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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以往的李渔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对李渔的戏曲理论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戏曲理论史上划时代的杰作。而李渔的戏曲作品，却长期被定位于二流喜剧作品的地位，遭到种种轻视。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称李渔为：理论的巨人，创作的矮子。本文试图通过《风筝误》的深入分析，探讨李渔戏曲创作的艺术成就，具体体现在强调结构第一的创作原则。同时由于追求新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从而也造成其对这戏剧创作的缺陷。
[关键词]李渔；情节第一；风筝误；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48-0393-01
李渔就、常常被视为“徘优”，遭到各种轻视和排挤。受“因人废言”传统的不良影响，李渔的作品尤其是其戏曲作品《十种曲》，在学术研究中也呈现出毁誉参半的倾向。早在清代，就有人對李渔《十种曲》杰出的艺术成就褒赏有加。例如在《清朝野史大观》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十种曲》运笔灵活，科白诙谐，逸趣横生，老抠能解。”[1]（P.328）这段评论可谓在艺术上对李渔的《十种曲》推崇备致。然而，《十种曲》在深层意蕴上的俗谑又为一般的正统文人所苛责，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例如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所言：“李签翁十二种曲，举世盛传。余谓其科浑谑浪，纯乎市井，风雅之气，扫地已尽。”[2]（P.315）更有甚者，将其贬低得一无是处：“词曲至李渔，狠裹琐碎极矣。如杂种委巷小家鬼子，面目青黑，衣冠蓝缕，无足比于人数，故不复置褒贬也。”[3]（P.318）“填词首重音律，而余独先结构。”“结构第一”的提出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一次质的飞跃。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第一次跳出了音律与文辞孰为第一这个长期困扰戏曲作家的樊笼，更是因为它首次将代表了戏剧精神本质的“戏”置于了“曲”的前面，它是对中国古代戏曲由于曲化而形成戏剧精神长期失落的一次全面拨正。
在李渔戏曲作品中，李渔的“结构第一”理论集中体现为“情节第一”。结构主要就是指情节的设置与安排。《风筝误》讲述了一个因风筝而引发的故事。书生韩世勋题诗风筝上，纨绔子弟戚施放风筝，风筝线断，飘落他处，被詹府才貌双全的二小姐淑娟拾到，重新题诗后再放，由此引出一连串误会与巧合，生出了韩世勋、戚施与詹府两位小姐两桩相互对比而又相互纠葛的婚事。就《风筝误》而言，主人公韩世勋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尽管李渔反复要求编剧要“脱窠臼”，但创新毕竟艰难，《风筝误》亦不能根本摆脱才子佳人戏的老路，而李渔还是有突破的。纵然李渔塑造的韩生偏于虚伪、迂腐，但他渴望爱情的本真一面却值得肯定。为了塑造好人物，李渔运用了多种创作笔法。首先，他对人物出场做正面描述或做人物自白，这种笔法有助于受众更直接了解人物。韩生最先亮相，马上自报家门。他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醉心功名，恪守儒家道德，不敢轻易违拗；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深情款款的情种，甚至甘越封建礼教的雷池，这种思想的矛盾导致他在夜入詹府时惶恐、犹疑，同时，也让他拼命掩饰自己的真性情。其次，李渔善用反笔，表面写此，而实得其彼。第十三出《惊丑》作为全剧的高潮，笑料迭出。韩生夜闯爱娟闺房，在一团漆黑的环境下，二人的对白把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可笑的是，他不光彩的行动恰与其言语背离，充分暴露了他伪道学、假正经的人性弱点。而李渔笔下的爱娟貌丑才疏，在应对韩生的追问时，极力掩饰自己的无知，称对方作品为“拙作”，自己已经“赐和”，竟把一首《千家诗》中的作品当自己的“佳篇”，结果是欲盖弥彰。反笔强化了喜剧作品的讽刺意味，达到了批判韩生之伪，嘲弄爱娟之丑的目的。
李渔在戏曲结构方面提出要“密针线”。他认为编写剧本像缝衣服，若想做到天衣无缝，需要靠针线细密。具体到戏曲，剧中的每一个场景片断，前后都应当相互关联，甚至要做到前有照应，后有埋伏。李渔在这方面细致入微，在《风筝误》情节结构的笔法应用上显得非常突出。风筝起起伏伏，带观众进入一个又一个喜剧场景，堪称隐括《风筝误》全剧的最大伏笔。在勾连一个人的前后经历中，该剧亦多设伏笔。风筝初入柳宅，柳氏看到风筝上题写的诗，便断定这是“才子忧愤之词”。戏剧性的巧合造就了《风筝误》之奇，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渲染该剧喜剧色彩，推动剧情发展。如戚家两女偏生得有天壤之别，而风筝偏又游戏于韩生、淑娟、爱娟之间，全剧到最后，梅柳两室相互猜疑，这都是剧中风筝引起巧合不断出现的结果。而韩生在情感上走过的心路历程，从期待佳偶，到惊丑失意，再到消极反抗，最后喜从天降，皆因种种巧合而生。
李渔在戏曲结构理论上，还要求“减头绪”。头绪繁多是剧本创作的大忌，《风筝误》一剧的线索以主副两线并行，主线以风筝引出，副线以出征一事穿插于主线之间。两线均以韩生为中心人物，贯穿到底，这样方便作者集中笔墨，突出主题，避免了剧情枝叶蔓生、拖泥带水。
由于李渔过分追求媚俗，致使他的作品缺乏高贵的人格内涵和真情的光华，成了迎合观众的单纯笑料。一部成功的喜剧作品，应当具有其独特的现实功用，这个角度讲，《风筝误》以及李渔的其它剧作，无疑没有具备它应该具备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李渔.李渔全集[G].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3]李渔.闲情偶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关键词]李渔；情节第一；风筝误；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48-0393-01
李渔就、常常被视为“徘优”，遭到各种轻视和排挤。受“因人废言”传统的不良影响，李渔的作品尤其是其戏曲作品《十种曲》，在学术研究中也呈现出毁誉参半的倾向。早在清代，就有人對李渔《十种曲》杰出的艺术成就褒赏有加。例如在《清朝野史大观》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十种曲》运笔灵活，科白诙谐，逸趣横生，老抠能解。”[1]（P.328）这段评论可谓在艺术上对李渔的《十种曲》推崇备致。然而，《十种曲》在深层意蕴上的俗谑又为一般的正统文人所苛责，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例如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所言：“李签翁十二种曲，举世盛传。余谓其科浑谑浪，纯乎市井，风雅之气，扫地已尽。”[2]（P.315）更有甚者，将其贬低得一无是处：“词曲至李渔，狠裹琐碎极矣。如杂种委巷小家鬼子，面目青黑，衣冠蓝缕，无足比于人数，故不复置褒贬也。”[3]（P.318）“填词首重音律，而余独先结构。”“结构第一”的提出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一次质的飞跃。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第一次跳出了音律与文辞孰为第一这个长期困扰戏曲作家的樊笼，更是因为它首次将代表了戏剧精神本质的“戏”置于了“曲”的前面，它是对中国古代戏曲由于曲化而形成戏剧精神长期失落的一次全面拨正。
在李渔戏曲作品中，李渔的“结构第一”理论集中体现为“情节第一”。结构主要就是指情节的设置与安排。《风筝误》讲述了一个因风筝而引发的故事。书生韩世勋题诗风筝上，纨绔子弟戚施放风筝，风筝线断，飘落他处，被詹府才貌双全的二小姐淑娟拾到，重新题诗后再放，由此引出一连串误会与巧合，生出了韩世勋、戚施与詹府两位小姐两桩相互对比而又相互纠葛的婚事。就《风筝误》而言，主人公韩世勋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尽管李渔反复要求编剧要“脱窠臼”，但创新毕竟艰难，《风筝误》亦不能根本摆脱才子佳人戏的老路，而李渔还是有突破的。纵然李渔塑造的韩生偏于虚伪、迂腐，但他渴望爱情的本真一面却值得肯定。为了塑造好人物，李渔运用了多种创作笔法。首先，他对人物出场做正面描述或做人物自白，这种笔法有助于受众更直接了解人物。韩生最先亮相，马上自报家门。他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醉心功名，恪守儒家道德，不敢轻易违拗；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深情款款的情种，甚至甘越封建礼教的雷池，这种思想的矛盾导致他在夜入詹府时惶恐、犹疑，同时，也让他拼命掩饰自己的真性情。其次，李渔善用反笔，表面写此，而实得其彼。第十三出《惊丑》作为全剧的高潮，笑料迭出。韩生夜闯爱娟闺房，在一团漆黑的环境下，二人的对白把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可笑的是，他不光彩的行动恰与其言语背离，充分暴露了他伪道学、假正经的人性弱点。而李渔笔下的爱娟貌丑才疏，在应对韩生的追问时，极力掩饰自己的无知，称对方作品为“拙作”，自己已经“赐和”，竟把一首《千家诗》中的作品当自己的“佳篇”，结果是欲盖弥彰。反笔强化了喜剧作品的讽刺意味，达到了批判韩生之伪，嘲弄爱娟之丑的目的。
李渔在戏曲结构方面提出要“密针线”。他认为编写剧本像缝衣服，若想做到天衣无缝，需要靠针线细密。具体到戏曲，剧中的每一个场景片断，前后都应当相互关联，甚至要做到前有照应，后有埋伏。李渔在这方面细致入微，在《风筝误》情节结构的笔法应用上显得非常突出。风筝起起伏伏，带观众进入一个又一个喜剧场景，堪称隐括《风筝误》全剧的最大伏笔。在勾连一个人的前后经历中，该剧亦多设伏笔。风筝初入柳宅，柳氏看到风筝上题写的诗，便断定这是“才子忧愤之词”。戏剧性的巧合造就了《风筝误》之奇，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渲染该剧喜剧色彩，推动剧情发展。如戚家两女偏生得有天壤之别，而风筝偏又游戏于韩生、淑娟、爱娟之间，全剧到最后，梅柳两室相互猜疑，这都是剧中风筝引起巧合不断出现的结果。而韩生在情感上走过的心路历程，从期待佳偶，到惊丑失意，再到消极反抗，最后喜从天降，皆因种种巧合而生。
李渔在戏曲结构理论上，还要求“减头绪”。头绪繁多是剧本创作的大忌，《风筝误》一剧的线索以主副两线并行，主线以风筝引出，副线以出征一事穿插于主线之间。两线均以韩生为中心人物，贯穿到底，这样方便作者集中笔墨，突出主题，避免了剧情枝叶蔓生、拖泥带水。
由于李渔过分追求媚俗，致使他的作品缺乏高贵的人格内涵和真情的光华，成了迎合观众的单纯笑料。一部成功的喜剧作品，应当具有其独特的现实功用，这个角度讲，《风筝误》以及李渔的其它剧作，无疑没有具备它应该具备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李渔.李渔全集[G].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3]李渔.闲情偶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