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文化的话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有总论、概论、探源，亦有对微观命题、文艺作品的剖析。但从总体上看，对反文化现象的内涵、性质和历史作用的认识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有两种观点特别有代表性，对于我们深入讨论打开了思路。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般说来，反文化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①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反文化群体是“迷惘的一代”、“自行其是的群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除了对阶级社会中背离、否定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文化在宏观上给予一定的肯定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另一种观点认为：反文化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为，切入人类的既成文化和现实文化，以揭示、指控、匡正人类‘负历史’的存在及其逆人类意志和利益的演进趋势，以披露人类文化‘负价值’、‘负增殖’、‘负积累’及其施布于A类的灾难为主体职能的一种文化类别。”②这种观点进而认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能否涌现高品位的反文化，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成员质量和社会质量的最高衡定标准。而今天的中国在客观上又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为的、高品位的反文化。面对这种众说纷纭的学术争鸣，应该如何界定反文化的内涵、性质和社会作用，笔者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反文化概念探源
　　反文化这个概念是研究美国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当时美国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社会结构面临调整，加之冷战的刺激，各种矛盾冲突引起社会动荡，激起广大青年的反抗情绪。于是以反对越南战争、反对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价值观、文化观和生活方式在美国出现。这样就发生了 ]967年在纽约中央公园、1968年在旧金山金门公园、1969年在纽约郊外的伍德斯托克的彻夜狂欢。他们用摇滚、互相涂颜色、甚至裸奔、吸毒、性反常等方式表达对社会的反抗，对爱、自由、和平的渴望。196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沃
　　 德分校(Califoria State University，Hayward)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在其新著《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中第一次把六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政治方面的“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统称为反文化运动。③参加这场运动的群体既有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亦有嬉皮辍学者、吸毒、自我放纵的颓废派青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美国社会的反抗，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其实质是反抗以技术为主体的工业化社会、反对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经济繁荣的掩盖下，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层次危机。
　　 八十年代以后，那种激进的、极端的反文化运动已不多见。但对理想主义、知识主义以及被视为客观必然的、理智的或由法律支配的一切的否定、对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个体主义原则的批判质疑却从未间断。反文化已经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制，影响了至关重要的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反文化的相关主题也更深刻和广泛了。
　　 相对而言，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反文化这个概念，但反文化现象却古已有之。其主题集中表现在对文化强权的反抗、对返朴归真文化理想的追求、对人的原性态的渴望，以及对所有旧秩序、旧法则、旧观念的否定与破坏，并在这一过程中催生了新观念、新价值、新秩序的出现。到了近现代，中国反文化运动潮起潮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反文化运动培育了一批批反文化的英雄，他们的胆识气魄成为构建新时代的路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有两重性。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与主体文化走向相逆动的反文化现象，它向人们解释、揭露这种背谬带来的危害和侵蚀，这和建设新文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人类发展处在某一种革命期、进步期，文化发展处在某一前进期、繁荣期的时候，反文化在这个本应唱颂歌的时代说反话、唱悲歌，给人类提个醒，其价值更非同寻常。但是反文化运动难免存在一些误区。例如，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文化运动中一些青年把中医、中药、京剧都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春秋末年，在礼崩乐坏社会转型的动乱时期，孔子提出著名的“仁”学，对社会的脱轨进行修复。但他试图恢复周礼，把社会拉向倒退，其政治上的反动掩盖不了反文化的积极意义。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等，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谋求中国
　　 文化的新出路，虽然属于保守主义流派，但反文化意义也不容忽视。由此观之，反文化现象的性质十分复杂，在这里，往往是片面与全面、僵化与发展、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乃至进步与腐朽、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扭结在一起，我们要弄清它的真面目需要下一番庖丁解牛的剖析工夫。
　　 二、反文化现象的进步作用
　　 我们知道，文化甄别中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把一种文化现象放在本来的历史环境中，全面历史地看待它的地位和作用。反文化既是社会、历史、文化内在嬗变的一种力量，自然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其一，推动社会变革。由于反文化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动来切入人类既成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所以它常常为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从而，奉献给社会一个新世界、新时代。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反文化运动。他们猛烈抨击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制度，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盂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资产阶级政权的理论基础。这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的急风暴雨。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在革命后从反文化变成了主文化。中国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现代反文化的最佳标本。正是那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反文化运动，造就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使中国从古老的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尽管这种转型带有旧世纪的辙痕和单纯文化之旅的色彩，而这场斗争的延伸则促成了惊心动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功，这是反文化与社会革命成功的结合。反文化的建设性作用也表现在对改革开放的促进上。如果没有安徽小岗村那些农民的反文化勇气，写进宪法的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那种“大轰隆”的生产组织方式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从吃、穿、用到业余文化生活，从经济发展到国际地位的变化，人们就会强烈地感到反文化对社会变革所起到的伟大作用。
　　 其二，催发新思想、新观念的萌芽。在当代中国，由于多元文化并存，各种文化的冲突激荡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有反文化的介入，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进行文化选择。这种选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效地反省过去。前人遗存的文化产品随着历史的推移，在某个时期、某个时代其隐性价值得以展露，人们则会重新评价它，趋时地利用它，发挥它的作用，融入现实文化的变革中，以避免文化财富的不必要浪费。我们正是在打捞前人失落东西的过程
　　 中，找到我们先人有价值的东西，借以补充我们建立新文化的因质。二是有效选择认识事物的新视角。由于反文化提供了认识事物的新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侧面对各种文化进行多维观照、比较鉴别、分析综合，即使是同一事物也可以认识它的不同层次和侧面，从而打破旧框框，瓦解传统和既成的文化僵体，使复杂的现实世界不断有新思想、新观念被打造出来。反文化催生出来的新事物当它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成为浸润主体文化必要滋养的时候，它自身就改变了反文化的地位而和主文化、主流文化融为一体，整个世界也就旧貌换新颜了。
　　 其三，对自然原生态、原性态的呼唤。反文化运动的轨迹往往有两个方向。一方面，它批判、否定、打倒旧的文化场和文化范式，为文化的新增殖提供一个建筑工地。另一方面就是向人的非文化形态即本原形态回归。二十世纪初年，西方出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他们以一种反文化的心态透视自然和人生，认为真正文明的人的一切活动都要摒弃目前的文明意识，回归到人与自然的原始状态上去。在欧洲文坛引起争论最大的英国作家劳伦斯，他的作品的主题就是否定工业文明，表现人类对自然和本能的回归与向往。在中国历史上，回归自然和原生态的呼声或许更早。2500年前，老子用诗一样的语言道出了人类屡受惩罚才认识的结论。他说：“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④他告诫人们，世间万物，都要回归到本原，恢复本性才是永恒的规律，轻举妄动，必然遭遇祸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回首人类走过的道路，他们用自己发明的工具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气候恶劣；无休止地掘取石油、煤炭等地下矿藏，使资源亏损，能源危机；有形的地下日益空虚，无形的空中日益膨胀，自然灾害频频加剧。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现实的一切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当年老子乘紫气东来，这紫气是祥瑞之气，更是反文化的积极能量。在老庄之后，明代的思想家李贽远绍先哲的反文化传统，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和宋明理学家“明天理、灭人欲”文化强权的压制，提出了“童心说”，把人的自然之性和人欲对接起来。在批判道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人们对性爱、情爱的追求，从而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的禁锢，启发人们追求自己物质上、精神上的一切合理要求。其文化形态中积极反文化因素十分突出。
　　三、反文化现象的消极作用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社会、一
　　 个国家、一个群体中存在的与占统治地位文化相反和相对立的文化，它在对文化传统链的形成发展起某些积极、建设性作用的同时，必然存在消极作用，其表现是：
　　 第一，在文化内核上，消解固有价值体系。任何一种文化模式的核心都由价值形态和价值体系所组成。人类自身文化运作规律早已证明，一种文化模式的出现和定型标志着这个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成熟。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整合，这种价值体系由于种种因素的介入而不断丰富、完善或修正，但固有的、人们共同认同的范式，即构成某种文化的内核是不易改变的。那是一个社会、国家的共同财富，有的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个人和群体的选择和意愿只有按照固有文化模式所确定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决定取舍，才是合法的、规范的。而任何现象只有符合国家、民族、群体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的大趋势，掌握恰当的尺度，才能成为创生新文化的因子，才是进步的，反之则是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例如，中华民族历来尊崇大一统的思想，主张国家大统一、民族大团结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之一，而“小国寡民”则与此背道相驰；炎黄子孙历来强调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而“全盘西化”则是对弘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否定；在强调道德伦理的中国文化体系中，甘于奉献、勇于牺牲是我们坚持和提倡的价值导向。在这方面，极端反文化的“先行者”则主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恶性膨胀的利己主义，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价值体系所决不允许的。由此观之，我们呼唤反文化的同时，必须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的另一种倾向。
　　 第二，在文化功能上，冲击固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通过沟通而化解各种矛盾，形成社会关系的参考规格和社会角色的常规化，从而建立比较稳定的、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或群体繁荣强大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而文化正是加诸复杂现实的有序形式。它可以减少我们在感受和知觉方面的混乱和矛盾。而反文化由于持反取向、唱反调，在某种条件下就会加大文化与现实的差距，特别是当主文化不能利用其统治地位对反文化作出某种“度”的限制之时，必然造成人们心态失衡、行为失序，松动世界固有秩序，严重时还将造成社会动荡，带给人类自身灾难与痛苦。这时候，为维护一定的文化系统，作为整体的主文化，凭借社会功能的整体部分就要进行必要的调试，以保持文化均衡，延续社会的正常发展。
　　 第三，在文化抉择上，反文化表现出思想方法的偏执和形而上学，极易把人们
　　 拖向非理性的空想王国。我们前面提到，美国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和吸毒、酗酒、性自由等极端的斗争方式和颓废生活方式相伴随。在30多年前纽约伍德斯托克近60个小时的喧闹中，有3人死亡，两名婴儿诞生，4凹人因服用迷幻药而失去自制能力。⑥这种情况在中国反文化先哲身上也同样存在。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⑦意思是说，杜绝聪明抛弃智慧，民众将会获利百倍；抛弃仁德，丢弃义理，民众将会回到子孝亲慈的境界中。更有甚者，他还提出：“古之善行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⑧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最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开发人们的智力，挖掘人的潜质，使其创造性得到最大发挥。老子只看到了迷失人文精神的智慧时或异化为一种丑恶，而没有看到智慧的开掘也是财富转化的源泉。庄子面对人类发明的新工具也曾发出哀叹，认为有了机械，省了力，就会促成人们滋生投机取巧的心理。由此推而广之，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就不会保持原来那样的淳朴、厚道，投机取巧、黑白颠倒的现象亦将相伴而生。庄子的担心不无道理，其反文化价值也不容忽视。但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生产的工具化、技术化、现代化、社会化。而这些“化”的后面也诱发了情感的技术化、道德的价格化、美学商品化、人际关系的动物化等等。这些东西破坏了人们的自然家园、社会家园和心灵家园。然而，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要继续前进，在不断净化物质环境、精神环境，不断警惕反文化消极作用的同时，呼唤高品位的反文化，使各种文化因素协调发展，成为我们开拓美好未来的动力和支持。参考文献
　　 ①郑杭生《社会主义条件下主文化与反文化的对立》，人民日报1991年5月9日第5版。
　　 ②毛志成《中国“反文化”概论》，1996年4月。
　　 ③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美国研究》，2001年1月。
　　 ④《诸子集成》：卷三《老子本义》(上篇)第15章第12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7月。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7页。
　　 ⑥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美国研究》,2000年1月。
　　 ⑦《诸子集成》：卷三《老子本义》(上篇)第16章第13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7月。
　　 ⑧《诸子集成》：卷三《老子本义》(下篇)第65章第40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