中错字甚多，原因或即在于此；而讲课记录稿中反没有什么错字。
这部讲义水平甚高，得到极高的评价。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他在1928年2月24日复台静农信中又说：“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北大讲义本未经认真校对，错字甚多；在此后重印的多种版本《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这些错字陆续得到订正。迄今最新也最好的本子是刘跃进讲评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刘先生讲中古文学，还有一份讲课记录稿传世，这就是由他的学生罗常培（1899-1958）当年记录下来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此书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凡76页，为《现代学术丛书》之一。书前罗常培《弁言》有云：
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友人知有斯稿者，每从而索阅；二十五年秋，钱玄同师为南桂馨氏辑刻《左盦丛书》，亦拟以此入录，终以修订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实恐示人以朴。及避地南来，此稿携置行箧，朋辈复频勖我订正问世。乃抽暇誊正，公诸世人，用以纪念刘、钱两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质正于并时之治中国文学者。
这里提到的《左盦丛书》就是稍后由南桂馨氏出资刊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校，于1936至1938年间印成；今有凤凰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遗书》本打算收《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但实在来不及。刘师培著作甚多，还有不少虽然正式发表过，也因一时搜集不全而未能纳入。这个遗憾到《刘申叔先生遗书补遗》出版时得到很好的弥补。此书辑得刘先生大量遗文，按年编排，有160万字之多（万仕国辑校，广陵书社2008年版）。
记录本《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水平极高，仔细研读，可以获得很多教益。
首先，它介绍了研究这一阶段文学最基本的资料。刘先生说：
此期之参考书，以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省称“全文”）最便学者。此书于隋以前文，裒集略备，除史传序赞外，百遗二三。且断代为书，览诵甚易。故凡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书，即专治未有专集之各家者，亦应以此书为本。
这是很中肯的意见。后来，鲁迅也向研究者推荐严可均辑录的这部“全文”；钱锺书亦复高度重视严书，同时指出严书尚有进一步“网罗理董”的工作要做（详见《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P854）。
按严氏的体例，史书是不收的；而按萧统的意见，历史书的一部分应视为“文”。刘师培要讲汉魏六朝专家文，自然也包括史书之赞论序述，而且他认为作为记叙文，这一时段出现的几部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后来合称“前四史”）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史记》、《汉书》的重要性人所皆知，后两种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关于范晔《后汉书》，刘先生说：
自魏晋以来作《后汉书》者甚多。范晔之书，不过因前人成业，重加纂订。然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中所辑诸家《后汉书》佚文，及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与之相较，其不同处，一在用字之简繁，一在行文之简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见。
《汉学堂丛书》是清代道光、咸丰间著名辑佚专家、扬州闻人黄奭的重大成果，辑录唐以前散佚古籍280多种，逐条一一注明出处，校雠精审。刘师培对这位扬州前辈乡贤的辑佚成果非常熟悉。汪文台（1796-1844），字南士，安徽黟县人，清嘉庆、道光间著名学者，著有《论语外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淮南子校勘记》、《脞稿》、《英吉利考略》等，他辑录的《七家后汉书》尤为士林推重。此书逐条注明出处，编订有序，汪氏生前未能付梓，后略有散失，到光绪八年才得以印行，今有周天游先生校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师培提示学生拿黄奭、汪文台两家所辑之诸家《后汉书》与范晔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具体地看出范晔的高明之处。给大学生们这样讲课，是相当深入了。
按刘先生的看法，《后汉书》与《三国志》均为研治中古专家文者所必读。为了说明这两部史书的影响，刘先生举著名的作家型学者汪中为例，指出“汪容甫（中）为清代名家，而绎其所取法者，亦只《三国志》、《后汉书》、沈约、任昉四家而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多处涉及汪中，这自然是因为汪氏水平甚高，同时也与其人乃扬州乡贤不无关系。
《汉书》和《后汉书》都收录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但往往有所改动；刘师培指出从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出班固、范晔的水平，并就此举例加以说明道：
《汉书》武帝以前之纪传十九与《史记》同，但其不见于《史记》者，转折亦自可法。如贾谊之《治安策》原散见于《贾子新书》，而前后次序与此迥异，经孟坚删并贯穿，组织成篇，即能一脉相承，毫不勉强。又如《董仲舒传》对江都王语原见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虽颠倒错综，繁简异致，而能前后融贯，不见斧凿痕迹。推此可知，《汉书》删节当时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坚又精于转折，故难考见耳。
至于《后汉书》列传中所载各家奏议论事之文，大都经范蔚宗润饰改删，试与袁宏《后汉纪》相较，则范氏或删改其字句，或颠倒其次序，草创润饰前后不同，转折之法于焉可见。例如《蔡中郎集》有《与何进荐边让书》（本集卷八，《全后汉文》卷七十三），《后汉书》采入《文苑边让传》（《后汉书》卷一百十下），但锤炼字句，裁约颇多，以其始终贯穿，转折无痕，如不对照原件，即毫不觉其有所改删，此最堪后学玩味者也。 论谋篇之术
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
论文章之音节
论文章宜调称
如此等等。研究文学的著作中包括文章学的内容，是古代的一个传统，例如《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有大量的文章学成分，以致曾经有人特别强调其为文章学专书，不承认它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古今知识分类的办法不同，如果缺乏通识，很可能就此缠夹不清。
现在不能要求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一定要会写旧体诗，会写文言文，他只要能研究就好。研究什么就得会动手写什么，这个要求太高了；当然，如果多少也能写一点，则岂非更妙。
正因为罗常培手上有刘师培老师四种“口义”的记录稿，所以他将《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称为“左盦文论之四”；此外他又曾发表过刘师培关于《文心雕龙》的部分“口义”。至于群经诸子与中古文学史这两部分，大约因为刘先生都有专门的著作问世，罗常培没有继续整理。罗先生后来长期从事语言研究，非常深入，看来他已没有时间再回到早年的文学兴趣上去了。
最后不妨顺便指出，有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简史说，蔡元培校长聘刘师培任教授虽在1917年，但刘先生正式到系上课，已迟至1919年1月11日，而到当年11月20日，他就病故了（详见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6、88），在北大国文系（起先称为“门”，到1919年废门改系）为时甚短。从罗常培《弁言》看去，此说不确，刘师培在北大国文门是上了两年课的。四种“口义”，正好一学期一种。
另一本相当详细的北大中文系系史说：“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方针，考虑到刘师培毕竟有家学渊源和学问贡献，便力排众议，聘刘为中国文学门教授。刘口吃，课讲不好，所幸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编得好，也受尊重。”（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21）。从罗常培《弁言》看去，此说亦不确，课讲不好怎么能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这样的记录稿？
据听过刘先生课的冯友兰先生说，刘师培老师“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P325）；另一位学生则回忆说，刘先生上课时两手空空，而竟源源本本，滔滔不绝，只是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P263）《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按遗留下来的手稿排印的，而刘师培先生写字太潇洒了，讲义印刷本中错字甚多，原因或即在于此；而讲课记录稿中反没有什么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