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开放的社会主义已是必然的趋势,而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尚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其中难免有诸多的理论和现实难题急待解决,本文尝试分析探讨其中的问题。
　　关键词:发展;开发;社会主义
　　
　　全球化已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趋势下人类普遍封闭的地域性存在转向开放的世界性存在。开放性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存在的应有之义。因此,发展好开放的社会主义事业,着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就是我们时代主题,这既是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得出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实事求是、面向历史、面向现实、面向未来、在实践中不断地开放自己。正因为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但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就认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这条道路,而且是在经历过巨大的曲折之后,才在痛苦的反省中,逐步地看到并坚定地认准了这条道路,但是,自从我们认定这条道路并紧紧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时候起,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道路本身不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而且由于人们对于这条道路认识上的差异、各方面条件的不同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还面临诸多问题,甚至于是很重大的问题,但,正是因为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有今天这样繁荣而盛大的局面。而这才是我们今天提倡发展开放的社会主义的充分事实依据。明确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品格,不仅对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质以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要,对于正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与理论成果,加快我国各个领域的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尤为紧迫。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确切的讲,是在对资本主义排斥的状态之下进行的,最终因为背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原则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遭受到重大挫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沉痛的反思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回归到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当中,并从思想理论上回归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原则,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面向现实、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开放的新境界。
　　从比较封闭的新中国的头30年来看,中国始终站在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的行径,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进行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后来,面对新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现了中美和解,推动了我国同日本和西欧许多国家关系的改善,开展了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工作,并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可见,任何一个社会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开放与封闭,都是与当时国际国内条件所允许的程度、所要求的程度相对而言的。就此而言,如果说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的封闭状态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封锁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那么78年以来,随着冷战思维的结束和世界科技与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发展,敞开国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互利互惠、取长补短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与壮大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回避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有今天这样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與30年来的开放政策是有极大关系的。
　　在全球化程度更加深入并将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需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更加广泛与深入的联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党一定要“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这一要求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形势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指出了基本方向。我们必须结合实际从学理上对四个“界限”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才能使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够说服别人、激励自己,才能不断增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胜的信念,才能增强我们参与全球性竞争的自信和勇气。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也应当注意汲取以往的教训,不要将我们党政治上的原则变成我们思考问题的禁区,进而成为我们学习与借鉴他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里,所创造优秀文明成果的障碍。因为,真理向前跨出半步,就会变成谬误。在这些事关党和国家与人民重大命运的原则性问题的认识与判断上,略有差错,就会在现实中产生很大很坏的影响。以至于给党的事业与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对此我们有过沉痛教训。曾经一度时期,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学说走向庸俗化的论述绝对化,认为自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以后,西方国家中产生的所有思想理论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虚伪言辞,连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一起,只能绝对地批判而没有任何可供吸收借鉴之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最初实验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封闭起来,并且奉为万古不变、不能发展的教条,由此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僵滞、执政能力退化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僵化,最终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文革十年的浩劫,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存在着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混乱现象。例如,在经济学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毫不相干地并行阐述和讲授,而不能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吸收进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新综合,融会贯通地得到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最新科学成果在内的系统经济学知识。在政治学方面,对于如何将西方政治学中一切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理论,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之中来,更是顾虑重重、差距多多。马恩对于主权在民和社会契约论本是认同的,但我们对作为西方政治学基石的主权在民论、社会契约论和公共权力制约论等,在理论阐述上却往往加以回避。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以正确的开放性思维从理论上加以合理解决,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目前,日趋激烈的全球性竞争,要求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胸怀,和更加科学的思路,在谨慎地划清四个“界限”的基础上,也能从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角度,从文明进步的意义上深入地研究“四个界限”之外它们之间的共同性,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资本主义中非腐朽的、能够代表资本主义文明的那些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以为我们认真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里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开放的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这样做与我们党划清四个“界限”的要求丝毫不矛盾。我们划清四个“界限”的目的是为了“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为了“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从根本上是为了发展与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当今世界,每个国家学习与借鉴世界上各国人民在发展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所创造的先进经验,吸取其中与自己有益的文明成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普遍性选择。所以,我们这样做,正是顺应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与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否则,我们学习与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发展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随之失去其最根本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