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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国内商学院院长的成长背景,贾建民十几年美国和香港学术研究经历,对他回国以后的治学理念影响颇深。在美国和香港,他浸淫海外商学院良好的研究风气中。他在美国所经历的训练,所学到的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都用到了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培养中。他希望他的学生也能有这样的研究态度,也能做出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于是,他任院长后,雷厉风行地改革学术体制,顶住各方压力推行新制度。
于是,有人说他是不通人情的一根筋院长,也有人说他引领国内管理学博士教育发展方向。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院长呢?
做管理研究27年,历经中国管理学从无到有,在美国和香港做学术研究12年,西南交大院长8年,经历一次学术风波。
以上是贾建民学术生涯的简短浓缩。
“国内顶级管理学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只处于国外中等管理学院的水平。”50出头的贾建民是中国较早一批出国“镀金”的管理学者。当年那个怀着梦想踏上美国国土,被美国管理学研究先进程度震惊的中国小伙子,如今已经是中国管理学界知名的“铁腕院长”。在接受《管理学家》的专访时,谈到国内外学术研究差异,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贾建民如此说道。
到美国商学院接受教育的前辈中,贾建民是第一个海外归来的管理学院院长,问他在美国学到了什么,贾建民毫不犹豫的回答 “严谨治学、学术创新”。
“在美国八年才学会做研究”
1989年,贾建民来到美国。“在国内,我当时是年轻的副教授,觉得自己做得也不错。但是到了国外,我就发现自己真的不敢与别人说我是副教授。”贾建民回忆道:“经常是我提出一个研究项目,对方说,这个是50年代就已经做过了,现在已经没人感兴趣了。虽然我在国内也接受了管理学研究训练,但是出去以后才发现,与国外的研究训练难度和强度相比,我所接受的训练远远不够。当时国内外管理学术研究水平差距太大,我们不知道管理学科的全貌是什么。”
见识到美国管理学研究的先进程度后,贾建民意识到,“必须学点什么回去才好”。然后,进入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商学院(全美商学院排名前二十)读博士。“那个训练过程跟我在国内受的训练差别很大,我第一次明白什么是学术研究,什么是创新,在那几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学术创新’的追求。”
在美国,贾建民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博士论文研究。美国博士论文评价非常苛刻,博士论文不是任何一个人随便写点什么东西,评论一下别人的工作就可以,必须对人类知识进步有所贡献,才能称之为博士论文。新想法新研究是论文的命脉。
在美国八年,贾建民学会了两件事情:怎样做学问,怎样指导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任教的几年,让他进一步获得了融合中西管理文化的经历。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01年,贾建民任职西南交大经管学院院长。西南交大经管院经历了两个阶段,管理学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贾建民在出国以前亲身经历了西南交大管理学从无到有。回来以后,他要推动西南交大管理学从有到强的过程。
“我当时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只有抓质量,把学院做强,没有别的选择。当时国内的管理教育质量有许多问题,我的任务就是提高质量。”
从哪里入手抓质量?博士生教育。
规范化、方法论、学术创新,是贾建民远渡重洋取回的“真经”。在贾建民看来,国内博士生教育亟需“规范化”治理。
一个有趣的现象为我们解读博士教育的“非规范化”。我国博士生和导师的关系更类似于师徒关系,一个“师傅”带几个或几十个“徒弟”,届届如此,同一“师傅”带出来的俨然是同一“宗派”。学生读博士期间,博士论文不过关,作为“师傅”的导师都会尽力为学生争取过关。
“学术是无国界的,更不应该以导师划宗派,我希望学生通过博士学习,在学术研究上更有提高,而不是建立宗派关系。”
一个“师傅”带多个“徒弟”的坏处不仅是形成“宗派”,还有可能学不到东西。特别是当时有些“博导”自身还缺乏学术研究的水平,指导学生难免无力。
由于我国博士生招生制度限制,部分学生在报考时选择方向和进入学校后所做研究的方向不同。另外,学生的研究方向有可能不是他导师擅长的领域。
贾建民将西南交大改制为,一个主要导师和由学生确定了研究方向后所选择的两个相关副导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共同对学生学术研究负责。事实上,这样的博士培养方式在国外由来已久。
规范化也表现在博士论文程序上。开题报告以前学生要读足够的外文文章,必须达到学校规定的文章数量,对国内外某一领域有足够的了解,并且有新的、系统的想法后才可以开题。一些不合格的开题报告在答辩中被否定,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开题报告就被“杀掉”的情况出现。所以,一度引起学生的反感,不过很快学生也都接受了。
论文工作基本完成后要进行中期答辩检查,通过修改后进行校内匿名预审,最后到外审阶段,西南交大经管院送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谈到这里,贾建民自豪地为我们说起一件事,“我开会的时候,遇到武汉大学一位非常资深的教授,他对我说,凡是收到我们学校寄给他的论文,质量都很不错。其他学校的教授也都有类似的评价”。
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审、外审、答辩的规范流程的建立,在当时其中不乏反对声。反对者认为,我们学校这样做,其他学校不这样做,学生不报考我们学校,都跑到别的学校去了。许多老师建议,是否应该折中一下,给学生“放水”。在这样的曲折前进中,中途出现过几次“回潮”。
“即使有反对声,也要执行下去。”贾建民决心很大。为什么?因为这是管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生命根基和必然方向。
有时也会采取一些办法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例如,从外面请学者介绍经验,定期开思想统一会。最终大家发现,部分师生所反对的过于严厉的规则,其实是国外优秀商学院研究生教育公认的流程。在国内,西南交大管理研究生教育走在前面。
贾建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博士教育的规范化呢?他认为,“中国博士教育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向着世界管理研究生教育水平的主流目标发展。我接受过这样的教育,未来一定是这样的。并且,现在西南交大所要求的学术规范化程度,离国际化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现在国内还没有一个学校能达到国际主流商学院的研究生学术创新程度。”贾建民随之补充。
不过,国内研究生教育也并非被“全部否定”。“在MBA教育上,国内商学院还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我们真的还有很大差距,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优秀的老师培养的学生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也在慢慢地与国际接轨,不过现在还没有进入主流。”
用学术规则推动学生创新性研究的同时,也带动了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很多博士生导师,也跟学生一起做研究,由此推动了他们自身的学术进步。”
教师在规范化过程中水平的提高也显而易见,“几年前,在论文讨论会上,教师提问的水平和深度都非常一般,有时教师问完以后,学生还会报怨教师不懂。现在,教师可以迅速找到问题关键,问题提得非常专业。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引导学生朝着哪个方向思考问题。”
近两年,贾建民虽然逐渐松手博士生教育,但是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学院的教师已经习惯于在这样的机制下思考、工作。
规范化完成后,学生的论文质量为什么可能还是不达标?贾建民认为是研究方法论和学术创新不到位。
创新的基础是对国外信息的足够了解,否则只是自认为的创新性研究。贾建民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举例,“刚到国外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外面在干什么,更别说创新了。静下心,老老实实读了一两年文献后,才有资格讲话。”国外的管理研究方法论很先进,国内没有这些方法论的训练,想创新也无法可想。
使用规范性的方法论,研究的思路会更严谨,结论也会更有说服力,使用国际学术界的通用方法论,也会更容易得到认可。所以,西南交大一直强调方法论的教育。
要说严格也算不得,贾建民要求学生在论文中有两三个创新点即可,有写五六个的反倒失去了焦点。
规范化、方法论与学术创新,现在仍是许多管理学院所缺乏的。
反思
贾建民给自己制定了考核标准,“西南交大经济管理学院在国内并不属于顶级学院,所以,我看一个指标,交大的博士生毕业后,能不能在国内重点大学找到教师职业”。在此机制下培养出的毕业生得到社会的认可。以上海为例,上海交大、上海财大、东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有西南交大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
贾建民担任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评委,在近几年的评审中,每年他都能看到几位近期西南交大毕业生成功申请到项目。“我看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刚工作不久就拿到了自然基金项目,为他们感到高兴,在全国这么多高校中,我们的学生还是有竞争力的。”
每年博士毕业生中,大部分走学术路线,也有一部分,是身处领导岗位后,来西南交大进修。
领导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做学术研究,西南交大从学术角度建设管理学,对这些人是否有用?有用。
在学校养成的严谨学风会影响党风、政风。他们有一种荣誉感,“我是西南交大出来的,这个博士学位我是经过正式和严格训练,过五关斩六将论文答辩出来的,货真价实的自己读下来的”。
有的学生在西南交大读博士期间,深受贾建民高标准严要求的“荼毒”。毕业后,对贾说,那个时候我心里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不过,现在想想,您都是为我们好。
2007年,论文抄袭及相关诽谤事件发生后,贾建民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有些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让大家都受到更少的伤害。”采访时,记者问到,以后是否会对学生的要求放松一点?“如果让我放松要求的话,我自己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除非我不当院长,不负责这个工作。”
贾建民的反思不仅仅这些,八年院长,校内校外都认准他是执著的改革家。 “现在回想这些年的努力,管理学研究,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美国管理学发展到现在,也是经过上百年积淀下的。在中国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就不能做太超前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一成不变,中国政治经济体制都在改革,教育不能不改革,教育改革中,博士生教育质量是一定要提高上去的,因为博士生要进行知识创新,代表中国教育的最高层次。”
“我对自己这些年院长生涯的评价,就是我做了一件让我一辈子欣慰的事情,顶住压力将规范化、方法论、学术创新机制建立起来。现在可能还不能对我的工作做出完整准确的评价,等若干年后,看看这些学生们做出的成绩,再评述我也不迟。”
于是,有人说他是不通人情的一根筋院长,也有人说他引领国内管理学博士教育发展方向。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院长呢?
做管理研究27年,历经中国管理学从无到有,在美国和香港做学术研究12年,西南交大院长8年,经历一次学术风波。
以上是贾建民学术生涯的简短浓缩。
“国内顶级管理学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只处于国外中等管理学院的水平。”50出头的贾建民是中国较早一批出国“镀金”的管理学者。当年那个怀着梦想踏上美国国土,被美国管理学研究先进程度震惊的中国小伙子,如今已经是中国管理学界知名的“铁腕院长”。在接受《管理学家》的专访时,谈到国内外学术研究差异,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贾建民如此说道。
到美国商学院接受教育的前辈中,贾建民是第一个海外归来的管理学院院长,问他在美国学到了什么,贾建民毫不犹豫的回答 “严谨治学、学术创新”。
“在美国八年才学会做研究”
1989年,贾建民来到美国。“在国内,我当时是年轻的副教授,觉得自己做得也不错。但是到了国外,我就发现自己真的不敢与别人说我是副教授。”贾建民回忆道:“经常是我提出一个研究项目,对方说,这个是50年代就已经做过了,现在已经没人感兴趣了。虽然我在国内也接受了管理学研究训练,但是出去以后才发现,与国外的研究训练难度和强度相比,我所接受的训练远远不够。当时国内外管理学术研究水平差距太大,我们不知道管理学科的全貌是什么。”
见识到美国管理学研究的先进程度后,贾建民意识到,“必须学点什么回去才好”。然后,进入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商学院(全美商学院排名前二十)读博士。“那个训练过程跟我在国内受的训练差别很大,我第一次明白什么是学术研究,什么是创新,在那几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学术创新’的追求。”
在美国,贾建民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博士论文研究。美国博士论文评价非常苛刻,博士论文不是任何一个人随便写点什么东西,评论一下别人的工作就可以,必须对人类知识进步有所贡献,才能称之为博士论文。新想法新研究是论文的命脉。
在美国八年,贾建民学会了两件事情:怎样做学问,怎样指导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任教的几年,让他进一步获得了融合中西管理文化的经历。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01年,贾建民任职西南交大经管学院院长。西南交大经管院经历了两个阶段,管理学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贾建民在出国以前亲身经历了西南交大管理学从无到有。回来以后,他要推动西南交大管理学从有到强的过程。
“我当时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只有抓质量,把学院做强,没有别的选择。当时国内的管理教育质量有许多问题,我的任务就是提高质量。”
从哪里入手抓质量?博士生教育。
规范化、方法论、学术创新,是贾建民远渡重洋取回的“真经”。在贾建民看来,国内博士生教育亟需“规范化”治理。
一个有趣的现象为我们解读博士教育的“非规范化”。我国博士生和导师的关系更类似于师徒关系,一个“师傅”带几个或几十个“徒弟”,届届如此,同一“师傅”带出来的俨然是同一“宗派”。学生读博士期间,博士论文不过关,作为“师傅”的导师都会尽力为学生争取过关。
“学术是无国界的,更不应该以导师划宗派,我希望学生通过博士学习,在学术研究上更有提高,而不是建立宗派关系。”
一个“师傅”带多个“徒弟”的坏处不仅是形成“宗派”,还有可能学不到东西。特别是当时有些“博导”自身还缺乏学术研究的水平,指导学生难免无力。
由于我国博士生招生制度限制,部分学生在报考时选择方向和进入学校后所做研究的方向不同。另外,学生的研究方向有可能不是他导师擅长的领域。
贾建民将西南交大改制为,一个主要导师和由学生确定了研究方向后所选择的两个相关副导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共同对学生学术研究负责。事实上,这样的博士培养方式在国外由来已久。
规范化也表现在博士论文程序上。开题报告以前学生要读足够的外文文章,必须达到学校规定的文章数量,对国内外某一领域有足够的了解,并且有新的、系统的想法后才可以开题。一些不合格的开题报告在答辩中被否定,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开题报告就被“杀掉”的情况出现。所以,一度引起学生的反感,不过很快学生也都接受了。
论文工作基本完成后要进行中期答辩检查,通过修改后进行校内匿名预审,最后到外审阶段,西南交大经管院送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谈到这里,贾建民自豪地为我们说起一件事,“我开会的时候,遇到武汉大学一位非常资深的教授,他对我说,凡是收到我们学校寄给他的论文,质量都很不错。其他学校的教授也都有类似的评价”。
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审、外审、答辩的规范流程的建立,在当时其中不乏反对声。反对者认为,我们学校这样做,其他学校不这样做,学生不报考我们学校,都跑到别的学校去了。许多老师建议,是否应该折中一下,给学生“放水”。在这样的曲折前进中,中途出现过几次“回潮”。
“即使有反对声,也要执行下去。”贾建民决心很大。为什么?因为这是管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生命根基和必然方向。
有时也会采取一些办法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例如,从外面请学者介绍经验,定期开思想统一会。最终大家发现,部分师生所反对的过于严厉的规则,其实是国外优秀商学院研究生教育公认的流程。在国内,西南交大管理研究生教育走在前面。
贾建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博士教育的规范化呢?他认为,“中国博士教育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向着世界管理研究生教育水平的主流目标发展。我接受过这样的教育,未来一定是这样的。并且,现在西南交大所要求的学术规范化程度,离国际化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现在国内还没有一个学校能达到国际主流商学院的研究生学术创新程度。”贾建民随之补充。
不过,国内研究生教育也并非被“全部否定”。“在MBA教育上,国内商学院还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我们真的还有很大差距,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优秀的老师培养的学生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也在慢慢地与国际接轨,不过现在还没有进入主流。”
用学术规则推动学生创新性研究的同时,也带动了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很多博士生导师,也跟学生一起做研究,由此推动了他们自身的学术进步。”
教师在规范化过程中水平的提高也显而易见,“几年前,在论文讨论会上,教师提问的水平和深度都非常一般,有时教师问完以后,学生还会报怨教师不懂。现在,教师可以迅速找到问题关键,问题提得非常专业。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引导学生朝着哪个方向思考问题。”
近两年,贾建民虽然逐渐松手博士生教育,但是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学院的教师已经习惯于在这样的机制下思考、工作。
规范化完成后,学生的论文质量为什么可能还是不达标?贾建民认为是研究方法论和学术创新不到位。
创新的基础是对国外信息的足够了解,否则只是自认为的创新性研究。贾建民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举例,“刚到国外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外面在干什么,更别说创新了。静下心,老老实实读了一两年文献后,才有资格讲话。”国外的管理研究方法论很先进,国内没有这些方法论的训练,想创新也无法可想。
使用规范性的方法论,研究的思路会更严谨,结论也会更有说服力,使用国际学术界的通用方法论,也会更容易得到认可。所以,西南交大一直强调方法论的教育。
要说严格也算不得,贾建民要求学生在论文中有两三个创新点即可,有写五六个的反倒失去了焦点。
规范化、方法论与学术创新,现在仍是许多管理学院所缺乏的。
反思
贾建民给自己制定了考核标准,“西南交大经济管理学院在国内并不属于顶级学院,所以,我看一个指标,交大的博士生毕业后,能不能在国内重点大学找到教师职业”。在此机制下培养出的毕业生得到社会的认可。以上海为例,上海交大、上海财大、东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有西南交大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
贾建民担任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评委,在近几年的评审中,每年他都能看到几位近期西南交大毕业生成功申请到项目。“我看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刚工作不久就拿到了自然基金项目,为他们感到高兴,在全国这么多高校中,我们的学生还是有竞争力的。”
每年博士毕业生中,大部分走学术路线,也有一部分,是身处领导岗位后,来西南交大进修。
领导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做学术研究,西南交大从学术角度建设管理学,对这些人是否有用?有用。
在学校养成的严谨学风会影响党风、政风。他们有一种荣誉感,“我是西南交大出来的,这个博士学位我是经过正式和严格训练,过五关斩六将论文答辩出来的,货真价实的自己读下来的”。
有的学生在西南交大读博士期间,深受贾建民高标准严要求的“荼毒”。毕业后,对贾说,那个时候我心里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不过,现在想想,您都是为我们好。
2007年,论文抄袭及相关诽谤事件发生后,贾建民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有些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让大家都受到更少的伤害。”采访时,记者问到,以后是否会对学生的要求放松一点?“如果让我放松要求的话,我自己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除非我不当院长,不负责这个工作。”
贾建民的反思不仅仅这些,八年院长,校内校外都认准他是执著的改革家。 “现在回想这些年的努力,管理学研究,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美国管理学发展到现在,也是经过上百年积淀下的。在中国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就不能做太超前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一成不变,中国政治经济体制都在改革,教育不能不改革,教育改革中,博士生教育质量是一定要提高上去的,因为博士生要进行知识创新,代表中国教育的最高层次。”
“我对自己这些年院长生涯的评价,就是我做了一件让我一辈子欣慰的事情,顶住压力将规范化、方法论、学术创新机制建立起来。现在可能还不能对我的工作做出完整准确的评价,等若干年后,看看这些学生们做出的成绩,再评述我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