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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题
翻一翻明代的宫廷史，总觉得那么阴森可怖，夺嫡争宠，鬼影幢幢；看一看明代的列祖列宗，大都是那么面目可憎，惨刻少恩，疑忌自用。太祖的屠杀功臣，成祖的诛除异己，东厂西厂，锦衣缇骑，株连则称瓜蔓，罗织则如网密。迄止末叶，愈演愈烈，冤杀熊廷弼，活剐袁崇焕，自毁长城。读史至此，难怪有人要愤懑地说：明朝不亡，是无天理！
明廷的残酷刑罚，如剥皮揎草、油炸生剐，且不去说，只须看看被皇帝当成家常便饭一样对付朝臣的廷杖，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了。
廷杖的发明权虽然远可推至隋唐，但都没有像明朝一样，成为庙堂的一道特色菜，自是不足为论。明代的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多为不法，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此后明成祖大杀建文诸臣，成百累千的罪囚，刽子手加班加点都砍不完，哪有闲功夫欣赏廷杖那种精细的玩艺儿？所以永乐时期废此不行。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廷杖。从此之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殿廷上不可缺少的点缀，直到其灭亡。
被廷杖的大多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那气势，那场面，一定是蔚然大观，很让皇帝赏心悦目、神气十足的。而廷杖的缘由也是无所不有。劾严嵩，论妖僧，谏万贵妃干政，要廷杖；谏元夕观灯，谏武宗南巡，谏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上一本的杖三十，上两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那么廷杖究竟是怎样一种刑罚呢？这里只讲一个崇祯皇帝的故事就够了。
崇祯十五年，即明亡的前二年，礼科给事中姜埰、行人司熊开元分别上疏论言官事及弹劾首辅周延儒，触怒了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崇祯一怒，把姜、熊二人下到北镇抚司大狱里。
按照规矩，入狱先受刑一套。何谓一套？就是一拶敲五十，再一夹敲五十，杖二十。一套过去，人已半死。当时正值严冬，冰雪交集，寒风刺骨，姜、熊受刑之后，身婴三木（颈、手、足同时被枷的刑具），血流贯械，无铺无盖，无水无食。三日过后，再来一套，崇祯务必要他们招出背后指使者。姜埰气息将绝，唯用手指蘸着口中鲜血写了个“死”字，半句也不招认。崇祯皇帝大怒，指责锦衣卫用刑轻，敕令一拶一夹各敲八十，杖三十。狱官正要用刑，一道密旨又到了，上写道：“姜埰、熊开元务必打死，只说病故。”
锦衣卫官骆养性不敢执行密旨，上疏奏道：“如果二人当死，陛下就该明正典刑，如若由臣秘密处死，天下后世将谓陛下为何？”他同时又把崇祯的密旨偷偷告诉了几位大臣。于是都御史刘宗周上殿力争，崇祯仰着脑袋只看大殿的房梁，听也不听。从早晨耗到中午，宗周也不肯退下。崇祯大怒，便把他削职为民，赶出朝廷。佥都御史金光宸奏保刘宗周，崇祯认为他们狼狈为奸，欺君罔上，也立刻夺职除籍。接着兵部侍郎、都给事中也上殿为姜、熊二人说情，崇祯总算给了个“面子”，收回密旨，姜、熊二人各廷杖一百。一般来说，杖至六十即有死者，崇祯还是非要追两个人的性命不可。
执行廷杖的日子到了。崇祯皇帝惟恐杖下留情，特别派遣他最信任的两个大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监刑。文武百官都身穿大红衣袍，排列在午门外西墀之下观刑。左面二十名太监，右面三十名锦衣卫，下列旗校一百名，全都是身穿紧袖衣，手执硬木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廷杖还未开始，观刑百官先已心惊胆战了。不一会儿，姜、熊二人被拖进刑场，曹化淳宣读圣旨完毕，一场血腥的暴行就开始了。姜、熊二人被扒下衣服，按在地上，一个特制的麻布兜子套了上去，连胳臂带脊背全部被紧紧地束缚住，一丝也动弹不得，只能露出口鼻喘气；双脚被捆在一起，由两名大汉按住，两条胳臂各由一名大汉压住；再有一名大汉骑在脖子上，两腿夹住脑袋。“犯人”被五名大汉牢牢按住，只留下腰臀受杖。执刑者又是两条汉子，一人一根木棍，交替抡下，而且十棍一换人，只恐气力不济，棍下有弊。一百杖下来，棍子折断好几根，再看“犯人”，已经满嘴是血，熊开元居然还有一口气，而姜埰已然气绝，他弟弟口含人尿送到他嘴里，他才有了气息（不知这偏方以往救活过多少廷杖下的游魂）。这就是明朝的廷杖！也是大明朝最后的一次廷杖。文武百官都被吓呆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去以身试法了。大明朝快完了〔1〕。姜、熊二人奄奄一息，被拖进刑部大狱。当代名医吕邦相亲来诊治，流着眼泪道：“青痕已经过了膝盖，不能治了。让我试试吧。如果七天之后知道疼了，那你们就感谢上苍吧。”半月过去，烂肉割下了一斗多，姜、熊二人居然苏醒了。
第二年京师夏天瘟疫流行，狱中囚犯死者枕籍。崇祯命令刑部清狱，刑部拟把二人监外执刑。但名单递了上去，崇祯就把二人的名字勾了，道：“这两个恶人怎么能放出去！”
这年年底，熊开元弹劾的那个周延儒终于东窗事发，勒令自尽了。熊开元早发奸状，当改罪为功。于是有人就提出把二人释放。不料崇祯说道：“我就是恼恨他们不向我低头，与他们弹劾周延儒有什么关系！”
直到明朝灭亡的那年春天，李闯王快打到畿辅了，崇祯才在大臣的要求下，把二人释放出狱，发配到江南去了。
崇祯皇帝临死之前还恬不知耻地说：“朕非亡国之君。”
欺人乎？欺天乎？
反 题
朱亮祖父子在朱元璋面前被鞭子活活抽死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的。因为他除了死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得不到同情，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青史上更不会给他留下好名声。可是姜埰一流却不然。如果没有上述的那场廷杖，他的大名也许就入不了《明史》，我们也许就不会知道历史上有姜埰其人。多少壮士靠沙场上拼搏一生，多少才士磨穿了几块铁砚都得不到的东西，崇祯皇帝的一顿棍子就成全了他。所以尽管崇祯咬牙切齿地非要姜埰的命不可，姜埰却对崇祯毫无怨言。崇祯降旨把他流放到宣州做戍卒，他还没有赶到，明朝就亡了，当他听到崇祯吊死的消息之后，捶胸顿足，血以继泪，哭得昏死过去。从此之后，他就自称“宣州老兵”，直到临死还切切叮咛儿子把他的尸首葬在宣州的敬亭山，做鬼也要执行崇祯的圣命。相比之下，岳武穆的愚忠就差得远了！
姜埰以及熊开元的被杖，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像嘉靖时杨继盛的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天启间杨涟、左光斗的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姜、熊自是无法相比，就是再降几级标准，只要他们能为民请命，或者是为国建言，也算是言而有物，但他们的上疏都和崇祯争了些什么呢？朝臣之间的门户派系纠纷而已！
先说熊开元，他任职行人司副，久未提升，心怀觖望，看到光禄寺丞的位子空出来了，就去找首辅周延儒，想托他给自己谋取此职。也是凑巧，周延儒正有事要出门，就把熊开元冷落了。于是熊开元恼了，就打定主意弹劾周延儒。再说姜埰。温体仁做首辅时排除异己和言官，及至周延儒上台，又广引清流，言路蜂起，当时朝廷上反对言官的就造了“二十四气”之说，指朝士中有二十四人结党，群嗾群吠，意图借此谣言打击言官。姜埰上疏就是要辟“二十四气”之谣，为言官辩解。诸君不要忘了当时国家是什么形势。就是这年，内则李自成横扫河南，大破襄阳，张献忠转战江北，连克名城；外则清兵大败明军于松山，为明廷倚为最后一根支柱的洪承畴成了俘虏。明王朝灭亡在即，姜、熊二人却在一本正经甚至慷慨激昂地与崇祯胡扯淡！
扯淡也有扯淡的道理。姜、熊二人以血肉之躯拼死相争的是什么，不是国也不是民，不是君也不是臣，是士大夫的“名节声气”。明史专家孟心史说得好：廷杖不是皇帝和朝臣争是非，而是争意气。说通俗点，就是“斗气”！而朝臣这一面呢？
让我们先看看此前的几次大规模廷杖。正德十四年，明武宗要南巡，撺掇这事的是江彬、钱宁两个佞臣。朝臣们坚决反对。皇帝出巡，了解一下民间有什么不好，何必反对？因为那时交通不比现在，皇帝一出门可是件大事，黄马快船，成千上万，陆路要黄土铺道，舟行则百姓拉纤，沿途百官接驾，兴师动众，佞幸求索，敲骨啄髓，武宗下一次江南，运河两岸的地皮总要刮去三尺，所以朝臣们反对南巡是为国为民的。先是阁臣及科道切谏，不听；然后是兵部郎中黄巩等二人，翰林修撰舒芬等七人上疏，还是不听；接着吏部员外郎夏良胜三人，吏部郎中张衍庆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连太医也加了进来，总共一百多人都来上疏。武宗大怒，下令把情节严重的下诏狱，其余一百零七人戴着重枷罚跪于午门之外五天。五天之后，就开始廷杖了，一顿棍子下来，当场打死十一人，其余或戍边，或除名，或降职。这次斗气的结果是朝臣们“胜利”了，因为他们得到了北京市民的同情，而武宗也暂时取消了南巡的计划。
两年之后，武宗突然病死，身后无嗣，经大臣议，决定迎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这就是后来的明世宗嘉靖皇帝。上次未赶上与皇帝斗气的朝臣们又有了新的机会，这就是所谓“大礼议”。
“大礼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从礼法上讲，是过继给他伯父明孝宗了，那么嘉靖的亲生父亲应该如何待遇？大臣和大多数朝臣们要求嘉靖称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皇叔父”；嘉靖不肯，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父”，他手下也有张璁、桂萼一批朝官支持。双方各不相让，朝廷上没有别的事了，各自引经据典，吵吵嚷嚷，闹哄了整整三年。最后嘉靖皇帝不再和朝臣们纠缠下去了，圣心独断，降旨追尊生父为恭穆献皇帝。这一下，朝臣们就炸窝了，各部门纷纷上书力争。书上去了，嘉靖理也不理。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对百官说：“我们的章奏得不到回答，一定是皇上要改称孝宗为皇伯父了。”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喊起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啊！”又有二位跟着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啊！”“谁不跟着我们力争就揍他！”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各部郎官百余人，总共二百多人，跑到左顺门，有跪着的，有趴着的，哭着喊着“高皇帝啊”“孝宗皇帝啊”，真是如丧考妣一般。
此时嘉靖皇帝正在斋宫里守斋，哭声喊声吵得他坐不住，便传旨命百官退去。众官哪里肯听，哭叫得更凶了。这可把嘉靖惹恼了，就派锦衣卫把为首的八人抓起来，下进大狱。剩下的百官更来劲儿了。首相杨廷和的儿子、大才子杨慎带头，撞着皇宫大门大哭，其他人跟着哭。嘉靖气急败坏，派人把参加闹事的名单都记下来。这些官员不但抢着“报名”，有人还觉得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有事未来参加，错过了成名的机会实在可惜，就替那些人报了名。
有了名单，就开始抓人，关进监狱里的就有一百九十多，其余的在家“待罪”，听候处理。进了监狱，鞭子抽，棍子敲，那哭声就是另一风味了。过了几天，圣旨降下：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停发薪水，五品以下廷杖。一百二十四人被按在丹墀之下，噼里啪啦一阵之后，就只有一百零八人有气了（在这时候真不应该说笑话，但我实在忍不住：一百二十四张麻将牌去掉加花之后也是一百零八张。据《荷牐丛谈》卷二，则受杖者为一百八十余人，病创死者为六十余人）。
这一次斗气的结果，我觉得是皇帝赢了。嘉靖皇帝是个死杠头，刚入京时就说：你们要是让我管亲爹叫叔父，我就不当这皇帝了。有这个拼死的决心，朝官们还能把他怎样！而且为了皇家一个称呼上的事，满朝大臣却像是天要塌下来似的，不光现在人看着像是一场闹剧，就是当时的老百姓也觉得他们撑得难受。闹腾的目的是想得个“万世瞻仰”的美名，这一点肯定落空了。说是这一闹可以激励士气，发扬名节，但结果是一批官僚下台之后，另一批士大夫赶快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不说别人，这次为首闹事的官员中有一位学士丰熙，廷杖之后又被发配，最后死在了流放地。他儿子丰坊却一反其父所为，上言大拍嘉靖马屁，主张嘉靖应把他生身父亲列于太庙中的祖宗之位。〔2〕这马屁拍得太大，连严嵩都不敢公然附和了〔3〕。
士大夫“舍生取义”是真名节，但必须明白什么是“义”。如果为了皇上家的鸟事而舍弃本应报效人民国家的五尺之躯，那只不过是“售直取名”，用一个虚伪的“直”来换一个不值钱的“名”。而且是成事无望，败事有余，嘉靖皇帝从此与朝士搞僵，以后就是遇到正经事都没商量了。到了崇祯时代，王朝末路，一切都带些匆匆收场前的凄凉，闹剧的荒唐色彩更浓了。如果“大礼议”群臣只是不明“义”之为何物，那么到了姜、熊二人，就无所谓“取义”二字，只是一味地与皇帝斗气了。和崇祯斗气是为了一个“名”，崇祯死后姜埰做的那些丑恶的愚忠表演更是为了一个“名”。
合 题
据《明史纪事本末》，朱元璋刚取得天下的时候，曾经向近臣征询过对待违法大臣的礼数问题。太史令刘伯温说：“古时公卿大臣有罪，皇帝赐以盛水的铜盘，上面横一把剑，让大臣到密室中自裁，而不要对他们人身施加侮辱。这是为了维持大臣身份的尊严。”侍读学士詹同说：“古时刑不上大夫，是为了让他们懂得廉耻。”（这话说白些就是，不要把他们打“皮”了。）明太祖深表赞同。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犯法，按律该打板子。朱元璋说：“六卿贵重，不宜因小错而受辱。”命其以俸赎罪。这时朱元璋似乎是尊重士大夫的。
但这个流氓出身的皇帝从本心上是既仇视又鄙视士大夫的。一旦皇帝的位子坐稳，流氓本性就不必约束了。刚直守正的让他仇视，阿谀无耻的让他鄙视，在他看来都有该杀的理由。再推而广之，贪赃枉法的该杀，为民请命的也该杀；蓄谋造反的该杀，首告其谋的也该杀；让你杀人你不杀，该杀，让你杀谁你就杀谁，也该杀——一次大狱上万人被杀之后，居然还有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更可见这些贱货无不该杀；就是知几而退，希图挂冠而去的，也照旧难以善终。
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说：刘伯温于元末乱世，所作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可是及至建功封爵之后，其为诗却“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刚刚改朝三年多，刘伯温就告老回乡，隐于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与知县都不敢来往。就是这样，他依然没有逃脱朱元璋的疑忌，弄到南京，中毒而死。小心谨慎的刘基尚且如此，其他功臣更难幸免，胡、蓝二大狱之后，几乎所有的功臣都列名于《逆臣录》中，受牵累而死于二狱者几近五万人。
明主不需要忠臣，而且他也不相信有忠臣；他只需要走狗，驾驭走狗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在不测天威之下战战兢兢地为自己效命。这样，他就不能仅仅用死来威胁士大夫的性命，更要用辱来摧折士大夫的人格；他不能让士大夫壮烈地死于刑场，即使让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屠割，也会引起观众的同情，而他需要的舞台效果是吓破所有观众的胆，吓得他们失去思维能力，吓得他们胡说八道，吓得他们甘心做狗。罪至大逆不道的有凌迟，有族诛，罪不至此的就是活活的打死，这便是廷杖。廷杖是凌迟的一种变相，是专演给廷臣看的凌迟；它无论从受刑者的痛苦还是从观刑者的震惧来看，效果都不逊于凌迟。另外，与廷杖相配合的还有锦衣卫和镇抚司两个直属皇帝控制的诏狱，在那里可以对所有朝廷命官幽絷敲扑，其残酷刻毒，人不忍言。
士大夫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有君子小人之别，贤与不肖之分。他们看了几场廷杖之后观感如何？一些论者以后来建文帝诸臣的视死如归，以更后来的群谏死谏，以最后来的舍身殉国为例，来证明士气的不可摧折，君德越暗越昏，臣节却是越忠越直，以致对明朝皇帝的“养士”之风赞叹不置。卑见却认为这种说法不仅片面而且皮相。明代士大夫中的无耻之徒的无耻之行丝毫不逊于前代〔4〕，而明代士大夫的刚正节操的价值却是很值得推敲的。如果君德越暗臣节越忠，那么这所谓“臣节”不过是奴才的品质而已。如果以刚直为最重要的美德，而置是非利害于不顾，那与皇帝的刚愎也不过是半斤八两。如果一心顾念身后之名，把博得“百世瞻仰”为一生事业，那么他们的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又是多么卑琐。党同伐异，吹毛求疵；目光短浅，心胸狭小。攻一点而不计其余，尚空谈而专责事功。这些便是他们的主要特征。明代后期，言官以“风节”自励，专以自我标榜为能，有时竟达到不问是非的地步。万历时大学士许国（就是今天徽州城里许国牌坊的那一位）愤而言道：“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5〕这话并不夸张。
实际上，皇帝对士大夫人格与肉体的每一次大规模摧残，都只能使士大夫的整体素质下降；其中个别佼佼者的矫矫之行实不足以掩饰全体素质的退化，有时反而使一些优秀的品质发生蜕变。皇帝的廷杖及配套的专制设置是斧头，是刀锯，它是专拣直的来砍伐的〔6〕。朱元璋摧折臣下的结果是朝无谋士，野无将材，他死了之后，指望孙子建文帝能继成守业，但一年之后，“靖难”兵起，力主削藩的齐泰、黄子澄志大才疏，人称“读书种子”的方孝孺迂阔无用，他们除了把自己和家族一起“打包”替小皇上殉节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方孝孺不死于疆场，不死于城守，哪怕是随着建文自焚，或者自己找根麻绳吊死，也算是对自己误国之策的引咎自处，但他却宁肯死于不肯替朱棣草诏。“千钟禄”也好，“千忠戮”也好，上自老母下至儿孙的八百二十口就都替方正学殉了“臣节”。似乎他们打包送上的冤魂越多，他们的名气就越大似的，这似乎成了明代正直士大夫心中的一个定律。但如果说屠杀的场面能展示一下士大夫的壮烈，那么那壮烈同时又使暴君的暴虐再次升级。“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7〕顾炎武生当天崩地解之际，他是很清楚明末的“臣节”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想尽了办法，但那办法几乎都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元璋父子为后代的子孙竖了一个摧折臣子的样板，方孝孺则为后代士大夫竖了一个“售直取名”的样板。皇帝的权威越来越严厉，士大夫的“气节”越来越“刚直”，但这两点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维持封建帝国的治安的。终明之世，能称得上治世能臣的只有一个张居正，而他死后下场之惨又给了士大夫一个反面的教训。这在历朝历代也是少有的。
到了最后，崇祯皇帝面对山穷水尽的困境，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这时总算明白，大明的江山不能只凭借着皇帝的“英明”就能生存，还需要“能臣”的维持；但他却至死也不肯承认，这些亡国之臣就是他们列祖列宗的“养士”之风养出来的。
后人追究明亡的责任，皇帝昏暴，阉竖擅权，自是一端，但作为封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的责任呢，如果我们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检讨一下士大夫们的所作所为，其虚矫，其狂躁，其轻脱，其空疏，其门户，又无一不牵动着明朝的国运、黎民的性命。
当然，贤士大夫，亦即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没有被暴虐的封建统治者制服，但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并不在于姜埰一流的“以矫情苟难为道”的虚矫习气，而在于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面始终没有间断，如文坛上性灵说的提倡，对下层市民的发自性情的“忠义”（这忠义有时就表现为“造反”）的鼓吹，在野士大夫东林党人的讲学等等，但总的清算却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明代的灭亡和异族的统治，对于被理学熏陶透了的士大夫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国亡了，君无了，再也没有朝廷的纷争，再也没有什么忠奸正邪之辨，士大夫阵营明确地分为两个阵营，或是去趋附侍奉异族的新主子，或是埋首蓬蒿去做草野遗民。在大局已定、兴复无望之后，艰难困危的恶劣情势，使得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跳出了昔日忠一姓之君、报一君之国的局限，开始从“天下民生”的大范围来思考了。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而产生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程度不同地对封建专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明代士大夫自身的反省。
有意思的是，明亡之后，一大批视名节如性命的士大夫却偏偏忘记了名节！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满清贵族，为了“统一”中国，屠杀汉人的残酷是前所未有的，剃发易服以根绝汉族反抗意识的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兵尘未定，当时的江左士林领袖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被迫”地做了满族人的新贵。后人对黄宗羲的“晚节”也颇有微辞，因为他的《明夷待访录》是为“后王”作法；顾炎武“行己有耻”，节操凛然，但他不能禁止自己的外甥去做异族统治者的大官；就是以《南山集》案而著名的戴名世，也当过清政权的翰林；而那个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才子吴兆骞，是因为想挤进清政权的科举而犯的案，说难听些，他的倒霉就是为了想做满人的奴才。清初的遗民最多只能保证自己一代不仕于新朝，对于第二代的出仕都不干涉，遑论“九族”“十族”！面对本族统治者的淫威确实是宁死不屈，可是为什么对异族政权却不肯以死自矢了呢？“父母之仇”不能“共天下”的圣训忘了么？国恨家仇这么快地就在士大夫中“消解”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皇帝统治艺术的高超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士大夫在“气节”问题上转向，是不是也有自身的原因呢？至于其中的孰是孰非，那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但这已经不是本题目所能包括的了。
注释：
〔1〕奇怪的是，明朝已亡，福王在南京成立了小朝廷。祁彪佳奏革诏狱、缉事、廷杖三弊政，仍不为采用，也算是死不改悔了（见查伊璜《鲁春秋·监国纪》）。
〔2〕《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嘉靖十五年，用丰坊言，尊献帝为睿宗，祔太庙。
〔3〕《明史·礼志二》。
〔4〕有名的“洗鸟御史”就是明人的杰作，它使得前朝的洗足、尝痈、捧靴全部相形见绌；而当朝一品竟用向皇上献春宫画及春药以固宠，也是前无古人的。
〔5〕《明史·赵用贤传》。
〔6〕廷杖时，执刑者可以因贿而轻重之，无钱的清官死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了。
〔7〕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有趣的是，南明小朝廷一面不肯废除廷杖，一面却“补谥”历朝“忠臣”，其中自然包括被杖而死的诸位（至于被皇上灭了十族的方孝孺，则得了最令人歆羡的“文正”）树立样板，供人学习，准备为皇上做杖底游魂，直到灭九族而不悔。明朝皇帝之暴可及，其昏则真不可及（参见《明季南略》卷五）。
翻一翻明代的宫廷史，总觉得那么阴森可怖，夺嫡争宠，鬼影幢幢；看一看明代的列祖列宗，大都是那么面目可憎，惨刻少恩，疑忌自用。太祖的屠杀功臣，成祖的诛除异己，东厂西厂，锦衣缇骑，株连则称瓜蔓，罗织则如网密。迄止末叶，愈演愈烈，冤杀熊廷弼，活剐袁崇焕，自毁长城。读史至此，难怪有人要愤懑地说：明朝不亡，是无天理！
明廷的残酷刑罚，如剥皮揎草、油炸生剐，且不去说，只须看看被皇帝当成家常便饭一样对付朝臣的廷杖，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了。
廷杖的发明权虽然远可推至隋唐，但都没有像明朝一样，成为庙堂的一道特色菜，自是不足为论。明代的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多为不法，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此后明成祖大杀建文诸臣，成百累千的罪囚，刽子手加班加点都砍不完，哪有闲功夫欣赏廷杖那种精细的玩艺儿？所以永乐时期废此不行。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廷杖。从此之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殿廷上不可缺少的点缀，直到其灭亡。
被廷杖的大多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那气势，那场面，一定是蔚然大观，很让皇帝赏心悦目、神气十足的。而廷杖的缘由也是无所不有。劾严嵩，论妖僧，谏万贵妃干政，要廷杖；谏元夕观灯，谏武宗南巡，谏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上一本的杖三十，上两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那么廷杖究竟是怎样一种刑罚呢？这里只讲一个崇祯皇帝的故事就够了。
崇祯十五年，即明亡的前二年，礼科给事中姜埰、行人司熊开元分别上疏论言官事及弹劾首辅周延儒，触怒了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崇祯一怒，把姜、熊二人下到北镇抚司大狱里。
按照规矩，入狱先受刑一套。何谓一套？就是一拶敲五十，再一夹敲五十，杖二十。一套过去，人已半死。当时正值严冬，冰雪交集，寒风刺骨，姜、熊受刑之后，身婴三木（颈、手、足同时被枷的刑具），血流贯械，无铺无盖，无水无食。三日过后，再来一套，崇祯务必要他们招出背后指使者。姜埰气息将绝，唯用手指蘸着口中鲜血写了个“死”字，半句也不招认。崇祯皇帝大怒，指责锦衣卫用刑轻，敕令一拶一夹各敲八十，杖三十。狱官正要用刑，一道密旨又到了，上写道：“姜埰、熊开元务必打死，只说病故。”
锦衣卫官骆养性不敢执行密旨，上疏奏道：“如果二人当死，陛下就该明正典刑，如若由臣秘密处死，天下后世将谓陛下为何？”他同时又把崇祯的密旨偷偷告诉了几位大臣。于是都御史刘宗周上殿力争，崇祯仰着脑袋只看大殿的房梁，听也不听。从早晨耗到中午，宗周也不肯退下。崇祯大怒，便把他削职为民，赶出朝廷。佥都御史金光宸奏保刘宗周，崇祯认为他们狼狈为奸，欺君罔上，也立刻夺职除籍。接着兵部侍郎、都给事中也上殿为姜、熊二人说情，崇祯总算给了个“面子”，收回密旨，姜、熊二人各廷杖一百。一般来说，杖至六十即有死者，崇祯还是非要追两个人的性命不可。
执行廷杖的日子到了。崇祯皇帝惟恐杖下留情，特别派遣他最信任的两个大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监刑。文武百官都身穿大红衣袍，排列在午门外西墀之下观刑。左面二十名太监，右面三十名锦衣卫，下列旗校一百名，全都是身穿紧袖衣，手执硬木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廷杖还未开始，观刑百官先已心惊胆战了。不一会儿，姜、熊二人被拖进刑场，曹化淳宣读圣旨完毕，一场血腥的暴行就开始了。姜、熊二人被扒下衣服，按在地上，一个特制的麻布兜子套了上去，连胳臂带脊背全部被紧紧地束缚住，一丝也动弹不得，只能露出口鼻喘气；双脚被捆在一起，由两名大汉按住，两条胳臂各由一名大汉压住；再有一名大汉骑在脖子上，两腿夹住脑袋。“犯人”被五名大汉牢牢按住，只留下腰臀受杖。执刑者又是两条汉子，一人一根木棍，交替抡下，而且十棍一换人，只恐气力不济，棍下有弊。一百杖下来，棍子折断好几根，再看“犯人”，已经满嘴是血，熊开元居然还有一口气，而姜埰已然气绝，他弟弟口含人尿送到他嘴里，他才有了气息（不知这偏方以往救活过多少廷杖下的游魂）。这就是明朝的廷杖！也是大明朝最后的一次廷杖。文武百官都被吓呆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去以身试法了。大明朝快完了〔1〕。姜、熊二人奄奄一息，被拖进刑部大狱。当代名医吕邦相亲来诊治，流着眼泪道：“青痕已经过了膝盖，不能治了。让我试试吧。如果七天之后知道疼了，那你们就感谢上苍吧。”半月过去，烂肉割下了一斗多，姜、熊二人居然苏醒了。
第二年京师夏天瘟疫流行，狱中囚犯死者枕籍。崇祯命令刑部清狱，刑部拟把二人监外执刑。但名单递了上去，崇祯就把二人的名字勾了，道：“这两个恶人怎么能放出去！”
这年年底，熊开元弹劾的那个周延儒终于东窗事发，勒令自尽了。熊开元早发奸状，当改罪为功。于是有人就提出把二人释放。不料崇祯说道：“我就是恼恨他们不向我低头，与他们弹劾周延儒有什么关系！”
直到明朝灭亡的那年春天，李闯王快打到畿辅了，崇祯才在大臣的要求下，把二人释放出狱，发配到江南去了。
崇祯皇帝临死之前还恬不知耻地说：“朕非亡国之君。”
欺人乎？欺天乎？
反 题
朱亮祖父子在朱元璋面前被鞭子活活抽死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的。因为他除了死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得不到同情，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青史上更不会给他留下好名声。可是姜埰一流却不然。如果没有上述的那场廷杖，他的大名也许就入不了《明史》，我们也许就不会知道历史上有姜埰其人。多少壮士靠沙场上拼搏一生，多少才士磨穿了几块铁砚都得不到的东西，崇祯皇帝的一顿棍子就成全了他。所以尽管崇祯咬牙切齿地非要姜埰的命不可，姜埰却对崇祯毫无怨言。崇祯降旨把他流放到宣州做戍卒，他还没有赶到，明朝就亡了，当他听到崇祯吊死的消息之后，捶胸顿足，血以继泪，哭得昏死过去。从此之后，他就自称“宣州老兵”，直到临死还切切叮咛儿子把他的尸首葬在宣州的敬亭山，做鬼也要执行崇祯的圣命。相比之下，岳武穆的愚忠就差得远了！
姜埰以及熊开元的被杖，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像嘉靖时杨继盛的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天启间杨涟、左光斗的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姜、熊自是无法相比，就是再降几级标准，只要他们能为民请命，或者是为国建言，也算是言而有物，但他们的上疏都和崇祯争了些什么呢？朝臣之间的门户派系纠纷而已！
先说熊开元，他任职行人司副，久未提升，心怀觖望，看到光禄寺丞的位子空出来了，就去找首辅周延儒，想托他给自己谋取此职。也是凑巧，周延儒正有事要出门，就把熊开元冷落了。于是熊开元恼了，就打定主意弹劾周延儒。再说姜埰。温体仁做首辅时排除异己和言官，及至周延儒上台，又广引清流，言路蜂起，当时朝廷上反对言官的就造了“二十四气”之说，指朝士中有二十四人结党，群嗾群吠，意图借此谣言打击言官。姜埰上疏就是要辟“二十四气”之谣，为言官辩解。诸君不要忘了当时国家是什么形势。就是这年，内则李自成横扫河南，大破襄阳，张献忠转战江北，连克名城；外则清兵大败明军于松山，为明廷倚为最后一根支柱的洪承畴成了俘虏。明王朝灭亡在即，姜、熊二人却在一本正经甚至慷慨激昂地与崇祯胡扯淡！
扯淡也有扯淡的道理。姜、熊二人以血肉之躯拼死相争的是什么，不是国也不是民，不是君也不是臣，是士大夫的“名节声气”。明史专家孟心史说得好：廷杖不是皇帝和朝臣争是非，而是争意气。说通俗点，就是“斗气”！而朝臣这一面呢？
让我们先看看此前的几次大规模廷杖。正德十四年，明武宗要南巡，撺掇这事的是江彬、钱宁两个佞臣。朝臣们坚决反对。皇帝出巡，了解一下民间有什么不好，何必反对？因为那时交通不比现在，皇帝一出门可是件大事，黄马快船，成千上万，陆路要黄土铺道，舟行则百姓拉纤，沿途百官接驾，兴师动众，佞幸求索，敲骨啄髓，武宗下一次江南，运河两岸的地皮总要刮去三尺，所以朝臣们反对南巡是为国为民的。先是阁臣及科道切谏，不听；然后是兵部郎中黄巩等二人，翰林修撰舒芬等七人上疏，还是不听；接着吏部员外郎夏良胜三人，吏部郎中张衍庆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连太医也加了进来，总共一百多人都来上疏。武宗大怒，下令把情节严重的下诏狱，其余一百零七人戴着重枷罚跪于午门之外五天。五天之后，就开始廷杖了，一顿棍子下来，当场打死十一人，其余或戍边，或除名，或降职。这次斗气的结果是朝臣们“胜利”了，因为他们得到了北京市民的同情，而武宗也暂时取消了南巡的计划。
两年之后，武宗突然病死，身后无嗣，经大臣议，决定迎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这就是后来的明世宗嘉靖皇帝。上次未赶上与皇帝斗气的朝臣们又有了新的机会，这就是所谓“大礼议”。
“大礼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从礼法上讲，是过继给他伯父明孝宗了，那么嘉靖的亲生父亲应该如何待遇？大臣和大多数朝臣们要求嘉靖称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皇叔父”；嘉靖不肯，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父”，他手下也有张璁、桂萼一批朝官支持。双方各不相让，朝廷上没有别的事了，各自引经据典，吵吵嚷嚷，闹哄了整整三年。最后嘉靖皇帝不再和朝臣们纠缠下去了，圣心独断，降旨追尊生父为恭穆献皇帝。这一下，朝臣们就炸窝了，各部门纷纷上书力争。书上去了，嘉靖理也不理。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对百官说：“我们的章奏得不到回答，一定是皇上要改称孝宗为皇伯父了。”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喊起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啊！”又有二位跟着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啊！”“谁不跟着我们力争就揍他！”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各部郎官百余人，总共二百多人，跑到左顺门，有跪着的，有趴着的，哭着喊着“高皇帝啊”“孝宗皇帝啊”，真是如丧考妣一般。
此时嘉靖皇帝正在斋宫里守斋，哭声喊声吵得他坐不住，便传旨命百官退去。众官哪里肯听，哭叫得更凶了。这可把嘉靖惹恼了，就派锦衣卫把为首的八人抓起来，下进大狱。剩下的百官更来劲儿了。首相杨廷和的儿子、大才子杨慎带头，撞着皇宫大门大哭，其他人跟着哭。嘉靖气急败坏，派人把参加闹事的名单都记下来。这些官员不但抢着“报名”，有人还觉得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有事未来参加，错过了成名的机会实在可惜，就替那些人报了名。
有了名单，就开始抓人，关进监狱里的就有一百九十多，其余的在家“待罪”，听候处理。进了监狱，鞭子抽，棍子敲，那哭声就是另一风味了。过了几天，圣旨降下：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停发薪水，五品以下廷杖。一百二十四人被按在丹墀之下，噼里啪啦一阵之后，就只有一百零八人有气了（在这时候真不应该说笑话，但我实在忍不住：一百二十四张麻将牌去掉加花之后也是一百零八张。据《荷牐丛谈》卷二，则受杖者为一百八十余人，病创死者为六十余人）。
这一次斗气的结果，我觉得是皇帝赢了。嘉靖皇帝是个死杠头，刚入京时就说：你们要是让我管亲爹叫叔父，我就不当这皇帝了。有这个拼死的决心，朝官们还能把他怎样！而且为了皇家一个称呼上的事，满朝大臣却像是天要塌下来似的，不光现在人看着像是一场闹剧，就是当时的老百姓也觉得他们撑得难受。闹腾的目的是想得个“万世瞻仰”的美名，这一点肯定落空了。说是这一闹可以激励士气，发扬名节，但结果是一批官僚下台之后，另一批士大夫赶快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不说别人，这次为首闹事的官员中有一位学士丰熙，廷杖之后又被发配，最后死在了流放地。他儿子丰坊却一反其父所为，上言大拍嘉靖马屁，主张嘉靖应把他生身父亲列于太庙中的祖宗之位。〔2〕这马屁拍得太大，连严嵩都不敢公然附和了〔3〕。
士大夫“舍生取义”是真名节，但必须明白什么是“义”。如果为了皇上家的鸟事而舍弃本应报效人民国家的五尺之躯，那只不过是“售直取名”，用一个虚伪的“直”来换一个不值钱的“名”。而且是成事无望，败事有余，嘉靖皇帝从此与朝士搞僵，以后就是遇到正经事都没商量了。到了崇祯时代，王朝末路，一切都带些匆匆收场前的凄凉，闹剧的荒唐色彩更浓了。如果“大礼议”群臣只是不明“义”之为何物，那么到了姜、熊二人，就无所谓“取义”二字，只是一味地与皇帝斗气了。和崇祯斗气是为了一个“名”，崇祯死后姜埰做的那些丑恶的愚忠表演更是为了一个“名”。
合 题
据《明史纪事本末》，朱元璋刚取得天下的时候，曾经向近臣征询过对待违法大臣的礼数问题。太史令刘伯温说：“古时公卿大臣有罪，皇帝赐以盛水的铜盘，上面横一把剑，让大臣到密室中自裁，而不要对他们人身施加侮辱。这是为了维持大臣身份的尊严。”侍读学士詹同说：“古时刑不上大夫，是为了让他们懂得廉耻。”（这话说白些就是，不要把他们打“皮”了。）明太祖深表赞同。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犯法，按律该打板子。朱元璋说：“六卿贵重，不宜因小错而受辱。”命其以俸赎罪。这时朱元璋似乎是尊重士大夫的。
但这个流氓出身的皇帝从本心上是既仇视又鄙视士大夫的。一旦皇帝的位子坐稳，流氓本性就不必约束了。刚直守正的让他仇视，阿谀无耻的让他鄙视，在他看来都有该杀的理由。再推而广之，贪赃枉法的该杀，为民请命的也该杀；蓄谋造反的该杀，首告其谋的也该杀；让你杀人你不杀，该杀，让你杀谁你就杀谁，也该杀——一次大狱上万人被杀之后，居然还有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更可见这些贱货无不该杀；就是知几而退，希图挂冠而去的，也照旧难以善终。
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说：刘伯温于元末乱世，所作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可是及至建功封爵之后，其为诗却“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刚刚改朝三年多，刘伯温就告老回乡，隐于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与知县都不敢来往。就是这样，他依然没有逃脱朱元璋的疑忌，弄到南京，中毒而死。小心谨慎的刘基尚且如此，其他功臣更难幸免，胡、蓝二大狱之后，几乎所有的功臣都列名于《逆臣录》中，受牵累而死于二狱者几近五万人。
明主不需要忠臣，而且他也不相信有忠臣；他只需要走狗，驾驭走狗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在不测天威之下战战兢兢地为自己效命。这样，他就不能仅仅用死来威胁士大夫的性命，更要用辱来摧折士大夫的人格；他不能让士大夫壮烈地死于刑场，即使让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屠割，也会引起观众的同情，而他需要的舞台效果是吓破所有观众的胆，吓得他们失去思维能力，吓得他们胡说八道，吓得他们甘心做狗。罪至大逆不道的有凌迟，有族诛，罪不至此的就是活活的打死，这便是廷杖。廷杖是凌迟的一种变相，是专演给廷臣看的凌迟；它无论从受刑者的痛苦还是从观刑者的震惧来看，效果都不逊于凌迟。另外，与廷杖相配合的还有锦衣卫和镇抚司两个直属皇帝控制的诏狱，在那里可以对所有朝廷命官幽絷敲扑，其残酷刻毒，人不忍言。
士大夫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有君子小人之别，贤与不肖之分。他们看了几场廷杖之后观感如何？一些论者以后来建文帝诸臣的视死如归，以更后来的群谏死谏，以最后来的舍身殉国为例，来证明士气的不可摧折，君德越暗越昏，臣节却是越忠越直，以致对明朝皇帝的“养士”之风赞叹不置。卑见却认为这种说法不仅片面而且皮相。明代士大夫中的无耻之徒的无耻之行丝毫不逊于前代〔4〕，而明代士大夫的刚正节操的价值却是很值得推敲的。如果君德越暗臣节越忠，那么这所谓“臣节”不过是奴才的品质而已。如果以刚直为最重要的美德，而置是非利害于不顾，那与皇帝的刚愎也不过是半斤八两。如果一心顾念身后之名，把博得“百世瞻仰”为一生事业，那么他们的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又是多么卑琐。党同伐异，吹毛求疵；目光短浅，心胸狭小。攻一点而不计其余，尚空谈而专责事功。这些便是他们的主要特征。明代后期，言官以“风节”自励，专以自我标榜为能，有时竟达到不问是非的地步。万历时大学士许国（就是今天徽州城里许国牌坊的那一位）愤而言道：“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5〕这话并不夸张。
实际上，皇帝对士大夫人格与肉体的每一次大规模摧残，都只能使士大夫的整体素质下降；其中个别佼佼者的矫矫之行实不足以掩饰全体素质的退化，有时反而使一些优秀的品质发生蜕变。皇帝的廷杖及配套的专制设置是斧头，是刀锯，它是专拣直的来砍伐的〔6〕。朱元璋摧折臣下的结果是朝无谋士，野无将材，他死了之后，指望孙子建文帝能继成守业，但一年之后，“靖难”兵起，力主削藩的齐泰、黄子澄志大才疏，人称“读书种子”的方孝孺迂阔无用，他们除了把自己和家族一起“打包”替小皇上殉节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方孝孺不死于疆场，不死于城守，哪怕是随着建文自焚，或者自己找根麻绳吊死，也算是对自己误国之策的引咎自处，但他却宁肯死于不肯替朱棣草诏。“千钟禄”也好，“千忠戮”也好，上自老母下至儿孙的八百二十口就都替方正学殉了“臣节”。似乎他们打包送上的冤魂越多，他们的名气就越大似的，这似乎成了明代正直士大夫心中的一个定律。但如果说屠杀的场面能展示一下士大夫的壮烈，那么那壮烈同时又使暴君的暴虐再次升级。“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7〕顾炎武生当天崩地解之际，他是很清楚明末的“臣节”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想尽了办法，但那办法几乎都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元璋父子为后代的子孙竖了一个摧折臣子的样板，方孝孺则为后代士大夫竖了一个“售直取名”的样板。皇帝的权威越来越严厉，士大夫的“气节”越来越“刚直”，但这两点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维持封建帝国的治安的。终明之世，能称得上治世能臣的只有一个张居正，而他死后下场之惨又给了士大夫一个反面的教训。这在历朝历代也是少有的。
到了最后，崇祯皇帝面对山穷水尽的困境，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这时总算明白，大明的江山不能只凭借着皇帝的“英明”就能生存，还需要“能臣”的维持；但他却至死也不肯承认，这些亡国之臣就是他们列祖列宗的“养士”之风养出来的。
后人追究明亡的责任，皇帝昏暴，阉竖擅权，自是一端，但作为封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的责任呢，如果我们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检讨一下士大夫们的所作所为，其虚矫，其狂躁，其轻脱，其空疏，其门户，又无一不牵动着明朝的国运、黎民的性命。
当然，贤士大夫，亦即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没有被暴虐的封建统治者制服，但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并不在于姜埰一流的“以矫情苟难为道”的虚矫习气，而在于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面始终没有间断，如文坛上性灵说的提倡，对下层市民的发自性情的“忠义”（这忠义有时就表现为“造反”）的鼓吹，在野士大夫东林党人的讲学等等，但总的清算却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明代的灭亡和异族的统治，对于被理学熏陶透了的士大夫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国亡了，君无了，再也没有朝廷的纷争，再也没有什么忠奸正邪之辨，士大夫阵营明确地分为两个阵营，或是去趋附侍奉异族的新主子，或是埋首蓬蒿去做草野遗民。在大局已定、兴复无望之后，艰难困危的恶劣情势，使得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跳出了昔日忠一姓之君、报一君之国的局限，开始从“天下民生”的大范围来思考了。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而产生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程度不同地对封建专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明代士大夫自身的反省。
有意思的是，明亡之后，一大批视名节如性命的士大夫却偏偏忘记了名节！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满清贵族，为了“统一”中国，屠杀汉人的残酷是前所未有的，剃发易服以根绝汉族反抗意识的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兵尘未定，当时的江左士林领袖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被迫”地做了满族人的新贵。后人对黄宗羲的“晚节”也颇有微辞，因为他的《明夷待访录》是为“后王”作法；顾炎武“行己有耻”，节操凛然，但他不能禁止自己的外甥去做异族统治者的大官；就是以《南山集》案而著名的戴名世，也当过清政权的翰林；而那个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才子吴兆骞，是因为想挤进清政权的科举而犯的案，说难听些，他的倒霉就是为了想做满人的奴才。清初的遗民最多只能保证自己一代不仕于新朝，对于第二代的出仕都不干涉，遑论“九族”“十族”！面对本族统治者的淫威确实是宁死不屈，可是为什么对异族政权却不肯以死自矢了呢？“父母之仇”不能“共天下”的圣训忘了么？国恨家仇这么快地就在士大夫中“消解”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皇帝统治艺术的高超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士大夫在“气节”问题上转向，是不是也有自身的原因呢？至于其中的孰是孰非，那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但这已经不是本题目所能包括的了。
注释：
〔1〕奇怪的是，明朝已亡，福王在南京成立了小朝廷。祁彪佳奏革诏狱、缉事、廷杖三弊政，仍不为采用，也算是死不改悔了（见查伊璜《鲁春秋·监国纪》）。
〔2〕《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嘉靖十五年，用丰坊言，尊献帝为睿宗，祔太庙。
〔3〕《明史·礼志二》。
〔4〕有名的“洗鸟御史”就是明人的杰作，它使得前朝的洗足、尝痈、捧靴全部相形见绌；而当朝一品竟用向皇上献春宫画及春药以固宠，也是前无古人的。
〔5〕《明史·赵用贤传》。
〔6〕廷杖时，执刑者可以因贿而轻重之，无钱的清官死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了。
〔7〕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有趣的是，南明小朝廷一面不肯废除廷杖，一面却“补谥”历朝“忠臣”，其中自然包括被杖而死的诸位（至于被皇上灭了十族的方孝孺，则得了最令人歆羡的“文正”）树立样板，供人学习，准备为皇上做杖底游魂，直到灭九族而不悔。明朝皇帝之暴可及，其昏则真不可及（参见《明季南略》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