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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查理和傅满洲作为20世纪50年代前美国大众文化中华人形象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和对华态度，因而，对这两个形象的深刻解读与剖析，不仅对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美国的中国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够以此为镜，以他者的眼光完成自我认识与自我提升。在剖析华人形象的同时，我们更应勇于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偏见，减少冲突与误解，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中国形象；傅满洲；陈查理；文化交流与融合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9-0141-04
一、傅满洲与陈查理形象产生的时代语境
每一个文学形象的产生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时代与社会的烙印。傅满洲与陈查理也不例外。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移民加入西部大开发建设，他们主要从事金矿开采、铁路修建以及开荒种植等工作。但随着金矿生意的黯淡以及铁路修建的完工，大批移民面临着失业的局面。为了生存，他们愿意以极低的报酬去做白人不愿意做的苦力活，而白人却认为华人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对其加以鄙视与排斥。1882年，在白人反华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政府通过了带有强烈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入境。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爆发，关于中国人残忍屠杀西方人的恐怖传闻不断传入美国，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度恐慌，加上对境内大量移民的担忧，使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人再也不是遥远的噩梦，而是近在眼前的威胁。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美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不断配合政府的旨意，从负面描写中国，丑化华人形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著名的华人恶魔形象傅满洲诞生了。傅满洲为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于1913年创作的有关“傅满洲博士”的系列小说中一个华人形象。他集东方人所有的残忍、狡猾、智慧于一身，极具毁灭性与颠覆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盛极一时的“黄祸”思想的化身。这一形象对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人心中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形象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认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的，有时候转变是惊人的，就像变色龙一样。这些变化更真实地反映了西方本身的变化，而不是中国的变化。中国形象的历史应该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者的历史[1]。同样，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和描述也会随着时代背景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一战后，美国人为了治疗由于对现代文明沮丧和绝望而形成的心灵上的创伤，他们再次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在孔孟学说中找到了仁爱、和谐的思想，中国再次点燃了西方人的希望[2]。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批涌入美国，这些外来者不甘于被剥削、被控制的社会地位，不断与白人爆发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如何有效地教化与改造这些移民让美国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除了政府制定的硬性政策以外，还需要一种正面的引导与榜样力量。这时，任劳任怨、勤劳节俭、安分守己的华人移民便成为了白人偏爱的对象，他们可以充当少数族裔的榜样，来引导和影响那些躁动不安的移民，更好地维护白人的统治。另外，二战爆发后，作为抗日战争的盟友，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战争的受害者，纷纷表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随之，陈查理形象诞生。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毕格斯塑造的一个正面的华人侦探形象，他耐心、智慧、机敏、沉着，对待白人毕恭毕敬、谦恭忍让，赢得了白人的推崇与认可。
二、妖魔化与东方化的假想敌——傅满洲
某国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大都不是客观的，而是自我对“他者”进行的想象性塑造，反映的是作者的自我欲望。自19世纪以来，作为一种文化幻想的“中国”形象在欧美人当中已根深蒂固，中国只是作为一个“他者”被注视，被制作，由此导致了生活画面的失真。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就指出：“不同时期有关东方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东方，都是西方人幻想中的东方，是西方为了确认自我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周宁在《鸦片帝国》一书中认为：“如果不确定愚昧与无知、贫穷与落后的东方，就不能展现一个自由与民主、繁荣与进步的高贵的西方。”[3]傅满洲就是西方为了确认和巩固其自身价值体系而妖魔化与东方化的假想敌。
罗默年轻时酷爱神秘的事物，因此，在其创作道路上总能利用一些神秘的知识，再加上梦境和其他超自然的手段，创作出富于想象色彩的东方故事。罗默有关傅满洲系列小说有十多部，在这些小说里，傅满洲是一位阴险、狡诈、十恶不赦的形象，他要征服世界，成为统领世界的霸主。罗默是这样描写傅满洲外貌的：“他拥有着莎士比亚的眉毛和撒旦的脸，脑袋光光的，狭长的小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他集东方人的所有残忍、狡猾和智慧于一身。”[4]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移民聪明、冷漠、狡猾、残忍，他们拥挤在肮脏不堪的唐人街进行着各种罪恶勾当，并试图颠覆世界，消灭白人。但无论傅满洲拥有着多么超凡的能力，最后总是败给他的白人对手史密斯警官，傅满洲与史密斯之间的冲突代表了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冲突，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傅满洲代表了邪恶势力，而史密斯代表了正义的力量，最终邪不压正，体现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西方中心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默在创造傅满洲这一人物形象前，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说：“我靠傅满洲成名，因为我对中国人一无所知。”他所创造的东方形象仅仅是为了满足美国人需要一个假想敌，以强化白人的优越感。但由于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较为有限，他们自然而然将这个危险、神秘与邪恶的人物与中国人形象等同起来，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定型化的形象。
二、美国化与被驯化的理想“他者”形象——陈查理
陈查理也是西方小说的典型形象，陈查理是抓捕白人罪犯的侦探，傅满洲则是白人痛恨的恶魔，这说明美国在塑造中国形象上有了明显转变，即由邪恶、否定性形象转向了善良同情性形象。毕格斯曾谈到他创作陈查理的初衷：“我认为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形象已成历史，而一个温和的、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的中国人，还从来没有过。”[5]而这一善意的想法，最终却创造出了美国大众文化中另一种典型的中国男性形象，即温良和善、身材臃肿、行动缓慢、缺乏男性气概。20世纪初期，美国的种族歧视与排外思想十分严重。无疑，毕格斯在塑造陈查理形象时必然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创作的小说中，有意无意地赋予了陈查理很多异质特征。在外貌上，陈查理是典型的东方特征。在小说《没有钥匙的房间》中，是这样描写陈查理的：“他胖胖的，却迈着女人似的轻快步伐，他那象牙般的脸像婴儿一样可爱。”[6]受種族主义思想影响，毕格斯尽量弱化陈查理身上男子汉气质，将他女性化了，目的在于塑造一个对白人没有任何威胁的华人形象。陈查理虽然是一个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并且得到了白人社会的认可，但他的形象依然体现者了“他者”的特征。语言上，更加体现了他的外来者身份。陈查理经常把孔子语录式的格言和警句挂在嘴上，如：“真理就像足球，多踢几次才能进球门”、“容易打开的坚果往往是空的”等。他还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有时丢了动词，有时用错了人称和单复数。在《中国鹦鹉》中，对于假扮成一位华人厨子，他很不乐意，并夸张地使用一种粗俗的洋泾浜英语解释说：“我一生都在学说地道纯正的英语，可现在为了装得像些，为防止别人怀疑，我却必须把话说得颠三倒四、结结巴巴，这种日子可不太好过。”[7]尽管他竭力模仿纯正的美式英语，但仍无法改变其洋泾浜式的腔调，在所有六部小说里情况都是如此，这说明他从来没有被美国主流社会完全接受过。当时盛行的白人至上理论使西方人很难接受一个有色人种男子，只有在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又能驯服地为他们服务、听凭他们的差遣时，才能有限地、有保留地接受[8]。性格上，他性情平和、温文尔雅，对白人毕恭毕敬，从来不显露任何的愤怒与不满，若有不当，他会立刻向白人赔礼道歉，态度极其谦逊。在《中国鹦鹉》中，珠宝商伊登派遣儿子鲍勃去港口接陈查理，鲍勃因为其他事耽误未接到陈查理。当伊登责问儿子时，陈查理马上说：“是我的错，我真为自己的过错感到不安。”[9]这种具有女性般服从性格的男人被认为是白人社会中的模范。所谓的模范，便是对白人社会的听命与服从。尽管陈查理满嘴的中国式的格言警句，但由于长时间生活在美国，他也逐渐美国化了。有时他也意识到这一点，而感到忧心忡忡。在《帷幕之后》中，他说道：“尽管如此，我坦白地说还是感到羞愧，我在美国大陆的这一地区逗留了很长时间，我现在染上了他们的一个最坏的毛病。我太爱管闲事。”[10]实际上，他的饮食习惯也在美国化，喝茶时要放三块糖，还要加些柠檬。白人之所以接受他，恰恰是因为他已经完全美国化了，从而证明美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让美国人有一种民族自豪感。陈查理这种谦恭的态度、温和的外表、毫无野心的性格特征逐渐被美国白人社会所接受，这也是其文化与种族的驯化之旅。 三、傅满洲与陈查理——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定型化形象
傅满洲和陈查理作为美国大众文化中关于中国人及华裔美国人的典型形象。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前者被塑造为威胁西方文明的罪恶天才，后者却是捍卫白人利益的可爱侦探。前者是图谋颠覆西方社会的罪恶的化身，后者则是对白人忠心耿耿、一心为其效劳的华人代表。前者使白人感到恐惧，后者讨白人欢心。傅满洲之所以被塑造为恶魔和黄祸的化身，是因为他是无法被白人控制的亚洲人；陈查理没有被表述为“黄祸”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有着对白种人谦恭的态度，即被驯化了的亚洲人[11]。威廉·吴在《黄祸：1850—1940年美国小说和故事中的亚裔美国人》一书中曾指出，傅满洲和陈查理这两种形象并非简单的善与恶的对立，“他们代表的这种二元对立是种族主义的、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一种对立，傅满洲体现的是黄种人的邪恶，而陈查理支持的是白种人的优越感”[12]，这就表明，这两个形象虽然表面上有如此的不同，但背后都潜藏着种族主义的歧视，“都是经过美国东方主义眼光过滤后的形象，都是美国文化建构的‘他者’形象”[12]。二者都被塑造成缺乏男性魅力的边缘化与从属化的形象。傅满洲在小说中被描写为无什么男性吸引力、也没有正常的性需求，对白人男性常有暧昧动作的男同性恋倾向。为了避免傅满洲给白人女子带来性威胁，罗默悉数剥除了他身上的男性魅力，炼长生不老丹与吸食鸦片才是他的生理需求。陈查理虽然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华裔侦探，但他身上却缺乏侦探应有的威严与气度。与探福尔摩斯这位大侦的刚毅果敢、器宇轩昂截然不同，陈查理则是表情呆板、身材臃肿、谦卑顺从、缺乏男子汉气概的人物，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形象。小说中，他经常被描写成女性化的男人，如在《中国鹦鹉》中：“他穿着西服，圆圆的脸，肤色白净”；“占卜师转身看到一个异常胖的中国人以惊人轻盈的步伐朝他走来”（《黑骆驼》）。无论是傅满洲还是陈查理，这两个定型化形象都没有真实的反映出华人的内在特质，而是根据西方的需要对人物形象进行大加改造，以维护白种男人的霸权与强势地位。当一种形象被解读成定型化的形象时，不熟悉这个民族或族群的读者或观众就会下意识地，甚至有意识地以一种虚构的形象做参照，去理解这个民族及其文化[13]。因此，对傅满洲与陈查理这两个刻板形象的各种主观的、扭曲地想象与塑造，大大贬损了华人男性的异性恋男人气质，对当今海外华人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破除这种定型化形象，提高华人男性的社会地位，恢复他们的男性魅力，需要所有华人携起手来，自觉抵制各种偏见，与白人合作，早日根除刻板化形象的影响。
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异国形象是一面镜子，照出异国形象的同时，也照见了形象塑造者一方的形象，显现了其自身的欲望、恐惧和梦想。研究美国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可以通过美国人的眼光来认识自我、思考自我、完善自我。同样，在中国这面镜子上，也投射着美国的影子，可以照见美国的理想与仇恨、希望与恐惧。中国是美国的“他者”，历史上美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在不同时期根据自身需要而虚构与创造出的“他者”形象。这种形象有时候是美好的，表明美国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重塑自我的冲动；有时候是丑陋的，表明美国想确认自我，巩固政权，对外扩张等要求。但所有的形象，都是美国文化构筑的“他者”话语，归根结底是为了确认美国“自我”的[14]。在解读与剖析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时，一方面我们要洞察中国形象中的意识形态成分，警惕美国的文化霸权，另一方面，我们要审视自我，正确对待美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塑造，克服狭隘的民族心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进行自我定位，借别人的眼光，不断完善自己。再者，我们要勇于超越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努力改变中西对抗的文化立场，加强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倡导两种文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最终促成一种平等、尊重、欣赏的和谐局面。
参考文献：
〔1〕雷蒙·道森，常绍民，明毅译.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2〕〔13〕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44，295.
〔3〕周宁.鸦片帝国[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118.
〔4〕Sax Rohmer.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M].New York： Pyramid，1961.17.
〔5〕Michael J. Brodhead.“‘But-He is a Chinaman！‘Charlie Chan’s Literary Image” [M].Halcyon.Reno： Nevada Humanities Committee， 1984. 56.
〔6〕Earl Derr Biggers.The House Without a Key[M].New York： Grosset&Dunlap，1925.76.
〔7〕Earl Derr Biggers，The Chinese Parrot[M].New York： Grosset&Dunlap，1927.70.
〔8〕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2.
〔9〕厄尔·德尔·毕格斯.中国鹦鹉[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3.13.
〔10〕厄尔·德爾·毕格斯.陈查理探案集·帷幕之后[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348.
〔11〕施爱国.傲慢与偏见——东方主义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56.
〔12〕William F. Wu，The Yellow Peril： 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1850-1940）， Archon Books， 1982.164. 〔14〕張建琴.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以傅满洲、陈查理及《大地》为例[D].辽宁大学，2016.166.
（责任编辑 徐阳）
Abstract： Fu Manchu and Charlie Chan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image in the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century， have almost become the barometer of Sino-U.S. relation， which represen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attitude of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ideology towards China， therefore， the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is not just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fully and profoundly understanding of the American impress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but also for self-awareness and self-improvement in others' perspective by taking this as a mirror. At the same time， when we analyze the image of Chinese people， we should be courageous to transcend the western thinking tendency of binary opposition， to break the narrow nationalism and statism prejudices， to reduce conflic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nd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Keywords： Chinese Image； Fu Manchu； Charlie Cha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es
关键词：中国形象；傅满洲；陈查理；文化交流与融合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9-0141-04
一、傅满洲与陈查理形象产生的时代语境
每一个文学形象的产生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时代与社会的烙印。傅满洲与陈查理也不例外。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移民加入西部大开发建设，他们主要从事金矿开采、铁路修建以及开荒种植等工作。但随着金矿生意的黯淡以及铁路修建的完工，大批移民面临着失业的局面。为了生存，他们愿意以极低的报酬去做白人不愿意做的苦力活，而白人却认为华人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对其加以鄙视与排斥。1882年，在白人反华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政府通过了带有强烈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入境。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爆发，关于中国人残忍屠杀西方人的恐怖传闻不断传入美国，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度恐慌，加上对境内大量移民的担忧，使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人再也不是遥远的噩梦，而是近在眼前的威胁。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美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不断配合政府的旨意，从负面描写中国，丑化华人形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著名的华人恶魔形象傅满洲诞生了。傅满洲为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于1913年创作的有关“傅满洲博士”的系列小说中一个华人形象。他集东方人所有的残忍、狡猾、智慧于一身，极具毁灭性与颠覆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盛极一时的“黄祸”思想的化身。这一形象对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人心中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形象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认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的，有时候转变是惊人的，就像变色龙一样。这些变化更真实地反映了西方本身的变化，而不是中国的变化。中国形象的历史应该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者的历史[1]。同样，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和描述也会随着时代背景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一战后，美国人为了治疗由于对现代文明沮丧和绝望而形成的心灵上的创伤，他们再次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在孔孟学说中找到了仁爱、和谐的思想，中国再次点燃了西方人的希望[2]。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批涌入美国，这些外来者不甘于被剥削、被控制的社会地位，不断与白人爆发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如何有效地教化与改造这些移民让美国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除了政府制定的硬性政策以外，还需要一种正面的引导与榜样力量。这时，任劳任怨、勤劳节俭、安分守己的华人移民便成为了白人偏爱的对象，他们可以充当少数族裔的榜样，来引导和影响那些躁动不安的移民，更好地维护白人的统治。另外，二战爆发后，作为抗日战争的盟友，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战争的受害者，纷纷表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随之，陈查理形象诞生。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毕格斯塑造的一个正面的华人侦探形象，他耐心、智慧、机敏、沉着，对待白人毕恭毕敬、谦恭忍让，赢得了白人的推崇与认可。
二、妖魔化与东方化的假想敌——傅满洲
某国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大都不是客观的，而是自我对“他者”进行的想象性塑造，反映的是作者的自我欲望。自19世纪以来，作为一种文化幻想的“中国”形象在欧美人当中已根深蒂固，中国只是作为一个“他者”被注视，被制作，由此导致了生活画面的失真。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就指出：“不同时期有关东方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东方，都是西方人幻想中的东方，是西方为了确认自我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周宁在《鸦片帝国》一书中认为：“如果不确定愚昧与无知、贫穷与落后的东方，就不能展现一个自由与民主、繁荣与进步的高贵的西方。”[3]傅满洲就是西方为了确认和巩固其自身价值体系而妖魔化与东方化的假想敌。
罗默年轻时酷爱神秘的事物，因此，在其创作道路上总能利用一些神秘的知识，再加上梦境和其他超自然的手段，创作出富于想象色彩的东方故事。罗默有关傅满洲系列小说有十多部，在这些小说里，傅满洲是一位阴险、狡诈、十恶不赦的形象，他要征服世界，成为统领世界的霸主。罗默是这样描写傅满洲外貌的：“他拥有着莎士比亚的眉毛和撒旦的脸，脑袋光光的，狭长的小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他集东方人的所有残忍、狡猾和智慧于一身。”[4]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移民聪明、冷漠、狡猾、残忍，他们拥挤在肮脏不堪的唐人街进行着各种罪恶勾当，并试图颠覆世界，消灭白人。但无论傅满洲拥有着多么超凡的能力，最后总是败给他的白人对手史密斯警官，傅满洲与史密斯之间的冲突代表了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冲突，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傅满洲代表了邪恶势力，而史密斯代表了正义的力量，最终邪不压正，体现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西方中心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默在创造傅满洲这一人物形象前，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说：“我靠傅满洲成名，因为我对中国人一无所知。”他所创造的东方形象仅仅是为了满足美国人需要一个假想敌，以强化白人的优越感。但由于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较为有限，他们自然而然将这个危险、神秘与邪恶的人物与中国人形象等同起来，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定型化的形象。
二、美国化与被驯化的理想“他者”形象——陈查理
陈查理也是西方小说的典型形象，陈查理是抓捕白人罪犯的侦探，傅满洲则是白人痛恨的恶魔，这说明美国在塑造中国形象上有了明显转变，即由邪恶、否定性形象转向了善良同情性形象。毕格斯曾谈到他创作陈查理的初衷：“我认为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形象已成历史，而一个温和的、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的中国人，还从来没有过。”[5]而这一善意的想法，最终却创造出了美国大众文化中另一种典型的中国男性形象，即温良和善、身材臃肿、行动缓慢、缺乏男性气概。20世纪初期，美国的种族歧视与排外思想十分严重。无疑，毕格斯在塑造陈查理形象时必然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创作的小说中，有意无意地赋予了陈查理很多异质特征。在外貌上，陈查理是典型的东方特征。在小说《没有钥匙的房间》中，是这样描写陈查理的：“他胖胖的，却迈着女人似的轻快步伐，他那象牙般的脸像婴儿一样可爱。”[6]受種族主义思想影响，毕格斯尽量弱化陈查理身上男子汉气质，将他女性化了，目的在于塑造一个对白人没有任何威胁的华人形象。陈查理虽然是一个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并且得到了白人社会的认可，但他的形象依然体现者了“他者”的特征。语言上，更加体现了他的外来者身份。陈查理经常把孔子语录式的格言和警句挂在嘴上，如：“真理就像足球，多踢几次才能进球门”、“容易打开的坚果往往是空的”等。他还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有时丢了动词，有时用错了人称和单复数。在《中国鹦鹉》中，对于假扮成一位华人厨子，他很不乐意，并夸张地使用一种粗俗的洋泾浜英语解释说：“我一生都在学说地道纯正的英语，可现在为了装得像些，为防止别人怀疑，我却必须把话说得颠三倒四、结结巴巴，这种日子可不太好过。”[7]尽管他竭力模仿纯正的美式英语，但仍无法改变其洋泾浜式的腔调，在所有六部小说里情况都是如此，这说明他从来没有被美国主流社会完全接受过。当时盛行的白人至上理论使西方人很难接受一个有色人种男子，只有在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又能驯服地为他们服务、听凭他们的差遣时，才能有限地、有保留地接受[8]。性格上，他性情平和、温文尔雅，对白人毕恭毕敬，从来不显露任何的愤怒与不满，若有不当，他会立刻向白人赔礼道歉，态度极其谦逊。在《中国鹦鹉》中，珠宝商伊登派遣儿子鲍勃去港口接陈查理，鲍勃因为其他事耽误未接到陈查理。当伊登责问儿子时，陈查理马上说：“是我的错，我真为自己的过错感到不安。”[9]这种具有女性般服从性格的男人被认为是白人社会中的模范。所谓的模范，便是对白人社会的听命与服从。尽管陈查理满嘴的中国式的格言警句，但由于长时间生活在美国，他也逐渐美国化了。有时他也意识到这一点，而感到忧心忡忡。在《帷幕之后》中，他说道：“尽管如此，我坦白地说还是感到羞愧，我在美国大陆的这一地区逗留了很长时间，我现在染上了他们的一个最坏的毛病。我太爱管闲事。”[10]实际上，他的饮食习惯也在美国化，喝茶时要放三块糖，还要加些柠檬。白人之所以接受他，恰恰是因为他已经完全美国化了，从而证明美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让美国人有一种民族自豪感。陈查理这种谦恭的态度、温和的外表、毫无野心的性格特征逐渐被美国白人社会所接受，这也是其文化与种族的驯化之旅。 三、傅满洲与陈查理——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定型化形象
傅满洲和陈查理作为美国大众文化中关于中国人及华裔美国人的典型形象。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前者被塑造为威胁西方文明的罪恶天才，后者却是捍卫白人利益的可爱侦探。前者是图谋颠覆西方社会的罪恶的化身，后者则是对白人忠心耿耿、一心为其效劳的华人代表。前者使白人感到恐惧，后者讨白人欢心。傅满洲之所以被塑造为恶魔和黄祸的化身，是因为他是无法被白人控制的亚洲人；陈查理没有被表述为“黄祸”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有着对白种人谦恭的态度，即被驯化了的亚洲人[11]。威廉·吴在《黄祸：1850—1940年美国小说和故事中的亚裔美国人》一书中曾指出，傅满洲和陈查理这两种形象并非简单的善与恶的对立，“他们代表的这种二元对立是种族主义的、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一种对立，傅满洲体现的是黄种人的邪恶，而陈查理支持的是白种人的优越感”[12]，这就表明，这两个形象虽然表面上有如此的不同，但背后都潜藏着种族主义的歧视，“都是经过美国东方主义眼光过滤后的形象，都是美国文化建构的‘他者’形象”[12]。二者都被塑造成缺乏男性魅力的边缘化与从属化的形象。傅满洲在小说中被描写为无什么男性吸引力、也没有正常的性需求，对白人男性常有暧昧动作的男同性恋倾向。为了避免傅满洲给白人女子带来性威胁，罗默悉数剥除了他身上的男性魅力，炼长生不老丹与吸食鸦片才是他的生理需求。陈查理虽然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华裔侦探，但他身上却缺乏侦探应有的威严与气度。与探福尔摩斯这位大侦的刚毅果敢、器宇轩昂截然不同，陈查理则是表情呆板、身材臃肿、谦卑顺从、缺乏男子汉气概的人物，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形象。小说中，他经常被描写成女性化的男人，如在《中国鹦鹉》中：“他穿着西服，圆圆的脸，肤色白净”；“占卜师转身看到一个异常胖的中国人以惊人轻盈的步伐朝他走来”（《黑骆驼》）。无论是傅满洲还是陈查理，这两个定型化形象都没有真实的反映出华人的内在特质，而是根据西方的需要对人物形象进行大加改造，以维护白种男人的霸权与强势地位。当一种形象被解读成定型化的形象时，不熟悉这个民族或族群的读者或观众就会下意识地，甚至有意识地以一种虚构的形象做参照，去理解这个民族及其文化[13]。因此，对傅满洲与陈查理这两个刻板形象的各种主观的、扭曲地想象与塑造，大大贬损了华人男性的异性恋男人气质，对当今海外华人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破除这种定型化形象，提高华人男性的社会地位，恢复他们的男性魅力，需要所有华人携起手来，自觉抵制各种偏见，与白人合作，早日根除刻板化形象的影响。
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异国形象是一面镜子，照出异国形象的同时，也照见了形象塑造者一方的形象，显现了其自身的欲望、恐惧和梦想。研究美国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可以通过美国人的眼光来认识自我、思考自我、完善自我。同样，在中国这面镜子上，也投射着美国的影子，可以照见美国的理想与仇恨、希望与恐惧。中国是美国的“他者”，历史上美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在不同时期根据自身需要而虚构与创造出的“他者”形象。这种形象有时候是美好的，表明美国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重塑自我的冲动；有时候是丑陋的，表明美国想确认自我，巩固政权，对外扩张等要求。但所有的形象，都是美国文化构筑的“他者”话语，归根结底是为了确认美国“自我”的[14]。在解读与剖析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时，一方面我们要洞察中国形象中的意识形态成分，警惕美国的文化霸权，另一方面，我们要审视自我，正确对待美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塑造，克服狭隘的民族心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进行自我定位，借别人的眼光，不断完善自己。再者，我们要勇于超越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努力改变中西对抗的文化立场，加强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倡导两种文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最终促成一种平等、尊重、欣赏的和谐局面。
参考文献：
〔1〕雷蒙·道森，常绍民，明毅译.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2〕〔13〕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44，295.
〔3〕周宁.鸦片帝国[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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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
Abstract： Fu Manchu and Charlie Chan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image in the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century， have almost become the barometer of Sino-U.S. relation， which represen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attitude of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ideology towards China， therefore， the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is not just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fully and profoundly understanding of the American impress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but also for self-awareness and self-improvement in others' perspective by taking this as a mirror. At the same time， when we analyze the image of Chinese people， we should be courageous to transcend the western thinking tendency of binary opposition， to break the narrow nationalism and statism prejudices， to reduce conflic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nd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Keywords： Chinese Image； Fu Manchu； Charlie Cha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